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人文关怀的对象：医疗人文关怀的对象包括

心灵哲学的医学人文关怀医学技术的昌盛发达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俨然已成为了现代医学的一个悖论。应如何解决这一悖论

 

心灵哲学的医学人文关怀医学技术的昌盛发达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俨然已成为了现代医学的一个悖论应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古老的共情理论的回归，从心灵哲学层面上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20世纪医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

然而，人们在享受现代医学技术便利的同时,却不满于其技术至善主义和非人性化趋势，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呼声此起彼伏医学技术的昌盛发达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俨然已成为了现代医学的一个悖论应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古老的共情理论的回归，从心灵哲学层面上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1共情理论的历史脉络1.1 20世纪早期的共情说及其人类主体间性的哲学阐释　　“共情说”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从词源上说，“共情”（又译为“移情”）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词ε′μπαθεια′ (empatheia)，由ε′ν (en)和 παθο (pathos)两个词根组成，意为“对肉体的迷恋、激情和偏爱”。

最早由德国哲学家赫尔曼·洛兹（Hermann Lotze）和罗伯特·费歇尔（Robert Vischer）创造了德语词Einfühlung，用以指在审美欣赏时，主体将自己的感觉投射到艺术作品或自然对象上。

然而，对于共情的系统思考，却是从美学家立普斯 (Theodor Lipps)开始的立普斯在他的《美学》一书中指出，共情是一种基于人类模仿天性的“内模仿”，在共情过程中，我们本能地模仿我们所看到对象的运动或表情，从而产生与对象相似的运动感觉。

他进而将共情的概念从美学引入心理学，将共情作为一种心理共鸣现象，即人们在模仿他人的运动和表情时，会将自己的情感投射至对方，从而产生我中有他、他中有我的感觉1909年，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B.Titchener）在翻译德语Einfühlung时，创造了“empathy”一词，自那以后，“empathy”作为“共情”的英文翻译，逐渐在英语国家推广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情最初仅仅描述个体欣赏艺术作品时所形成的那种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但从铁钦纳开始，“共情”的概念则开始运用于人类心灵的内省理论以及主体间性问题的讨论，即人们如何可能了解彼此的心灵和经验。

　　欧洲的现象学哲学，特别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施泰因(Edith Stein)、舍勒（Max Scheler)等人，摈弃了笛卡尔式的心灵观念，敏锐地从立普斯的学说中找到了人类主体间性的奥秘：共情。

在现象学家看来，共情是一种不可简约的、“独特的”经验行为和意识模式，正是由于具有共情能力，人类在本质上是“具心的”生物（embodied creature），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归根结底，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使得人们能够直接感知或体验彼此间的思想、情感和欲望。

在《共情问题》一书中，施泰因[1]不仅将共情作为“主体间性经验的基础”，而且进而将其作为“获得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可能知识的条件”这就是说，通过共情，人们既理解了他人的心灵，又通过他人的经验意识反诸自身，理解了自己。

1.2 20世纪中期共情说在哲学中的式微　　随着20世纪中期英美分析哲学在西方哲学论坛占据了霸主地位，欧美大陆掀起了重分析、轻理论的思潮在这样的新语境下，共情说在哲学界愈加边缘化，趋于式微分析哲学对人类主体间性问题的讨论，与欧洲现象学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

分析哲学所倡导的心灵理论，是“理论的理论”（theory theory）[2]这种理论认为，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不过是一种理论性的推论这就是说，大众心理学意义上的读心术所蕴含的观念结构，与日常的大众心理学话语的观念结构，是同一的，或至少是趋同的。

由于人们所熟知的大众心理学理论确立了心理状态和行为的关联，人们可以基于行为证据而推导出他人的心理状态显然，分析哲学虽然也试图解答现象学意义的直接性，即我们如何能够通过他人的动作和表情而把握其心理状态，但它却归结于人们对某种大众心理学理论的熟识。

分析哲学并不将共情视为他人心灵的认知的中介在他们看来，共情是一个难以描述的、过于复杂的心理过程，其不仅包含各类情感，而且也包含了“信仰”和“欲望”这样一些大众心理学概念，这些概念无法通过特定的心理状态和身体反应之间的关联来描述和界定。

这样，在分析哲学的霸权之下，共情说在20世纪长期遭到打压和无视1.3 20世纪后期共情说的回归　　20世纪后期，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神经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共情说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在公众媒介、公共政治、艺术、伦理学、精神分析学说、心理咨询、临床医学等领域，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神经科学家发现，人们观察他人实施某一行为，和自己实施这一行为时所激活的神经区域是一样的；同样，人们基于他人的面部表情而辨别其情感，与自己经历这一情感时所激活的神经区域，也是一样的[3]这表明，镜像神经元匹配系统能够协调人们关于自我和他人身体的经验性知识，使得人们能够直接理解他人表情和动作的意义。

观察者不仅“看到”他人的动作、情绪或感情，并且这种“看到”的感官经验，也唤起了观察者自身对于这些动作、情绪或感情的身体状态的内部表征概言之，共情是大脑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匹配机制，正是由于这些神经元系统，人们能够将自己“感入”他人，从他人的角度进行感受和思考。

　　神经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为心灵的模拟理论（simulation theory）提供了实证性的支持，使其取代“理论的理论”，而成为了最受认可的心灵理论模拟理论与立普斯的共情说一脉相承与“理论的理论”的心灵哲学不同，模拟理论重新强调一个事实，即人类本是“具心的”生物，具有同理心，因此，在相似的情境下，人类会做出相似的心理反应。

诚如罗伯特·戈登（Robert M. Gordon）指出，人们理解他人心灵的大众心理学能力，主要依赖于我们对世界进行“设身处地”的想象，并使用“自身的动机和情感资源以及自身的实际推理能力”[2]这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了解他人的心灵状态，是通过假装游戏（pretense-play）而实现的。

我们假装处于他人的心灵状态，假装成为他们，由此来理解他们这就是说，共情实质上是心灵的模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无需动用什么大众心理学理论，而只需将自己作为他人精神生活的模型这种心灵的“模拟”，就是人的主体间性之所在。

人们在一个共享的、有意义的人际空间，通过心灵的模拟互动，相互识别对方的情感，从而实现人与人的交往，建立起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共情理论的精髓在于，它发现人与人是可以相通的，只要通过换位思考的共情过程，就打开了一扇通向人心灵的窗户。

2共情理论的突破2.1理论假设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新兴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极大地推动了共情的研究尤其是大脑成像技术，近年来被广泛用来探索共情相关的神经活动例如，德国神经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与其同事。

[4]，便是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用于共情研究，他们通过fMRI数据，支持了这一理论假设，即人们目睹其他人的疼痛，会形成共情反应。

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个体在实际上不产生疼痛感的情况下，仍然能感受到他人的疼痛辛格发现，一个人感到疼痛时，其脑边缘系统中的疼痛区域在fMRI上显示被激活状态，而他观察别人的痛苦时，被激活的则是其脑部的疼痛基体的情感部位（affective parts），而不是脑部的体觉区域。

这表明，对共情产生影响的，并不是疼痛的体觉特质，而是疼痛系统中与疼痛相关的情感特质辛格及其同事还发现，即使没有相关的情感提示，也可以唤起同样的共情效果，也就是说，个体无需看到他人的痛苦表情，也会产生共情反应。

这一系列结果证实了神经科学家对于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共情的内省式理论，第一次得到了脑部镜像的实证支持除了通过神经学的术语来加以界定和描述，共情研究也进入到了生理学记录和衡量的新的实证阶段例如，研究者通过心率和皮肤传导性的生理测量而评估共情反应的强弱，通过肌电（electromygram,EMG）收集不可直接感知的面部反应的数据。

他们也开始广泛地制定和使用客观的“共情量表”，如杰弗逊共情量表（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用以测量共情感觉的强弱[5]2.2目标导向的伦理学研究　　共情的研究带来了伦理问题，即利他主义如何可能的问题。

很多研究者对共情在道德领域中的作用都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当代发展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6]基于儿童共情能力发展的研究，将共情能力看成是人的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换言之，共情是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利他行为。

与霍夫曼相呼应，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C.Daniel Batson）对超个人的人类群体感的心理基础进行了研究，并在其基础上探索了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联系他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提出了“共情利他论假说”（empathy altruism hypothesis），这一假说的主要观点是共情在很多情境下都会导致利他的行为。

[7]xxiv-xxv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目标导向的共情研究已经有了可能性例如，在关于医患共情关系的目标导向研究中，格林菲尔德等[8]发现，如果医生能够进行持续20分钟的交流干预，则能够让患者打开心扉，询问更多问题。

这种共情反应，则提高了高血压、糖尿病和溃疡等疾病的治疗效果这种目标导向的研究，为共情和利他主义结果之间的假设提供了实证性的支持它表明，医患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可以产生生物医学和功能性的结果3临床医学语境下的共情及其启示

3.1共情是化解医学人文危机的关键所在　　医学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精神传统的一门学科，在中国，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救死扶伤的“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之一。

然而，吊诡的是，虽然当代医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但同时，现代医学却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控是现代医学背离了原来的人文传统根据国内的一项调查，“冷漠”成为了医疗的行业形象。

[9]同时，医患矛盾似乎在不断升级，甚至在向暴力转化，对医患双方都造成了严重伤害为何这样？在现代医学的这种人文危机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笔者认为，现代医学的人文危机，部分源于当代医务工作者共情能力的缺失。

正如克拉克(K.B.Clark)[10]所言，共情是“人类所拥有的感同身受地体会他人的经验、需要、欲望、挫折、悲伤、快乐、忧虑、痛苦或饥饿的独特能力”如前文所言，共情是一种人类主体间性的经验，在其中，人们通过心灵的相互模拟，而理解了彼此的思想和意图，并分享彼此的情感和情绪。

而且，在很多语境下，共情都能够产生利他主义的结果在医学语境下，更是如此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共情在医患关系中的价值和意义1918年，索瑟德(E.Southard)[11]最先探讨了共情在精神疾病诊疗中的作用。

尔后，共情就经常被作为心理疗法或咨询的主要内容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明确将共情视为自己最大的发现他提出，成功的心理临床疗法必须将移情作为访客心灵的一个认知论工具，“暂时抛弃自身的观点和价值观，以能够不带偏见地进入另一个世界”。

[7]xviii-xix很明显，共情是一种医患之间的关系性的互动过程，通过共情，医生能够深达患者的内心，从而提供更有效的治疗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医生的共情反应能够加强医患之间的纽带，使得患者愿意敞开心扉与医生分享自己的世界。

而医患之间的这种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可以改善患者的免疫系统，从而实现更加积极的、更加理想的治疗效果[12]　　归根结底，共情在人与人的社会联合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社会联合，有利于人们保持健康、防范疾病。

社会联合和身心健康的这种关系，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它实际上已经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很多医学专家一致发现，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改善癌症患者的健康状况迪恩·奥尼希（Dean Ornish）也发现，亲密的社会关系，可以促进冠动脉疾病的治疗，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的心不仅是一个血泵……我们还有一颗情感的心，一颗心理的心，一颗精神的心。

”[13]21所有这类研究，都支持了这一理论假设：有价值的社会联合，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支持系统，它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改善人的健康状况毋庸置疑，医患之间的共情，就是这样的社会联合和社会支持系统。

毋庸置疑，医患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联合，而且，对于患者而言，这种社会联合的欲望，会因身患疾病而大大加强了因此，如果医患之间能够形成共情关系，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会促使患者的身心发生积极的功能性变化，从而达成理想的疗效。

基于这种考虑，霍贾特(Mohammedreza Hojat)[13]ix在《病人诊疗中的共情》中主张，应把共情作为医学临床实践的必要内容，医生应一生保持共情的能力3.2当代医学共情能力的缺失及救赎3.2.1当代医学诊疗的“图像化”。

　　遗憾的是，当下的医疗现实并不利于医生保持共情能力特别是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恶劣的医疗条件、过于繁重的诊疗任务、过于苛刻的教学科研压力，令医生身心俱疲，容易产生共情疲劳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医生共情能力的缺失，也与医学诊疗的“视觉化”趋势有关。

当代发达的医学技术，如各种“成像技术”的普遍运用，使得医学诊疗日益“视觉化”医生越来越信赖他们所看到的图像，而忽略了“聆听”的重要性但是，当医生失去了仔细聆听和设身处地交流的耐心，医患之间不可能形成积极的共情关系。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很多医生对共情充满了不屑，他们也不认为共情是他们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毕竟，他们有电脑和医学仪器就够了　　因此，共情能力受到当代医疗的驱逐，部分是由于医生过度依赖技术和仪器所造成进而言之，这又折射出了现代医学对于科学理性的盲目乐观。

如果说前者造成医生把患者视为病例而非一个完整的人，因而忽略了耐心的聆听，那么，后者则导致了医生对于情感的习得性排斥，从而阻断了医患之间的情感分享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医务人员的冷漠，部分是由现代化医院的环境所导致，部分是由技术至善主义所导致。

[14]确实，当医学沦为纯粹的医疗技术和科学理性，人文精神的价值被漠然视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患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和机器，他们更需要医生的温度，需要医生的友谊之手而从医生的角度上看，如果医生将治病救人视为纯粹的技术活儿，也会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产生厌倦。

医生的工作激情一旦消失殆尽，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也就成了奢望3.2.2当代医学教育的“去共情化”趋势　　医生冷漠的职业表现，暗指当代医学教育的弊端不幸的是，当前国内外的医学教育，都呈现“去共情化”的趋势共情能力的培养，在医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被剥夺了。

从踏进大学校门开始，学校就不断告知医学生，要勤学苦读医学专业课程，对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却只字不提，仿佛后者在医学教育的体系中，是微不足道的、无关大体的有些医学教授甚至对人文学科充满不屑和歧视，认为是无病呻吟，不具有科学性，不值得学习。

这种教育理念的直接后果，是医学生们逐渐抛弃了人文情怀，导致他们虽然洞察了身体的运作机制，对于人类的精神和心灵，却知之甚少，甚或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医学生毕业后，在医院所接受的医疗训练，进而浇灭了共情残余的灰烬。

即使这些医学生经常看到年轻的生命因疾病而戛然而止，而耄耋之年的患者却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他们的内心也波澜不惊对于他们而言，患者只是他们研究和讨论的病例，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他们对病例的研究和讨论，是客观的、冷静的、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的。

这样，共情渐渐失去了它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的合法性，而医学生们也慢慢地失去了共情的能力，患者所看到的，是一张张“冷静的”或“冷漠的”面容这种经长期训练而成的“冷漠”，却暗含医学界的人文危机试想，当患者面对如此冷静甚或冷漠的医生，当他们感受不到医生的温暖，他们会怎样呢？很明显，他们最终选择封闭自己的心扉，拒绝有效的情感沟通，这不但极大地阻碍了治疗的效果，而且容易引发医患纠纷。

　　正是由于看到现代医学沦为纯粹技术后的弊端，医学界目前正涌动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这一思潮要求医学以人为本，不仅只是对疾病的有效治疗，而且更需要对患者的关怀和照料共情理论的回归，正是契合了医学界的这一诉求。

本来，共情与人文精神是紧密相连的具有良好共情能力的医生，必定也是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的好医生，因为他愿意并且能够将自己“感入”患者（及其家属）的内心而他们对患者处境进行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和感同身受的情感分享，反过来会感动患者及其家属，唤起他们积极的共情反应，形成温暖的医患关系。

进而言之，温暖的医患关系，势必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乃至于医学界产生积极的情感和认知，使得医患之间的互惠利他关系，成为了可能诚如辛格及其同事[4] 所言，“人类的生存，取决于其在社会语境中所发挥的有效作用，而将自己‘感入’他人心灵的共情，则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4重视情感与认知的内在关联，建构和谐互惠的医患关系　　对于现代临床诊疗而言，共情的最大意义也许是批驳了“理性至上”的医疗理念，由此为医学界恢复医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联系，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共情是情感和认知的交融，这表明情感和理性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

正如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R.Damasio）[15]指出，思想和情感实际上属于同一个统一体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托比（John Tooby）也提出：“认为情感影响认知，这是无意义的，因为‘认知’指的是一种用以描述所有大脑活动——包括情感和推理（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语言。

”[16]这些研究表明，传统哲学对于情感与理性的二分法，是站不住脚的因此，“理性至上”的医疗理念，不再适合新的时代背景相应地，“冷漠”不应被推崇为医生应有的职业特质，相反，医生和患者的情感距离如果过大，反而会阻碍治疗的效果，甚至发生医患矛盾。

　　为何医生的“冷漠”容易阻碍治疗效果，甚至发生医患矛盾？在这方面，共情也从心灵哲学的层面提供了另一个启示那就是：共情过程中所发生的情感，未必总是积极的诚如萨默桑德(Shamasundar)[17]所言，较之幸福、快乐等积极的情感，悲伤、愤怒或敌视等消极情绪所形成的共情共鸣（empathic resonance），更加强烈。

此外，如前文所述，德国神经学家辛格与其同事[4]通过fMRI技术发现，人们目睹其他人的疼痛，会产生类似的身体感觉，而关系亲密的人，甚至无需看到对方的痛苦就能发生这种共情反应这类研究表明，在充满悲伤或痛苦等负面情感的医疗语境下，要格外警惕消极的共情反应，以避免医患之间出现破坏性的共情关系。

本来，在患者遭受病痛、饭吃不香、觉睡不好的情况下，其家属往往已经感同身受，体会到了同样的肉体痛苦和心理焦虑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的冷漠可能会令患者及其家属产生愤怒的情绪，冲突就有可能发生事实上，“冷漠”本身就是一种负面的情感，而且这种情感也具有感染性。

这就是说，医生的冷漠，会唤起患者及其家属同样“冷漠”的感觉这种医患之间的冷漠感，使得双方将各自的心扉封闭起来，造成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和关怀由于患者体验不到医务人员的仁爱与关怀，则容易发生医患矛盾，甚至发生暴力化的医闹事件。

因此，医务人员必须意识到，他们在患者及其家属面前的一言一行，都对医疗效果和医患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促进医患之间的和睦，以及提供更有效的治疗，医务人员要致力于避免医患之间出现冷漠、愤怒、敌意等负面情绪的共情共鸣。

也就是说，医生要努力深达患者及其家属的内心，唤起他们积极的情感，以温暖的人文关怀来消弭他们潜在的敌意和破坏冲动　　具体而言，共情既包含观点采择、换位思考和角色扮演等认知活动，也包括感同身受的情感分享所形成的主观感觉。

在临床诊疗的过程中，共情可以有很多表现形式它可以是医生从患者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以理解患者的需要；也可以是医生积极地分享患者的情感生活，以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但不管怎样，医患间的共情，有助于实现更好的疗效：由于医生正确地理解了患者的所思所想，医生能够作出更合理的临床判断和决定；由于患者感受到了医生温暖的人文关怀，患者在身体、精神和情感等方面，都变得更加强大，从而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

这，也许是医患关系的理想图景吧令人高兴的是，国内外医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共情对于医学临床诊疗的价值和意义以国内医院为例，它们近年来积极开展的“假如我是患者”或“医患换位思考”等活动，就是呼吁医务人员重视医患共情很好的尝试。

这类活动对于改善目前医学界人文精神缺失的现状，是颇有益处的，因为它们鼓励医务人员反思目前不尽如人意的医患关系，从中去探讨共情对于医疗的价值和意义经常举办这样一些活动，将能培养和提高医务人员的共情能力，使得医护人员能够设身处地替患者着想，甚至将患者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急患者之所急，真切地体会到患者所面临的问题，如其病痛、经济能力、社会地位、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等等。

当医患之间能够形成共情关系，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文传统的回归，指日可待　　总之，通过换位思考和情感分享，共情能够把“我和你”的关系，变成了“我是你”，或至少是“我可以是你”的关系这就是共情的魅力所在在临床诊疗的语境下，这种关系的转换，有助于医生摆脱多年习得的“冷漠”，以及“理性至上”的职业反应，从而重拾人文精神，回归仁心仁术的医学传统。

只有回归医学的人文传统，实现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重新融合，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各种不断恶化升级的医患矛盾，确保医学技术沿着造福全人类的道路前进参考文献[1]STEIN E.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M].Washington:ICS Publishers,19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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