台湾华人文学：台湾文化学者

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对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编者按为了促进学术研究，也为了办出刊物自己的特点，《华中学术》从本期开始将不定期地设置一个专栏，以学术对话的方式，对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和学术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下面发表的就是按照这一计划组织的第一次座谈会纪要。

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对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次座谈会的参与者对这一学术现象的形成及其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较为深入的研讨我们期望这个话题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使讨论深入下去。

研讨人(以发言为序)：孙文宪、张三夕、周晓明、韩军、周光庆、林岩、王又平时间：2010年3月22日下午地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会议室孙文宪(文艺学)：今天下午请大家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本来是在一次聚会上闲聊时偶然提及的，那就是怎么认识海外汉学。

海外汉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在平常的研究和教学中大家对此都有感受，都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讨论海外汉学学术研究的特点，看看我们可以借鉴些什么东西，能得到什么启发，于是确定下来这个讨论题目。

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不妨把话题再缩小、集中一点，先专门讨论海外华人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因为它与外国人的汉学研究还不一样，和我们更接近一些在座的各位对这个问题都有一些体会和认识，所以就把大家请来了如果今天谈得比较好，下一期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把这个话题接着谈下去。

就是这么一个主题，请大家谈谈自己的见解张三夕(文献学)：我和文宪曾经商量，希望《华中学术》的“头条”能有一些对学术前沿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后来，我们偶然谈到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话题进行讨论，有很多问题可以谈，很值得进行研究。

我在这里先引一个头，对这个话题，我思考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身份转换与视域更新”我想关注的是，研究者身份的转变与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的更新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研究者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获得是不是与研究者身份的转换直接相关?如果更具体一点讲，我想先把这个问题限定在美籍华人学者的汉学研究范围之内。

这些学者有的出生在中国大陆，有的出生在港台地区，在故乡度过了早期生活，然后到美国留学，受到西式教育，随后留在美国的大学任教，研究与教授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这样，他们就有一个身份关系问题一方面，中文是他们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用英语在英语世界进行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比如韩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中提到的刘若愚，他一方面是用英文写了很多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又用文言文写了很多旧体诗，表达自己的情感他虽然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但是也会操持着文言文进行写作。

母语在他的思想中还起着作用，而他的工作语言或公共语言又是英语这里面有很复杂的身份转化与语言转换的关系作为一个中国人，凭借对民族文化的感同身受，他来研究中国文学，跟纯粹的“洋人”以超然的“他者”立场来研究中国文学，是有区别的。

美国汉学界有“东夏西刘”之说，即在美国东海岸的哥伦比亚大学有夏志清，西海岸斯坦福大学有刘若愚在他们的研究中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跟纯粹的美国人的研究还是有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夏志清的研究与费正清的研究也肯定是有区别的。

这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作一些比较深入的思考有人批评刘若愚用英语进行写作，李欧梵替他进行辩护，觉得用英语进行写作是有必要的他们这样一种独特身份的研究者的研究，跟完全留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不一样，跟纯粹的“洋人”学者的研究也不一样，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观察的有意思的视角，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另外一点，在看待身份转换这个问题时，还应该注意到海外汉学的差异性比方说，欧洲汉学和美国汉学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的古典汉学占据世界汉学的主导地位，二战后，汉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美国的汉学和欧洲的汉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存在诸多不同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区分两个概念：“汉学”和“中国学”广义上讲，凡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我们都可以叫做汉学或中国学欧洲古典传统叫“汉学”，美国现代学术则倾向于提“中国学”。

但是，在我看来，还有一种狭义的区分，西方人研究中国学问可以叫做“汉学”，中国人在海外研究中国问题则可以叫做“中国学”至于中国人在本土研究中国固有的学问则叫做“国学”研究者的身份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一点在座各位可以批评。

由此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关注一下海外汉学界的代际关系我们看到美籍华人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这么一条线索，他们偏重于近现代文学和文化诗学研究方面，如韩军著作中提到的，有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一条线，叶嘉莹虽然主要是在北美加拿大，但是她也在美国担任客座教授。

他们偏重于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诗学，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代际之间的差异?我看到有些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之间的代际差异在美国还有一派是偏重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如杜维明上述这些人与美国的汉学界研究方向不一样，影响范围也不一样，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美籍华裔学者的汉学研究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作一些分层的研究这些美籍华裔学者的研究和写作，除了语言本身的问题，即跨语际写作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写作对象——他们为谁而写作?刘若愚谈到《中国诗学》的撰写时说，是“用英语为非谙熟汉语的读者而写”，实际上是为了不懂得汉语的英语世界的读者而写的，而不是写给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看。

刘若愚这一代可能是这样，那么现在到了王德威这一代，他们是不是只介绍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给国外的普通读者看，有没有写给专家看的?他们的写作可能主要是对英语世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的著作几乎都翻译成了中文，并且对中国的文学研究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里实际上有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循环或返回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语境下，我想我们应该作一些细分的研究和思考还有一点是，这种身份的转换对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获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刘若愚、夏志清等，如果不到美国，而是留在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他们的研究就不知会有怎样的局面。

这两位学者有两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一部是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部是刘若愚1962年出版的《中国诗学》这两本书当时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能出版的夏志清曾公开说他当时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为了“反共”。

这些学者在美国这样一种客观的学术背景以及所受的学术训练，对于他们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今天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对美籍华人的汉学研究，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细分，他们的学术背景、家族和家庭教育、早期生活和所处的学术环境都不一样。

以研究环境而言，美国汉学研究有几大重镇，如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上述代表人物都是集中在这几个学校的研究机构，如东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等对这些，我们将来可能还是可以作一些有区别性的研究，把他们之间的不同代际、不同区域、不同机构等差异因素都考虑进来。

美国的学术界常常以一个大学为中心形成一个学派，如经济学上的芝加哥学派等，因而不同学派、不同学校之问在汉学研究上肯定是有差异的注意到美籍华裔学者与纯粹美国人的汉学研究的差别性是有意义的比如，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开山鼻祖。

在美国，近现代中国史研究中有影响力的学者很多都是他的弟子他通过现代的学术组织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团体、网络或人脉，但夏志清可能就没有费正清这样的组织力、号召力，尽管他也会被认为是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军式人物。

所以作为华裔学者这样一种身份，他们即便加入了美国籍，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有一些“微妙”，因此，夏志清和费正清的汉学研究之间存在很大区别所以我想从身份转换与视域更新这一方面作一些细致的研究，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在这里就先引个头，大家可以批评，以引起充分的讨论周晓明(现当代文学)：我感觉“海外华人文学(文化)研究”这个题目有点别扭(整理者按：这是先前拟定的题目)“海外”当然不会引起歧义，“华人文学(文化)研究”，到底是探讨海外华人做学问呢，还是对海外华人文学或华裔文学本身进行研究?现在国内对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得比较多和比较深入了，如饶芃子她们的研究。

所以，我想我们探讨的题目应避免有歧义另外到底是“华人”呢，还是“华裔”?我觉得应该还是“海外华裔学者的文学文化研究”，这就不会产生任何歧义在这里，我主要想谈谈海外华裔学者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大致脉络这是参看了王德威及国内几个学者文章后的一个归纳乃至个人体会。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王德威的观点，有一部分是其他学者的观点，也有自己的一点阐发海外华裔学者的现代文学研究大致有这样一个进程：首先是孕育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从时间上来讲，海外汉学家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大致与我们的现代文学同步发生。

在日本，20年代初就有青木正儿、丸山昏迷等对鲁迅作品和新文学运动的评价和肯定此后，形成了以竹内好等为代表的三大鲁迅研究学派在苏联，20年代中期以后也出现了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并在此后形成相当的规模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2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对鲁迅等现代作家作品的介绍。

至于海外华裔学者的现代文学研究，亦有零星出现，且多以留学生和旅居海外的作家、学者为主，大多作于国外、发表于国内(如闻一多、林语堂等)一个总的看法是：在孕育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之前，海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和现代文学本身几乎是同步的；汉学和文学研究不分家，且主要集中在对作品的翻译、译介，以及对鲁迅等少数几个作家的研究方面。

与此同时，少数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作家、留学生开始以各种身份、方式介入对现代文学的研究第二个时期是学科化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受王德威观点的影响王德威主要谈了两个人，一个是夏志清，一个是捷克的普实克——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新文学。

王德威认为从这两个人开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作为一门学科出现”我的看法也基本如此，对现代文学的系统的研究，走向学科化，开始具有自觉的学科意识，主要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王德威谈到的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有一些显著特点：现代文学研究开始从传统的汉学研究中分离出来。

此前二者是搅混在一起的，有的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涉及文学，有的是把文学作为一个范例来解释其他学科的问题此外，开始出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时，海外华人，主要来自新中国成立前的大陆和港台地区，开始成为研究的重要力量。

第三个时期是扩展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外，尤其是英语世界中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研究平台、对象、话题乃至学科教育诸方面出现了迅速扩展趋势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出现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如我原来访学所在的伯克利大学东亚所中国研究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版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讯》。

二是组织召开了一些专门的学术会议，如1962年在英国就召开过一次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学的讨论会，会议论文结集出版，还产生了较大影响海外研究汉学的刊物比较多，但是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刊物则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三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其研究对象、方法、话题等出现了迅速扩展趋势。

如出现了关于作家、晚清文学、妇女文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这是一个学科已经比较成熟的重要标志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不断得以拓展四是华裔学者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后来非常活跃的这批学者大多是在七八十年代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

第四个时期是走向多元化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是，从研究队伍到研究成果，到学校的学科教育，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就研究队伍而言，最早的是国民政府时期到国外去的一些学者；六七十年代增加了一些从香港过去的学生、学者；90年代前后一些在海外大学留学并留校的大陆学者加人进来，形成了多足鼎立的态势。

这一时期海外华人、华裔学者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繁荣与这批学者的加入有很大关系在研究趋向上，首先呈现出王德威所讲的“理论转向”，新的思想理论大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其次是“文化的扩展”，从文学扩展到文化的方方面面。

文化研究热起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三个方面是“历史的重构”，对过去的文学史的重写我们大陆对文学史的重写和他们的历史重构思潮是很一致的，包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等作家问题的历史重述。

我总觉得学术研究和教育是无法分开的就教育而言，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越来越具有独立性王德威和李欧梵都说过，原来的美国的汉文学教育，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主，而不太看重现代文学；到后来，关于新文学的研究才开始受到注意。

90年代以后，其学科意识逐渐增强，我注意到在美国大学的东语系、比较文学系，乃至性别研究、妇女研究等专业或机构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已成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基础课或是选题的方向之一另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呈现出与其他科学相互交融的“跨学科”的趋势。

很多这方面的学者都能够同时在不同的学科领域穿梭，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跨学科意识这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包括汉学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张三夕：刚才晓明讲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有一个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的重心转移。

其实，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以费正清为界，费正清以前也偏重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费正清以后，他们转向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韩军(文艺学)：我关注的主要是古代文论这一块刚才张三夕老师讲到的海外文学批评家的身份问题，在海外的中国文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按照刘若愚的说法，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所以对一种语言的接受，反过来会影响到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之后，文化的巨大差异性，带来了新的突出问题，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自觉的过程。

早期的欧洲汉学比较关注的是社会史和文化史，文学研究只是其中一个附属的部分，捎带介绍一下，主要是服务于带有一定实证性的历史文化研究后来的转移得益于美国汉学研究的兴起，但它在开始时也主要是服务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包括夏志清、李欧梵、刘若愚等都受到过一些研究所的资助。

他们的一些观点很多时候和中国大陆差别很大，像现当代文学，我们一般都是讲进步、发展的现代性，而他们是讲反现代性，如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讲“浪漫一代”的反现代性，就是从相反的方向来思考的周光庆(古汉语)：

对不起，插一句话，他们所谓的“反现代性”概念大致指的是什么?韩军：大致是对当时这样一种发展、进步的潮流所做的个体性消解，如张爱玲的创作以自我内心的世界对外在世界进行一种抵制张三夕：美籍华人的现代文学研究，很明显地要解构“五四”革命文学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左翼的文学史叙述。

周晓明：现代文学有多种“性”，如既有常说的“现代性”，也有独具内涵的“非现代性”、“反现代性”，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王德威所讲的“现代性”就并不纯粹韩军：王德威讲的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是说在清末民初之际出现了一种现代性的多元可能性，但是随着社会潮流的涌动，它被压制下去了。

我关注的主要是中国文论的问题中国文论研究在西方汉学界的兴起比较晚近，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料的收集比较难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资料收集比较难，中国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比较少，大部分的论述都散落在各种笔记、札记、序、跋等这样一些材料之中，收集起来非常困难，包括从中国过去的一些学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如刘若愚对“言不尽意”这一命题的研究，有学者就认为他的有些说法是有问题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资料收集不够造成的。

二是语言问题中西方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关联差异太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关研究的复杂性目前看来，这种复杂性，可以说是在中西交流扩大之后汉学界探索中国文论研究方式的某种体现，不少学者都从自身的角度去探索，找一个研究的方式。

按照宇文所安的归纳，主要有这样几种方式：一个是刘若愚的做法，把中国文论“拆散”了，然后放到一个“框子”或框架里边去；另一个是对个体的如诗人或学者的理论从源头进行追溯，然后深入到作品之中加以讨论；还有一个是研究一些核心问题，如讨论“诗的意义如何运作”等；还有一个是宇文所安讲的“文本化”的研究，通过对具体文本的翻译和评析，从中观照中国文论的特点。

研究者的身份问题很重要母语是汉语与母语是外语的学者，其立场是不一样的，其研究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就像刚才谈到的有些学者，有的是在文化心态和学术心态上都对中国文化保持认同，有的则不尽一致，甚至存在矛盾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某些学者固然在文化心理上认同中国文化，但是在学术视野上则是认同西方的。

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夏志清，夏志清对中国小说的评价很低，他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好的小说所以，这里边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在我的著作中就研究了几个个案，但是这些个案之间也是很不一样的，这也就如张三夕老师刚才说的，我们需要细化。

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探索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并且在目前这种“国学热”的背景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研究的视野以前我们试图把文学理论“找”出来，现在试图让文学理论重新放回到文化语境当中去，按照它本来的文史哲相互关联的面目来做。

宇文所安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这一点，以前是观念性的、学科式的、分析式的，现在是尽可能地回到它的文化关联当中去，然后来进行阐释另一点是现在的比较研究已经超出了中国是怎么样，西方是怎么样，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简单模式，而是回到了具体讨论上来，在这中间，文学研究与文论研究也是相互打通的。

像宇文所安前面作诗歌研究，后来作文论研究，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还有一点，西方学术分析性、解析性的传统，也确实能够对某些问题的看待更加明晰一些，虽说中国文论并不一定适合用一些非常明晰的概念来界定，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方式能够使有些问题在中西比较中更加明确。

如讨论语言问题，有的学者就指出汉语不大适合用西方的术语、范畴来描述，如隐喻、象征、神话等，这些术语都来自西方的学术传统，都体现某种二元的思维方式，而对于汉语，则用形名关系的方式来进行描述，认为形名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

类似研究虽说带有某些简化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问题更加清晰也就是在这样一种中西交汇的情形下，海外的研究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历史性的描述，资料性的梳理比较多，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比较少。

纷繁复杂的海外中国文论研究应该说有着自己的传统，像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其实很多都被现在的汉学家继承下来了，很多说法也都是一脉相承的，有的还得到了发展，它就形成了一个传统但从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看还很不够，很多还处在探索的过程中。

大致归纳，有关的探索有这样几种方式：一种是以西方文论思潮和流派的发展脉络为线索，然后按照每一个流派研究中国文学的情况来进行梳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周发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了解每一种理论方法在研究中国文学时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另外也给中国文学研究在今天接受了西方理论的影响之下，在确立一个多维视角时有一些借鉴。

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让人感觉西方理论是主体，中国文学是客体，然后就是看西方的理论怎么样在中国文学研究这个领域来进行操作另外，具体到个别学者的话，他们的研究方式是相当丰富的，会在研究中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而超越原来单纯的一个流派或一种理论方法的界限。

第二种是国别角度欧陆传统和美国的传统不大一样，各有特色欧洲汉学最早的传统是实证性，侧重研究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美国的汉学传统应该说带有更多的理论色彩，具体则各有特色各有不同国别研究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四川大学王晓路的《英美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这本书把欧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按照国别进行了梳理，长处在于资料整理得很详细，介绍了很多以前我们不知道或关注不够的一些东西，也能体现出不同学术传统的特色，其不足之处是资料性大于研究性，真正能够从中找出问题，展开研究的成分不多，虽然著作的后半部分也列出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多局限于对海外学者研究的一种综合和评析。

第三种研究的策略是从批评家个体来研究，如王晓路主持的《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我自己的那本著作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展开的，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能够较好地把握每一个批评家研究的动态，也想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在中西文学观念的比较上所展开的思考。

但归根结底，研究的关键还是要能在其中找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能够对我们实际地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有益有利最后一种方式是以问题切入，研究具体的关键性问题，像冯若春的《他者的眼光——论北美汉学家关于“诗言志”和言意关系的研究》就属于这类，这种研究的特色是以点带面，用关键性的问题来统摄海外中国文论的观照和研究，并从中具体分析中西文论的特色，探求相关研究的成果和不足。

但这种梳理研究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每一种研究它所展开的思维方式、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等还可以更深入地关注这是国内在引介海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些情况，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吸收汉学研究中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如刚才所说的提倡一种跨学科的视野等，另外他们对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起大陆学者来反而更能够斟酌损益。

再如回到语境，回到文化关联当中，探讨契合中国古代文论形态的方法；搁置简单的中西差异比较，研究具体问题等，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另外，对当前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我有一种笼统的感觉，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论，并不仅仅是把它客体化，用不同的理论来进行分析，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种对话的资源，有时候中国文论提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具有启发性的，如宇文所安在研究中国诗学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要从中找出很多和西方不一样的东西。

他可能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有哪些特点?能够对我们西方文论有什么借鉴?所以，在研究中也应该有他自身的侧重除了以上这些，不管是我们研究中国文论，还是我们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回过头再来研究中国文论，有一些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应该予以更深入的思考，不能简单搬来现成运用，而是应该有一个开放的立场和视野。

西方的文学理论，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说法，它基本上是一种要素式的、递进式的发展形态，这一形态是和西方知识论的模式有着直接关系的而中国文论自孔孟开始，价值论更为突出一些，带有更多的认同性色彩，在言说方式上基本上是在经典阐释的模式之下，结合现实问题的回应，来展开自己的论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里边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出新问题，更应该注意章太炎所讲的经验与新知的融合，中国文论并不仅仅是一套知识系统，同时更是一套带有价值判断和生活体验特征的话语系统。

依循不同的学术传统，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可能对于差异性因素关注得更多一些，这和西方的知识生产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怀疑论就一直是西方知识生产中的一个重要促动因素，他们的理论革新很显然也受到了这一点的影响但具体到华裔学者则有所不同，像刘若愚的研究，实际上最后还是要走向综合；像钱钟书等学者希望在差异较大的中西文论中找到某些展开对话的可能性。

这两方面如果能够结合起来，我们也许能够深化一些思考围绕于此，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如研究中体验和分析的结合、美学和历史的结合等就简单说这些吧，多是一些零散的想法，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要继续深入思考周光庆：对于今天的话题，我很感兴趣。

海外华裔学者对于国学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介绍进来，并且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我们开始思考、研究问题、形成思路也是在80年代初，而且我们多多少少地还受到他们的影响现在讨论这个话题，既有益于反思、总结他们的研究，也有益于反思我们自己的研究，看看这其中有些什么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看看其中有哪些能够获得启示的地方。

所以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但是我的视野比较狭窄，了解得稍微多一点的是张光直、余英时和刘若愚这里我主要谈谈余英时的国学研究及其对我的启示和影响在看余英时的著作时，我比较注意他的出身和学术渊源现在看一个大陆学者或海外学者都要注意他有没有政治偏见。

余英时是安徽人，出身书香门第，好像没有特别的政治背景，他是钱穆的高足但是，应该说没有特别的对立情绪，在他的书里面也看不到，这就使我放心了孙文宪：那倒不一定从余英时所写的一些序、跋、信件中，包括他的一些论著和论题，还是可以看出余英时的政治观点的，他的中国文化研究并没有超越一定的政治语境，甚至还存在着一些非客观的个人感受。

不过即使有这些因素，也不能否认他的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价值周光庆：在反思余英时的国学研究的时候，我主要考虑了两个问题：第一，他对于国学研究的取向，也就是说他怎么评论我们的国学，他为什么要研究国学，他的研究之中贯穿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所谓的研究取向。

他有几段话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如“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性的合理因子，如能及时地善加诱发，未使不能推动现代化的发展”，这段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余英时进行国学研究的目的，并进一步促使我们去思考他所谓的“现代性的合理因子”是指什么。

我觉得可以归结为几点：一个是儒家对现世的批判精神，一个是明代王阳明等对个性的张扬，再一个是朱熹的理学另外，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统具有强固的传统性格，道统中却蕴含着浓厚的现代精神”，那就是说，道统之中蕴含着可取之处，不过他又说，“儒家建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要“儒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同西方文化协调、融合，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的想法是要具有一定合理性，这也是他研究国学的取向，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释，并融合西方文化的精髓，推动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余英时研究的方法，与钱穆反对用西方来解释中国相比而言，余英时认为“人类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的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呈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有些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特有的观念，在对方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这两者不可互惠”。

不过余英时是很谨慎的，他使用西方的观念来研究中国文学、文化思想主要起“缘助性的作用，而不是任何外来的理论架构”但我感觉事实上，在他的有些书中，却非完全如此，有时还起到纲领性的作用，如用“哲学的突破”来评价春秋战国时的思想，此外，如用“新教伦理”来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阶段或萌芽。

还有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的研究方法，他所说的理论根据是合理的，人类思想文化是可以比较和借鉴的此后，我对文化语言学产生兴趣并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他对“伙计”这个词的分析的影响。

他的一些研究观念和方法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觉得，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在中西文化可以相同的地方怎么样“化旧呈新”，相互借鉴和比较林岩(古代文学)：在就海外汉学研究发表意见之前，我想先做一点概念的澄清，即如何理解“国学”、“汉学”、“中国研究”这三个名词的各自内涵。

根据个人的浅见，我觉得“国学”、“汉学”、“中国研究”三者还是有区别的“国学”这个名词本是一个很狭隘的概念，是清末民初由中国学界生产出来的，带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在内严格来说，“国学”就是指传统学术分类中的经、史、子、集之学。

但是现在很多人对它的理解已经泛化，逐渐成为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代名词，这似乎脱离了原有的学术语境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之前，中国学者涉及佛藏、道藏的研究很少，我们对佛教的研究其实是受到海外学界的影响，主要接受日本的转介，而日本之所以研究佛教则主要是受到欧洲汉学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国学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很狭隘的概念。

那么，“汉学”与“国学”有什么样的区别?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不少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如法国的伯希和；同时一些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被翻译过来，解放前有个学者叫冯承钧，身体有残疾，但精通法语，就大量翻译了19世纪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

通过这些学者的著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领域跟我们国内学界有很大的差异，有很多学者关注的是我们中原文化之外的边疆区域，以及汉族与其他民族发生交流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比如说他们研究蒙古史、突厥史，或者西夏、大理等周边“四夷”的学问。

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我们的学术传统有点吻合，如讲究实证，注重对碑铭、文字的考释当然这也体现出当时欧洲汉学本身的一个东方学研究的传统，比如说他们在研究埃及、希伯来等文化时，往往是通过碑铭文字的解读来进行的，因为石刻本身具有文献性，通过碑铭文字的解读，可以窥探古代东方的历史。

欧洲汉学研究的优势在于擅长解读异族语言的文献资料，这对于他们后来利用吐蕃文、西夏文、满文进行研究大有帮助，而当时的许多中国学者，如韩儒林、姚从吾，他们到德国学习，接受德国的汉学训练，语言方面的训练占很大比重，包括陈寅恪也是如此。

欧洲汉学研究，侧重把史料和语言相结合，傅斯年后来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走的是这个路子周光庆：在鸦片战争以前，至少在清中期以前，没有什么所谓的“国学”、“汉学”，中国是中央帝国，中国的学问就是世界的学问，鸦片战争以后，西学进来了，感觉受冲击了，就开始叫“中学”了，如“中学西用”，跟西方学问相对而言。

然后，才慢慢形成了国学，所以一说起国学来，总感觉是和西学相对立，里面包含着复杂的心态和感情韩军：另外还与胡适等学者的“整理国故”有直接关系，他们主要就是用客观实证的方法来审理传统文化林岩：“国学”这一名词本身就带有民族主义的内涵。

而欧洲汉学研究涉及的领域、运用的方法就不是我们传统学者做得了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最早接触汉学的罗振玉，他就重视语言、文献等方面的收集，包括季羡林都属于欧洲汉学传统的研究19世纪的汉学研究，欧洲主要是法国和德国最兴盛，但是在二战时期，整个欧洲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尤其是德国的很多汉学家遭到迫害，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流亡到美国。

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也在反思，为什么把中国大陆给“丢掉”了，所以当时有个福特基金投入了很多资金，推动从各个方面进行中国研究，许多大学的许多学科都参与了进来，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研究就突破了传统的汉学研究范围，正如周晓明老师所说的，有个学科化的过程，于是开始使用“中国研究”这一名词。

另一个我想谈的问题是，在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华人学者中间，也是分成不同的代际的我个人认为大概分为三个阶段：(1)最早一批是解放前出国的，对于他们大家可能有一点没注意到，那就是他们早年的教育很多都是全英文教育，如北京的燕京大学，无锡、上海等地最好的高中和大学，他们所使用的教材，基本上是全英文的，所以这些人英文非常好。

他们到了国外，语言上是没有太大障碍的但是他们在国外的社会地位不是很高，这个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出，当初很多学者是以给外国汉学家充当助手的角色出去的，实际上是给他们收集资料，比如说当时有个学者叫邓嗣禹，他是费正清的助手，费正清的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就是他编的。

再说当时在美国的汉学也刚刚起步，他们需要大量的中国助手帮助他们去收集资料，而他们很多在语言方面存在些障碍，他们所利用的很多中文资料都是中国学者帮他们翻译好的(2)第二批出去的，多是台湾地区的学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有一大批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也出现一个学术转型，就是有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被引进来，比方说当时影响比较大的韦伯的理论。

这些学者受到了影响，如杜维明写作《儒家传统和东亚文明》，即是一例但这些学者有一点优势，那就是他们的国学功底比较好，有着考据的工夫，同时也具有西方的理论视野，比方说余英时对于西方理论就比较熟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喜欢作跨文明的比较，比如何炳棣、余英时、许倬云等人的书中，就有与欧洲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比较，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治学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从文学研究这方面来说，那时很多中国学者去研究中国的文学，也受了欧美19世纪对汉学传统的思考，喜欢去进行宏大的思考和理论上的概括，喜欢“求异”，比较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有什么不同比如高友工就提出“中国抒情美学”的概念，这对于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影响甚大。

(3)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大陆有很多人去国外留学但是他们之中有很多以前并不是专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而是学英语的，这些人由于本身的传统功底不是很好，因此他们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时候受西方文化理论的影响比较大，例如都市文化、性别理论、东方学等，主要侧重从中国现代文学入手进行研究。

在现在西方，现当代文学的热门有为电影研究所取代的趋势我们国内对于海外中国研究的关注，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剑桥中国史》系列尤其是《剑桥晚清史》，西方学者的解释框架与当时中国历史研究的阶级分析差别是很大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们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或兴趣可能与这个有很大关系，我们希望通过对海外汉学的引介和研究，来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氛围但我又觉得最近20年来，我们对海外汉学研究有点评价过高我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对海外汉学研究很强的错觉，但是通过对耶鲁等大学机构设置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大学里往往有一个东亚语言与文化学系，它的主要职能是教授汉语；而主要起到研究职能的却是另外一个东亚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汇集了许多学科的人，它实际上是一个协调机构，里面又分成很多小组，如日本研究小组、韩国研究小组、中国研究小组，而中国研究小组往往在人数上相对多些。

另外，海外华人学者的处境也不是很好，他们能够进入主流的人数还是比较少，而且国外大学对华人的科研要求似乎也比较苛刻现在，很多留学回来的学生好像传播的都是西方的那套话语，这使得我们自身的学术话语被挟持或被把持了，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

面对一个强势的外来学术话语，我们需要检讨一下我们研究海外汉学的目的是什么原刊：《华中学术》第二辑关注公众号，请长按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