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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贡体系中的天朝与朝贡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平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也绝非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关系。这一秩序在近代以前数千年中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互利的。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其文化当然具有贡献世界优秀价值观的潜力。该文刊于人文版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5.010该文刊发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78到85页论文摘要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刘丹忱摘要: “天下观”形成于先秦，它是中国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其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这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包容非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向心力。

中国传统对外思想表达了一种“一”与“和”的原则化理念封贡体系中的天朝与朝贡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平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也绝非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关系这一秩序在近代以前数千年中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互利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之特征的民族国家分立的标准。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由列强主导又建立了各种体系，在这一系列世界秩序建立之前都是一场场堪称人类浩劫的大规模战争西方先行世界其他文明一步，实现了其文化的现代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而后挟工业文明之威，完成了世界性传播，并据此构建了世界秩序。

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其文化当然具有贡献世界优秀价值观的潜力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前提下贡献于世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关键词: 天下观； 天朝封贡体系； 主权；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世界秩序观

论文阅览一、问题的提出“天下”是传统的中国概念，如今转换使用“世界”这一称谓，其实，“世界”只是中国古代“天下”概念中的一部分“天下”内涵极其丰富，既可指中国与四方合一的世界，也可指人文与自然交会的空间；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更是与。

“家”、“国”一起构成谱系的价值体，是“国”之合法性的最后依据“天下观”是古代中国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当代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重视思想观念对国家涉外制度的影响中国中央王朝根据观念所提供的原则化理念去确定世界秩序的目标，并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

因此，就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中观念的作用展开研究，不仅关系到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也关系到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度，而且可以直接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迅速崛起的中国对于未来的东亚乃至世界意味着什么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兴起必然导致原有的国际秩序出现转型，这意味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从思想、文化的视角研究国际秩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关系到我们能否从历史中寻找资源为外交战略的制定提供思想启迪二、传统中国的“天下观”自商朝始，天下秩序的概念以《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最为系统。

然而我们无法确定太史公所说的有多少是实况的反映，又有多少是利用后来的概念描述的如他的笔下，五帝俱曾为天下诸侯推尊的天子《五帝本纪》提到舜分天下为十二州，《夏本纪》有九州、五服之说此外，在“中国”的四周，已经分布着戎夷蛮狄。

天下、中国、四方、四海、九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似乎在夏以前都有了，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无法证明也许可以说，中国的天下观在夏商孕育出朴素的原型，到两周得到进一步发展周人对天下观的贡献在于它产生出一种文化上的天下观。

“中国”和“天下”两词在周初时正式出现在传世文献中“天下”首见于《周书·召诰》的“用于天下，越王显” “中国”首见于《周书·梓材》中的“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天下观作为政治思想形成于先秦在《易经》、《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中，。

“天下”既指中国与四方的总合，也指人文与自然交会的空间中国与四夷共同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同时，“中国”的文明至高无上，天子受“天命”而执政于“天下”周天子对于王畿以外的地区不直接施政，而是视层次的不同，以不同形式的。

“礼”与之互动《国语·周语上》关于甸、侯、宾、要、荒的叙述就是我们习称的五服对于不守职贡的各服，甸、侯、宾三服同属华夏，所以要刑、伐、征；而对要、荒二服则主要是德化感召关于五服或九服的理论还见诸于《尚书。

·禹贡》、《周礼·秋官》、《周礼·夏官》等文献中中国的天下观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要向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过渡这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包容非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分裂是暂时的，而人们追求统一是常态，是主流。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时常受到挑战甚至被异族所取代，但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却根深蒂固入主的异族政权往往以华夏正统自居，沿用封贡制度，在与周边民族和邻国交往中确立自己的宗主地位这便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具体到中国传统对外思想的原则化理念是什么？这是一个尚未清晰的问题古代儒家的天下观虽然认为华夷有别，但却又更主张天下一家、王者无外、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由此可见，“一”与“和”是中国思想家们的一种原则化信念，所谓王者无外、定于一、一统华夷、和而不同、和为贵，都表达了这种理念。

在具有大同理想的天下观的统摄之下，涉及到华夷观、王霸观等几个从属观念，虽然大一统是儒家高扬的旗帜，但对夷狄却倡导不干预主义的原则东汉人何休注疏《公羊传》时说：“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在提倡王道亲仁善邻政策的同时，天下观还保有以力辅仁的外交理念。

《荀子·王制》中说得清楚：一个国家对外要“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是知王道也”就实施王道而言，广布仁义与保持军力缺一不可，只有强大的军力足以抚顺诛逆，广布仁义才能真正收到效果。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天下观在观念层面的华夷之辨与制度层面的天朝封贡体系孔子最早也是最系统地提出了以“夷夏之辨”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思想孔子看来，诸夏代表文明先进，夷狄代表落后野蛮，历史的进程应以诸夏的文明改造夷狄的野蛮，使原本落后的夷狄向先进过渡，最终达到诸夏的文明水平，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论语·子罕》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认为有教无类，夷是可居之处，君子肩负着文化传播与改造的责任，因此夷可以教化不以为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可见，具有夷狄血统的舜和文王能被奉为华夏的著名先王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蛮族就是天生的奴隶”的种族优劣论有着天壤之别孔子以文化的野蛮与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最高标准。

这一文化概念，既包括语言、风俗、经济等基本要素，更包括了周礼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孔子相信夷狄可以教化的思想显然与希腊先哲柏拉图视“异族为异类”的种族观大相径庭中国很早就被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而非政治疆域，更非种族疆域。

中国所涵盖的民族和疆域不断以内聚的形式扩大的历史进程，印证了中华天下观中的华夷之辨所独具的包容性和向心力春秋时代，秦、楚都不被目为中国，后来历史进程中南北朝时的五胡、蒙元、满清其绝大部分都融入到中国之中。

其实华夷之辨的原意是文明和野蛮之辨，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等条件为准，而以文化来区别，这比两千年后持着民族优越论来殖民世界的欧洲殖民者在道义上高多了后来中国个别统治者出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目的据华夷之辨抗拒先进的资本主义潮流，绝非该思想的原意和主流。

天朝封贡体系是一种以儒学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建立的秩序，它以天朝为核心，覆盖东亚、东南亚，天朝与朝贡国不是现代意义上平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也绝非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充满了掠夺和压迫的殖民关系它的不平等性主要体现在封贡礼仪与封贡表文当中，象征意义更为突出。

这与近代条约体系的不平等性有本质的不同封贡体系中的等级性与华夏中心意识有关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缺少与其它发达文明间对等的交流，华夏族日益增强了文化优越感所以，在天下观的影响下，中国往往以天朝上国自居，把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其它国家纳入封贡体系的范畴，以和平互利为目的，维护自身社会的稳定和文明的发展，并通过和平的方式促进其臣属国的发展。

这一秩序把东亚各国引导到了文明社会，使该地区的思想、道德、社会管理、行政效率、经济水平等，在近代以前总体处于世界前列，该秩序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互利性质的外交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国家利益物质上的厚往薄来换来的不仅仅是属国对天朝地位的承认，更重要的是国防意义上安定的周边环境。

“协和万邦”也是旨在形成一种对万邦进行协和的国际关系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儒学与东亚各民族的文化水乳交融，逐渐形成了儒学文化圈东亚各国由于有共同的儒学传统，因而信奉了包括天下观在内的一些共同价值观念，并共同巩固据此构建的封贡体系。

封贡体系中的天朝与朝贡国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国家关系比如1644年，明末代皇帝朱由检殉国，“崇祯”年号却被朝鲜李氏王朝一直在内部公文中延用，加上朱由检在位的17年，共使用265年中国的朝贡国这种超乎现代国家利益考虑的做法，充分说明了

王道政治理念的效用，使朝贡国并非力之不逮，实心悦诚服也再比如，越南人接受儒家的夷夏之辨观念，经常自命为“中国”，越南人潘叔直所编《国史遗编》中载《辨夷论》：“越南原圣帝神农氏之后，华也，非夷也道学则师孔孟程朱，法度则遵周汉唐宋，未始编发左衽为夷行者。

且舜生于诸冯，文王生于岐周，世人不敢以夷视舜、文也，况敢以夷视我乎！”毫无疑问，天下观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使用了政治、军事资源，但更多的则是依靠思想和道德的力量其中儒家德教思想常常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通过心灵的感化而改变世界。

可见，封贡体系主要不是依靠武力维系，更有效的则是依靠华夏一整套的德教礼治该秩序具有一定的非强制性19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的封贡体系崩溃1901年，清朝被迫放弃朝贡礼仪而接纳西方的外交礼仪，这标志着传统天朝上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三、《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后的西方世界秩序观回顾欧洲历史，我们发现分裂状态是欧洲古代中世纪的主旋律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似乎战乱频仍的欧洲才变得有序了一些但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特别是罗马文明）那种以战争作为生产方式的文明特征并未改变，地理大发现以及全球范围的殖民无一不是以强大军力来实现的。

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们为近代西方的世界秩序观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法国的让·博丹在《论共和国六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他们把君权同罗马法中的治权和封建时代的领主权融合到一起，确立了近代法律制度的主权地位。

”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在1625年发表了《战争与和平法》，从主权对外独立的方面补充了博丹的理论，他的国际法思想是建立在罗马法体系的基础上，以希腊理性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石，把罗马私法理论涉入国家关系中文艺复兴的思想巨人是在继承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做出了现代性的转化，从而建构了近代西方世界秩序观的理论。

当然，这些内容不仅成为欧洲国家间战争与和平时期需要遵守的惯例，而且也成为欧洲征服其它文明的理论依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是近代国际法的实际源头，又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它建立了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之特征的民族国家分立的标准，还在实践上为古典罗马法权威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主权。

主权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并不承认任何国家内部其他政治实体，也不承认任何来自外部的更高实体事实上，现代国际关系秩序是基于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法之上的缔约后的欧洲仍然战乱不断，他们似乎更愿意接受实力达成的平衡，但无论战争如何血腥残酷，战胜国从战争中攫取到多么巨大的利益，在表面上它们都信誓旦旦地尊重主权和平等的原则。

西方有民族国家观念、无天下观念，因此难以走向一体化尊重主权和民族国家概念的深化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也不可过分夸大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作为两大外交体系是不可割裂而言的，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外扩张性和侵略性。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为解决争端，建立某种平衡的世界秩序，由列强主导又签订了许多和约，建立了各种体系，包括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等是堪称人类浩劫的大规模战争达成了某种平衡的世界秩序。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关于世界秩序观的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更关注于文明、文化，出现了三个最突出的学说，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软力量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可以说，西方传统的世界秩序理论以实力和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其背后更深刻的文化价值观，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是该国外交行为的力量源泉，是国家外交行为信心的基础四、结语当今的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转型，这无疑是硬力量的对比，但也是理念之争如果一种价值观得到更多国际集体的认同，它就会对整个国际秩序体系产生作用。

假若一个国家明确国际体系未来发展的方向，顺应时代进步的潮流，力量就会由弱变强以世界秩序观为视角，研究中国与欧洲长时段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天下观、华夷之辨理论等具有一定凝聚、向心、尚和的力量，而欧洲民族国家观念、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理论具有一定分裂、离心、尚争的作用。

如果说20世纪的世界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话，可以说21世纪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稳定、和平、安全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我们判断世界是否处于有序发展状态的重要标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潮流是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又是对国家主权理论的严峻挑战。

各国在更高层次上做出理性的选择，可能会回归国家利益本位，对主权做一定的制约、限制乃至有限的让渡21世纪的另一个焦点是亚洲的持续快速发展各大国都在这一地区寻求推动多边合作，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华文明具有贡献世界优秀价值观的潜力传统与现代本应是连续性的整体，文化之活力在兼容并包，同时须纠正自断脐带、漠视传统的错误，应使传统与现代有机地衔接西方先行世界其它文明一步，实现了文化的现代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而后挟工业文明之威，构建了世界秩序。

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扩大、民族融合是文化与民族内聚而形成的，并未伴随着以轴心向外辐射的大规模军事扩张此一特质既动摇了各版本中国威胁论的文化根基，也会增强我们推广自己外交道德的自信目前首要的任务是着手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逻辑上，完成一个从。

“世界的中国”到“中国的中国”的升级与转型，这种转型也应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欢迎引用：刘丹忱（2016）.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5:78-85.。

作者简介●刘丹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国家一级学会）理事、海外交通史学会理事、（日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等职研究领域: 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中外关系史、先秦儒学、中国近代思想史。

主讲课程: 《史学理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多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大学中庸精读》、《四书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近年部分研究成果：1、论文：《新考》，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论文：《孙中山与“亚洲复兴》，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论文：《钓鱼岛自古乃中国领土的实证》，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该文刊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注：为便于微信排版，此处已将文中脚注、参考文献去掉。欢迎阅读刊文的原文，我刊所有刊文均可在中国知网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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