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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瞿昙寺，北京再甭去。”民间将瞿昙寺称为“小故宫”河湟深度 / 瞿昙的光芒与敦厚 之二 瞿昙寺历史沿革

 

“去了瞿昙寺，北京再甭去。”民间将瞿昙寺称为“小故宫”

河湟深度/ 瞿昙的光芒与敦厚  之二 瞿昙寺历史沿革与壁画综述文/金 萍一 、 瞿昙寺概述（一）瞿昙寺建筑瞿昙寺，是1959年3月16日青海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的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2年2月2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处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的南山沈家峡的上游，海拔2400多米，坐落于乐都区城南21.5公里的瞿昙镇新联村马圈沟口，背依罗汉山，面临瞿昙河，北傍松花顶，南望朝山凤凰山整座建筑前低后高，山环水抱，随势而起，呈将军坐帐之势。

瞿昙寺建于明洪武至宣德年间，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加筑瞿昙寺堡[乐都县志编纂委员会《乐都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0页] 寺院就位于土筑的堡城内从寺前遗留的瓮城墙体残段和基址依稀可辨原先堡城的规模。

1960年张驭寰、杜仙洲对瞿昙寺实地考察后绘制的《瞿昙寺古城图》可知当时瓮城和外城墙仍保留较为完整，“城堡略呈方形，分内外二城外城为居民宅巷，内城为瞿昙寺和僧侣房舍城墙用黄土夯筑，城门瓮城建筑在河岸高地上，曲折通进，形势颇险固。

”[张驭寰、杜仙洲，《青海乐都瞿昙寺调查报告》，《文物》，1964年第5期，第47页，图三] 进入瞿昙寺之前必须穿过寺前的瓮城，现在瓮城已不复存在，但从基址现存的地形环境可以想见，它设计上的独具匠心及其在防卫上的重要性。

在青海当地，许多古寨堡都筑有四面合围的寨墙和城门，城墙均为土筑，高大而厚实，被称为土城土城作为防御工事，在青海黄南州热贡地区的寺院和村落中也很常见瞿昙寺占据整个城堡三分之二的面积，与居民以城墙相隔居民住处被称为“新城街”。

瞿昙城堡有上城门、下城门、新城门之分，要进寺院，还得进一道城门就是说瞿昙寺在城堡中又另建起自成一统的寺院城墙它与新城街既相连又相隔，地基高出新城街一丈有余[谢佐《青海乐都瞿昙寺考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Z1期，第21页。

] 从遗留的墙体残端和基址可看出，瞿昙寺的东南原来是围以城墙的居民区，与寺院一起构成完整的防御工事寺院的独特地位无论从地势还是从建筑的质量和规模上，都处于城中显赫的地位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瞿昙寺政教合一统治的特殊制度，而且高垒的城堡似乎又暗示着当时西宁边地并不稳定的政治格局。

[张剑波《瞿昙寺总体布局和单体形制》，参见《瞿昙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笔者2011年5月第四次考察瞿昙寺时，已见当地政府在瓮城基址之外新扩建了广场

▲瞿昙寺布局鸟瞰图（本图根据格桑本主编，青海省文化厅编著《瞿昙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2000年，图1，张君奇绘制，笔者重新标识）瞿昙寺占新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占地1.5公顷，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纵长约204米，建筑布局由前、中、后三进院落组成。

建筑样式是典型的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排列的汉地佛寺建筑群瞿昙寺中轴线并非正南正北方向，因为朝向不明确，所以研究瞿昙寺的有关文章出现了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偏西南王其亨、吴葱《瞿昙寺建筑的历史文脉》“图1 瞿昙寺总平面”图中，方向坐标显示为瞿昙寺中轴线偏西南。

谢继胜、熊文彬、罗文华、廖旸等著《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第五章  明代藏传佛教艺术对汉地艺术的影响（上），第四节青海乐都瞿昙寺（下）”中也明确认为“瞿昙寺方位是面南偏西”[谢继胜主编、谢继胜、熊文彬、罗文华、廖旸等著《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457-458页。

] 一种认为偏东南，张驭寰、杜仙洲《青海乐都瞿昙寺调查报告》中“图二 乐都明洪武瞿昙寺总图”“图三 瞿昙寺古城图”，张宝玺《瞿昙寺壁画概述》“图二 瞿昙寺檐廊壁画分布图”中，方向坐标均显示为瞿昙寺中轴线偏东南。

张君奇《话说瞿昙寺的风水》认为瞿昙寺“三进庭院的中轴线与主山罗汉山和朝山凤凰山顶峰一气贯通，它没有采用正南朝向的子午线分金，而是审度主山与朝山对应关系，采用了西北至东南朝向的壬山丙向兼亥已分金定出了中轴线” 。

[张君奇《话说瞿昙寺的风水》，《中国土族》，2005年春季号第1期] 而王进玉《青海瞿昙寺壁画实测及其有关的问题》则以中轴线为东西方向，将瞿昙寺左右回廊称为北廊和南廊笔者实地考察，并经瞿昙寺文管所原所长李素成核实，瞿昙寺中轴线即山门朝向为南偏西约45°。

本文为行文方便，将中轴线视为南北方向，两侧为东西方向

瞿昙寺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金刚殿、瞿昙殿、宝光殿、隆国殿五座殿堂，两侧建有东西御碑亭、三世殿、护法殿、小钟鼓楼、藏经殿、大黑天殿、四座配殿、四座香趣塔、大钟鼓楼、七十二间回廊回廊起于金刚殿两侧，左右侧连接小钟楼和小鼓楼，北端翘起与后院回廊连接。

回廊中间用厚墙一分为二，前廊后庑，有的部分为明廊，有的部分为暗廊；大鼓楼和大钟楼的南侧回廊为暗廊，小钟鼓楼以北各有一段斜廊，隆国殿两翼为抄手斜廊三世殿和护法殿从建筑的布局和构造上也是回廊的一部分大钟楼一层左侧一间辟为药师殿。

隆国殿地势较高，巍峨壮丽，冠于全寺瞿昙寺的西南角有一座天官殿 [天官殿，也称天王殿，现为瞿昙寺文管所办公用地]寺两旁建有活佛府邸囊谦院和僧舍 [原先的僧舍已不存，现在政府为瞿昙殿现有10位喇嘛在囊谦院前修建了十间独院僧舍]。

这些形制各异的殿堂，精巧错落，气势恢弘瞿昙寺是由中院而后院，然后再扩展到前院，逐步兴建起来的据寺庙中的僧侣说，瞿昙寺建造之初的位置位于现瞿昙寺东北的一块台地上，大约为现在瞿昙中学的位置，以后才搬迁到此处并开始整个瞿昙寺的营建，可惜这些传说已无法通过史籍印证。

[北方工业大学魏晨光2012届硕士学位论文《青海瞿昙寺山门形制研究》，第30页] 中院瞿昙殿是寺院最早的建筑，从遗存的殿内正栋上的墨书题记可知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秋竣工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应三罗喇嘛之请赐寺额为“瞿昙寺”。

现在的瞿昙殿建筑已是乾隆四十七年（1728）在原殿堂结构上改建的瞿昙殿为重檐歇山顶，宽五间，进深两架，面积300平方米，平面布局较特殊原殿建筑面阔进深比为1：1.3，稍显扁平，可能是雏形期尚不完善的特点。

从前檐整体构架和新旧两部分的交接可看出清代重修时为了扩大使用面积拆掉前檐添建了抱厦三间，左、右、后三面砌厚墙，外墙里面砌夹墙一周，构成一圈暗廊，宽仅1.1米，可能与藏密宗教活动旋行礼拜有关，是藏传佛教中常见的格局。

[参照吴葱、程静微《明初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汉式佛殿形制初探》，《甘肃科技》，第12期乾隆四十七年维修时，瞿昙殿外墙又筑起一道牢固的外壁，形成暗廊道，与同为安多地区的甘肃永登妙因寺万岁殿（宣德二年，1427），以及西藏日喀则14世纪中期重修的夏鲁寺大殿门楼上所建的重檐歇山周绕礼拜道的布敦堂相似，也与青海湟中塔尔寺康熙五十六年（1717）兴建的夏敦拉康（长寿殿）一样，都是封闭礼拜道的佛殿格局。

] 抱厦屋檐下的斗拱、花板和雀替等雕饰繁复，工艺细巧，表现了青海地方所流行的一种建筑艺术风格殿内满铺天花，明间正中设斗八藻井，井口天花红地彩绘，遍装度母像殿内原来供奉的三世佛塑像已毁，但遗存三扇佛背光雕饰繁复，玲珑剔透。

殿内东西北壁和暗廊内原来的殿墙外壁皆绘有壁画，殿外前壁绘有“净土变”壁画，与汉地密宗寺院壁画形式相近瞿昙寺殿外抱厦木构件彩画形式复杂多样，无统一规制，用色以黑、绿、蓝、白、朱五种颜色，色调冷暖兼用有的木构件还特意用赭色和白色描绘出木质纹理来，具有写实性，属当地手法，绘于清代增建时的可能性较大。

殿门外走马板也为清代彩绘瞿昙殿两侧东西配殿也采用四周围廊的形式殿之四隅，配置着形式和大小相同的佛塔“香趣塔”，共同组成了立体的“曼陀罗”佛教坛城从现存的样式看，是为晚清建成，这是藏密佛教寺院中常见的造型主题和布局方式，可能与瞿昙殿内壁绘制的疑为“曼陀罗”尊像有关联。

宝光殿位于瞿昙寺殿之后，建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居中院最后，面宽五间（20.90米），进深五架（19.25米），平面近正方形，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宝光殿建筑也为重檐歇山顶，规模大于瞿昙寺殿，左、右、后三面砌砖墙，四面围以明廊，柱间置护栏。

建成虽晚于瞿昙寺殿二十多年，但建筑形式及构造特点与瞿昙寺殿极为相似而更富变化宝光殿外檐设置大小额枋，其间采用高高的涤环板镂雕玲珑剔透的海棠池子作为装饰，风格特异宝光殿为小式大木结构，前檐明次间装五抹隔扇，裙板的雕饰手法似嫌繁缛纤弱，与当地清代建筑的门窗做法同出一范，也应是后期修配的。

殿身内檐依然保存大量彩画，画法及构图极其接近明代官式旋子彩画的形式关于彩画绘制年代，一说宝光殿彩画可能是永乐年间绘制的；[张驭寰、杜仙洲《青海乐都瞿昙寺调查报告》，《文物》，1964年第5期，第50页：“前檐的老檐檩和额枋上还保留着一些建筑彩画，画着疏朗流畅的旋子花纹，全部以石绿色为主，掬墨线，勾白粉，间以樟丹作点缀，色调鲜明雅丽，从风格看来，较钟鼓楼彩画的时期还要早一些，可能是永乐年间绘制的，值得珍视。

”] 一说对比瞿昙寺回廊壁画中建筑上的彩画早期和晚期两种风格，宝光殿彩画绘于清代或更晚[吴葱、王其亨《瞿昙寺的建筑彩画——兼谈明清彩画的几个问题》参见《瞿昙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38-39页：“《青海乐都瞿昙寺调查报告》认为宝光殿的彩画可能早于隆国殿。

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保存的完好程度来看，隆国殿和钟鼓楼外檐彩画大都脱落而仅仅能辨认出大概，而宝光殿外檐却竟然十分清晰；从图案风格上看，宝光殿的彩画也更接近于晚期的壁画上的彩画现象，这表明，宝光殿的彩画应绘于清代或更晚一些。

”]

宝光殿两旁与瞿昙寺殿一样，亦设置东西配殿，是宋元以来习用的建筑组合与宝光殿同时还建有三世殿、护法殿、大黑天殿、藏经殿、小钟鼓楼，他们无论在建筑形象、结构手法、装饰细部、彩画风格上都与宝光殿同出一辙，整体十分协调。

周围回廊起于金刚殿两侧，左右连小钟楼、小鼓楼，北端与后院回廊连接，似乎在营建中院时，已经考虑到后院的扩建宝光殿建筑的屋顶鸱吻作团龙，九眷均用复杂花草砖雕装饰，是地方吻兽和建筑装饰的作法金刚殿是中院的正门，其正脊人面宝顶造型独特罕见，与瞿昙寺殿、宝光殿宝顶一样，属地方作法，带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

瞿昙寺建筑的地方吻兽变化丰富、手法自由，与寺院地方建筑装饰匹配，也有一部分是后来维修时将破损的官式吻兽换成地方吻兽的这一组建筑的保存很精粹，基本上后代没有扰动，唯护法、三世两殿上层小钟鼓楼外檐于清代重修加固时设置了支撑与挂落。

宝光殿前与瞿昙殿相联亦于清代增加月台和两侧砖刻影壁，使院内本已狭窄拥挤的空间更显局促封闭，可能也与寺院宗教活动的变化有关[张剑波，《瞿昙寺总体布局和单体形制》，《瞿昙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瞿昙寺后院的隆国殿及两侧抄手斜廊，是继永乐扩建之后的大规模兴建工程，建筑造型与结构风格与中院迥异，采用了当时官式建筑的程式手法殿宇上檐明间悬陡匾一方，书“隆国殿”三字，下署“大明宣德二年二月初九日建立”。

另据瞿昙寺保存有一幅隆国殿内供奉大持金刚（铜铸，重达一千八百斤，今已无存）及其陈设品的透视图，为绿绢彩绘帛，已残损，残长2.5米，宽1.4米，背裱纸图样左上角墨书三行字“大明宣德二年二月初九日西宁  瞿昙寺安奉大持金刚图样”。

此物与“皇帝万万岁牌位”及“御制瞿昙寺后殿碑”碑文记载相同，均为“宣德二年（1427）二月初九日”，是瞿昙寺最后扩建工程落成之日[钱正坤《青海乐都瞿昙寺壁画研究》，《美术研究》1995年第4期，第58页。

] 也是考证隆国殿建筑年代的重要依据隆国殿殿身是重檐庑殿顶，面阔七间进深五架面积近千平方米，屹立在高2.3米的石刻须弥台座上前面开出束腰式月台一方，左右设踏跺9级，四周设置石雕栏杆大殿四周设明廊，两山和后檐设砖墙，前檐的明间和两次间装精致的四抹隔扇。

殿内铺满天花，天花下面的梁枋上遍绘彩画彩画“整体为绿色主调，黑色作辅，花心的黄色尤为显眼以黄色代替点金，可见该处的彩画级别较高，在瞿昙寺属最高等级”[ 西安美术学院王晓珍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从河湟地区传统建筑彩画看藏汉文化交融》，第43页。

]殿内遗留的玉石像座、石刻须弥山、象背云鼓等雕刻陈设品，造型工艺精美，反映了明代宣德器物在装饰工艺上的成就

隆国殿为该寺主体建筑，两翼有呈向上朝拱之势连缀抄手斜廊，[“在院落式的空间组合中，由于建筑在高台上的主体建筑一般体量较大，地势较高，两侧廊庑则地势较矮，为使两侧廊庑与主体建筑得以连缀，势必要将抄手廊做成升向主体建筑的爬山斜廊的形式。

使主体建筑得到充分地烘托映衬，显现出非同凡响的雍容大度和尊崇神圣”引自王其亨、吴葱《瞿昙寺建筑的历史文脉》] 还有造型端庄的大钟楼和大鼓楼对峙左右两侧廊庑将大钟鼓楼与隆国殿两翼相接，则明显仿自明代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之前身奉天殿，两翼抄手斜廊以及奉天殿两边的文楼和武楼（清代的体仁阁和弘义阁）的布局意象。

瞿昙寺当地民谚“去了瞿昙寺，北京再甭去”及素有“小故宫”的称号，暗指隆国殿和大钟鼓楼建筑是仿照北京紫禁城的宫殿建造的无论从建筑的大木结构、斗拱形制到隔扇细部“簇六雪花纹”、枋头“霸王拳”、垂脊截兽小跑、平座滴珠板、柱础等，均与故宫建筑一致。

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的明代奉天殿，其两侧的抄手斜廊，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建太和殿时，已被拆除代以卡子墙因此隆国殿两侧抄手斜廊能完整无损的保存至今，更显稀贵而难得它以烘云托月之势使主体建筑更加巍峨壮丽，呈显出一派皇家殿堂风范。

从历史背景分析，明王朝需要利用宗教上层作为纽带来统治藏区，而藏区宗教领袖也需要依附朝廷作为政治靠山，双方都需要皇权和神权的统一宗教建筑所代表的神权可为皇权利用，反过来也一样瞿昙寺对奉天殿的移植，正是对此的极好的图示表达 。

隆国殿在当地汉族人口中被称为“永乐殿”，传说是因为殿内原佛像是明宣宗朱瞻基命令以祖父永乐帝朱棣的面容塑造的[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 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 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68页：“宣德帝为体现其父皇之志而修建的被誉为司江林（隆国殿）的佛殿，壁画绘着修建该殿时出现的彩虹如穹窿和柱子，及似车轮辐等等各种奇景。

由于皇帝虔诚信仰之故，从天空中降下了金刚持佛像汉族人们认为是永乐皇帝的遗体” ]当地传说中隆国殿以瞿昙池净水供佛《西宁府续志》“山川”条载有一处古迹名叫瞿昙池，“瞿昙池——在瞿昙寺永乐殿内，相传西域喇嘛由海心山率徒至斯池，饮马遗其鞭。

番僧三剌建刹焉”笔者在瞿昙寺文管所人员带领下所见，隆国殿内西南角尚存一方形石砌的枯井，井口用于遮蔽的木格窗栅已破裂，碎片落入井底这就是隆国殿内当时的瞿昙池遗址曾经僧人们“取本殿泉中之水献本殿之佛”的奇观，被传为美谈。

如谢佐的《瞿昙寺》一书所述：“古代高明的建筑学家绝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地形特征，在‘瞿昙池’上建起一座雄伟壮丽的隆国殿那瞿昙池上面又盖了‘泉神堂’，堂高九尺一寸，带座四层”当地传说演绎为明惠帝（建文帝）来瞿昙寺时曾挖了一座井用以饮马，有一小喇嘛在汲水时落入井中，然后就不见了，但在寺外的瞿昙河上却漂浮着他的衣服，这表明寺内的这口水井与瞿昙寺是地下有水道相通的。

此事发生后，惠帝命人填平了这口井，并在井上修了一座很好看的塔1915年传教士许让所见时，这座塔虽然已经损毁，但仍在在供游人观赏[房建昌《青海民族史中有关瞿昙寺的几个问题——兼谈瞿昙寺》，《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 隆国殿建在全寺最高的平台上，造成了“水往低处流”的地理位置；隆国殿两侧建有很长的厢廊，厢廊从后院到中院顺斜坡而下，造成水流渠道的地势当地群众称两厢廊为“七十二间走水厅”，暗指地下有暗水道；在寺外瞿昙河边有一处饮水的清泉，相传与寺内瞿昙池的水相通。

将一池清泉囊括在一座宏大的殿宇中，而距今五百八十多年地基无损，可见瞿昙寺建筑结构具有不一般的特殊性[据刘溥、邵全才《瞿昙寺是怎样维修的》一文，“ 1997年4月，青海省文化厅文物处维修队在进行瞿昙寺前院工程勘探时，发现了掩埋地表下30—50厘米深处、铺墁于明初的甬路（主辅干道）、散水、排水道等遗迹1100平方米，说明寺院内曾设有完整的排水系统。

在发掘前院地面排水槽遗址时，出现了上下两层，下层为砖砌水槽，显然是早期的作法，上层为槽砖砌成，是后期在地面积土升高后改制的，但地面大范围的甬路、散水遗址可以基本断定是明代早期铺墁，因为其两侧排水槽也是砖砌形制的。

”此文章发布于 2009年11月13日新华网·青海频道] 在建筑中注重对水的巧妙利用，既有实用性，也有艺术性，这也是江南明代建筑的一个特点（二）瞿昙寺维修记录瞿昙殿抱厦横梁上留有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缮的墨书题记：

峕[峕，“时”的讹字] 清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吉日寺主佛僧宽卜图克图暨常住木工谢天印 [《乐都县志》第七编“人物”第四节“名艺人能工巧匠”：谢天印，字君玺，清雍正十一年（1733）（原文“康熙十一年”有误），清乾隆年间，为碾伯出名木工。

其先祖谢万钧于明洪武年间，从南京随军西来，系修建瞿昙寺军户之一天印即其第六世孙，幼年丧父，由母抚养成人天印十岁入私塾，聪敏好学，因家贫辍学，十二岁跟本乡老木匠学艺，专长古建筑，所修民舍庙宇，造型别致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由瞿昙寺寺主宽卜图克图、管家梅群且而旦、绅士傅咏等推荐，为该寺常住木工兼掌尺，曾维修瞿昙寺正殿抱厦、前山门和梅家昂里外院转楼。

清嘉庆三年（1798）因病卒于瞿昙寺] 梅文群切而旦 [梅文群切而旦即《乐都县志》中提及的管家“梅群且而旦”，此人梅姓，当属卓仓家族的藏人] 尕卜具格囊   梅额亨拉何下   尼喜巴而旦   通邑士庶仝 [ 仝，“同”的异体字。

] 诚募化补修建立谨誌，另一横梁上记有募化首事人名单据《乐都县志》记载瞿昙寺回廊壁画有过一次补绘记录：“道光十四年（1843），经上房寺主持僧介绍，孙克恭率徒弟徐润文、何济汉至瞿昙寺担任画工克恭继明宣德年间瞿昙寺壁画未竟之业，从前院金刚殿至后殿南北两廊，补画230余平方米。

”回廊“均分舍利”图中的屏风上，写有“平番縣上磘堡畫像弟子 孙克恭 徐润文 门徒何済漢 沐手敬畫”二十八年后，瞿昙寺的建筑进行了二次修缮同治十年（1871）《补修瞿昙寺募化疏引》[谢佐《瞿昙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44页。

] 中有如下记述：粤稽如我瞿昙寺，创自明初，兼有左右小寺，四面高塔与护法大殿，俱系明洪武二十六年修时敕赐大国师三罗喇嘛 [ 谢佐认为：“文中‘大国师三罗喇嘛’一词拟为不确，因瞿昙寺灌顶大国师的封号最早见于永乐十年，明成祖封三罗喇嘛的侄徒班丹藏卜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的名号。

当时三罗喇嘛虽然在世，可是年事高迈，钦赐从便修行永乐六年皇帝敕谕碑是专为三罗喇嘛立的，碑文只称‘剌麻三罗’，并没加大国师的名号”见《瞿昙寺》一书，第44页] 与焉；如宝光殿、钟鼓楼并左右小寺固系永乐六年修，时敕赐大国师班丹藏卜与焉；若隆国殿、钟鼓楼并两厢廊及前后山门，咸系宣德二年修，时敕赐大国师三丹藏卜与焉；至若碑亭之建，以及成化二年，在先朝之君，所谓经之营之若，历九年而工斯竣。

其命官相土，简材饬工，规模之高闳壮丽，殆期亘亿万年俾西域之民摅诚侥福，绵敬信而广济利之深心也计迄于今已经五百三十余载，砖瓦木石台阶垣墉之属，未免坍塌，与既久者，间亦随时为补葺弟缘先世之创口，既规模其宏伟，而后人之修补，即旧贯之是仍也。

实有难以苟完者，兹欲自大殿之台阶栏杆，以及小寺高塔并碑亭之倾圮者，胥为之重新而齐整，又不得不重赖乎募化焉普社仁人君子，慨助乐施，共勷善举，将古者先王肇兴寺宇，上以阴翊皇度，下以善俗化民之至意，得永昭于不朽焉。

则福缘善庆，岂惟本邑，其自十方之内，受无穷之福《补修瞿昙寺募化疏引》追溯了瞿昙寺各殿宇楼亭的修建年代，是一份很珍贵的历史资料据张驭寰、杜仙洲《青海乐都瞿昙寺调查报告》一文“山门从大木结构、斗拱制作手法及屋顶上的瓦兽件装饰来看，与兰州一带所见清官式建筑风格相同，应为清乾隆间重建，显非明代原构。

……从木结构的制作手法和瓦顶装饰来看，二碑亭应是清代所建”而据北方工业大学魏晨光2012届硕士学位论文《青海瞿昙寺山门形制研究》：“山门比较符合明初期的建筑特征，其建造年代应晚于瞿昙殿而早于后区的宝光殿与隆国殿。

”七十三年后，瞿昙寺又经历了再次修缮民国三十三年（1944）宝光殿匾额题记 [张驭寰、杜仙洲《青海乐都瞿昙寺调查报告》，《文物》，1964年第5期] 曰：隆国殿、宝光殿，并瞿昙殿以及左右两廊，系大明宣德二年建修，迄今已历六百余载矣，……大殿顶棚只因地震摇塌，实属不堪，今蒙我灌顶净觉宏济大国师……暨我阖邑首事人等，四方募化，佈施金资，兴工动土，重新补葺，约经二载，竟将隆国殿顶棚台阶，宝光殿砖瓦、左右两廊，并瞿昙殿前后墉垣屋阶暨四座宝塔皆成，辉煌壮丽，焕然一新，迄今工竣……共支出银元四十二万四千两，小麦二十五石。

可知，因地震为灾，寺院一度受到破坏，灌顶净觉宏济国师及阖邑人士又募化资财修补了隆国殿、宝光殿、东西廊和瞿昙殿等建筑，又于寺内复建宝塔四座从同治十年（1871）《补修瞿昙寺募化疏引》可知原寺内就有高塔1915年比利时传教士许让（Louis Schram，汉名康国泰1883——？）曾来到瞿昙寺进行调查，他在穿过金刚殿时就见到了四座美丽的镇煞佛塔，不过当时已毁损。

据说均为明惠帝（建文帝，乐都民间有建文帝来过瞿昙寺的传说）所建，夜里还在每一座塔下埋藏了大量珠宝[房建昌《青海民族史中有关瞿昙寺的几个问题——兼谈瞿昙寺》，《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可知瞿昙殿周边的四座佛塔肇建于营造瞿昙殿之时，应四方之致。

原来形制各异，历经多次修缮现如今看到的这四座塔系民国三十三年重修，并一律取藏式八塔之一“菩提塔”的外观，称为香趣塔至今院中尚有原塔之圆形石顶两个，一径1.45米、一径1.2米，中有一孔，上雕屋瓦滴水，以及院内散落的众多石刻构件，显然是塔被重修时更换所遗，可见现存塔体并非原物。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大了瞿昙寺维修保护的力度自1964年张驭寰、杜仙洲的《青海乐都瞿昙寺调查报告》公布，瞿昙寺的艺术辉煌才为世人所知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瞿昙寺位列其中1984年6月瞿昙寺西斜廊壁画由于出现大面积脱落，应青海省文化厅文物处、乐都县文化局及文物管理部门之邀，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王进玉、段修业等人对壁画保存现状进行了调查，制定了修复方案，7月份由段修业等四人对近15 平方米的壁画进行了揭取回贴处理，经回贴十年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1985年国家文物局委派专人，组织青海省外施工队进行了瞿昙寺瞿昙殿的落架（拆卸）大修此后，青海省文化厅文物处组织有关人员进一步对病害残损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从1991年起多次以书面报告和专程汇报形式上报国家文物局。

与此同时，青海省文化厅又委托天津大学建筑学系进行瞿昙寺维修总体方案设计1994年国家文物局拨专款对瞿昙寺又进行抢修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承担了其中西斜廊、护法殿、藏经殿部分壁画的搬迁回贴工作西斜廊揭取壁画为45平方米左右。

[段修业《青海省瞿昙寺西斜廊壁画的加固修复》，《敦煌研究》，2000年第1期]1995年3月30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古建筑专家组专题论证会，瞿昙寺被列为第一个项目交付会议审议，经讨论顺利通过了瞿昙寺维修方案。

1995年5月6日，瞿昙寺维修工程正式搭架开工，拉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维修工程序幕由挂牌成立的青海省古代建筑考古勘探公司施工，从5月初到10月中旬，完成了寺院西侧排水开挖工程，山门、东西御碑亭、小钟鼓楼、东西廊、东西斜廊等修缮工程及对护法殿、三世殿及小鼓楼北廊的壁画的保护、打牮拨正。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工程队承担着小钟楼北廊及西廊53平方米壁画揭取和复原1996年，瞿昙寺维修进入第二期第一阶段工程维修项目定在难度相对较小、建筑比较分散且在整个布局中处于从属地位的4座小配殿、4座香趣塔及囊谦院落（活佛宅院）的维修。

1997年，施工进入了第二期第二阶段工程，以宝光殿为主要项目进行了“不拆墙体，原位保护壁画，掏挖柱门，处理基础，打牮拨正”的施工方案1997年4月，在进行瞿昙寺前院工程勘探时，发现了掩埋地表下30—50厘米深处、铺墁于明初的甬路（主辅干道）、散水、排水道等遗迹1100平方米。

在1998年的维修项目安排上，既有以大钟楼及南北廊、西抄手廊、大鼓楼及南北廊、东抄手廊为代表的主体建筑维修，又有同瞿昙寺实为一体，但距离相对较远的下寺维修，还有同瞿昙寺长远文物保护和保存紧密相连的文物展室工程及其他零星工程。

[刘溥、 邵全才《瞿昙寺是怎样维修的》一文，发布于 2009年11月13日新华网·青海频道]

据笔者2013年6月在瞿昙寺第五次考察中，瞿昙寺文管所原所长李素成打开了金刚殿东廊门，看到了当年揭取下来的两块1 平方米左右的壁画，由墙壁大小判断可能是从护法殿或藏经殿揭取下来的据李所长说是1994年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修复壁画时，可能因为技术原因未能回贴回去而长期放置在金刚殿厢廊地上。

因壁画面朝下与承托的木板贴合，[瞿昙寺壁画揭取和修复的方法为，“壁画揭取，回贴时都需要木板承托，加固粘贴后要用木条支撑托板加压因此在揭取前，事先准备好两厘米厚，两米长的木板做托板用托板视画块的大小而确定，稍大于壁画切块，正面拼接木板，板背面上下各钉一木条。

壁板正面平铺一厘米厚的棉花，用纱布包压棉花，最上面用白纸覆盖”见王进玉、段修业、樊再轩、李树若《青海瞿昙寺大面积壁画的修复》（敦煌研究文集——石窟保护篇  下 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一文] 现已不易翻起，故不知所绘内容为何。

从以上数次大小不一的扩建与维修可看出，瞿昙寺自明代洪武年间创建以来，六百多年中未曾受过巨大破坏，经历多次修葺，迄今仍保持原来的格局和特色据史料《明实录》记载仅有的一次修缮计划为“天顺元年正月丙戌（1457年2月15日）诏曰：……一、景泰年间，有差内官、内使赍送金银等物往西宁瞿昙寺赏赐及修理宇寺院者，诏书到日，皆悉罢免。

金银等物原系在京去者，仍行照数解京其带去食茶，不分公私，现数收留彼处有司，听支销木植等料就彼收贮官用人夫工匠，尽行放免内官、内使即便回京”景泰年间皇宫委派的修缮任务因改朝换代临时取缔而未成行，直至六年后“天顺六年三月乙丑（1462年4月29日）修浚西宁卫瞿昙寺墙及沟，以瞿昙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领占藏卜等乞为防鞑贼侵犯故也”。

[《明实录藏族史料》，第577页、第610页] 历次补修都集中在清代后期，也只作了局部修缮这些维修记录也反映出瞿昙寺自清代起因政治地位不再重要而日益衰落，不再得到朝廷扶持对寺院建筑的整饬，也只能以寺院的名义由寺僧和当地社会人士通过民间募化来筹集维修费用。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寺院由于年久失修，古建筑以及壁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在国家文物局和青海省文物厅的大力支持下，在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和古建公司以及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遵循古建“修旧如旧”的修缮原则，对瞿昙寺进行了历时四年的维修和复原，使壁画转危为安，得以长期保存下来。

瞿昙寺建筑和壁画艺术又重新焕发出艺术的光辉

（上图/源自网络）二、  瞿昙寺的历史沿革（一）瞿昙寺创建的背景瞿昙寺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1984年维修时见瞿昙殿内正栋枋下墨书正楷记录了建筑功成日期“大明洪武二十四年岁在辛未季秋乙西朔越六日庚寅□□”。

[乐都县志编纂委员会《乐都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6页据寺庙中的僧侣所说，瞿昙寺建造之初的位置位于现瞿昙寺东北的一块台地上，以后才搬迁到此处并开始整个瞿昙寺的营建《乐都县志》所说的“始建与洪武二十年”可能是指瞿昙寺旧址。

]《明史》记载：初，西宁番僧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帝从所请，赐额曰瞿昙寺立西宁僧纲司 [明朝掌管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僧录司（正六品），在府则有僧纲司，州有僧正司（未入流），县有僧会司。

为了协调安多藏区，明朝在安多藏区设立了多所番僧纲司僧纲司设在瞿昙寺]，以三剌为都纲司，又立河州番、汉二僧纲司，并以番僧为之，纪以符契[《明史》卷三三〇《列传第二百十八·西域二·西番诸卫》]罕东卫，在赤斤蒙古南，嘉峪关西南，汉燉煌郡地也。

洪武二十五年，凉国公蓝玉追逃寇祁者孙至罕东地，其部众多窜徙，西宁三剌为书招之，遂相继来归[《明史》卷三三〇《列传第二百十八·西域二·罕东卫》]《明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壬寅条载：西宁番僧三剌贡马先是，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创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始来朝，因请护持及寺额。

上赐名曰“瞿昙寺”，敕曰：“自有佛以来，见佛者无不瞻仰，虽凶戾愚顽者，亦为之敬信化恶为善，佛之愿力有如是耶！今番僧三剌生居西土，踵佛之道，广结人缘，辑金帛以创佛刹，比者来朝京师朕嘉其向善慕义之诚，特赐敕护持。

诸人不许扰害，听其自在修行，违者罪之，故敕”[《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五· 三至四，第3300—3301页]瞿昙寺内现存永乐敕谕碑，立于明永乐六年（1408）五月十五日，碑文有：喇嘛三罗，蒇扬佛法，忠顺朝廷，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特赐其所居寺额曰瞿昙。

令其侄班丹藏卜、端约藏卜演如来之教法，悟大成之真诠，以慈悲导一方，以善行化众类，以嗣承其叔三罗之宗教，朕甚嘉之……西藏宗教方面的典籍也记载了瞿昙寺的历史成书于乾隆十三年（1748）的《松巴佛教史》记载：。

卓仓沟下部有瞿昙寺，创建者是曾受大明第一代皇帝洪武供养的噶玛海喇嘛（即成就师朗盖），其侄子三丹洛（罗）追，曾执掌过色拉、哲蚌寺的三洛康村[ 西藏的三大寺院，是色拉、甘丹、哲蚌这三寺院是学术机构寺叫做“拉齐”，其大殿叫做“措钦”。

每个寺院有若干个叫“扎仓”的僧院组成，“拉齐”由“扎仓”组成，“扎仓”则由“康村”组成“康村”下面一般就是个人了如果“康村”里有一批相当数目的人和同康村成员不共的特点，就可能出现叫“米村”的，再小一点的支团体。

康村是寺院的基层管理组织，一般按僧人籍贯划分“三洛”是康村的名称，色拉寺、哲蚌寺都有三洛康村]，水猴年（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年）明朝皇帝给其赐国师印，由其主持寺院明永乐帝和宣德时期，恩波三丹桑波在瞿昙寺建觉卧佛像和殊胜无比的金刚持像，其时皇帝赐给十三座寺院和七条沟为瞿昙寺的供养地。

[（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松巴佛教史》，蒲文成、才让译，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 338页]《安多政教史》则更侧重从宗教的角度对瞿昙寺的历史及修建者海喇嘛的情况作了记载海喇嘛·桑吉扎西，被称为“著名大成就者”，“遵循佛陀和喇嘛的授记来到多麦地区，曾在青海湖海心山长期修持”，“以后来到贡隆扎，修行毗那夜迦 [参照张宝玺《明初瞿昙寺藏传佛教壁画及其历史地位》，俄军主编《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毗那夜迦，即誐那钵底，此神又称象头神、象鼻天、欢喜天誐那钵底的密宗身形主要与上乐本续相关瞿昙寺的护法殿当地群众又称“黑喇嘛殿”，疑为“海喇嘛”的音误，或与海喇嘛或三罗喇嘛有关护法殿殿门门框绘有一圈白色骷髅头，门板上描绘倒挂的狮皮、人皮和虎皮，殿内佛像及壁画都带有很浓的密宗色彩，此殿的护法中确有十二臂象首毗那夜迦小像，可能体现了三罗传习的秘法特点。

]时，见到一处皇宫的兆相”而恰巧“大明开国皇帝洪武于第六胜生的土蛇年（译文有误，应为土猴年，明洪武元年，戊申，1368年）登基，不久，想请一位应供喇嘛，令星相家们占卜，禀告道：‘西陲牧区寺院的山坳里，有一位大成就者上师，若迎请前来，最为适宜’”。

于是，皇帝派人找到海喇嘛，海喇嘛神奇地骑白牛入京，见到皇帝，现诸多吉兆，并降雨灭火消灾，云云[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65-166页。

]《安多政教史》成书于清同治四年（1865），是藏族宗教学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的力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的记述，有极强的宗教色彩，可以理解这也可以让我们从宗教角度看到三罗喇嘛和瞿昙寺的地位，以及藏传佛教对瞿昙寺与明皇室关系的确认。

从以上史料可知，瞿昙寺是因三罗喇嘛为招降罕东诸部有功而为其修建的明太祖朱元璋应三罗喇嘛之请赐寺额是瞿昙寺殿建成一年半以后的事瞿昙寺殿前檐至今悬挂横匾一块，金书“敕赐  瞿昙寺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   月   日立”。

瞿昙殿是一座不施斗拱的重檐歇山三间小殿，可见当初仅仅是一个简单修行的朝拜场所，建筑的规模和形制都略显小巧和简单殿内屋架瓦椽大小不一，反映了当时草创时的经济条件《明实录》记载，瞿昙殿是当初三罗喇嘛“广结人缘，辑金帛以创佛刹”筹资兴建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藏人的三罗喇嘛主动把寺庙建成了汉式风格，表现了他对明政权的归顺，这也许是明王室后来支持重视瞿昙寺的原因瞿昙寺从创建及后来的扩建，都得到明王朝的大力扶持，先后有七位皇帝为瞿昙寺颁布谕旨、赐匾额、修佛堂、立碑记、封国师、赐印诰。

瞿昙寺从偏僻深山里的简单修行场所，逐渐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瞿昙寺成为明王朝的坚强依托，加大了对河湟流域以及柴达木地区的进一步统治瞿昙寺开创者三罗喇嘛是招降罕东诸部的宗教首领，明朝受封西宁僧纲司都纲三罗喇嘛在藏文史料中又被写作“噶玛·海喇嘛”，或称“白牛大士”。

在一些汉文方志里也称为“觉喇嘛”海喇嘛“骑白牛往来”，或尚白色噶举派穿白色僧裙和上衣，俗称“白教”说明他可能是噶玛噶举派僧侣《安多政教史》记载：“第二世一切知吉美旺波和圣曲吉尼玛圣师徒说道：‘尊者的教派可以说成萨迦派或噶举派，是修持胜乐轮瑜伽，获得了最上上悉地者’”。

海喇嘛法名桑吉扎西桑杰扎西依噶举派上师让琼多杰授记，元末从西藏山南来到多麦弘扬噶玛噶举派佛法，在青海湖海心山潜心修行，世称海喇嘛人们拜他为至圣，称他为“大成就者海心仙人”因此，“海喇嘛”桑杰扎西在青海湖地区以及沿祁连山麓一带广阔地区的罕东部落中有很高的威信。

后来桑吉扎西及其侄子（或弟？）三丹罗追率其卓窝垅部族向东南地区迁移，至碾伯南川地区桑杰扎西在现瞿昙寺附近的“官隆古洞”苦心修炼，重大事物都交由三丹罗追办理相关史料，总体是一致可信的《明史》和《明实录》是官方记载，政治性较强，而西藏的史书宗教色彩浓厚，神话的内容显然是虚构的。

有几个细节的差异，需要寻求合理的解释一是明史中的三剌喇嘛与海喇嘛是否为一人西藏史书中对海喇嘛描述比较详细，也给予很高地位，但是明史中没有海喇嘛的记载而“三剌”的称谓，到底是俗名，还是僧名，亦未详尽《松巴佛教史》中“大明洪武帝供养的噶玛·海喇嘛的官人（侄子）三丹洛（罗）追”，此处三丹罗追似与海喇嘛桑杰扎西为两个人。

《松巴佛教史》认为受明朝中央政府任用的是海喇嘛的侄子（又译官人），并明确指出他曾经是色拉寺和哲蚌寺的“三洛康村”主持康村是寺院的基层管理组织，一般以僧人籍贯划分三洛康村，也记录作桑罗康村，主要是蒙古族喇嘛，这也符合当年甘青地区与蒙古交往密切的实际。

进京贡马的如果是海喇嘛的侄子，因此被称为三洛（三剌、三罗）喇嘛，是比较合理的海喇嘛在青海湖修行多年，可能年事已高，从青海到南京遥远的行程，由其年轻的侄子完成，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安多政教史》记载海喇嘛骑白牛抵京，只是神话而已。

二是初次进京的时间明实录记为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而《松巴佛教史》记载为水猴年，经查为洪武二十五年，松巴的记载当有口传或寺院的资料为据这点时间的差异，笔者认为用几个月的漫长旅途来解释较为合理明史记载，肯定是到达京城的时间，此前，三罗喇嘛一行也许由洪武二十五年年底出发，方可于二十六年年初到达。

三是初次进京受封情况明史记载，创建者和进京贡马者并受封都纲司均为一人，即“三剌”喇嘛，而第一次受封为国师的则是其侄班丹藏卜，时间是永乐八年[《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九·一“永乐八年十月甲午，封班丹藏卜为净觉弘济国师并给诰印”另《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四·四“永乐十年（1412）正月庚戌进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

班丹藏卜是继三罗喇嘛圆寂后在当时瞿昙寺地位最尊崇、最活跃的僧侣]明成祖“永乐敕谕碑”也提及“令其侄班丹藏卜、端约藏卜演如来之教法”，这么说班丹藏卜则是三丹罗追的侄子而松巴的记载为瞿昙寺创建者是海喇嘛，受封为国师的是他的侄子三丹罗追。

在藏文《安多政教史》里，三丹罗追究竟是桑杰扎西的弟弟还是侄子，比较含糊除《松巴佛教史》外，大部分典籍均认为海喇嘛即三罗喇嘛也有说法是三丹罗追是三罗喇嘛本人的俗名，三罗或为简称，桑杰扎西则是法名据瞿昙寺藏手抄本《贡节奉敕诰代辈相传亲供底册》所称“始祖为三罗喇嘛，法名桑儿加查实”。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67页]也许三丹罗追就是三罗喇嘛《明史》中称他为“西宁番僧三剌”并进一步指出：“洪武二十五年凉国公蓝玉追逃寇祁者孙至罕东地，其部众多窜徙，西宁番僧三剌为书招之，遂相继来归。

”三丹罗追精明能干，广结人缘当桑吉扎西、三丹罗追叔侄及其部族迁至碾伯南山后，明廷便暗派使者到碾伯南山地区，积极争取环湖地区诸部桑吉扎西叔侄遂致函罕东诸部，未久罕东诸部归顺了明王朝因此洪武二十五年年底，三罗喇嘛踏上进京受封的路途。

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三罗喇嘛抵达京城后，洪武帝受请赐寺名“瞿昙寺”并“赐敕护持”，遂在乐都瞿昙寺设西宁僧纲司，三罗喇嘛被授为都纲，掌管青海宗教事务在无法有确定结论的情况下，本文从目前一般论述，以“三罗喇嘛”为瞿昙寺创始人及标准称谓。

（二）瞿昙寺与卓仓族因为瞿昙寺的重要地位，也使三罗喇嘛的族人获得殊荣，发展成为后来著名的宗喀十三族之一，并直接被称为瞿昙寺族瞿昙寺所在的湟水区域，藏人习惯称作宗喀元明时期，这里形成了十三个蕃人部落，称为宗喀十三族，分别是果米、都罗、隆奔、西纳、米娘、香将、切（乔）家、占砸、革砸、雅仁结、哇角、灵藏、弘化十三族。

汉文史籍统称为“西宁番族”或“湟中番族”其中的雅仁结族，唃厮啰治理河湟时亦称邈川族，在明代当时就称为瞿昙寺族，后来演变为卓仓族卓仓族的称谓始于海喇嘛桑杰扎西之后“卓仓”这一名称是由海喇嘛桑杰扎西的原籍旧称而来。

《安多政教史》中也记载“因为他是卓窝垅玛域地方的人，故称为卓仓 [“仓”在藏语中有“人家、种姓或者动物窝”等意思]”卓窝垅玛域即今西藏山南洛扎县普曲地方该家族因来自卓垅，故称“卓仓”，又因三罗喇嘛与噶举派祖师玛尔巴同族，故其家族也被称谓为“玛尔仓”，意为“玛尔家族”，当地音变为“梅氏家族”。

[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关于“卓仓族”的形成，《安多政教史》等书的相关记载能看出一些端倪如：桑杰扎西从卫藏带来的族人中，除三丹罗追外，仅其侄子就有七人之多尚有两人削发为僧，一个名叫班丹藏卜，另一个叫索南坚赞。

另外四个侄子，一个依汉姓改称为“麦”姓，后演变为“梅氏”；一个称之为“酥氏”，系藏文“玛尔”的对音，意为酥油，后演变为“苏”“洪”等姓氏；另外两个依白象大师“郎格哇”的“郎”和“格”，分别称为“郎仓”（汉文为“象氏或相氏”）和“格仓”（汉文为“白氏”）。

据卓仓籍学者杭秀东珠考证，当时，桑杰扎西和三丹罗追叔侄的随从人员众多，数字极有能在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左右[拉格《简论安多地区卓仓地名的由来》，《西藏研究》，2009年第4期]卓仓从最初的家族名称演变为一个族群及其区域的名称，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的。

“卓仓”一词在安多口语中称“角仓”，也就是乐都南山地区的藏语名字在过去藏语概念中的角仓，是指明王朝封给瞿昙寺的七条山沟而言，被称为“角仓七条沟”[ 明清时期，瞿昙寺管辖瞿昙寺沟、峰堆沟、马哈拉沟（城台沟）、高店沟（下营沟）、观音堂沟（巴藏沟）、双塔沟、虎狼沟等七条沟，当地称为“海子”，见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另见，拉有清编著《乐都历史纵横谈》，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 “卓仓”这一地名形成与河湟汉族地名文化的影响也有关系明初，大量江淮人迁入河湟地区，同姓宗族聚族而居汉族移民这种重家族和血缘关系的地名文化，也影响了卓仓藏族。

因“卓”藏语意为“麦子”，“麦”“梅”在青海方言中发音相同，为了符合汉族习惯，便写为“梅”，称为“卓仓家”或者“梅家”三罗喇嘛的家族成员定居于瞿昙寺一带，世代为当地土官班丹藏卜、端约藏卜、索南坚参等因自幼赴西藏习经，后进京被明王朝大加赐封，都与梅氏家族的特殊地位有关。

三罗喇嘛的族侄承袭了卓仓昂索之职，逐步替代了原亚仁杰或邈川族部落头人的地位七条沟因为是瞿昙寺法定的香火庄，管理这一地区的政权称为“卓仓囊琐”或“梅家衙门”从三罗喇嘛和三丹罗追到班丹藏卜、索南坚赞、三丹藏卜、官木却藏卜、喃葛藏卜、工葛领占、工葛星吉，直到清代的工葛丹净和札失欢着儿，以及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瞿昙寺管家梅香曲，都是梅氏家族的传人，且世代承袭一定的僧俗职务。

这个家族在明王朝的扶植下，在瞿昙寺地区确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地位[ 谢佐《瞿昙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7页]卓仓藏人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习俗，延续和固化了卓仓藏族的卫藏特色，从而使卓仓藏族从宗喀十三族中脱离出来。

由于瞿昙寺处于汉藏及蒙古文化交融的地区，例如当地的婚姻制度及仪式，就融合了汉藏和蒙古族的习俗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瞿昙寺，才形成了后来独具特色的卓仓藏人及其地域文化瞿昙寺的影响力，对所在地区的藏族部落具有很强的整合作用。

（三）瞿昙寺所属教派发展和演变西藏长期分散割据的形势，导致不同地区自立政权间的不断斗争，也促进了地区间的竞争和多方面开发10世纪以后，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兴起，特别是河谷地带，社会财富有相当的积累。

在这些经济区域，佛教势力与地方领主结合为一，形成了许多各自为政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滋生佛教宗派的主要原因佛教由于同西藏土著宗教——苯教进行长期的斗争和融合，最终将苯教纳入到自身的体系中，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藏传佛教。

自11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后弘时期佛教的重新兴起，藏传佛教内部依据师承关系、修持密法的区别以及所依附的封建割据势力的不同，依次形成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郭扎派、夏鲁派等众多派别。

元末明初，噶举派兴起，为了与萨迦派一争高下，噶举派高僧们四出弘法由于河湟一带的噶举派影响不大，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噶举派弘法的首选之地瞿昙寺开创者三罗喇嘛可能为噶玛噶举僧侣瞿昙寺，藏语称“卓仓拉康果丹代”，亦称“卓仓多杰羌”，意为“乐都持金刚佛寺”，附近群众称“拉康昂”，意为“佛堂内”。

在当地的传说中，修建瞿昙寺隆国殿时空中有神佛现影，藏族群众说那神佛是持金刚佛持金刚佛是噶举派最为信奉的本尊之一；并且隆国殿于宣德二年二月初九建成之时隆重地安奉大持金刚像；瞿昙殿里有萨迦派上师和噶举派上师的组合画像，瞿昙殿右侧的配殿里供养着萨迦大灵塔，壁绘哲邦规格佛塔的佛殿、宁玛派的本尊；宝光殿内壁画中只有噶举派黑帽、红帽上师像。

回廊的明代壁画中有披白袍的噶举派上师小像，这些信息说明瞿昙寺从洪武建寺初期的噶举派与萨迦教派等尊神共奉一寺，发展成为永乐和宣德时期噶玛噶举教派重要的专属寺院噶举派，是一个注重口传的教派“噶”，在此特指师长的言教；“举”，意为传承。

两字合译作“口传”此派尤重胜乐金刚法门密修，强调师徒口耳相传，以此故名又因远祖玛尔巴、米拉日巴等人修法时穿白色僧衣、僧裙，故又称“白教”噶举派形成于11世纪中叶支系众多，教法复杂，是其特点之一它原有两个传承：一是香巴噶举，一是达波噶举。

它们的密法均来自印度，前者到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即已泯灭无闻，后者一直传流下来通常所说的噶举派就是指达波噶举而言此系的创始人达波拉杰，本名索南仁钦，其教法源于玛尔巴和米拉日巴噶举派繁衍出四派，即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戎噶举、帕竹噶举。

其中帕竹噶举一派又分出八个支派，总称为“四大八小”噶玛噶举在藏传佛教各派中率先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先后建立过若干活佛转世系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黑帽系和红帽系[ 红帽系是噶玛噶举派的另一个活佛转世系统这一转世系统一共有十世，大都热衷于政治权势。

红帽系第十世却朱嘉措因勾结廓尔喀人入侵骚扰后藏，红帽系被清廷下令禁止转世，此派遂停嗣] 噶玛拔希（1204—1283）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中噶玛噶举派第二世活佛，是噶玛噶举派著名上师噶玛拔希在历史上的影响并非完全因为他是一派祖师，而与他在元初政治上的影响密切相关。

公元1256年，噶玛拔希接到元宪宗蒙哥召他会晤的诏书，他欣然随使臣到达和林，受到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宠信蒙哥赐给他金印、白银，还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这就是噶玛噶举派得名黑帽派的来源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1358年应元顺帝之召动身赴京，路经青海宗喀时，为刚满3岁的宗喀巴受五戒。

元灭之后，明太祖派人召请藏族僧俗领袖进京，乳必多吉也在被请之内，1374年，他开始去南京朝觐乳必多吉之后的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与帕竹政权关系密切，于永乐四年（1406）受明成祖之诏进京，次年春在南京灵谷寺建普度大斋，为太祖皇帝和孝慈高皇后荐福，被封为大宝法王。

[此次普度大斋的盛况和祥云毫光的祥瑞景象被详细反映在当时绘制的一幅长卷画中这幅长卷就是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赠与大宝法王得银协巴的丝唐《明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长卷》，这幅唐卡的汉地绘画风格为噶玛派喇嘛南喀扎西所学，从而开创了噶玛噶智画派。

此画原藏楚布寺，1959年进行文物普查时，移存于罗布林卡，现在展览于西藏自治区博物馆] 此后，历辈噶玛巴黑帽系活佛都被明朝封为“大宝法王”，地位高于大乘和大慈两法王，成为当时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中的最高封号。

“大宝法王”曾是元朝封赠给萨迦派喇嘛的尊贵称号明成祖以此称号来封得银协巴，表明了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在当时藏传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是超过了萨迦和帕竹的瞿昙寺在清代的地位开始下降，到中叶后彻底衰落1642年，卫拉特蒙古固始汗迎请五世达赖喇嘛到日喀则，把西藏地方的全部政权以及从第悉藏巴的宫殿谿卡桑珠孜（日喀则藏名）得到的财富都献给了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

原来一直与格鲁派斗争的黑帽系十世不得不接受格鲁派的领导，格鲁派还在噶玛噶举派的主寺楚布寺中派驻一名僧官，以示监督在宗教地位上，五世达赖喇嘛正式取代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十世曲英多吉，成了藏传佛教地位最高的宗教领袖。

在这样的背景下，瞿昙寺改宗为格鲁派寺院，产生了三个转世活佛系统，即：智合仓、卓仓曼巴仓、卓仓居巴仓，其活动中心转向塔尔寺智合仓以该寺开创者三罗喇嘛为第一世，成为该寺寺主实际智合仓的转世系统始自于清康熙年间出生于梅氏家族的班觉丹增，受封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

二世罗桑丹具尼玛、三世噶丹增嘉措、四世罗桑噶桑嘉措曾先后担任塔尔寺第三十六任、五十六任、七十六任法台卓仓曼巴仓、卓仓居巴仓系统的罗桑贡却尼玛和噶扎西嘉措，曾任塔尔寺曼巴扎仓第十五任堪布和塔尔寺居巴仓第三十九任堪布及五十任法台（赤巴）。

[格鲁派大型寺院中的僧职主要有“赤巴”“措钦夏奥”“措钦翁则”“措钦吉瓦”“堪布”“格贵”“翁则”“郭聂”等赤巴，即“法台”或“总法台”，其宝座设在各大寺院的大经堂内大经堂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的最高权力机构，重大宗教活动就在大经堂举行。

“赤巴”，就是掌管全寺一切宗教活动或事务的负责人，在全寺主要扎仓（学院）堪布中推荐具有渊博佛学知识、德高望重的高僧来担任堪布，又名师傅、大师、亲教师等担任这一僧职的高僧是藏传佛教各个寺院或大型寺院中各个扎仓（学院）的权威主持人，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

由于担任堪布这一僧职应具备渊博的佛学知识，因而必须是寺院或扎仓中最有学问的德高望重的高僧，故在藏传佛教寺院中担任堪布这一僧职的僧人大都是获得格西学位的高僧大德]历史上瞿昙寺曾领属十三寺，在西宁一带居于较高的地位。

但十三寺的全部情况缺乏详细记载据《安多政教史》记载，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瞿昙寺有属寺十座，即称作“卓仓贡扎什伦布”的药草台寺，瞿昙寺背侧的宗塔静房、杰拉静房，瞿昙寺正面的辛钦静房，瞿昙寺东面约900米处的尕楞桑珠林寺，瞿昙寺上部沟脑的多杰扎玛静房、交头洞静房、角加静房，位于今中坝乡的普拉央宗寺。

以上佛寺，除药草台寺和普拉央宗寺外，其余规模都不大，新中国成立前夕多已消亡药草台寺为瞿昙寺下院，是瞿昙寺僧人的主要学经处，普拉央宗寺则为主要静修地[ 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0-55页。

] 在格鲁派兴起后，瞿昙寺日渐衰落，原有的地位则让位于后来兴起的塔尔寺瞿昙寺香火在鼎盛了近400年后，遭遇了一次重创清雍正元年，因青海首领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的株连，寺主阿旺宗哲在兰州被囚禁七年清朝取消佛差，命“粮入大仓民归县”，将瞿昙寺所管理的信民和田园土地全归县府。

从此王朝停止了对瞿昙寺的赏赐，中断了七条沟农民所缴纳的粮草赋税，该寺经济上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瞿昙寺渐渐失去了原来光彩，逐步走向衰落瞿昙寺僧人到明末时达500余人，到清末减至300余人1949年前寺僧仅剩60余人。

1958年后，瞿昙寺成为青海省被保留的11座藏传寺院之一，“文革”期间关闭，1980年重新开放近年来仅有十余名僧人驻寺

三、瞿昙寺的历史文化地位（一） 瞿昙寺所在地的历史沿革和特殊的地理位置瞿昙寺是目前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组明代建筑群，其总体结构布局、建筑风格均与皇家建筑类似，以宏伟建筑、珍贵文物、精美壁画而著称于世，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小故宫”。

本文主旨是研究瞿昙寺壁画，而壁画这样一种特殊的绘画形态与建筑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笔者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座规格如此之高的寺院建筑，它的意义何在？前面已经提到瞿昙寺的创建源于明初罕东地区的归顺，这当然是值得皇帝褒奖的一件事。

但是，明初归顺的小部落很多，为什么单单罕东归顺受到如此重视呢？所以，只是这一段史实尚不足以解释瞿昙寺的规格那么，究其原因必须从明代乐都和罕东所处的河湟地区的特殊历史地位说起1、乐都的历史地位瞿昙寺所在的乐都县（今海东市乐都区）地处青海省东北部，在西宁市以东，湟水北岸，古称“湟中”。

这里拉脊山和达坂山南北环绕，三峡拱卫，湟水中通汉、藏、回、蒙古等民族世代居住在这里，共同建设着这片热土各民族间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吸收和融合，逐步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形态现乐都东北与甘肃省永登县、天祝藏族自治区接壤，东南与民和县相邻，南连化隆县，西接平安县，西北与互助土族自治县毗邻。

虽位于西北，但从地球经纬度测算，恰在中国版图的中心地带，所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青藏高原西高东低，乐都在这阶梯地形的末端，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接壤地带这里地势较低，县城海拔为1900米湟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润泽两岸大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成为屯垦之地、米粮之乡。

湟水是黄河的一条主要支流，乐都处于湟水中游，最适合人类生活发展夏商前后，部分羌人逐渐定居湟水流域，开始原始农耕定居在乐都柳湾等地的柳湾先民，创造了距今4000多年历史的柳湾文明柳湾墓地出土的的彩陶，为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半山、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四种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存。

辉煌的柳湾彩陶和瞿昙寺艺术，使古老的乐都在青海乃至中国历史的画卷上成为一个闪光点，也是对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地方在历史上，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乐都成为了军事重镇，也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

从湟水流域东通内地，或由内地经湟水流域到西藏、新疆，乐都是东西交流的必经之路同时，许多重大军事行动或途经乐都，或集结于此，甚至这里就是军事行动的策源地在秦汉以前，乐都属“羌戎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进驻湟水流域，征讨河湟羌人，乐都地区归入汉朝版图。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奉命平先零羌杨玉得胜后，停战驻兵屯田于河湟，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治理边陲，成绩显著公元前60年，在今乐都老鸦城设立破羌县，是青海最早的县城之一东汉末年，在今西宁设西平郡，乐都属西平。

魏晋南北朝时，后凉在乐都设乐都郡东晋隆安三年（399），鲜卑族建立南凉国，定国都乐都此时，吐谷浑迁入青海，并建立了吐谷浑国吐谷浑统治青海350多年，期间吐谷浑人开辟了“丝绸之路”经过乐都的河湟道东道是明代以前的“丝绸之路”的主道，成为联系中原与西域、漠北、西藏，乃至印度的交通要道。

北魏孝昌二年（526）改乐都郡为鄯州，移西都县于乐都隋文帝开皇初废郡，十八年（598）改西都县为湟水县大业五年（609）五月，隋炀帝率大军征伐吐谷浑，在乐都陈兵讲武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根据山河形势划全国为十个道，其中陇右道即以鄯州（今乐都）为中心，管辖今青海、甘肃、新疆的部分地区。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在乐都设陇右节度使，统辖临洮等18个军，屯鄯、廓、洮、河四州境唐肃宗宝应初陷于吐蕃吐蕃进军青海后，河湟是其屯兵和建设的重点地区，乐都成为吐蕃王朝在青海东部的重镇“唐蕃古道”途径乐都延续210年。

在隋唐时期，乐都地区曾是中央王朝在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之一，谓之“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宋代乐都地区称为邈川城，是吐蕃、唃厮啰地方政权的活动重地北宋占领湟水流域后在乐都地区置湟州，后改为乐州元时，乐都属西宁州。

明代在乐都先后设碾伯卫、西宁卫碾伯右千户所[ 拉有清《乐都历史纵横谈》，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明史  地理志》曰：碾伯守御千户所：本碾北地洪武十一年三月，置庄浪分卫，七月改置碾北卫，后废，而徙西宁卫右千户所于此。

成化中更名西北距行都司千二百三十里[ 《明史》 卷四十二《 志第十八·地理三· 碾伯守卫千户所》]明洪武五年（1372）在乐都立碾伯卫，洪武十九年（1386）移卫于西宁后废，置碾伯右千户所[ 见《康熙碾伯所志  沿革》。

] 清雍正三年（1725）废所，置碾伯县，属西宁府民国18年（1929）青海建省，改碾伯县为乐都县2013年2月，国务院批准海东设市，乐都撤县为海东市乐都区，并为市政府所在地在历史上，乐都无论置州府或郡县，还是设都建国，易名不断，达十数次之多。

历代君王都看准这块风水宝地，力争这个战略要地，扩充势力，以图霸业自古以来，乐都一直都是青海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要道，素有“文化县”之称，在青海属文化最发达的县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乐都南山名僧三罗喇嘛修建瞿昙寺，成为明清两代王朝与藏族地区联系的重要纽带，客观上起到了巩固边防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

2、瞿昙寺与西宁卫从更大的区域来看，瞿昙寺地处西宁卫西宁一带是多民族杂居地区，从藏区的划分来说，曾称为“朵思麻”公元七世纪30年代，藏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各部，建立吐蕃王朝，势力屡次涉足青海八世纪后期，藏王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势力日盛，逐步东进，一度控制青海全境。

吐蕃王朝后来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被称为“多康”（mdo-khams），“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为区域，故“多康”意为吐蕃王朝向外发展的通道和基地，同时亦有外围地区之意。

随着吐蕃王朝向东北方向的武力扩张，“多康”的范围逐步扩大，后来又把黄河上游到河湟谷地的地区称为“朵思麻”（mdo-smad），即“多康”地区的下部，又因这一地区包含阿尼玛卿山（A-myes-rma-chen）和朵拉仁沃山（mdo-la-ring-bo小积石山），故又称“安多”（A-mdo）地区。

“多康”的其余部分仍沿用“多康”的名称，即后来所说的“康区”（khams）《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有吐蕃王朝派遣大臣主持这三大片地域的军政首领分别举行盟会的记载这样，由于吐蕃王朝的行政区划，到吐蕃王朝的后期，乃至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青藏高原延续近400年的分裂时期中，青藏高原的居民习惯上把青藏高原分为“卫藏四茹dbus-gtsang-ru-bzhi”“多康mdo-khams”“朵思麻mdo-smad”等三大部分。

[陈庆英《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简说》，《中国西藏》，2000年第06期]元代，甘青地区成为藏传佛教从西藏地区向蒙古地区传播的走廊地带，设于甘州（今张掖）的纳邻驿道是藏传佛教僧侣传入蒙古地区的捷径，因而甘州成为当时藏传佛教北传的据点之一。

噶玛噶举派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和第三世活佛乳必多杰都曾在甘州传教弘法，建立寺院元朝覆灭，明洪武三年后，明朝占领河湟、河西等地区，并建立统治秩序如何控制河湟地区乃至整个青海，关系到明朝西陲的安定与否作为中原进入藏区腹地的必经门户的河湟等地，对明朝能否对整个甘青藏区，乃至西藏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为了加强对西北的军事防务，达到“抗元保塞”的目的，以及统一西北，加强对藏区的管理，明朝分别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加强了对河湟地区的统治，甘青藏区被纳入了明朝卫所体制的管理与统治之下[ 甘措《论明朝统治河湟及湟水流域藏族分布状况》《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1年04期。

] 明帝室对藏族地区的政策是多封众建，优予贡市之利，使他们都和明帝室保持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又在甘青一带“严羌胡之隔夕”，以防蒙藏联合并力内侵，来维持并巩固它对汉藏地区的统治甘青地区自武威向南经天祝、互助、乐都、平安抵西宁一线，14—15世纪分布有许多噶举派寺院，现存较著名的寺院有：甘肃省天祝县的天堂寺、极乐寺、达隆寺、东大寺，甘肃省永登县的妙因寺、显教寺，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的瞿昙寺、化隆县的夏琼寺和西宁市的弘觉寺等。

明朝扶植噶举派应与该派在元末时广泛的社会影响分不开之所以看重噶玛噶举派，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康藏地方势力的联系紧密，影响也较大得银协巴代表的噶玛噶举派在康区影响广泛，正是明廷的重要团结对象，而得银协巴也欲借明之封号进一步扩张自已的势力和影响，遂有此行之实现。

《明史》称噶举派为游僧，大概也反映了此派领袖人物周游各地传教授徒，调解地方争端，联系地方势力广泛的特点明朝对藏族地区基本上承袭元朝旧制不过因入明后朵思麻一带藏、蒙古、汉、回等族杂处，明朝设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卫管辖，故称这一带为西宁卫、河州卫等，朵思麻已不属于当时的藏区，“朵思麻”这个名称也不再使用。

从以上历史沿革可以看出，在明代，瞿昙寺所处的位置，属于明朝卫所体制管理中西宁一带，古为羌地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西进湟水流域，霍去病修建军事据点西平亭，这是西宁建制之始东汉建安中置西平郡，治西都县（今西宁市）。

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扩建为西平郡，开始在此筑城北宋崇宁三年（1104）改为西宁州元代仍称西宁州，属甘肃行中书省明洪武六年（1373）正月改置西宁卫洪武十九年（1386）改筑卫城明代废省建司，西宁卫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

《明史  地理志》曰：西宁卫：（元西宁州，直隶甘肃行省）洪武初废六年正月置卫宣德七年十一月，升军民指挥使司，属陕西都司，后来属（西南有小积石山，与河州交界东南有峡口山，亦曰湟峡南有大河，自西域流入，回环於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布政司，及南直隶之地，几至万里，至淮安府清河县，南合长淮，又东至安东县南入于海。

又北有湟水，即苏木连河也，东入大河又西南有赐支河，又城北有西宁河，皆流入大河又西北有浩水，西南有宗哥川，俱流合于湟水又西有西海，亦名卑禾羌海，俗呼青海西北有赤海，又有乌海盐池东南有绥远关）西北距行都司千三百五十里。

[ 《明史》卷四十二《 志第十八·地理三·西宁卫》]列入明史地理志的卫所，均为实土卫，是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划当时，从江南一带征调数以千计的人来西宁卫堡寨建立军屯、民屯所谓军屯，即驻军，实现“一人为兵，永远为兵”的政策，就是后代继承军籍。

民屯移民的来源，一是举族迁移；二是发配有罪官吏和平民，谓之充发户西宁卫当时的驻军人数多达“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三口”，民户达“七千二百户、一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口”，驻军及家属比民户还要多其中军户、民户（主要是汉族）与蕃族的比例达一比二，这就使当时西宁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很大变化。

大量汉人的进入，导致了中原汉文化在甘青地区的传播就连碾伯这样的小镇，也由卫所管辖内的汉人把文庙、关帝庙、城隍庙、雷祖庙、真武庙都带来了，这些庙皆位于汉族比较集中的碾伯城中或离城不远的地方[据《康熙碾伯所志》，现城隍庙和关帝庙分别位于县政府两侧。

城隍庙位于西关街，关帝庙位于东城街，现仅存牌坊一座]这样的情况，在瞿昙寺也有直接的表现宣德二年（1427）三月初二日，宣宗下令从西宁卫百户通事旗军中调拨52名兵士给瞿昙寺这些人长期定居寺院的附近，以保护、洒扫、巡视寺院。

当地民间称这些士兵为“军户”，据传说有几个“军户头”，按其职能分别叫徐世印（世代保护大印和珍珠伞）、杨纲总（主管旗和小伞）、盛罗灯（主管唢呐、法器等）明廷分给这些军户的饷粮田地后来变成了寺院佃产，军户的后代们也渐次成了寺院的佃户。

他们居住的村子距瞿昙寺北面不到一华里，被叫做佃户村至今佃户村徐、杨、盛三姓仍在[ 谢佐《瞿昙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28页]这三人与当地文史资料里的“徐士英、杨刚忠、盛乐登”应为同指。

据清光绪十三年（1887）乐都许家台《徐氏家谱》中记载：“吾里徐氏，邑之望族……自明朝建文皇帝由金陵驾临瞿昙时，为皇帝护卫者有徐、杨、盛三公”徐氏先祖徐士英，原籍金陵，明初迁籍于碾宣德二年徐士英曾作为“护军”首领至瞿昙寺护寺。

据乐都续修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杨氏宗谱》，当时的碾伯举人徐润所撰的叙文曰：“明洪武八年，祖刚忠公召入内廷，后扈游瞿昙寺，起籍西宁卫碾伯所千户”杨刚忠，祖籍浙江杭州府仁和县，父青山，有武略，洪武元年敕选材，召集小旗。

洪武八年（1375），加升总旗，驻守庄浪卫洪武十一年（1378）调西宁卫右所管军，是年病卒杨刚忠当年袭父职，屡立战功奉旨赐以瞿昙寺后山一处田土，名杨家壑口，卒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长子彦政袭父职，宣德三年（1428）三月，蒙有司奏奉旨，于六年（1431）赐胜蕃沟西山田土，名杨家山。

乐都杨氏自杨青山始，世袭三代，为西宁卫右所管军千户，历经数十年，是明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代皇帝时碾伯地区的军政长官，握有地方军政大权乐都《盛氏家谱》（盛氏旧家谱在同治年间毁于兵燹同治十一年依据旧谱原义重修）记载：祖籍同杨家，始祖二子，长子杨刚忠、次子盛乐登，兄弟二人系一母同胞，永乐年间扈驾瞿昙。

杨盛一姓，不能联姻[杨淼林、杨慰《 建文帝圆寂青海乐都瞿昙寺考》，《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因明王朝与瞿昙寺的政治情结、乐都杨氏家族与瞿昙寺特殊关系以及瞿昙寺颇具皇家建筑特征，而缘于建文帝圆寂于瞿昙寺一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但毋庸置疑的是专制朝廷对西宁地区的重视程度明朝13位皇帝中有7人为瞿昙寺下达过敕谕七道，诰命两道 [ 明永乐十年（1412）四月初十日，“升赐班丹藏卜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并在同年内下诰命一道，颁给“礼部造智字110号”篆文镀金银印一颗，重达八十两。

明嘉靖十年（1531）七月二十八日，明世宗下诰命重申了一寺二国师的承袭制度见谢佐《瞿昙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33页]、印五颗 [ 瞿昙寺现存五颗印鉴，实物只有两颗尚存三颗不存的印章印鉴见于瞿昙寺寺主梅氏家族的后裔所藏清顺治八年手抄本《贡节奉敕诰代辈相传亲供底册》，分别是瞿昙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印，瞿昙寺灌顶广智弘善国师图章、瞿昙寺都纲印（谢佐《瞿昙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页）。

另两方实物印由乐都县文化局文物管理股收藏，一方是宣德二年（1427）特赐主持修寺喇嘛绰失吉象牙印印文为“真修无碍”四字篆书另一方是成化二十二年（1486）赐鎏金铜印，印文为“广慧悟法净觉妙善翊国衍教灌顶戒定西天佛子大国师印”二十四字篆书（见白万荣《明代敕赐乐都县瞿昙寺二印》一文，《文物》1984年第9期）]；封瞿昙寺主持为大国师、国师、都纲；修建殿堂时，专派太监视察；赠瞿昙寺山林、土地，还调拨兵员护寺等等，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瞿昙寺的经营和恩宠，使瞿昙寺在湟水流域享有极高的宗教地位。

明廷对瞿昙寺的不断营建活动和大力扶持举动，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在西宁地区树立天朝的权力和威严（二） 瞿昙寺的政治地位明中央政权控制西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西宁一带，有对西南的战事，对西番的战事就在罕东归顺之后，“癸丑，四川建昌卫指挥使伊鲁特穆尔叛，诏蓝玉移师讨之”（明通鉴卷十 纪十 太祖洪武二十五年）。

再如，孝宗弘治八年（1495）平定土尔番（哈密）之乱，也动用了罕东一带的兵力（明通鉴· 卷三十八孝宗弘治八年）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西宁河湟一带的战略地位这里稳固了，北可防蒙古部落，西可进河西走廊，南可进四川云贵，而背后的广大藏区腹地，更是西部稳定的重要保障。

如此背景，明朝中央政府重视瞿昙寺这个面对藏区的窗口，就不难理解了从敕赐的几块碑文[ 文中所录碑文以吴景山《瞿昙寺中的五方碑刻资料》（《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一文校勘为参照] 匾额，也可以看出明代皇帝对瞿昙寺的高度重视。

永乐六年碑文称：……曩者剌麻三罗，蒇扬佛法，忠顺朝廷，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特赐其所居寺额曰“瞿昙”今其侄班丹藏卜、端约藏卜演如来之教法，悟大乘之真诠，以慈悲导一方，以善行化众类，以嗣承其叔三罗之宗教，朕甚嘉之。

今特令住持瞿昙寺，官员、军民人等，务要各起信心，尊崇其教，听从本僧自在修行，并不许侮慢欺凌其常住一应寺宇、田土、山场、园林、财产、孳畜之类，诸人不许侵占骚扰庶俾佛教兴隆，法门弘振，而一方之人，亦得以安生乐业，进修善道。

若有不遵朕命、不敬三宝、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沮其教者，必罚无赦故谕永乐六年五月十五日永乐十六年赐名宝光殿时，又重申了这些规定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的《御制瞿昙寺碑》碑文更加明确地记叙了建立瞿昙寺的意义，文曰：。

……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躬膺天命，抚有万邦，功高百代，道济天下，无有远迩，咸囿于春风化育之中矣而圣仁之心，不自满足，又崇奖佛教，设置官府于中外，专理教事，而官其徒之良者，又颁布教条，俾率其众于善，盖欲广佛之惠，利于生民者也。

又念远迩郡县，靡不建置寺宇，以严崇奉而西宁接壤天竺，乃佛所从入中国者也，而独寥寥希阔焉，岂称崇奖之意？于是命官相土，审位面势，简材饬工，肇作兰若，高闳壮丽，赐名“瞿昙”自是中国之人往使西域、西域之人入朝中国者，至此而欲摅诚徼福，有归依之地焉。

我太宗文皇帝以大德嗣大位，推天覆载之心，统育万类，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其有生之众，靡不欣欣焉涵濡于德化之内，而圣仁达孝，继志述事，尚日孜孜，如恐不及，故于佛氏益勤崇奖之意，琼编宝册，颁布于海内外者，不可纪极，亦惟欲广佛之惠，利于生民者也。

乃于瞿昙寺重作奉佛之殿，崇高附丽于日星，五章辉灼于霞彩?深闳伟，超出尘外，香云缭布，如现鹫峰，四达往来，瞻仰欢悦，起信起敬，福德其可涯涘哉！……瞿昙寺前山门外檐原有“皇帝敕谕”木匾，高1.56米，宽3.9米。

汉藏文对照，现已不存乐都学者谢佐根据瞿昙寺地区旧文人谢才华遗稿《耕余琐录》记录的汉文部分刊印出书[ 谢佐《瞿昙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1页，附录6] 内容与永乐年的敕谕大同小异，主要记载了瞿昙寺的四界和敕命灌顶净觉宏济大国师三丹藏布主持佛寺事。

所录匾文为：皇帝敕谕：西宁地面大小官员诸色人等，朕为佛氏之兴，其来已远，西土之人，久事崇信其教以空寂为宗，以普渡为心，化导善类，觉悟群迷，功德之著，无间幽显有能尊崇其教，以导引夫一方之人，去其昏迷；向慕善道，强不至凌弱，大不至虐小，息争斗之风，无侵夺之患，上下各安其分，长幼各遂其生，同归于泰和之世；上足以阴翊皇度，下足以劝善化俗，功德所及，岂不远哉！今西宁瞿昙寺，迺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及朕相继创建，壮观一方，东至虎狼沟，西至补端观音堂，南至大雪山，北至总处大河，各立牌楼为界，随诸善信，办纳香钱，以充供养。

特命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三丹藏布主持，率领众僧于内焚修祝赞，以为多人造福，所在官员军民诸色人等，务要各起信心，尊崇其教，听从本寺僧人自在修行，并不许侮慢欺凌其常住一应田地、山场、园林、财产、孳畜之类，诸人不许侵占骚扰，庶俾佛教兴隆，法门弘振，而一方之人，亦得以安生乐业，进修善道。

若有不遵朕命，不敬三宝，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阻其教者，论之以法故谕明宣德二年正月初六日瞿昙寺遂成为河湟地区最有势力的一座寺院明政府于永乐、宣德时期的两次封赏，将“乐都七条沟”划归为寺院香火地据后世人考证，所谓七条沟，“东至普化寺峡门，西到观音堂沟，北达湟水为界，南抵雪山根下”，包括今乐都区的大部分地区和平安区的一部分地区。

规定这一带的汉藏居户均要向瞿昙寺纳粮支差[白文固《明清以来青海喇嘛教寺院经济发展情况概述》，《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02期] 这些碑匾记叙，主要是体现了明代皇帝对佛教的重视，也表明了中央政权对西宁一带的实际控制，以及西宁所处的特殊位置。

解读这些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瞿昙寺的重要性瞿昙寺是在明初对藏政策形成期的一个重要事件当时藏区被明朝称为乌斯藏国，是有比较明确的界限的《明史》曰：乌斯藏，在云南西徼外，去云南丽江府千余里，四川马湖府千五百余里，陕西西宁卫五千余里。

其地多僧，无城郭群居大土台上，不食肉娶妻，无刑罚，亦无兵革，鲜疾病佛书甚多，《楞伽经》至万卷其土台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元世祖尊八思巴为大宝法王，锡玉印，既没，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自是，其徒嗣者咸称帝师[ 《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传· 第二百一十九· 西域三》]《明通鉴卷四·纪四·太祖洪武五年》曰：乌斯藏国，在云南西徼外，其地多僧而好事佛，元时多以法王帝师之号锡之，上即位，徵唐世吐番之乱，欲以制驭，许因其俗，授以元故官。

于是乌斯藏摄帝师纳木扎勒巴勒藏布先遣使朝贡至京师，上赐其红绮禅衣及钱物遣还当时所称其国，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实际上明朝在任命旧官的同时，“从洪武四年到六年，明廷陆续设置了乌斯藏、朵甘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机构，完善了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依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在这一秩序下，明廷不再把藏区封给任何地方王侯，而是作为相当于省的行政区直辖于中央。

行政机构的任务是绥镇一方，安辑众庶，而且不干预宗教事务”[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 中古时代 本15 明时期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78页]由此可见，明朝中央政府与乌斯藏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基本没有战事。

对乌斯藏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国策因为明朝最强劲的对手，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蒙古部落的势力也一度到达河湟地区，所以明初的中央政权，特别要防止蒙藏联手，利用和处理好蒙古和藏族的关系，成为明朝经营西北的一个重要手段。

明太祖吸收汉武帝开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的策略，集中兵力经营甘肃河西，在甘肃、青海一带设卫置军，驻兵屯田，割断北元蒙古与藏族地区的联系，以防元蒙残部并力入侵在此基础上，明朝分别在行政和宗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管理藏族地区的积极措施。

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藏族地区大力推行兼管军民事务的卫所制度洪武年间，明朝完成了隔断蒙藏政治军事联系的部署修饰寺院，尊祟喇嘛，原借以羁縻羌戎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明太祖欣然命笔，为瞿昙寺题写匾额永乐皇帝即位后，仍然继承明太祖的政策，封噶举派、萨迦派的首领为大宝、大乘法王，并迎请他们到京城会见，还封帕竹、萨迦、止贡等派的首领为阐化王、辅教王、阐教王，宣德时又封格鲁派的首领为大慈法王。

明朝和乌思藏地区佛教领袖的关系逐渐增强，排除了蒙藏联合对西北造成的威胁这些举措，在瞿昙寺也得到具体落实《明实录藏族史料》摘录：永乐八年十月甲午（1410年10月28日）命番僧班丹藏卜（三丹藏布）为净觉弘济国师，高日幹[蜂]为广惠普应国师，失刺查为慈善弘智国师，把奔等六人为禅师。

各给诰、印；永乐十年正月庚戌（1412年3月7日）命国师班丹藏卜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永乐十年四月戊寅（1412年6月3日）给赐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班丹藏卜等诰、敕 [以上据《明实录藏族史料》，西藏研究编辑部 编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6-138页]；永乐十年封索南坚赞为“灌顶广智弘善国师”，并于十二月颁给镌有“慈光普照”四字的象牙图章一方 [据谢佐《瞿昙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页]。

同时，通过贡市给利，接受进贡，再给予特别丰厚的赏赐回报，从经济上进行笼络《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壬寅“西宁番僧三剌贡马”洪武三十年二月甲辰（1697年3月20日）西番瞿昙寺僧参 [三] 剌来朝，贡马；永乐五年十月戊戌（1407年11月17日）西宁瞿昙寺僧班丹藏卜来朝，贡马。

悉赐钞、币；永乐六年七月壬戌（1408年8月7日）西宁卫僧班丹藏卜等来朝……贡方物赐白金、钞、币有差永乐年间对瞿昙寺更加重视，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正是永乐皇帝对藏政策的一个重要体现蒙古族曾在青海历史舞台上活跃一时，史称“西海蒙古”或“青海蒙古”，足迹遍及青海广袤草原和河湟谷地。

公元十三世纪20年代，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蒙古人开始进入青海境内环湖地区元亡明兴，青海蒙古族有的北迁，有的降附明朝，被安置在原牧地或迁入内地瞿昙寺附近发生的战事，主要是蒙古部落的南侵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国力衰落，大批漠南东蒙古和漠北喀尔部次第移牧西海。

直到后来的明末崇祯年间，漠西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在其首领固始汗率领下，从新疆南下，移牧青海，进而移兵康地，统一卫藏，扶持黄教（格鲁派），建立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这些变化，恰恰证明了明初的防范是十分必要的

（三） 瞿昙寺高规格的建筑等级从营建和维修过程，也可看出明朝中央政权对瞿昙寺的重视明初是一个大兴土木的年代洪武二年（1369），定都南京但同时又在朱元璋家乡附近建设中都，长达五年，无功而废，耗资巨大同时，南京新城建成，形成宫城和皇城，洪武二十三年（1390）外城建成。

瞿昙寺瞿昙殿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建成永乐年间在北京建设皇城，永乐十八年（1420）完成，中央政府迁到北京正式办公，紫禁城占地约72万平方米而瞿昙寺宝光殿建成于永乐十六年（1418）由上可见，瞿昙寺早期建设与明代两京（南京、北京）的建设大体同步，应当承续了当时成熟的设计、施工、材料、乃至建设队伍。

在《瞿昙殿建筑的历史文脉》中王其亨、吴葱认为：“从现场勘测来看，除体量尺度相逊而外，这组建筑的规制及配置，与明故宫奉天殿、左翼的文楼以及右侧的武楼，却有许多对应吻合隆国殿一组建筑移植明初北京的宫廷建筑，应有极大的可能。

” [青海省文化厅编《瞿昙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21-22页] 北京故宫太和殿，最早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隆国殿及大钟、鼓楼的开工日期，当在永乐十六年（1418）宝光殿落成之后，并完成于宣德二年（1427）。

东南大学博士郭华瑜在其论文《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中指出：“青海乐都瞿昙寺与四川平武报恩寺建筑群虽然地处偏远，并且建筑中不乏地方作法遗存，但主要殿堂之大木构架中官式建筑的特征仍极为突出，清晰地反映了明代官式建筑的大木作技术特征”，并且分析了瞿昙寺隆国殿内金柱升高的殿堂构架厅堂化作法是典型的明代官式建筑特征。

明初建都南京，所用文臣多为江浙文士，故继承的均是南宋以来的江南文化传统明初洪武年间营建南京宫殿时，征集江南一地工匠20余万户，明初南京宫殿之官式作法是在吸收了江浙地方建筑传统基础上形成的而后营建北京宫殿时，由于已有了南京宫殿的基础，同时很多主要技术工匠又授命北上，北京皇宫所体现的官式作法是在南京宫殿官式基础上形成的。

[ 郭华瑜《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江南建筑技艺对明代官式建筑的模式最终确定产生了重要影响瞿昙寺建筑甚至壁画中的建筑都多处体现出明代官式建筑和江南建筑文化特征2009年故宫《英华殿研究》课题组有针对性地对隆国殿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和全站仪进行补充测绘，结合已有的关于瞿昙寺隆国殿大木结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综合提取数据、统计分析，推算出“隆国殿使用的316.5毫米长营造尺在北京紫禁城布局和早期建筑实例的研究中也曾经出现。

其中早期建筑包括故宫的英华殿和神武门、北京先农坛太岁殿之拜殿、神厨井亭等”[ 李越、刘畅、王时伟、孙闯、雷勇《青海乐都瞿昙寺隆国殿大木作结构研究补遗》，《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4期] 瞿昙寺也正是因为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自建设之始便受到皇家的重视，“命官相土，审位面势，简材饬工，肇作兰若”，宣德二年二月初九更是举行了隆国殿的落成庆典。

瞿昙寺后殿碑、安奉大持金刚图样、“皇帝万万岁”牌和隆国殿牌匾这些实证，连同隆国殿的建筑特征一起反映出，瞿昙寺建筑具有的高级别特征以及与京城明代官式建筑的密切关系有一个例证是，笔者考察了瞿昙寺殿外明代铺地。

谢佐在《瞿昙寺》一书中也较早关注了这种明代铺地，“近年来瞿昙寺被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保护，在古建筑维修中还发现明代传统的建筑方法——海漫（方砖铺地，隐没于浮土之下），为建筑学界所称道”（谢佐称谓“海漫”有误，实为“海墁”）。

这是中国古建筑里的一种砖作方式，庭院里一般多在纵横轴线方向上墁方砖甬路；沿房屋周围铺墁向外微坡的“散水”，以免雨水浸泡房基北京紫禁城宫殿太和门前面的御道用砖石混合铺墁，两侧侧砌绉砖为边线，称为柳叶砖地面。

御道上墁出八字形砖趟，称为斜柳叶地面御道两侧大面积的墁砖地面，称为海墁瞿昙寺殿外明代铺地当为海墁瞿昙寺明代铺地的砖，与明代南京城墙的砖亦即皇宫的砖是一个规格，约为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这在当地的普通建筑中是绝对没有的。

刘溥、邵全才《瞿昙寺是怎样维修的》一文在“瞿昙寺古建维修新发现”中介绍“1995年5月，发现寺院内全部铺有城砖（大条砖）海墁”南京的城砖，由当时江苏、安徽、江西一带烧制，其过程极其严格，许多城砖有从府、县、乡、甲直到窑工的姓名，以体现责任。

由于青海地处西北，离南京遥远，不需要承担为南京制造城砖的任务瞿昙寺与南京城砖相同规格的砖，应该是为建设瞿昙寺而专门就地建窑烧制的据瞿昙寺文管人员称，窑址就在附近建窑和烧制的工匠，很有可能来自南京一带这可为南京工匠参与瞿昙寺建设的传说，添加佐证。

图1  瞿昙寺金刚殿明代金钱铺地（图/作者提供）

图2  南京明故宫遗址午门城砖（图/作者提供）

图3  瞿昙寺前院遗存明代地砖 （图/作者提供）另一个例证是瞿昙寺的江南铺地纹样值得注意的是金刚殿和两侧厢廊以及瞿昙寺东西回廊的地面也留有完整的明代铺地，布瓦成架，填石为心，拼铺成富有变化的套钱、鱼鳞以及海浪样式。

在记述中国江南地区古建筑营造作法的专著《营造法原》中都可以找到与之类似的拼瓦图案《营造法原》谓之花街铺地，其中讲到石卵与瓦混砌者就有套钱式，寓意金钱铺地，这是江南沿袭至今的典型造园铺地手法瞿昙殿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竣工。

悬挂在瞿昙殿正间门额的“瞿昙寺”匾表明是殿建成后一年半，朱元璋应三罗喇嘛之请，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敕赐寺名在此之前寺院名称不详，也可能尚无正式的寺名隆国殿和整个回廊的建设时期，是寺院营建的高峰，也是瞿昙寺与明代朝廷接触最为频繁的时期，御用监太监参与主持了修建。

这个时期，也是汉式风格佛教壁画开始进入藏传佛教寺院的时期

隆国殿殿内楠木木牌正中榜书“皇帝万万岁”五个金字，两旁为梵文、藏文对照背款为“大明宣德二年二月初九日御用监太监孟继、尚义、陈亨、袁琦建立”孟继为明代太监，永乐年间朱棣的宠臣，曾为瞿昙寺的主修之一孟继死后葬在今乐都区高店乡大峡村坟路洼，墓地面积600平方米，现残存石碑一通。

尚义曾参与了北京大兴隆寺、大隆福寺的修建《明实录·英宗》卷一六三载：“正统十三年二月，修大兴隆寺寺初名庆寿，在紫禁城西金章宗时所创太监王振言其朽蔽，上命役军民万人重修，费至巨万既成壮丽甲于京都诸寺改赐今额，树牌楼，号第一丛林，上躬临幸焉。

十三年十月，工万（完）督工太监尚义、工部侍郎王永和、内官黎贤、主事剻祥，各赏钞有差”另，《明实录·景帝》卷二一七载：“景泰三年六月，命建大隆福寺，役夫万人以太监尚义、陈祥、陈谨、工部侍郎赵荣董之”明余继登《典故纪闻》云“袁琦自幼随侍宣宗，后升太监管事。

宣德六年被凌迟”[（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元明史料笔记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从史料可知，瞿昙寺一直被作为明皇家寺院管理，参与修建的太监尚义又参与了北京大兴隆寺、大隆福寺的修建，还捐资铸造了法海寺的青铜梵钟。

而隆福寺的建造是明代第一次把藏传佛教引进京城，是明代北京唯一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驻的寺，因此有太监尚义参与修建的隆福寺应该是与瞿昙寺有关的重要事件，是明朝政权统治下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交流双向影响的证据《明实录》记载：

天顺元年（1457）丙戌（二月十五日）诏曰：……一、景泰年间，有差内官、内使赉送金银等物往西宁瞿昙寺赏赐及修理殿宇寺院者，诏书到日，皆悉罢免金银等物原系在京去者，仍行照数解京其带去食茶，不分公私，现数收留彼处有司。

听支销木植等料就彼收贮官用人夫工匠，尽行放免内官、内使即便回京[转引自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明实录藏族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第577页]此次官员的罢免和停工缘由虽然没有说明，但从时间来看，发生在夺门之变、英宗复辟的第二个月，英宗取消景泰年间的成命，当属自然。

正统、景泰、天顺年间，皇帝和宦官佞佛倾向比较严重，但也多有反对佞佛的上谏，英宗复辟，明廷调整政策，限制修建佛寺的势头，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是由于对乌斯藏政策的需要，明代中央政权一直没有放弃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和支持，瞿昙寺也始终受到明朝中央的重视。

这条记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信息：明朝确实派遣内官、内使参与了瞿昙寺的修建并长期参与维护，同时一直给予财物上的支持这次事件还透露了瞿昙寺在完工之后，直到明中后期，可能有过不止一次的维修，其中也必然涉及壁画。

我们现在看到的瞿昙寺明代壁画，在不同的部分，风格是有明显变化的维修的记录可以为这些变化提供合理的解释

▲瞿昙寺壁画《佛本生故事图之一——降生》

▲瞿昙寺壁画《佛本生故事图之二——沐浴》

▲瞿昙寺壁画《佛本生故事图之三——斗法》

▲瞿昙寺壁画《佛本生故事图之四——涅磐》四、瞿昙寺壁画综述《安多政教史》里记录了早期瞿昙寺壁画的一些内容：四面有禳解地祗的四座佛塔，中间修建了寺庙，主要的佛像有三世诸佛、近佛子左侧怙主殿里供奉着四臂依怙主，宝帐依怙主及眷属的塑像，壁画绘制着六臂依怙主及眷属等七十五尊吉祥依怙主，四臂依怙主及眷属等。

还有一次在战事期间，佛殿香火执事举行激励法事之后，右足当即立于地上的灵验的法王像以及祖婆像，因此又称为祖婆依怙殿右侧佛殿里供着萨迦大灵塔，壁画绘着哲邦规格的佛塔，四门廊里各有金 刚持像一尊，各层为时轮金刚、上乐、喜金刚觉派大威德等无上瑜伽部佛像，以及其他三密部的无数佛像和许多金刚橛等宁玛派的本尊。

狮子宝座上绘有四大天王像，威光熠熠，光圜的顶端则绘有各种护法和十方护法及龙王等像，各层大柱由祭祀神亲手托起整个壁画安排得十分庄严稀有这些景象，据说乃尊者于朦胧中想象到的但瞿昙寺堪布噶桑巴则说：“这是尊者考虑到修建金刚持佛殿的缘起。

”现在的诸佛像布局与以往的不同，有噶让·阿旺朋措隆珠曾进行维修的记载，可能在维修时予以改变[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66页。

]《安多政教史》所记不是全部壁画内容，而是重点内容文中的一些壁画尊像仍然可以找到所在位置，如瞿昙殿左侧东配殿因绘塑题材而得名怙主殿或祖婆依怙殿，原供依怙主塑像数尊，已不存，仅残留几具忿怒相塑像背光；壁画则有二臂依怙、六臂依怙、骑狮护法、骑马护法等。

右侧西配殿供奉的萨迦灵塔，已毁，仅存遗址，壁画无存瞿昙殿主供佛像为三世佛和菩萨也属实可见瞿昙寺在草创之初，三罗喇嘛就对建筑与绘塑进行了整体的安排，并且瞿昙殿的壁画构图缜密，绘制精美，应当有成熟、完整的粉本或先例可循。

四门廊“各层为时轮金刚、上乐、喜金刚觉派大威德等无上瑜伽部佛像”等， 对我们认识瞿昙寺壁画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信息瞿昙寺经历过数次维修，并且壁画遭受过人为破坏，因此保存至今的壁画已不能完全体现当时的设计初衷。

根据现有的考察报告，瞿昙寺各殿堂的壁画面积实测统计如下：瞿昙殿外壁东西南北四壁，殿内四壁及顶部，抱厦东西壁都绘有壁画，其中泥壁壁画206平方米，木板画36 平方米宝光殿内部四壁及顶部和南壁外面上方9块木板共有壁画191平方米，木板画75平方米。

隆国殿内东、西、北壁共有壁画297平方米，平棊顶的325块方格绘木板画81平方米东廊三世殿面宽三间，进深一间，绘有壁画55平方米，平棊顶有72个梵文符号组成的莲花图案30平方米西回廊护法殿面宽三间，进深一间，三面墙上绘有壁画约55平方米。

宝光殿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小配殿，小配殿的东、西、北壁都绘制了壁画，顶部都是16块正方形梵文经咒图案组成的六瓣莲花两座小配殿的壁画面积都是23.4平方米，共计46.8 平方米西回廊钟楼二间绘壁画44平方米，钟楼底层北间药师殿绘有壁画19平方米，钟楼壁画共计63平方米，南壁及顶部木板画19平方米。

东回廊鼓楼三间，绘有壁画55平方米东回廊走马门一间，绘有壁画11平方米，木板画6平方米合计：寺院大小殿堂及其他建筑内壁画979.8平方米，木板画近300平方米回廊共绘制了壁画358 平方米，分布在51间回廊上部的木板画有154 平方米。

与回廊合计起来，瞿昙寺共有壁画1338平方米，木板画454.4平方米，总计绘画面积为1792平方米[参照王进玉《青海瞿昙寺壁画实测及其有关的问题》，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第20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6-147页。

笔者所述瞿昙寺壁画面积以此文为根据，因瞿昙寺整体方位为东南，本文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为瞿昙寺方位，故与王进玉以南北方位表示瞿昙寺左右记叙相反]瞿昙寺壁画，从艺术价值的角度来看，体现了元明之际、汉藏之间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在继承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呈现出独特的创造性，对后来的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元明之际，是其时代特征在明代立国之初，元代的艺术影响还存在，尤其在藏传佛教绘画中，仍然处于外来影响为主的时期藏传佛教各类神像，主要还是受印度、尼泊尔风格的影响同时，明代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绘画艺术风格，这也必然影响到皇家支持修建的瞿昙寺。

明显的汉地绘画艺术风格进入瞿昙寺，使藏传佛教绘画在主要受印度、尼泊尔风格影响之后，又接受了汉地绘画风格的新影响汉藏之间，是其地域特征如前所述，瞿昙寺所在地方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多民族杂居地区，具有对不同风格艺术的包容性。

瞿昙殿开创之初，就体现了不凡的气概殿堂虽小，壁画的布局组合却博采众长、风格独特瞿昙殿独特的五部佛造型，与古格壁画类似（后面将专题考证）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却明显来自汉地这种将印度、尼泊尔风格的绘画和典型汉地风格的绘画置于一堂的作法，在此后整个瞿昙寺壁画中，似乎都采用了这种方式，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结构，为新的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诞生，创造了特殊的氛围和土壤。

■作者简介：金萍，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西安美术学院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工笔画创作和美术理论研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编著有《工笔花鸟画法》《瞿县寺壁画艺术研究》■（原文刊载于《河湟人文》总第03期，本文除壁画之外摄影  海忆水，本文版权归作者、摄影师所有——《河湟人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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