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文献：工业机器人文献综述

【文献拆解】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关系：基于司法诉讼的实证研究

 

写在前面：今天分享一篇《管理世界》2023年12月的文章，《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关系：基于司法诉讼的实证研究》，作者是张军、闫雪凌、余沭乐和张雪原四位学者‍‍‍这篇文章主要讲述的是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劳动关系。

存在负面影响，且这一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低技能劳动岗位中另外，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劳动关系的负面影响主要由工资下调和隐形福利下降所导致‍‍‍‍‍‍‍‍‍‍‍‍‍‍‍‍‍我了解到目前有关工业机器人应用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有很多，且主要集中在对公司雇佣人员，工资福利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作者则是通过构建上市公司劳动争议案件集来度量劳动关系并讨论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切入点很好另外，作者引言和文献综述的写作很有条理，对于阐述影响劳动关系的文献中有这样的逻辑：‍‍影响我国劳动关系主要分为。

“体制性因素”与“技术性因素”————>在经济体制不稳定时，“体制性因素”对劳动关系产生主要影响————>随着我国市场化转型的日益深入，劳动关系也应进入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随着我国市场化转型的日益深入，经济体制趋于平稳，。

劳动关系也应进入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但是现实是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依然居高不下，所以“技术性因素”值得关注在知道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关系有影响的前提下，如何把这一研究娓娓道来，还得得多学学，怎么才能把故事说的更好。

有兴趣的可以下载原文阅读，下面进行文献拆解摘要背景:伴随工业机器人的加速渗透和广泛应用，劳动关系变革背后的技术性因素日益引发关注干了啥：本文通过手工整理 2013~2019 年 A 股上市公司劳动争议司法诉讼案件数据，从劳动关系的视角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市场的深远影响。

发现了啥：工业机器人应用虽然在整体上导致劳动关系发生一定程度的恶化，但这种影响因技术进步偏向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不同的企业和劳动者群体中，劳动关系受到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消失甚至出现反转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给劳动者带来的失业风险，企业下调工资水平和减少隐性福利是导致劳动关系恶化的主要渠道。

文章贡献：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深化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经济后果的理解，也为精准评估人机适配状况，进而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政策启示。

引言部分第一段工业机器人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会对劳动者就业产生深刻影响，引发企业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的摩擦————>而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经营平稳运行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有重要作用。

第二段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体制性因素”与“技术性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到市场化经济体制建立前，我国劳动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迁主要由“体制性因素”引起————>但近年来，劳动关系紧张背后的“技术性因素”日益突出。

————>劳动争议案件数量逐日增加，大多案件与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薪酬福利问题相关————>目前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成为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遗憾的是有关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关系影响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系统的实证考察。

第二段的逻辑是：介绍劳动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指出近些年“技术性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逐渐增加，提到了就业岗位和薪酬这两个直接的影响因素，为下文做铺垫第三、四段目前经济学文献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关话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就业结果的讨论，。

忽视了工业机器人对在岗劳动者以及劳动关系的整体影响(文章进行了补充)————>此外，现有研究表明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市场同时存在两方面影响，即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但多数文献着眼于探讨总量效应，忽视了工业机器人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交互关系，即适配程度。

————>具体来讲，当两者关系呈现出 激烈的对抗性时，从总体来看替代效应占据主导，反之同理————>仅从企业或劳动者单一视角出发展开讨论，无法深入探究劳动者与企业间的互动机制，从而难以厘清“技术性因素”在当前劳动关系变化中的重要角色。

第三、四段主要是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并说明自己能够填补空白，并且存在理论依据。

第五段文章的边际贡献主要在：其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文章创造性地从劳动关系视角进行了规范的实证研究其二，在机制分析方面，文章根据现有机器人应用文献的相关理论，发现企业技术适配性是影响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表现强弱的重要因素，也是机器人应用影响劳动争议程度的关键线索。

其三，在政策启示方面，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正确理解新技术带来的多重冲击，准确识别人机适配状况，从而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关的激励和帮扶措施，为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更充分的就业提供科学支持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说。

文献综述影响中国劳动关系的主要因素我国劳动关系的变迁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首先，伴随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我国劳动关系从单一的国有企业与员工的“计划经济”劳动关系，转变为各种所有制企业与多元身份职工的市场化劳动关系；。

‍其次，从劳动力市场主体来看，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工的“无差异的大量供给”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农民工的特殊性虽然从总体上缓解了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浅层矛盾，却掩盖了深层矛盾；‍‍最后，从劳动关系主要协调组织来看，中国工会具有“双重角色定位”，即“既维护职工利益又维护全国总体利益”、“既代表职工又代表党和政府”。

按照上述“体制性因素”的观点，随着我国市场化转型的日益深入，尤其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加入WTO之后，经济体制趋于平稳，劳动关系也应进入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但从图2可以看出，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依然居高不下原有解释已不再适用于分析劳动关系现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向讨论。

“技术性因素”的影响但已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围绕司法诉讼层面劳动争议这一指向明确、分歧较小的指标度量劳动关系作为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最后一环，劳动争议司法诉讼信息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劳动关系的紧张程度，在此基础上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的冲击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市场近年来有关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有很多，但鲜有文献专门讨论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因此，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市场存在负向替代和正向促进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人们普遍担心机器人应用将直接取代传统劳动力，造成就业岗位减少和工资下降，导致“技术性失业”；。

‍另一方面，机器人应用也可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2.理论假说的提出当前我国的工业机器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行业，劳动力以中低技能的传统劳动力为主，且企业引进机器人的主要动机源于降低人工成本，而非提升产品质量或生产效率执行重复性劳动的工业机器人将与这部分劳动力形成直接竞争关系，短期来看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替代效应占主导，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可能会愈发紧张。

基于此，提出假说H1: 在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集中于中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背景下，节约成本仍是企业的主要动机，劳动关系所受影响总体上呈现为负面冲击，劳动争议案件因此显著增加；‍由奥托尔等(2003)提出的任务模型表明，机器人对可编码和重复性的常规任务存在替代性，对高级认知和社会互动的非常规任务具有互补性，呈现出明显的偏向性影响，这也会体现在劳动关系中。

之于前者，工业机器人可能给低端劳动力构成潜在威胁，导致雇佣关系不稳定乃至消失；之于后者，由于工业机器人与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交互提升了“技术—技能”匹配程度，使他们有望获得更为稳定、和谐的长期雇佣合同，与企业的关系将更为融洽。

据此，提出假说H2： 基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特征，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关系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技术适配度更高的企业，其负向影响会减弱、消失，甚至转为正向效应；‍当企业应用机器人的主要目的在于节约人工成本时，工业机器人与劳动者的关系很可能呈现出激烈的对抗性，并体现在薪酬和岗位方面。

但劳动争议源于劳动者与企业关于劳动权利与义务的分歧矛盾，当企业更有动机在机器和传统劳动力之间选择前者时，客观上也会减少劳动争议发生的概率，极端情况下，企业全部使用机器后，则不会发生任何劳动争议因此，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也可能导致劳动争议案件的减少。

由此，提出假说H3: 工资水平下降是企业在使用工业机器人之后劳动关系恶化的主要影响渠道，但岗位的减少未必会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增加伴随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传统劳动力议价能力将大幅削弱这种情况下，处于强势一方的企业还可以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降低劳动者的实际收入。

与显性的失业冲击和工资下降不同，隐性福利的减少更不易被感知和识别，也更难通过正常渠道和解，可能引致更多的劳动争议案件出现基于此，提出假说H4: 福利待遇的降低是企业在使用工业机器人之后劳动关系恶化的重要影响渠道。

实证策略和回归分析数据与模型劳动关系和谐程度的衡量指标:法院层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文章将使用法院层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作为劳动关系和谐程度的具体指标，在手工收集A股上市公司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后，只保留原告方为劳动者的案件，

并使用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的案件信息进行交叉验证，在匹配万德(Wind)数据库中相应的上市公司的信息后，最终形成了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法院系统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面板数据集，覆盖全行业1943家上市公司，其中以制造业企业为主，多分布于东南沿海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带。

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衡量指标:企业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率结合现有文献的做法，构建了本文样本中每一家上市公司的工业机器人渗透率，以此刻画企业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情况。

实证模型设定和相关统计性描述为了验证工业机器人使用对劳动关系和谐程度的影响，作者构建如下模型：

基准回归结果分享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机器净资产收益率人渗透率对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上市公司应用更多的工业机器人后，会导致更多法院系统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第一个假说得到验证。

进一步可以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争议案件的负面影响更多体现在与工作岗位变动和工资报酬等相关的两类案件中。

‍对劳动关系和谐程度的持续影响表2的回归结果建立在当期影响的基础上，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关系也可能存在持续影响因此，文章进一步考察其长期效应，具体做法是在回归模型中引入机器人渗透率的前置期指标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第(2)列~(5)列所示，机器人渗透率至少存在3期的持续影响，第(6)列则是引入所有前置期考察累计效应，结果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依然呈现出显著的前置期负面影响。

异质性分析企业特征异质性文章将上市公司划分为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两个样本进行对比，结果中发现，在市场规模较大的企业样本中，原有的负面影响系数远小于市场规模较小的企业组的回归系数，且影响显著性进一步消失这一结论与现有文献提出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相一致。

员工结构异质性作者以单个企业所有样本年份的生产人员占比和技术人员占比均值进行中位数划分，对分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在生产人员占比少的企业中，工业机器人渗透率越高，劳动争议案件越少，呈现出更为和谐的劳动关系，而在技术人员多的企业中，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也随之消失。

稳健性检验作者从回归方法、扩充样本和更换指标这 3 个方面重新考察本文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我们使用Tobit方法对数量型因变量再回归; 并我们进一步加入省份和年份联合固定效应，以充分控制地区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干扰，同时将标准误聚类至企业层面，以充分考虑企业的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问题，结果依然稳健。

其次，作者根据裁判文书网提供的案件具体信息，提取出多维度的司法变量，从劳动争议案件的二审率、案均原告人数、案均诉讼请求3个方面展现劳动争议案件的内容回归结果显示，不管从哪个角度考察劳动争议案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争议案件的负面影响结果基本稳健。

最后，作者也重构了工业机器人渗透率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了工业机器人流量数据重新构建了机器人渗透率这一指标及其前置期，考察期对劳动争议的案件的影响，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基本稳健。

除此之外，文章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略内生性问题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企业劳动争议案件影响的实证分析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一是互为因果，二是遗漏变量为此，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方法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美国、美日德韩四国、欧洲九国83种不同的竞争者同行业同时期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构造的中国工业机器人渗透率作为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说明3个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均得到满足，第二阶段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表明在考虑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关系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

影响机制分析目前劳动争议的主要触发原因包括两类:其一是与岗位薪酬相关的显性权益纠纷;其二是与工会、社会保险相关的隐性福利问题基于此，文章从显性和隐性渠道两个方面讨论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机制显性影响机制。

文章选取工资水平变化、岗位数量变化、工会费用变化、福利费用变化4个指标，采用分组回归和交互项回归两种方法进行验证表 10 的(1)~(4)列考察了就业岗位的调节效应首先，工业机器人应用总体上对就业岗位有替代影响，在分样本和交互项回归的结果中显示，岗位数量增多的企业，劳动争议案件也随之增加，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说 H3。

第(5)~(8)列有关工资水平变动的回归结果则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行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即现有在岗劳动力可能会因为企业利润增加、岗位减少而得到单位工资水平的提升但进一步划分工资增加和降低的样本后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而有所减弱，从侧面反映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机器人应用而引致的劳资矛盾。

隐性影响机制除工资之外，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隐性福利也与劳动者权益息息相关，尤其对于在岗劳动者而言，没有失业并非意味着机器人应用对其不造成影响，在工资水平不变甚至略有提升的情况下，企业仍有可能通过减少原本用于员工的其他福利费用支出，变相降低劳动者的实际收入。

文章选取工会费用和福利费用两个变量作为隐性影响的指标去考察这一可能的影响机制。表11第(1)、(5)列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机器人渗透率对工会费用和福利费用均存在负向影响，由此，假说H4也得到验证。

结论与政策建议结论：文章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关系变迁的相关理论，构建了我国上市公司2013~2019年的劳动争议案件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与作用渠道文章发现，虽然机器人渗透率的提高将总体上使劳动争议更容易发生，但这种负面影响并非一概而论。

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对于技术应用条件更成熟、人机适配程度更高的企业和劳动者而言，机器人的使用反而可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另外，文章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关系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下调工资水平和减少隐性福利这两个渠道发挥作用。

政策建议：第一，在产业智能化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主动、全面、综合考虑劳动者所受到的多重影响，精准评估人机适配程度，出台更加体系化的就业促进和帮扶政策措施‍第二，在司法层面，要充分构建及时高效的劳动争议解决流程，充分发挥调解和仲裁这两个前置功能，为劳动者和企业双方提供快速、平和、有效解决劳动争议的渠道，避免劳资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第三，企业应当正确认识新技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劳动者所产生的影响，既要承认机器在短期内带来的替代效应，也要充分利用好机器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的长远积极影响‍本研究还可能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研究指标可以进一步提升。

囿于数据可得性，“机器人渗透率”为相对间接的指标，未来希望借助实地调研或专业统计获得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的具体数量或者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上的投资金额，从而对研究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其次，研究对象可以进一步细化，通过刻画多维度的劳动者信息，讨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不同群体劳动者的影响，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最后，研究样本可以延伸拓展，例如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企业和劳动者双方都面临着新的压力，产业智能化进程宜快还是宜缓，如何在确保民生就业的前提下更好地应用新技术，这是本研究进一步需要探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