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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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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才训   1972年生，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黑龙江省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

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 古代小说的文化属性及其对小说创作之影响》（2020年第5期）摘   要：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自其产生之日起，便被正统文人置于传统知识谱系，民间性、传闻性、实用性成为其最基本的文化属性。

娱乐消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功能，它最能体现文学的审美意义，但受“文化”小说观影响的正统文人却对此持否定态度；一些小说家也对小说的审美娱乐功能表现得并不自信“文化”小说观使小说家固守以“新闻”为小说的观念，记录新奇传闻成为小说家的基本创作方式。

“传闻异辞”直接导致文言小说创作中出现“一事多载”现象，并使讲述型结构模式及超叙事结构成为文言小说重要的文本形态；“文化”小说观还对小说家题名、小说标题等“副文本”产生了显著影响，并促使一些小说家在建构文本形态时积极向传统知识谱系靠拢。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知识谱系；审美娱乐功能；记录“新闻”；文本形态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明笔记整理与研究”（17ZDA257）；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末清初文人治史笔记研究”(17ZWB113)

     文体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可宋人钱惟演自称“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显然，正统文人秉持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小说观，他们往往将小说置于传统知识谱系而非文学坐标之中及至晚近，黄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仍释“小说”云：“为我国古学之一种，盖摭拾正则书史所不载者，大抵以神怪隐僻为主。

……然衣冠之士，多鄙不屑道”可见，在中国古代，与其说小说是一种文体，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其文化性远远超过其作为一种文体的文学性因此，只有从小说的文化属性入手，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小说的基本成书方式与文本形态。

换言之，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小说的基本成书方式与文本形态，受制于小说的文化属性一传统知识谱系中的古代小说     “小说”一词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具有鲜明的文化取向，它最早见于《庄子·外物》中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这里“小说”意为琐屑浅薄之语，指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而与其相对的“大达”，则指道家学说《荀子·正名》又提出“小家珍说”一语，用来指称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学说可见，“小说”一词乃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产物，庄子、荀子皆视自己学派之外的各家学说为“小说”。

此时“小说”并非一种文体，而是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学术文化词语     及至东汉，“小说”始被视为一种文体，但人们关注的是其文化属性而非其文体特征桓谭《新论》云：“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

”他认为“小说”属于“丛残小语”之类“短书”，其中不乏轻忽意味；更看重其“治身理家”的实用功能班固则明确将小说置于子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论“小说”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或如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耐人寻味的是，班固所谓“孔子曰”云云并非孔子之语，而是孔子弟子子夏的话，《论语·子张》载子夏之言云：“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所谓“小道”是指农工商医卜之类技能，与“小说”毫无关联；而班固则通过偷换概念，将“小说”与“小道”两者之间划上等号班固将“小说家”视为一个学派，将不能归于儒、道等家的作品统统归于“小说”，并宣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故胡应麟认为班固所谓“小说”乃“子书流也”。

在班固看来，民间性、传闻性、实用性是小说最基本的文化属性唐宋时期，正统文人仍然承袭班固的“文化”小说观，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小说划归子部或史部，皆是从文化而非文体角度来审视小说。

刘知几所谓“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显然承袭了班固、桓谭的“文化”小说观而且刘知几将小说置于史部，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在他心目中仍将小说划归传统知识谱系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称“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仍认为小说属于史官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宋末元初，最具文学意义的白话小说渐趋流行，对此一些文人虽予以足够关注，但其小说观却并未与时俱进罗烨《醉翁谈录》卷一“小说开辟”云：“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并作诗云：“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

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罗烨强调小说家之学识对于小说创作的意义，这实际上反映的仍是正统文人的“文化”小说观，小说作为“末学”的文化地位并未改变     明清时期，正统文人仍以文化视角看待小说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奏请禁毁“《剪灯新话》之类”小说，称“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将小说视为“正学”之外的“末学”。

永乐、宣德间的翰林院文人，特别强调李昌祺之学识对于创作《剪灯余话》的重要意义曾棨赞扬李昌祺“学博才高”，谓其《剪灯余话》可使读者“广才识，资谈论”；罗汝敬称赞李昌祺“雄辩博洽，盖有素也故其发为文章，昭诸翰墨，皆足以广心志，扩见闻，而资益学识”；王英赞赏李昌祺“博闻广见，才高识伟”；刘敬赞许李昌祺“其学问之该博，识鉴之精通”，兼有“才、学、识”三者之长；张光启称扬李昌祺“学问该博”，他们认为李昌祺渊博的学识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础。

无疑，这些翰林文人秉持的仍是“文化”小说观，在潜意识里他们仍将小说置于传统知识谱系到了清代，“小说”更被视为学问之一脉以纪昀为代表的正统文人承袭班固“文化”小说观，其《四库全书总目》仍将小说置于子部，他在“子部·小说家类”小序中称小说可“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强调的也是“小说”的实用性与文化性。

为此，纪昀排斥《聊斋志异》这样的“才子之笔”，而大力提倡“著书者之笔”，故其《阅微草堂笔记》“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俱有根柢，则学问见焉”纪昀《阅微草堂笔记》附有“纪汝佶六则”，乃其长子纪汝佶所作六则小说，纪昀称自己流戍新疆时纪汝佶“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又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也”。

由此不难理解，纪昀为何对《聊斋志异》持否定态度作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的“文化”小说观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如翟灏认为“古凡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也将“小说”置于传统知识谱系     明清时期，通俗白话小说虽已是全然意义上的文学文体，但正统文人仍以“文化”小说观视之。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将“小说”分为六类，却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白话小说排除在外，而将其统称为“演义”纪昀也无视通俗白话小说的繁荣，其《四库全书总目》一概不予著录而《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始末”条云：“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衍为俗语而口说之。

”将“平话”置于史部，分明是以文化视角视之；而且内心对其充满不屑可以说，秉持“文化”小说观的正统文人在内心从未真正接受过通俗白话小说     明清时期官方实行小说禁毁政策，也完全是从“文化”小说观出发《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载康熙帝之言云：“古圣人所道之言即经，所行之事即史，开卷即有益于身。

尔等平日诵读及教子弟，惟以经史为要……幼学断不可令看小说小说之事，皆敷演而成，无实在之处”这分明是将小说置于传统知识谱系中雍正四年（1726），吏部文选司主事王又朴《圣谕广训衍》在解释“圣谕广训”关于“隆学校以端士习”一条时云：“必须读的都是正经书，那些淫词小说一句儿也不要看他。

”同治九年（1870），顾文笏《乡约白话》在阐发“圣谕广训”关于“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时亦云：“第一是读好书……研究程朱义蕴，始得吐弃一切糟粕，于身心性命确有实获，遂与道大适，可见得圣经贤传总开卷有益的，至一概淫词小说尤其看不得了。

”凡此种种，皆是将小说视为一种“文化”而非一种文体     在“文化”小说观影响下，古人在为小说的价值进行辩护时，往往以“羽翼经传”“补史”“劝惩”为说辞如明万历年间金阊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识语”宣称该小说“真可羽翼经传，为商周一代信史，非徒宝悦琛瑰而已，识者鉴之”。

及至晚近，邱炜萲《菽园赘谈》仍认为小说以“足资考核为正宗”这说明他们是有意向“文化”小说观靠拢，以期得到正统文人的认可历史演义小说乃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之大宗，但《三国演义》之后几无经典之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小说家不是从“文体”而是从“文化”角度来看待历史演义小说，如蔡元放认为“稗官固亦史之支派，特更演绎其词耳”，称《东周列国志》“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

吴沃尧称《两晋演义》“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谓为小学历史教科之臂助焉可；谓为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亦无不可”囿于传统史官文化，他们都将历史演义置于传统知识谱系，无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本质区别，当然不能很好地处理虚实关系。

二古代文人对小说审美娱乐功能的复杂态度     娱乐消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功能，但受传统“文化”小说观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文人乃至小说家本人却对小说的审美娱乐功能表现出比较复杂的态度从字源讲，“说”同“悦”，《说文·言部》：“说，说释也。

”段玉裁注云：“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吕氏春秋·疑似》云：“褒姒之败，乃令幽王好小说以致大灭”这里“小说”即“小悦”之意，是一个带有一定程度贬义色彩的词语而非一种文体但是，娱乐性却是中国古代小说重要的文化属性之一，故叶梦得云：“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

”近代著名学者胡怀琛对“小说”内涵有如下阐发：“小”就是不重要的意思，“说”字在那时候和“悦”字是不分的，所以有时候“说”字就等于“悦”字用在此处，“说”字至少含有“悦”字的意思“小说”就是讲些无关紧要的话，或是讲些笑话，供给听者的娱乐，给听者消遣无聊的光阴，或者讨听者的欢喜，这就叫做小说。

当时不称为“小语”，不称为“小言”，不称为“小记”，而称为“小说”，就是这个意思凡是一切不重要、不庄重、供人娱乐、给人消遣的话称为小说     杨义也认为“小说”中“说”乃“悦”，小说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带有审美娱乐功能。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云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且将“小说”与“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相提并论；徐干《中论·务本第十五》又将“短言小说之文”与“丝竹歌谣之和”“雕琢采色之章”并列；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谓“文词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将“小说”与“谐隐”对举，这表明汉魏六朝时期“小说”带有很强的娱乐色彩。

隋唐时期，《启颜录》作者侯白“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好徘优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又据《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侯白”条，杨素之子玄感于道逢侯白，乃请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

”侯白所见“好话”即指幽默诙谐的故事唐人编创小说也多出于娱乐消闲目的，故陆希声云：“近日著小说者多矣，大率皆鬼神变怪荒唐诞妄之事，不然则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资”再者，《唐会要》称唐人韦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其弟“生日杂戏，有市人小说”，这里所谓“人间小说”“市人小说”都具有娱乐消遣功能。

宋代，“诨词小说乃益盛行”，黄震认为庄子乃“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所谓“诨词小说”“诙谐小说”，当然皆具娱乐功能宋元以后，源于民间说话伎艺的通俗白话小说将娱乐作为首要目标，如嘉靖间洪楩《六十家小说》分为“雨窗”“欹枕”“长灯”“随航”“解闲”“醒梦”六卷，即突显了小说的娱乐消闲功能。

其实，“说话”中的“话”本身即有戏谑之意，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注解《俱舍论》第十二卷“俗话”云：“《广雅》：话，调也，谓调戏也《声类》：话，讹言也”孙楷第据此认为“凡事之属于传说不尽可信，或寓言譬况以资戏谑者，谓之话。

取此流传故事敷衍说唱之，谓之说话”     虽然小说的娱乐功能最能体现其文学审美意义，但提倡“文以载道”的正统文人却对此持否定态度刘知几《史通·书事》云：“《语林》《笑林》《世说》《俗说》，喜载调谑小辨、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

”《史通·采撰》又称《搜神记》《语林》等小说“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仲尼所不语”，“虽取悦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刘知几所谓“有识”“君子”即正统文人认为小说属于游戏笔墨，为“非圣”“害道”之作。

清代申江居士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宣称小说“特以供闾里谈笑”，“大雅君子宁必速置勿道也”，这里“大雅君子”指的也是正统文人唐传奇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但夏庭芝却认为“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这实际上是对其审美功能的否定。

韩愈《毛颖传》因其诙谐幽默色彩而遭到时人非议，甚至连其弟子张籍也对他提出批评：“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同为小说家的洪迈也苛责《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逝去后，其好友程晋芳作挽诗云：“《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作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极具喜剧色彩，闻名于时，可连作者的好友都对这部小说评价不高正因小说具有娱乐消遣功能，所以往往被视为等闲之物，如卧读生《才子如意缘序》云：“有市中之好学者过访，坐既定，曰：‘吾辈日长无事，袖手凭栏，冀得一可消长昼，而增文学、广见识，以助谈柄者，得毋以阅闲书小说为最得乎？”小说只是“好学者”的“闲书”而已。

晚清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志在游戏消遣，郑振铎在《文学旬刊》“本刊改造宣言”中予以严厉批评：“以文艺为消遣品，以卑劣思想与游戏的态度来侮蔑文艺，熏染青年的脑筋，我们则以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地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

”就本质而言，中国古代小说的娱乐功能是其被轻贱的重要原因之一，故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云：“昔之于小说者，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酖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     需要特别说明，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他创办《新小说》并在该刊创刊号上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但他对小说的娱乐功能却并不重视。

这与他的创作动机息息相关：“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知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显然，梁启超所谓“新小说”主要指政治小说，是将小说视为启蒙社会的工具，注重的是小说的实用性而非文学审美，故其《新中国未来记》“绪言”称“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

显然，梁启超自知这部枯寂无味的政治小说不能够满足读者对审美“趣味”的追求实际上，梁启超知道“中国小说”“其性质原为娱乐计”；在论及小说接受时也承认“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可他的《新中国未来记》还是毫无“兴味”，这与他对文学娱乐性的复杂态度有关，他认为文学作品“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

梁启超很清楚，正统文人对“所谓‘纯文艺’之文，极所轻蔑”，认为“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者，皆第二派以下人物，此所以不能张其军也”     一些小说家对于小说的审美娱乐功能也表现得并不自信，将自己的小说“自外”于政教传统。

李昌祺自称其《剪灯余话》“近于滑稽谐谑”，并自我辩解云：“负遣无聊，姑假此以自遣，初非平居有意为之，以取讥大雅，较诸饱食、博弈，或者其庶乎？”赵弼《效颦集》具有浓郁的道学底色，可他却称自己创作小说“但以为暇中之戏”。

胡应麟称自己“尝戏辑诸小说为《百家异苑》”，“作劳经史之暇，辄一批阅，当抵掌扪虱之欢”，将用于娱乐消遣的小说与经史相对有论者对此十分困惑：“文学系悦心的，文学之位置，在艺术中占绝大的价值，称曰小技，似觉还未甚妥当。

”究其根本原因，中国古代政教传统向来对纯粹的文学消费和创作是持排斥态度的，如程颐认为“作文害道”“为文亦玩物也”，称为文者“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潘德舆也认为作文“凡悦人者未有不欺人者也”由此出发，正统文人往往“鄙词章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薄而不为”。

因此，一些小说家在为自己小说的娱乐性进行辩护时，往往采取“宗经”“征圣”的方式，如韩愈在回应张籍对其《毛颖传》的指责时便云：“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夫‘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其实这仍是向当时占有主导地位的“文化”小说观靠拢。

瞿佑创作《剪灯新话》“以自怡悦”，他“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继而“又自解曰：《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瞿佑宗经征圣的目的无非是想为《剪灯新话》的审美娱乐功能寻找依据。

三记录“新闻”乃小说基本成书方式     班固的“文化”小说观对中国古代小说尤其对文言小说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新闻”为小说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新闻”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人李咸用《春日喜逢乡人刘松》：“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

”所谓“新闻”即指新奇的传闻，蒲松龄《感愤》所谓“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即为此意，“鬼狐史”则指其《聊斋志异》古代小说以“新闻”题名者不在少数，如尉迟枢《南楚新闻》、段成式《锦里新闻》、宋无名氏《花月新闻》、吴元复《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沈周《客坐新闻》、范守己《曲洧新闻》等，皆为其例。

     自魏晋始，记录新奇传闻便成为小说家的基本创作方式，故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自称“采访近世之事”，“耳目所受，不可胜载”唐代文人在雅集时尤喜“话奇征异”，他们“各征其异说”，由此促成小说创作的繁荣。

如李公佐《古岳渎经》是作者与朋友“征异话奇”后而成，《庐江冯媪》来自作者与友人“宵话征异，各尽见闻”；沈既济《任氏传》源自作者与友人的“各征其异说”至于《纪闻》《次柳氏旧闻》《剧谈录》《谭宾录》《戎幕闲谈》《刘宾客嘉话录》《洽闻记》《异闻集》《金溪闲谈》《桂苑丛谈》《闻奇录》《见闻录》《玉堂闲话》《灯下闲谈》《耳目记》等，仅从题名即可看出它们皆为作者记录新奇传闻的产物。

宋人小说多“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谈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洪迈“《夷坚》诸志，皆得之传闻”，其内容“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

沈括《梦溪笔谈》则“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他像《洛阳搢绅旧闻记》《曲洧旧闻》《涑水纪闻》《游宦纪闻》《邵氏闻见录》《中吴纪闻》《春渚纪闻》《松漠纪闻》《贵耳集》《茅亭客话》《野人闲话》《牧竖闲话》《续野人闲话》《秘阁闲谈》《萍洲可谈》《友会谈丛》《铁围山丛谈》《脞说》《孝感义闻录》《翰府名谈》《渑水燕谈录》《孔氏谈苑》《说异集》《异闻录》《兰泽野语》《异闻》《船窗夜话》《随斋说异》，等等，皆为作者记录的新奇传闻。

明清时期，“吴俗坐定辄问新闻”，于是吴中地区便成为小说创作及传播的重镇吴中文人陆容宣称“凡小说记载”，“大抵好事者得之传闻”，如祝允明“好集异闻”，“每客来谈，异则命之酒，或与之书轻佻者欲得先生书，多撰为异闻以告，先生不知其伪，辄录之”，其《语怪》《志怪录》便据此成书。

尤其是吴中陆氏家族癖好“新闻”，陆深《金台纪闻》、陆采《览胜纪谈》、陆延枝《说听》记录的都是口耳相传的新奇故事，对此，陆延枝有明确交代：“稗官者流，其言多不雅训，要之以佐谈舌，廓见闻，纾忧释躁而已吾少也，乐观焉。

迨年稍长，侍先君与名士大夫游，以至朋侪过从，闻其谈议有此类者，辄谛听忘倦，退必命笔疏之”其他像都穆《听雨记谈》、杨循吉《雪窗谈异》、徐祯卿《翦胜野闻》、王鏊《震泽纪闻》、王禹声《续震泽纪闻》、钱希言《听滥志》等，皆出于吴中文人之手。

“稗官者流，率本传闻”已成为明清文人的共识，于是记录传闻便成为当时小说创作的基本方式，像张谊《宦游纪闻》、佘永宁《秣陵纪闻》、陈洪谟《继世纪闻》《治世馀闻》《见闻纪训》、姜南《蓉塘纪闻》、田汝成《炎徼纪闻》《委巷丛谈》、包汝楫《南中纪闻》、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朱震孟《河上楮谈》《汾上续谈》《浣水续谈》《游宦余谈》、佚名《海上纪闻》、王兆云《挥麈新谭》《《漱石闻谈》、姚宣《闻见录》、周礼《湖海奇闻集》、陈士元《江汉丛谈》、王世懋《二酉委谭》、墨杘子《狐媚丛谈》、黄履康《广闻录》、无名氏《闽海异闻》、乐钧《耳食录》、王同轨《耳谈》、沈遴奇《续耳谈》、陈康祺《郎潜纪闻》、和邦额《夜谭随录》、王家祯《研堂见闻杂记》、俞樾《耳邮》、赵季莹《途说》、胡承谱《只麈谈》、潘纶恩《道听途说》，等等，无不以新奇传闻为小说。

     有的小说在题名上虽不出现“新闻”“纪闻”“异闻”“丛谈”之类标志，但仍以记录“新闻”为基本成书方式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分小说为三类，其中之一为“记录异闻”纪昀常与友人集于阅微草堂，“各说异闻”，其《阅微草堂笔记》成书便与此密切相关，其中《槐西杂志》中许多故事源于“友朋聚集，多以异闻相告”；《滦阳消夏录》中故事多为作者“追录见闻”；《姑妄听之》中故事“多得诸传闻”。

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序》中自称其小说“杂记平时所见所闻”，并附以“征求异闻启”云：“伏望儒林丈人、高斋学士，各举怪怪奇奇之事，为我原原本本而书，寄来‘春在草堂’，助作秋灯丛话约以十事为率，如其多则更佳”这表明《右台仙馆笔记》是对“异闻”的记录。

再如，黄瑜自称“每遇所见所闻暨所传闻，大而缥缃之所记，小而刍荛之所谈，辄即钞录”，于是便有《双槐岁钞》之作     不止古体小说记录“新闻”，白话通俗小说尤其话本小说也是如此，故凌濛初称“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

陆云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附有征文启事，称“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华阳散人《鸳鸯针》第二卷第三回云：“问路到了报恩寺，看见一个和尚，在那里说平话他心下无事，站在人丛里，且听一回，那说的是件新闻，是扬州张文秀的故事。

”这些信息都表明话本小说也多以新奇传闻为素材事实也确乎如此，如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侍》结尾云：“一山之人，闻知此事，皆当新闻传说”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在进入主题故事前，作者有云：“只因执意不从，到后生出一段新闻，传说至今。

”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宾》写众人“饮酒中间，大家说些江湖上的新闻”，小说结尾诗云：“片言得妇是奇缘，此等新闻本可传”显然，这几篇话本小说叙述的都是当时的新奇传闻有的章回小说也对“新闻”别有兴趣，如吟啸主人《近报丛谭平虏传》自序云“间就燕客丛谭，详为记录，以见天下民间亦有此忠孝节义而已”，称小说之得名是因为“近报者邸报，丛谭者传闻语”。

     古人以“新闻”为小说的观念制约着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的文本生成方式，使其大致遵循了从“说—听”到“写—读”的基本路径，从而使小说创作与传播这两个环节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因此，郑振铎认为“中国小说是口头的传说写下来的，它一开头就不是由几个有才能的文人创作出来的，而是从民间来的，是口头流传的”。

四古代小说的文化属性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小说属于“街谈巷语”，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因此这些流布于众人之口的“新闻”往往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形，反映在小说文本形态上，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事多载的现象。

唐人刘知几云：“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他分析了“同说一事”而“喜出异同”的主客观原因。

小说家对此也有明确认识，干宝所谓“互其所闻”“闻见之难一”，即就此而发，因此他在编创《搜神记》时曾“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二酉缀遗中》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

”所谓“传录舛讹”即指同一传闻在不同小说家笔下呈现不同文本形态纪昀自称其《阅微草堂笔记》中某些小说“得于传闻者亦不一”，如《滦阳消夏录》写与福建汀州试院古柏有关的怪异故事，而袁枚《新齐谐》也有记载，但二者在情节上互有异同，对此纪昀解释道：“袁子才尝载此事于《新齐谐》，所记稍异，盖传闻之误也。

”再如，《如是我闻》所写田白岩遇狐之事与“李庆子遇狐叟事大旨相类”，但两者情节却存在差异，纪昀认为这也是由于“传闻异词”所致对于古代小说文本生成中屡屡出现的一事多载现象，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结尾有如下辩解：“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鲁史且然，况稗官小说！”这种一事多载的现象在其他小说家笔下也多有所见，如关于清人栗毓美的冤案故事在当时流布甚广，赵季莹《途说》卷二《栗朴元》、汤用中《翼駉稗编》卷七《栗恭勤公逸事》、程庭鹭《小松圆阁杂著》卷二《纪栗毓美事》、齐学裘《见闻随笔》卷十七《河南某烈妇传略》、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六《栗恭勤公为河神》、宣鼎《夜雨秋灯录》卷六《玉牌殉葬》等都有叙写，但其详略虚实各不相同，情节及人物形象也互有出入。

再如，关于邵士梅身世及其三世姻缘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蒲松龄《聊斋志异》中《邵士梅》、张潮《虞初新志》卷十二所收陆鸣珂《邵士梅传》、吴光《邵峰晖两世姻缘传》、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四《邵进士三世姻》、钮锈《觚剩》卷二《邵邑侯前生》、曾衍东《小豆棚》卷十六《邵士梅》等，都有载录，但它们情节繁简也互有异同。

胡承谱《只麈谭》中《荷包记》写一善良富家女因当年救助贫家女而终得回报之事，这一故事在梁恭辰《劝戒三录》卷二《贫女报恩》、汤用中《翼駉稗编》卷三《侠报》、宣鼎《夜雨秋灯录》卷二《闺侠》等小说中均有叙录，但其情节各有出入。

     小说家以“新闻”为小说，导致讲述型结构模式及超叙述结构成为文言小说重要的文本形态一些文言小说往往在小说开篇便交代故事讲述者，如《阅微草堂笔记》中许多小说开篇以“胡御史牧亭言”“爱堂先生言”“陈云亭舍人言”“董曲江前辈言”“戴东原言”“旧仆庄寿言”“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有卖花老妇言”“先外祖母言”“族叔楘庵言”之类标志语，交代故事来源。

再如，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一些小说以“绍兴老儒王致虚言”“安吉典史周君言”“门人王梦薇言”“大儿妇樊氏言”“濂甫又言”“邬梅仙言”“有友人言二事”等开篇，用以说明故事来源这种讲述型叙事形态，完全是以“新闻”为小说观念的产物。

再者，文言小说尤其唐传奇小说中“超叙事结构”形态的出现，也是小说家以“新闻”为小说观念的产物所谓“超叙事结构”是指出现在小说结尾、故事情节之外的成分，例如《庐江冯媪传》结尾云：“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儹，河南字文鼎会于传舍。

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为之传”这种“超叙事结构”形态也是用来交代故事来源表面来看，讲述型叙事形态、超叙事结构形态的出现都与作者的崇实小说观有关，但它们是小说家以“新闻”为小说这一观念的必然产物。

     “文化”小说观对属于“副文本”的作者题名和小说标题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古代小说尤其通俗白话小说的文化地位低微，因此小说家在署名时多用笔名或化名，有的经后人考察后能确定作者，如题“古宋遗民著”的《水浒后传》作者为陈忱，题“二南里人编次”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作者为罗懋登，题“觉世稗官编次”的《无声戏》作者为李渔。

大量通俗白话小说作品至今不知其作者为何人，像《金瓶梅》题“兰陵笑笑生著”，《好逑传》题“名教中人编次”，《青楼梦》题“厘峰慕真山人著”，《昭阳趣史》《玉妃媚史》题“古杭艳艳生编”，《豆棚闲话》题“圣水艾衲居士编”，《枕上晨钟》题“不睡居士编”，《笔梨园》《都是幻》题“潇湘迷津渡者编辑”，《仇史》题“痛哭生第二手编”，《扫荡粤逆演义》题“遭劫余生撰”，等等，其作者皆不能确定。

一些小说选本作者也多用化名或笔名，如《绿窗新话》题“皇都风月主人编”，《今古奇观》题“抱瓮老人编”“文化”小说观对同样作为“副文本”的小说标题，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古人以“新闻”为小说的观念，直接反映在小说标题上，这在上文已有说明。

而像《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清夜钟》《醉醒石》《型世言》《醉醒石》《照世杯》《雨花香》《清夜钟》《珍珠舶》《警寤钟》《鸳鸯针》《娱目醒心编》《醒世姻缘传》《歧路灯》《谐铎》，等等，则体现了“文化”小说观所推崇的教化功能。

为“羽翼经传”，一些小说甚至直接演绎儒家经典，这从其标题中即可看出其中最极端的表现是磊道人的《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它专门借“四书”中提及的人物来编织故事，全书四十卷，每卷摘“四书”成句为题目，且排列顺序皆依“四书”章节先后。

其中卷一题目出自《大学》；卷二至卷十八题目出自《论语》，卷十九至卷四十题目出于《孟子》各卷题目参差不齐，短者如卷十三《弈善射》，仅三字；长者如卷三十五《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达二十一字。

再如，徐述夔《八洞天》中多篇小说标题源自《诗经》，其中《补南陔》源自《诗经·南陔》，作者在小说结尾自明创作动机云：“《诗经·南陔》之篇，乃孝子思养父母而作其文偶缺，后来束皙虽有补亡之诗，然但补其文，未能补其情。

今请以此补之，故名之曰《补难陔》”其他如卷四《续在原》源自《诗经·常棣》中的“脊令在原”，卷八《醒败类》源自《诗经·桑柔》中“大风有遂，贪人败类”，卷七《劝匪躬》则源自《易·蹇》中“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徐述夔《五色石》之《虎豹变》则源自《易·革》中“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当然，这些志在“羽翼经传”的小说家以教化为第一要务     “文化”小说观的盛行，促使一些小说家在建构文本形态时积极向传统知识谱系靠拢。

以历史演义小说为例，秉持“文化”小说观的小说家或评点者往往通过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增删改易，使其“回归”传统知识谱系例如，于华玉认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间于正史多戾繇来，几以稗家畜之”，于是本着“正厥体制，芟其繁芜，一与正史相符”的原则，将原为每卷十则共八卷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删节为每卷四则共七卷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

在于华玉看来，他是将属于“稗家”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改造成“一与正史相符”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再如，蔡元放评定本《东周列国志》“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氏《史记》杂采补入”；他认为“《列国志》中，谬误甚多”，“不得不为正之”，蔡氏所谓“足之”“补入”“正之”实际上都是在史学思维支配下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加工改造。

再者，一些小说家有意识地将史官文化因子植入小说文本，这在“按鉴”类历史演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为例，它效仿通鉴类史书的叙述体例，在小说各卷卷首标明本卷叙事起讫时间；在叙事过程中频繁插入史家论赞，像其中的“按《宋史》本传节目”“按《通鉴》”“《纲目》断云”“《宋鉴》断曰”“史臣曰”等，皆出自通鉴类史书；又连篇累牍地插入奏章书表等历史文献，如卷三《胡寅前后陈七策》开篇即引录胡寅《七策》。

孙楷第认为“按鉴”类历史演义“其叙次情节，则一依《通鉴》，顺序照抄原文而联缀之”，“其结果为非史抄，非小说，非文学，非考定”，这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类小说的文本形态     总之，与其他文体相比，中国古代小说更像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化系统。

古代小说尤其通俗白话小说低微的文化地位，以及古代小说创作及传播的生态环境，无不与此息息相关在正统文人看来，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文学审美特质远不如其文化属性重要，而这直接制约着小说家的基本创作方式，并影响到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

陈才训，周慧敏：《古代小说的文化属性及其对小说创作之影响》，《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第156—165页。略去参考文献，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责任编辑：修   磊】【网络编辑：姜新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