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导论 21世纪：人文地理学导论21世纪的议题pdf

张英进教授纪念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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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为英文版《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的导言的删节版,主要关注三个项目其一,通过分析三个关键词,以厘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及与该名称相关的主要问题其二,回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机制化进程,尤其是其在北美的发展。

其三勾勒《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的整体轮廓《指南》的第一部分“历史与地理”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区域发展第二部分“文类与类型”概览中国现代文学中主要文类(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以及其他文学类型(翻译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

第三部分“文化和媒体”探讨美学、语言、区域、都市等文化概念以及视觉艺术、印刷、网络等技术媒体对文学的影响第四部分“议题与争论”侧重介绍文学流派与思潮、性别与身体、记忆与创伤以及中文与英文学界的整体发展结语部分涉及海外近期的关键议题、作家研究和文学争论。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文学史；文学争论；文学类型；文化媒体五十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研究

本文分四个步骤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框架其一，通过分析三个关键词，以厘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及与该名称相关的主要问题其二，回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机制化进程，尤其是其在北美的发展其三，勾勒《中国现代文学指南》全书的结构，并涉及英文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

其四，简略标明《指南》尚未充分拓展的领域，指出值得关注的新的研究动态总而言之，本导言目的是回顾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历史与现状，该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逐渐形成为一个学科，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迅速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范围的厘定我们的考察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术语及其三个合成关键词开始第一个关键词是“现代”相对其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而言，中国的现代时期只占了很短的时间跨度，这与欧洲相对漫长的现代时期不同我们所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学”首先指的是随“新文化运动”（1917-1927）而兴起的“新文学”，这里的“新”与“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旧”既指以文言文的旧语言形式创作的文学，也指传统小说及散文的文学手法杂糅了现代白话而成的混合文类。

“新文学”在这里与“旧文学”及“通俗文学”皆有所区别，尤其不同于“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小说”）等为人所知的“中档”（middle-brow）都市小说类型（T. Liu）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逐步取代了“新文学”，因为前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被确定为一门新学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将现代性的范围延展至晚清（1840年-1911年），“现代文学”也倾向于涵盖原有的“近代文学”在中国大陆，与此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包括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词的时间范围过于确定，使之逻辑上难以覆盖1900年以前的晚清时期以及2000年以后新世纪的发展，因而使这一新的术语仍不如“中国现代文学”可取。

与中国大陆范围内的“现当代文学”这一折衷的术语不同，英文学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则是一个涵盖晚清直至当前文学的标准术语第二个关键词是“Chinese”。

作为一个语言学上的指称，“Chinese”指的是中文或汉语，一种为中国大陆及海外的多数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虽然事实上很多中国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可能会同时使用不同的方言甚至语言“中国文学”过去仅仅特指以中文创作的文学，但是，最近的趋势是将少数民族语言（如藏语）创作的文学也包括在内。

在这一意义上，“Chinese”成为一个更宽泛的“种族-民族”指称，即“华”或者“中华”，以此将中国大陆内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统摄在内但是，如将“中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指称，中性化的英文术语“Chinese Literature”便出现了另一问题，因为它的中文等义词“中国文学”中的“国”字意谓强调“民族-国家”的特权，这对中国大陆范围外的作家和学者来说可能相当敏感。

因此，虽然中国大陆的学者习惯采用“华文文学”（以汉语写成的文学）或者“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去涵盖香港文学、台湾文学或者马华文学及其它文学，但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却更倾向于使用一些地缘政治色彩明显的指称（如“香港文学”、“台湾文学”或者“马华文学”），而非总称性的术语“中国文学”。

在这样一种命名政治学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中国性”（Chineseness）问题(Chow, “Modern”)，以及解决跨国、跨区语境里的中心与边缘相对立的权力几何学问题这一方面最新的表述是“华语语系”（Sinophone）概念,旨在挑战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的正统性，以及北美和西方其它地区的中国区域研究或离散（Diaspora）研究范式中根深蒂固的思维（Shih,   “Visuality”）。

第三个关键词是“文学”尽管“文”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被阐释已久，“文学”其实是一个从西方传入现代中国的新名词根据西方文学分类方法，中国文学也分为几大主要文类——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与传统中国文学中诗歌位居至尊相反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说迅速取得领导地位，因为它相对于诗歌，在服务于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改良或革命的紧迫需求方面显得更为有效。

从“新文学”到“中国现代文学”，文学从总体上只包括精英文学，其它形式的文学（比如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依旧例被现代文学的标准排除在现代文学的经典之外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文学体制的精英垄断才逐步失效，网络文学迅速扩张，以致形成了与精英文学相异甚至相反的文学趣味和价值观念。

然而，只要我们记住，现代中国文学指涉的是不同的文学文类与形式、不同的民族起源和地缘政治区域，我们就没有必要将“文学”一词复数化对构成“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术语的三个关键词的初步考察涉及许多议题，这些议题已经引起了中文及英文文学研究界的关注。

因篇幅有限，《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不能整体呈现中国大陆学界的研究面貌为对应这一不足，本书除了邀请多位中文论著颇丰的学者（比如廖炳惠、奚密、张隆溪）加盟之外，另特约中国大陆内几位重要学者（比如陈建华、陈思和、陈晓明、陶东风和查明建）向海外介绍他们的学术见解。

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相关议题在中文学界和英文学界出现同步发展（比如“重写文学史”）还纯属偶尔，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文学界和英文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不时推出共同参与的合作性学术项目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样的交流，在详述《指南》里每个独立的章节之前，我们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在英文学界中的机制化历史。

文学研究的机制：论争与范式这一节将英文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创立时刻（1951年-1963年），成长初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发展盛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因篇幅所限，我们很难对此做一个详尽的总述，所以请读者参阅《指南》一书第30章中我对英文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阐释和第29章中陈思和对中文学界的简要回顾。

创立时刻，1951-1963：文学史论在中英学界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其中两个开创性活动在1951年因巧合而发生：首先，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的学者，王瑶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第一卷。

其次，作为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生，夏志清开始参与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项目这两个活动后来产生两个极为不同的后果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被官方建制为一个新的学科，所以文学史撰写必须服从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Y. Zhang， “Institutionalization”）。

为回应官方在1952年针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艺术高于政治的“纯粹客观”的研究方法的批判，王瑶迅速修订了他的第一卷著作，并在1953年出版了他的第二卷著作即便如此，他还是没能赶上政治变幻的激进速度，在经过了几轮政治上的批判与自我批评后，1955年他的文学史著作不再印刷，最终禁止发行，直到1982年该著作的修订版才被允许再度出版。

回到20世纪50年代，夏志清作为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饶大卫（David Rowe）的研究助手，当年参与编撰《中国：区域导览》，这是一本由美国政府资助、拟为美国军方官员服务的三卷本手册（夏志清3-4）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进一步资助下，至1955年，夏志清已经完成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书的大部分写作（D. Wang “Introduction” viii），该书1961年初版，随后在1971年出了第二版。

从历史上看，王瑶和夏志清二者其实都算是滞后的响应，因为更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机制化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是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出版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该系列第一次全面选编新文学的代表性著作,每一卷都由当时最杰出的学者或作家（比如胡适、鲁迅、茅盾）编撰。

面对民族文学这一新领域，1935年的《大系》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的人文主义视域，无论在文类（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上，还是在形式上（理论、论争、研究史料），都辐射甚广尽管这一人文主义的视域起初在王瑶的文学史中对大批作家的罗列和对其对其原著的丰富引文中仍有迹可循，但很快被一种排他性的政治视域所压制和取代——这一视域确定新文学是一个朝着由毛泽东授予合法性之目标不断前进的目的论进程。

这在后来的中国大陆文学史编撰中将愈发明显（丁易 刘绶松）也许，当年夏志清通过“再度发现”已被官方文学史所边缘化的作家，在无意之中回归了良友《大系》中的这一已被遮蔽的人文主义视域可以猜测，如果像王瑶这样的开明学者当年能够被允许以更为公正的方式论述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有争议的作家，那么夏志清对现代中国文学的选择标准可能就不会在中国大陆引起那样巨大的反响。

其实，在夏志清的小说史英文第一版的十年之前，王瑶的文学史比夏志清的囊括了更多的小说作者，而且王瑶的文学评选眼光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重写文学史”的工程中再度被确证，因为该工程复原了大量的之前的王瑶文学史中已经被提及、而夏志清的小说史中仍然忽略的作家。

在为夏志清的小说史的第三版出版所作的辩护中，王德威将这一书赞扬为“夏志清里程碑式的奠基之作”（D. Wang, “Introduction” ix, xxxii）的同时，承认其背后的“冷战文化政治”冷战的紧迫性解释了为何夏志清认为有必要强调他的意图，是“反驳而非确认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共产主义视域”（C. T. Hsia,“A History” 498），也解释了为什么普实克这位“在欧洲共产党体制中汉学家的丰碑式人物”（D. Wang, “Introduction” xxvii）当年立刻猛烈批评夏志清“未能把握文学的社会意义”（Průšek，“Basic” 361）。

同普实克的文章一样，夏志清的反驳（C. T. Hsia, “Scientific）也刊登在莱顿的汉学杂志《通报》上两人激烈的跨大西洋的争论可算作是东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之间意识形态对峙在文学界的一个早期范例，虽然论争双方都声称自己坚守文学研究的“客观的”、“科学的”原则，并指责对方遵循“外在的政治标准”（Průšek，“Basic”358）。

 成长初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左翼与非左翼之间在文学研究的机制化历史上，论争往往标志着断裂的时刻和范式的转变（Hohendahl）20世纪60年代初的普-夏之争预示着两个相互对立的运动：一方面，以文本精读著名的新批评学派当时在北美占据统治地位，因夏志清博士所受训练，新批评偶然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说偶然，是因为在1950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和海外汉学界，现代中国文学只是为拥有悠远千年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和思想所做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在北美区域研究的迅速发展中获致了一种新的意义，因为区域研究中“冷战”之迫切要求是“了解你的敌人”­——即共产主义阵营，而文学文本仅仅被当作“历史原材料”（Link， “Ideology” 4-5）。

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占据统治地位的区域研究，其走向显然与以古典为主的海外汉学相反，在二者之间，英文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未简单遵循其中的某一条路径事实上，为证明自己的汉学功底，夏志清进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C. T. Hsia, “The Classic），与此同时，他的哥哥夏济安则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左翼现代文学——这样的课题当年夏志清几乎毫无耐心，但却依然被东欧的汉学家所青睐（Gálik “Mao Tun”；Průšek,“Three Sketches”）。

英文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此后的成长初期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有足够的力量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紧随着夏志清以作者为导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选择了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这样的非左翼作家——之后，多数早期北美学者都研究作家个人或群体。

除了罕见的“杜尼”（Twayne）中国现代作家丛书之外， 这个时期的研究专著包括巴金（Lang ），曹禺（J. Lau “Ts’ao Yü”）,胡适（Grieder）,老舍（Slupski  Vohra）以及周作人(Pollard)。

李欧梵对晚清明初“浪漫的一代”作家（L. Lee “The Romantic”）心驰神往，耿德华(Gunn)则为抗战前后北京与上海“被冷落的缪斯”作家群体所吸引不得不承认，在这些作家研究中，夏志清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我们同样也看到对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强烈兴趣：谷梅（Goldman “Literary”）研究共产主义阵营内的文学异见，芮效卫（Roy）研究郭沫若，威廉·莱尔（Lyell）研究鲁迅，毕克伟（Pickowicz “Marxist”）研究瞿秋白，梅仪慈（Feuerwerker）研究丁玲。

此外还出版了一本五四文学的论文集（Goldman “Modern”），以及三本文学作品选集，分别概括革命文学（Berninghausen and Huters）、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文学（Hsu， “Literature”）以及“百花齐放时期的文学”（Nieh “Literature”）。

到了1980年代中，夏志清的影响已逐步式微，李欧梵编撰普实克的文论集（Průšek，“Lyrical”），继而发表探讨现实主义大师鲁迅的专著(L. Lee,“Voices”)与李欧梵相似，陈幼石的茅盾研究（1986）仍然关注现实主义，其后的安敏成直面现实主义的限制（Anderson），王德威（D. Wang, “Fictional”）梳理茅盾、老舍和沈从文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分化。

除了现实主义之外，在这段“成长初期”，学者们还探讨了其它的议题在比较文学的领域内，佛克马（Fokkema）追溯了苏联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杜博妮(McDougall, “Introduction”)描绘了现代中国对西方理论的引进，高利克（Gálik, Genesis）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而且定位了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Gálik， Milestones）。

在文学类型的领域里，林培瑞(Link, “Mandarin”)提供了研究都市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视角，洪长泰（Hung）考察了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两个标志明显揭示了英文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成熟：一个是几部编辑论文集的出现，议题包括学科发展（Kubin and Wagner）、晚清小说（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Chinese”）、当代通俗文学（McDougall “Popular”）、鲁迅研究（L. Lee “Lu”）、女性作家（Duke, “Modern”）；另一个是关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论文集（Duke“Blooming”; Kinkley “After”），表示学者不再为历史所限制，开始处理当代课题。

发展盛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政治与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英文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总体上开始与北美的文学研究同步发展，而不再跟随新兴的区域研究或者传统的汉学研究随着20世纪60年代来自欧洲的批判理论的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启发下的意识形态批评逐步开始扭转北美学界，在那里新批评的对于文学完整性和天才作家之审美杰出性的强调迅速失势。

特里·伊格尔顿将新批评重新评价为“一种便利的教学方法”和“一种对立冲动的公允调和”，因此“对那些在冷战中被相抵触教条搞得晕头转向的、持怀疑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吸引力”，但他怀疑，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多少文学系的学生会阅读它们”（Eagleton 51， 199）。

林培瑞则将20世纪80年代描述为一个“迎头赶上”的时代，其时“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者开始更多地阅读西方批评和理论”（Link, “Ideology” 5）1982年的一场会议便是一个较早的例子，如胡志德所回忆，与会者被要求“把在中国之外发展出的各种叙事理论运用于阐释中国之内创造出的小说”（Huters, “Reading” vii）。

现在来看，美国的《近代中国》杂志在1993年发表了致力于“中国研究中的范式问题”的争论，其中显现的向西方理论靠拢的倾向标志了又一个学科发展的断裂时刻刘康（K. Liu, “Politics” 13）代表年轻一代的学者，他提醒我们，“在经过了与古典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把持的学术汉学霸权的数十年艰苦斗争后，只是在最近，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虽然自己意识到“夸张、残缺与泛化”的危险（“Politics”  15），刘康首先赞扬了夏志清挑战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学方法的霸权”，但是却拒斥了其“公然的欧洲中心的、形式主义的与非历史的批评范式”（“Politics” 17-18）。

随后，刘康质疑了李欧梵“浪漫主义者”视野和“历史主义者”方法——“试图把握时代精神”却又“未能把握【……】现代中国作家在其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形成过程中为再现的话语权所作的抗争”（“Politics” 28）。

  同一期的《近代中国》刊登了三篇回应文章其一，林培瑞（“Ideology” 6-7）欢迎刘康所代表的自于大陆的“聪明的年青一代学生群体”，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的力量，但是他们“对这一领域的仓促闯入”导致了“一种使注意力偏离文学作品的过度自我专注”、“观点的过度轻率的标签化”以及“时髦却草率的语言”的运用。

其二，杜迈可坦承，如果置身于20世纪60年代初，他可能更多地支持普实克，而非夏志清，这也让刘康吃惊不过，在数十年后急遽变化的环境下，当杜迈可反复以文学的名义宣称，“文学是艺术【……】文学是最重要的，理论是其次的【……】文学不是政治【……】文学是艺术”（Duke, “Thoughts” 64），此时他的主张非常接近夏志清。

其三，张隆溪是位曾将西方理论系统引进中国的学者，他既不认同杜迈可和林培瑞所持有的理论恐惧，也质疑刘康“试图通过把毛泽东的观点与福柯的观点联系起来，以证明其有效性”，认为其抹煞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历史与文化差异，进而对刘康的“在理论上不加批判地接受无所不在的政治”提出了告诫。

对张隆溪来说，“批判地看待西方理论即意味着依赖于阅读某个中国文本的审美经验，以及在更广泛的语境上，依赖于中国的真实生活的经验，依赖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我们将其称之为中国）的经验”（L. Zhang, “Out” 79）。

正如三十年前的普—夏之争，1993年《近代中国》的争论标志着一个断裂的时刻，由此自由人文主义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再也不能在理论上自圆其说，因而只能躲在不堪一击的文学“普遍”价值的主张之后1993年的争论宣告了据称是客观的文本批评的后撤以及“理论时代”（Chow “Modern”）的到来,在这一时代里，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批评竞相占据控制权，正如此后出版的数种批评文集所显示的那样（Larson and Wedell-Wedellsborg; Liu and Tang 1993; Widmer and Wang; Hockx “Literary”; Chow “Modern”; Davies “Voicing”; Laughlin “Contented”; Jie Lu）。

的确，1993年的争论见证了三种不同学者群体的形成：像杜迈可、林培瑞那样的“自由的、人文主义的”（Duke“Thoughts” 65）学者；像刘康那样的“激进的、对抗的”批评家；以及像张隆溪那样的“批判的、自我反思的”批评家（Y.Zhang “Re-envisioning”）。

从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各种不同的批评声音不断出现，以不同方式推进中国现代文学，他们在英文学界里的成在下面的几个部分列举出来：第一部分：历史与地理我们现在掌握了相关的关键词以及学科机制化的历史，接下来就可以通过《指南》的四个主要部分——“历史与地理”，“文类与类型”，“文化与媒体”，“议题与论争”——来进一步了解英文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总体来说，本导论更多地聚焦于文学（主题与题材），而非批评（议题与论争），因为后者所形成对中文学界和英文学界的挑战，将在第29章和第30章中分别阐释当然，批评性视野在我们多层次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每章除了文学作品之外，都会提到一些相关的主要学术著作。

第一部分呈现文学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概貌，以建立起整体把握现代中国文学的结构史学上，中国现代文学分为晚清文学（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民国文学（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达），后社会主义文学（20世纪80年代至今）。

地理上，台湾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包括香港和其它地方）进入视野，以凸显不同地缘政治区域中多样化的时间性、空间性、身份认同和文本性第2章——“文学现代性”——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性的比较的历史视野，因而超越了以往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僵硬划分。

张隆溪是研究中西比较文学和中国古典诗学的知名学者（“The Tao”;“Mighty”;“Allegoresis”;“Unexpected”），他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被置于19世纪至20世纪转折期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来理解，这一转折期见证了中国王朝历史的尾声和中国现代性的兴起。

“现代性”的概念相对于旧式王朝体系而界定，并且文学现代性是在白话取代古典语言、以及以一整套全新的文类、理念和价值观压倒了传统的文类、理念和价值观时，才开始体现出来在今天这样一个极为相异的世界里，有很多针对“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史的重估、针对再度复苏的儒学热的再思考。

这些都必须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从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特别要在与西方后现代以及后殖民理论中的现代性批判的关联中——来理解因此，为了理解中国的文学现代性，我们需要一个“语境分析法”（contextual approach），把这一概念置于过去及及现在的情境中厘清。

张隆溪的语境分析法不无反讽地显示了中国传统在前后两个“世纪末”的相反命运——从晚清置身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中对于中国传统之不足的痛苦反思，到当今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新纪元里对于“国学”的后社会主义再造——二者都是为了针对中国在特定时代身处变化的世界秩序里而采取的举措。

最近学术界（D. Wang “Splendor”; Y. Hu; Huters, “Bringing”）已达共识：晚清其实是一个以大胆的试验和繁荣的创造为特征的文化酝酿期，而非“五四”启蒙纪元前的黑暗年代。

在第3章——“晚清文学，19世纪90年代-20世纪10年代”里，胡缨不无悖反地将清朝的最后十年重新视为一个充满着焦虑（经过了一系列灾难性相遇后，中国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瓜分的恐惧），也充满希望的时期（期待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及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人们目视所及的每一处皆有“新”事正在发生：领头的维新派呼吁“新民”；发展中的报业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消息；即便是清廷也颁布了新法，并在1905年废除了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体系一种新的文学正在被想象出来正是针对这样的焦虑与希望相悖反的动力，胡缨审视了晚清文学三种主要文类——散文、诗歌和小说——的总体趋势与变化。

在第4章——“战争、革命与都市转型：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黄心村以标题中的三个交缠的主题作为一个窗口，进而描述民国文学无数的声音与风格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既是高度一体化的，也是尖锐分化的，因为不同的文学流派与社团通过不同的话语与意识形态相交锋。

从反传统的“五四文学”到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左翼书写，进步的文学常常被设立在一个暴力的背景上，这一背景包括了都市和乡村的改革、革命、战争，以及有时直接衔接着中国都市及其周边乡村之间令人困扰的关系的革命罗曼史。

当20世纪40年代由共产党控制下的农村区域产生的文学预示着一个将于1949年巨变以后浮现的新的文学图景，而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学则在繁荣的印刷文化下蓬勃发展，并在这一动荡的时期维持着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读者群。

但是，战后对于个人主体性和美学试验的强调会很快在社会主义时期遭到压抑 同中文学界一样，英文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偏爱“五四文学”（Goldmen“Modern”;Dolezelova-Velingerova and Král;）和左翼文学（T. Hsia;W. Wong），战时文学只是周期性地进入视野（Gunn; Y. Shu; N. Huang ; Fitzgerald）；而战后文学则基本上忽视。

与此相似，社会主义文学——之前曾被贴上“共产主义文学”的标签（C. T. Hisa “History” 509-32）——在时至今日的卷帙浩繁的研究中整体上是不受重视的，除了几个例外(Link Uses; Hang ; King)。

与当今英文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更为同情的解读类似，陈晓明认为，只有当我们把社会主义文学理解为激进现代性的产物，我们才能更好地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现代型构之中在第5章——“激进现代性驱动下的社会主义文学，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中，陈晓明展示了，社会主义文学何其严重地被卷入迅速更迭的政治运动（如“反右运动”）中，以及在何等程度上文学发展为政治动向所驱使。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试图宣示另一种替代现代资本主义的路径，尽管这一宣示采取的激进形式反倒暴露了其自身所有的艰难性与复杂性尽管社会主义文学为政治所支配，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它在资产阶级文学之外开辟新路径，在20世纪文学中呈现了一种奇观，也正因此，它的失败值得我们持续深思。

陈晓明的这一章与第6章——“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从精英化到去精英化”略有重叠，在这一章中，陶东风以紧接着毛泽东的20世纪70年代末为起始与陈晓明关注激进政治及其根本原因不同的是，陶东风考察了“精英化”和“去精英化”的文化动力，这一动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新时期”的文学景观，而且他把视野从文学生产扩展至将文学批评和文化潮流。

陶东风将后社会主义文学的三十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89年以前的“精英化”阶段，以社会文化批判（如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美学试验（如朦胧诗、现代主义、先锋文学）为特征的；二是1989年以后的“去精英化阶段”阶段，文学为大众媒体及市场所驱动，并表现为痞子文学、私人写作、戏仿文学、网络文学以及浮夸的80后年轻作家。

不过，陶东风在结语部分讨论精英化作家（如莫言）及其优秀近作，证明了严肃文学仍然在持续繁荣，尽管不再全面垄断文学机制陶东风的辩证模型提供了一个评估中国大陆当代文化转换的有效途径与20世纪80年代中的英文书名中愿意提到毛泽东的形象相反（Duke，“Blooming”; Kinkley “After”）,“后社会主义”近来成为学者喜好的一个概念（X. Zhang “Postsocialism”; McGrath; H. Gong）。

“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是“后社会主义”文学中两个相关的关键词（Larson and Wedell-Wedellsborg; Dirlik and Zhang; S. Lu, “China”; Yang），而且经常结合先锋小说以及现代派诗歌和戏剧的探讨（T. Lu；J. Wang; X. Zhang， “Chinese”; Y. Huang; X.  Chen “Occidentallism”）。

正如当今学界的惯例那样，许多学者是在考察“后社会主义文学”时，经常涉及其他的文化生产领域，特别是电影及视觉文化（Barmé; K. Liu, “Globalization”;  S. Lu;  McGrath）。

这个部分的最后两章将关注点移至中国大陆外的文学历史和地理在北美，台湾就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而受学界关注（C. T. Hsia, “History” 555-86），也常以此方式选辑作品（Hisa and Lau 1971;Lau,Hsia,and Lee 1981）,除非是在一些单独专题的书名中（Lau“Chinese”; Lau “Unbroken”）。

尽管已有一本台湾文学论文集较早出版（Faurot），但是个人专著仍然很少（S. Chang “Modern”; S. Chang, “Literary”; Teng）；同样，全面综述这一生机勃勃的领域的论文集也数量有限（Chi and Wang; D. Wang and Rojas）。

正如新世纪许多台湾学者所做的那样，在第7章——“现代文学机制的建立：以台湾文学为例”中，张诵圣重新回顾了台湾的殖民时期，她提供了一个地区性的比较视角在她的判断中，殖民期的台湾人发起过一场国语白话运动，并在建立基于本土的现代文学机制的努力下，发起过一场以“台湾话文”写就的“乡土文学”运动。

日本人于1937年以后在殖民地厉行其单语政策，这两种运动都被终止了虽然有其短暂性及退化的形式，但这两种运动都是被历史驱力所引发的恰逢其时的现代主义运动，此历史驱力和东亚其它地区类似进程背后的驱力是类似的。

张诵圣突出了这些进程和它们在现代日本及民国中更充分发展的参照物之间的结构类同，并且声称，它们的发展轨迹之所以有所差异，乃是缘于历史造就的不同类型的断裂在20世纪中的转型之后，台湾作家移植了现代中国白话文学的一条主线，并使之走向成熟，这一主线在中国大陆的民国时期发展，却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压抑。

张诵圣的比较方法的一个独特贡献是，它探讨了在建立基于本土却又区域连接的现代文学机制这一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呈现在文学革新者面前的艰难的语言选择，因此，张诵圣所举的台湾的特定情况也将“日语语系”作为一个议题加以突出，这一议题已在今天被持续增加的对“华语语系”的强调所遮蔽。

在第8章——“华语语系文学”中，廖炳惠提醒我们，作为新兴的或少数的文学，“华语语系”写作已经在与“散叙国族”（Dissemi-nation）中的中文族群图景或与一个议题的关联中被研究，此一议题旨在打破文化上的国族主义，并对依照中心外围二分法的“中央王国”甚至“文化中国”概念进行再思考。

尽管“海外中文文学”、“中文世界文学”、“中文移民文学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其它概念已被使用多年，“华语语系”的论述仍作为一种选择被提出，去指称那些混合的、富于表现力的文化，这些文化在众多不同的使用汉语的社群之间发展出来。

学者们注意到了那些差异的、多样的方式，中文文字和中文遗产以这些方式被人们挪用、培植，从而在与想象的原乡的关联中，沿着放逐与创造、语言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与批判的文化多元主义、离心力与对位（Contrapuntal）力这三者的方向，去怀抱作为华人的新远景。

廖炳惠在与英语语系、法语语系以及其它传统中的更成熟参照物的联系中，去定位“华语语系”论述，并追溯了华语书写和华人流散的历史轨迹，以图绘出帝国的以及后当代的拟想他考察了围绕着这一争议术语的关键性论争，并反思了中国大陆学者最近把这一术语强行整合进新汉学或者全球中国文学之中的尝试。

第二部分：体裁与类型第二部分涵盖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关键的文类——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以及其它的文学类型：翻译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在诗歌的威望开始逊于小说之前，诗歌是用以衡量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自晚清以来的巨变的最佳文类。

在第9章——“现代中文诗歌：挑战与应变”中，奚密展现了从20世纪早期至今的中文现代诗的发展她以考察现代诗与其备极尊荣的前身——有着近乎三千年历史的古典诗——之间的显著区分为开始现代诗不仅表征着形式、语言和美学指向上的变化，还体现了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展露出来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根本性转换。

尽管存在着这些历史性的挑战，现代诗还是缔造了一个高度原创的“次传统”，并行于而非对抗于古典诗歌的“主传统”从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现代诗人真诚的、却不无简单化的尝试，到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上的多种实验，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繁荣于台湾和香港的现代主义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后毛泽东”之中国的诗歌复兴，直至今天引人注目的大量风格，现代诗歌已是行路迢迢。

每一个阶段都已给予我们杰出的作品和具有影响力的诗人，同时，他们也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这一范式扩大与丰富了中国诗歌中令人敬畏的正典奚密简明扼要的回顾折射出现代中国诗学表达的多样性，以及英文学界中现代诗研究的复杂性（J.Lin， “Modern”; J. Lin,“Essays”;Yeh, “Modern”; Van Crevel, “Chinese”; Crespi; Manfredi）。

比较之下，现代中国戏剧在英文学界中非常边缘化（Wagner “Contemporary”），例外只有高行健研究陈小眉已经发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相关研究（Xiaomei Chen, “Acting”），并编选了综合性的戏剧选集。

在第10章——“现代中国戏剧研究及其百年历史”中，她建议采取话剧与戏剧结合的一种路径，并通过三位主要剧作家——曹禺、洪深和欧阳予倩——去阐释这些戏剧形式如何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共同运作，以及古希腊悲剧的概念如何找到进入关于阶级斗争的新的中国叙述的路径。

中国现代戏剧吸收了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话剧（如莎士比亚、契诃夫和易卜生），后者是用以替代传统戏曲的但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历史也展现了，传统戏曲作为一个无论是在美学形式上还是在社会功能上都同样重要的类型而被慢慢接受。

戏曲成功运用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战时迁徙中，也成功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1949-1979）中，尤其是国家主导的京剧改革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成功建立了“京剧样板戏”并以之作为主导性艺术样式。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戏曲中的戏剧概念、技巧和美学也同样找到了进入话剧的实验性演出的路径，并且激发了趋于先锋戏剧的最初动向在21世纪，戏曲还是话剧，都同样出现于大学课程、学术研究以及舞台表演中，虽然它们都已因为商业文化、电视节目和西方巡回剧团的激烈竞争，遭受了观众基础的下滑。

像戏剧一样，散文是另一个在英文学界被边缘化的体裁（Wagner， “Inside”; Daruvala ; Woesler 2000; Laughlin, “Literature”; S.Qian）在第十一章——“文与质：从白话到语录体和大众语”中，钱锁桥指出，散文是一个映射中国现代性的西方现代构造，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文类，自有其堪比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意义。

当年代久远的文学语言被指责无法与现代性兼容，书写自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性中的一个“问题式”（problematique）白话被成功推广为国家语言，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性的界定性特征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语录体和大众语之争凸显了关于何谓书面白话的持续分歧。

钱锁桥将文（文学性、修饰）与质（内涵、个性）的关系确定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关键的“问题式”，并且通过考察不同的中国现代散文作家的理论和实践——诸如胡适、鲁迅、周作人，以及近年的查建英、苏炜和李承鹏——探讨其成就与争议。

相比诗歌、散文和戏剧，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等级体系中小说的优势是显著的在第12章——“现代中国之小说：故事讲述中的现代性”中，王一燕描画出了自19世纪晚期以来以中文书写的现代中国小说的庞大体量王一燕以同一时期发生的社会历史及文化上的变化为背景，追溯这一文类的发展，观察中国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在小说形式、内容、主题和叙述语言上的革新与转换中体现出来。

她展示了政治、社会变化、国际影响和技术如何改变了小说的生产、发行和接受，将现代中国的小说同时理解为倡导现代性理想的活化剂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王一燕展示了，除了小说作为大众娱乐的合法化形式之外，中国现代性的来临还以作为政治观念、公共历史和个人轨迹之全新表达的故事讲述为特征。

与王一燕相似的是，查明建在第13章——“现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中，提供了一个大范围的纵览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共识是，翻译文学不仅仅促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且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翻译文学丰富了并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与接受，形成了与原创文学的异质同构（heterogeneous isomorphism）关系，因而也使自己成了中国文学体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查明建在现代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回溯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分析了翻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选择和意图，并评估了其对主流思想和文学样式的影响。

要弄清哪些外国作家被翻译、哪些理由被提出，以及哪些后果在计划内或计划外，这一切都显得很有意义简而言之，考察翻译文学和原创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单单是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就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了。

翻译文学和原创文学在在晚清文学中的交叠现象已经得到了大量的批评性关注（Y. Hu; Hanan 2004; Huters “Bringing”）在第14章——“书写中国的女性主义”中，杜爱梅(Amy Dooling)考察了一组晚清的女性主义小说（由男性作者和女性作者所写）是如何通过转变女性的思维方式，使她们走上革命的行动进程。

嵌入这一“革命将至”的性别叙事中的是一种新的书写政治学，一种参与社会转变的呼吁晚清关于女性的进步小说部署了一系列的的话语策略——梦幻般的情节主线，杰出的女性英雄，大胆的修辞，鲜明的意象——所有这些都旨在通过想象未来自我与政治的方法，转变女性读者关于期望和可能性的视野。

杜爱玲回顾了个人精英式的文学女性（比如秋瑾）在20世纪初的写作，展示了她们对于性别和文类的创造性参与，这不仅发生在备受赞颂的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的文学革命之前，而且卓有成效地让深具影响的“五四”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范式更为复杂化，因为这一范式长期以来阻碍了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国女性被遗忘的历史。

当杜爱梅在这里聚焦晚清，她和其它学者也探索了不同历史阶段和地缘政治区域中女性文学的许多相关主题（R.Chow “Woman”; Larson “Women”;Lieberman; Dooling; Schaffer and Song）。

正如性别与性——将要在第25章中被进一步探讨的一组议题——在女性写作的研究中裨益良多，空间也是一个重新思考现代中国通俗小说的富有启迪性的路径在第15章——“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世界：从《平沪通车》到《江湖奇侠传》”中，郑怡发展了陈思和的“民间”概念，以描画出现代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图景。

她考察了在早期张恨水的民国鸳蝴浪漫小说中的都市市民布局，以及20世纪中金庸的羁客武侠小说里的空间想象通过分析这些类型小说中的现代江湖的构建，她指出，在现代通俗小说里作为母题与结构的空间，与作为一种现代中国经验的文化与家庭的错位是紧紧联系的，因为革命与战争的地缘政治——特别是冷战——已经形成了中国作家与读者的情感边界。

郑怡暗示，这些小说中情感和文化的地理学体现了民间对于现代性的评价与抱负作为一位极为流行的作家，金庸，和他的文学类型——新派武侠小说，只是在最近才进入了中文和英文学界的批评性审视之中（Hamm ; Huss and Liu; P.Liu）。

诚然，尽管有了新的理论掩饰，在一个依然盛行精英主义的领域里，通俗文学仍然富有争议性（Rojas and Chow）正如马克·本德尔在第16章——“少数民族文学”中所阐明的，鉴于这样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尽管在地理上广泛分布，少数民族文学在大部分时间里远离学术界的关注。

自1949年以来，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大陆得到官方正式认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口头文学传统，有些民族还有长达几世纪的书面文学的传统，而且很多民族中的作家已经掌握了标准的汉语并以之作为表达媒介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诗歌、小说和戏剧，而且其中的有些作品有赖于他们的双语特长。

本德尔分别主要介绍了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回族，朝鲜族，蒙古族，藏族，彝族）的代表作因篇幅所限，本指南没有涵盖如自传（Larson “Literary”; L. Wang）、儿童文学（Farquhar; K.Foster）、政治小说（Kinkley “Corruption”）、报告文学（Laughlin “Chinese”）和游记写作（Teng）等次文类。

另外的一些次文类（如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生态写作）还有待英文学界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其它的一些类型，比如都市文学、区域文学和网络文学，将在下一关于文化和媒体的部分中被讨论第三部分：文化和媒体第三部分在与不同的文化及媒体的关联中探讨中国文学。

王斑在第17章：“无用之大用：西方美学如何使中国文学更为政治化”中，经由美学再度确认了文学政治功能的首要性王斑指出，在西方美学被引入到中国文学后，将美学品质作为政治与历史之超越这一狭隘理解似乎已成主流王斑与此美学观点针锋相对，展示了，展示了在美学上接受训练并关心中国的批评家，他们不是在文学中寻找内在品质，而更倾向于将美学用于一种使文学与文化、道德及政治的广阔视野相关联的方法。

先驱作家如王国维、黄摩西、鲁迅遵循着“文以载道”的古典律令，将美学用于文学批评，以作为对时代的道德和政治危机的回应在某种意义上，王斑回顾了晚清的美学政治的传统，此一传统将从“五四”至“毛泽东美学”，一直占据主导。

在其它著作中，王斑描述了贯穿现代中国的、历史的崇高形象（B. Wang“Sublime”），刘康（K. Liu “Aesthetics”）也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美学的这一分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联。

与王斑不同，陈建华将重点从美学转向语言自身，他在第18章——“20世纪中国的语言转换和文学场域”中，对文学革命持一种更谨慎的视点众所周知，在“五四”时期建立起来的白话文的中心地位统治着现代中国的文学场域，但是，通过将这一激进的“语言转换”语境化，陈建华挖掘出其被压抑的另一部分：自20世纪20年代与五四作家论争后，因为站在文言一边而噤声的“国粹”作家。

陈建华对语言论战的分析对象包含鲁迅、茅盾、周瘦鹃、汪曾祺和郑敏，并展示了他们在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革、政治与美学、民族主义与印刷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不同的语言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一片“告别革命”的氛围中，文言作为一种文化时尚而复兴。

伴随着对“五四”激进主义的总体批判，一种新的“汉”语言意识作为一种应对全球化压力的悖论式的本土反应而出现陈建华对中国传统之命运的讨论呼应了张隆溪在文学现代性上的语境分析法以及张诵圣关于台湾在殖民时期寻求基于本土之文学机制化的比较视野。

就像美学一样，语言同样纠缠到本土或区域的文化之中，并且方言、口音和语言风格的发展丰富了文学和其它艺术的表现，表达了不同的本土和区域意识（Gunn “Rewriting”; Gunn “Rendering”）。

在现代中国，最早吸引批评目光的区域作家群体之一来自中国东北在第19章——“东北流亡作家的意义，1931-1945”中，孔海力结合地域文化和民国时文学资助的特定模式，考察了这一群体的浮现孔海力勾画出三个主要的东北作家——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文学轨迹，此一轨迹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及个人的危机相交。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引起了举国上下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但是左翼（比如鲁迅、茅盾和郑振铎）在推介这些年轻作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年轻作家给上海的文学圈带来了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孔海力的方法是作家研究，这一研究将这些作家描绘成具备特质的作家，并列举了他们对史诗式小说、田园挽歌小说和战争故事等次文类的美学贡献。

他们的乡土风味和对东北生活的全景式描述带来了关于沦丧之满洲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并在南部中国的普通读者中进一步培养了爱国主义孔海力的这一章触及了经由文学期刊和文学社团的文学资助机制，这一机制是民国文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Hockx “Questions”; Denton and Hockx），也常集中在城市中心。

上海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对于文学领域的重要性再一次得到了验证(L. Lee“Shanghai”; Des Forges; Shen)，中国城市想象中的城乡连续体也往往通过北京和上海的对比而被过滤(Y. Zhang “City”; Shih “Lure”)，尽管这一对比在后社会主义中国找到了新的布局( Visser )。

因此，描写城市的挑战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在第20章——“书写城市”中，宋伟杰绘制出自19世纪晚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主要城市的再现他针对特定不同的城市处理了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有关既老且新的都城——北京——的文学现代性、城市意识、历史意识、个人/集体记忆和民族主义感知，半殖民大都市上海的和社会主义上海以及它们的遗存，受创的、衰颓的南京，废都西安，日本殖民统治下以及随后国民党支配下的台北，从英国皇家殖民地到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

聚焦于文学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文学这二者的连接处，宋伟杰以满洲帝国垮台、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1949年的大分离、以及“后冷战”全球化世界的形成为背景，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都市想象和文学记忆的一个细致入微的图绘。

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住在城市区域，城市必然会在中国文学中承担更多的重要性在第21章——“中国现代文学和视觉文化中的分裂统一体：摩登女郎、木刻版画和当代诗人画家”中，魏朴（Paul Manfredi）构想出“分裂统一体”这样一个矛盾的概念，其呈现有三个方面——传统中国的文学及艺术实践的根本性影响、早期中国现代性中两种媒介的相对差异性，以及新世纪文字-图像叠加的复苏。

他以三种特定的文字-图像互动的例子去阐释这样的分裂统一体：其一，20世纪早期的摩登女郎的文学图像，其意义因性别化布局而存在争议；其二，20世纪中期的木刻版画运动，对其中一种本土的艺术形式加以重塑，方便地服务于救亡和共产革命的紧急目标；其三，自21世纪以来的诗人-画家现象，此时中国急遽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迫使一群先锋艺术家去找回文字-图像共生的失落传统，在一种新的媒介中去深思全球化的世界。

魏朴的分析引人深思的，中国现代文学与视觉艺术的联系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迷人领域（;Kuo; Tang; Pickowicz, Shen, and Zhang）本部分的最后两章离开文学和视觉的领域，探讨媒体对文学的技术影响。

在其对文学和印刷媒体的细思中，傅朗（Nicolai Volland）在第22章：“所有适合刊印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印刷文化的视角”里，提供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印刷中心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和印刷媒体的发展紧紧缠绕在一起。

文学作品发行和传播的新平台不仅改变了文学消费的经济学，而且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美学的、形式的和社会的维度傅朗聚焦于两个问题：新媒体的兴起，新机构地点的出现自19世纪晚期以来，新的发行渠道（比如报纸、期刊、丛书）提供了原创写作的出口；同时，书籍的物理形态根本性地改变了。

不同媒体增加了作家和读者的选择，并对文学的形式与风格产生了直接影响与此同时，新机构的兴起，如现代的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部，为作家们创造了在文学生产和流通的更大进程中互动与参与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傅朗追溯了从晚清一直贯穿20世纪20至30年代、社会主义时期、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印刷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中的作用。

为了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他通过聚焦于作为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印刷文化二者之历史的一些关键时刻，重估了印刷文化的重要性  在新世纪里，印刷文化在产生畅销书（Kong Consming）和培育中产阶级趣味(Zheng)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新媒体是因特网，而且它对文学的冲击是惊人的（Feng “Romancing”; Hockx “Internet”; Kong “Popular”）。

在第23章——“激增的文类：基于网络的穿越小说和当代中国新媒体”中，冯进将网络文学的一个亚文类作为一个启示性的例子，来探讨技术与新媒体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她首先追溯了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其中包括了网络发行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讨论。

然后她概述了网络文学的显著特征，比如其普通的情节、比喻和技巧最后，她考察了网络所灌输的新的写作和阅读实践，以及网络小说所体现的独特的美学与道德观冯进主张，尽管不难觉察到网络小说在社会意识与写作技巧方面的诸多缺陷，但它的特点不仅在于其所产生的纯粹激情与社会能量，更在于其使之成为可能的叙述革新与越界。

第四部分，议题与论争鉴于与中国现代文学相联系的议题与论争种类繁多，第四部分只挑其中的一小部分以供审视其中一个大的议题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分类现实主义分别被建构为流派、思潮和美学，并长期以来被推崇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与此相反，现代主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被文学研究所忽视。

在第24章——“形式的坚持：民族、文学运动与黄锦树的小说”中，罗鹏运用了一个小的例子去管窥全局通过详细分析马华作家黄锦树的一个短篇小说——《M的消失》（1990），罗鹏考察了一方面的文学运动（如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本土主义）和民族文学（如中国文学、台湾文学和马华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

文学运动反映了一个效仿的进程，而民族文学被认为是被作品本源和作家身份所决定，当这两种分类方法可能看起来遵循着极为不同的的分类逻辑，罗鹏却断言，效仿的逻辑在民族的或者跨国的文学形成中，同样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

像罗鹏一样，桑梓兰在第25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摩登女郎”中，通过细读来处理性别与性的大议题在关乎现代中国文学中性别及性的体量庞大的研究中，民国时期摩登女郎的文学再现作为一个最具能产性的问题引人注目不像魏朴在第21章中那样聚焦于视觉再现，桑梓兰首先概述目前的学术成果，回顾多种摩登女郎形象。

然后，她提醒我们，对于中国摩登女郎的再现不仅仅出现在文学中，而且出现在多种再现性的类型与媒介中（如小说、卡通、电影、广告图、新闻报道）她重建了关于小说的再现和一些最常见主题之间的关联，后者贯穿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有关摩登女郎的、不和谐的大众媒体之争。

她还主张，摩登女郎被称为一个变色龙般的神秘形象，这是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结果她对于现代主义作家（如叶灵凤）的分析，揭示了摩登女郎被描写成一个不快乐的异性恋者，她要么是处在满足于经济保障而非满足于真爱的压力之下，要么被男性恋人背叛或误解。

如果摩登女郎同时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和渲染女性对男性之渴望的现代性别意识的产物，中国文学关于摩登女郎的描绘仍然突出了同时对于资本主义物质文化和现代异性恋解放的双重不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和性存在着大量的英文学术研究（Barlow）,而且除了女性气质和女性主义（Dooling）以外，批评家们还考察了男性气概（Zhong ; Louie, “Theorising”）、同性恋(Sang)和酷儿再现(Martin; Chiang and Heinrich)的问题。

最近以来，学者又从一个身体和科学的新视角来研究在第26章——“作为现象的身体：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中的身体研究述略”中，韩依薇（Ari Larissa Heinrich）介绍了现存的研究科学、肉身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路径，目标则是提出一种延续到目前的方法学的批评系谱。

这一章首先讨论关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身体批评的路径（特别着眼于分析女性创作时关于性别化肉身的女性主义路径），然后考察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学研究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最后回顾了近期科学史和身体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越来越复杂的运用。

其审视的议题包括现实主义与身体、女性身体、科学视角下的性别化身体、以及病态身体接下来的两章探讨记忆与创伤，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个相互关联的议题（Yang; Braester; B. Wang，“Illuminations”;  Berry）。

在第27章——“后毛主义’记忆的政治学”中，柏右铭（Yomi Braester）提出，“后毛主义”时期的记忆依赖三个主要路径：国家操控的媒体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对回忆再度挪用；异议者拒不接受公共档案的反复抹除所带来的集体性失忆；其他人则支持一种犬儒的视角，遗忘因此变得不置可否。

后社会主义的文学紧紧遵循着这些趋势，而且柏右铭讨论了报告文学、回忆录、特别是小说中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含义，并将陈冠中的《盛世：中国——2013》和王朔的《玩得就是心跳》作为两种极为不同的处理记忆的路径，提供了关于这二者的详细分析。

柏右铭将回忆与遗忘呈现为针对有关记忆议题的同等可行的相反回应，但在第28章——“在日常中书写历史性创伤”中，陈绫琪强调了中国大陆作家在追寻被压抑的记忆和在直面革命与压迫的毁灭性创伤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她考察了作家们所使用的创新方法，他们以这些方法去呈现创伤对被裹挟入暴力之中或生活在余波之下的个体的冲击。

通过阅读挑选出的文学文本，她展示了中国的先锋小说如何描绘出暴力的特定时刻和日常生活，在这样的日常生活里，残酷与非理性被一再见证（特别是通过儿童的眼睛）在这中情况下，实验性写作成为历史见证与个人回忆的一个有效途径。

本指南的最后两章提供了分别关于中文和英文学界的纵览在第29章——“中国现代文学的中文研究的简单概述”中，陈思和把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新文学批评（1917-1949）紧跟着文学批评，与此同时，文学创作中产生了新的趋势，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当时的一个主要成就。

第二个阶段的文学研究（1949-1985）将“现代”重新塑造为一个政治概念，将文学定义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并将中国现代文学机构化而成一个学科，并在这一机构中培养出一批专家第三个阶段的现当代文学（1985年至今）见证了“二十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传播开来，此一概念寻求超越现当代文学的僵化区分，并使学者们将整个世纪的文学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一直延伸到当前的趋势与将来的方向。

与中文学界相比，英文学界对文学现代性的痴迷远高于前者在第30章——“走向中国的文学现代性的类型学：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研究的综述”中，我将中国的现代性分辩为当前学术研究表现出的五个阶段：其一，晚清的早期现代性以其众声喧哗（二者/三者以上）的文化逻辑和对颓废与模拟的向往性耽溺为特征；其二，五四时期译介的现代性以其启蒙修辞以及它和革命之间的二元对立（或此/或彼）为特征；其三，民国时期都市现代性——特别是在上海的“半殖民”结构里——的动力来自于对物质之浮华表面持续不断的迷恋，以及伴随着国际化敏感的、对混杂性的坦然展示；其四，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擅长于将光荣的生活演绎为辉煌的景观，并擅长诱导一种革命乌托邦的狂喜体验，由此寻求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选择；最后，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美学现代性在其第一个十年里，开始于捍卫文化对政治的超越和对对五四启蒙修辞的回归，但从第二个十年开始，很快就此离开，从乌托邦的智识主义走向了冷静——有时是犬儒甚至悲观——地直面强大的消费文化。

以上的类型学纵览展示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文学界如何延展批评的努力，有关现代性、后现代性、后社会主义的争论已使学者们直面全球化引起的新挑战结论：回溯学术的轨迹 经过前述几部分对29个篇章的简单概括之后，在此结语处不妨坦承本指南所不欲之处。

首先，《指南》不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所有可想到的方面­——包括对运动、流派、文类、作者、文本、风格以及主题——的综合性概观，尽管已不时有人做出这样的努力（Doleželová-Velingerová，“Selective”; Slupski “Selective”; Haft “Selective”; Eberstein ;Mostow 285-616; Denton “Columbia”）；其二，《指南》不是一个叙述性的文学通史，尽管夏志清（C. T. Hsia, “History）在小说方面先驱性的尝试已过半世纪，而我们急需这类专著出现的出现。

其三，《指南》不是一个对于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导读，因为这从传记词典（Moran ; Moran and Ye）、访谈（L.Leung）和作家自述中即可获得经过这一适当的澄清，我们现在可以再来看看“作家研究”这一重要领域，虽然本指南对此并未充分涉及。

英文学界在其“成长初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作家研究曾一度是一个可靠的方法，尽管现在早已退居从属地位在鲁迅研究中，近年学者们回顾了他的旧体诗（Kowallis）、他的散文诗集《野草》（Kaldis）,他的小说人物阿Q和阿Q的后代（P. Foster），他的爱情生活（McDougall），他对历史（E. Cheng）、革命（Davies）和进化（ Pusey; Jones）的思考。

与中文学界中名副其实的“张学”专著热相反，张爱玲在英文学界中尚未得到独家专著研究，直到最近才出版了一本论文集（Louie， “Eileen”），但大量文章散见于各类英文专著和论文集中值得留意的是，除了研究丁玲、郭沫若和田汉的专著之外，近期大部分针对单一作家的专著讨论的大多选择了“保守的”或非左翼作家，比如戴望舒、老舍、林纾（Hill）、林语堂（Qian）、沈从文（Kinkley， Odyssey）、吴组缃、张恨水以及周作人。

一些“后毛泽东”作家也得到专著的重视,如北岛，戴厚英，高行健（Zhao “Towards”; Quah; abędzka; Yeung; M.Lee），海子、韩少功、贾平凹（Y.Wang），苏童和余华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高行健获得大量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英文研究书籍至今只有两本（S. W. Chan；Duran and Huang）。

尽管如此，以上作家研究专著的列表并未完全呈现出学术动向，因为许多作家（比如张爱玲和莫言）的讨论都收集在研究特定跨时期和跨地区的以议题为主著作中，而议题正是20世纪90年代处之后英文学界最为偏爱的学术路径。

从近期英文著作的标题即可判断，关键的议题辐射甚广，其范围覆盖能动性（Knight）、身份（Tsu “Failure”; Shih, “Visuality”;）、自我（Denton “Problematic”）、主体性（Cai; P. Liu）、爱情（J.Liu; H.Lee）、权力（Feuerwerker， “Ideology”）、正义（Kinkley，“Chinese”）、 进化（Pusey; Jones）、历史（B. Wang， “Sublime”），尽管意识形态、政治和革命依然在专著的标题之中出现得最为频繁。

最后，我们可以回到通常标志着文学机制化中范式转换的文学论争，以此为本导论作结与1993年《近代中国》相关联的是三个关键的交锋其一，作为对刘康泛政治化倾向的回应，张隆溪讨论了更早先的、因下述情况而起的一场论争：宇文所安对北岛诗歌不以为然，并将其视为衍生性的世界诗歌，称其对西方观众而言，不过就是“阅读翻译我们自己的诗歌传统而产生的诗歌的翻译”（Owen,  “Anxiety”）。

在反驳中，奚密质疑了宇文所安使中国和西方“互不相容”的僵硬概念化和他自身的焦虑所在——同时是“对于差异的焦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对于差异之消亡的焦虑（在中国与世界之间）”（95-96）其二，张隆溪对周蕾依赖西方理论、忽视中国现实提出了批评：在回应1989年的震惊时，周蕾使用“一整套对于在美国的我们更加密切适用的问题，在其中【……】中国是【……】西方的一个景观”（Chow “Violence” 82-83）。

在张隆溪看来，（L. Zhang 127），准确来说是缘于“大部分西方当代理论特有的怀疑、有时甚至是不可知论的态度”，西方或者西方中心的批评家往往沉迷于他们自己的修辞中,因此不能理解中国现实其三，当中国批评家开始区分在国内或国外接受教育的学者时，一场新的争论于1995年在香港《21世纪》期刊上进行，涉及到了西方理论——特别是重新被打上“中国新保守主义”标签的所谓“后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和中国身份的认同。

奚密针对在中国学术界内日趋上升的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了告诫，并提倡一种“跨国界的身份认同和立场性”，从而挑战将中国与西方、境内与境外、本土与国外等概念进行物化（reification）的倾向（Yeh, “International” 271）。

在21世纪，中国现实和西方理论的对抗不再为多数学者所关注，因为理论——现在理解为同时包含中国与西方——在太平洋两岸都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机制化的一部分，尽管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最需要哪种理论，大家在这一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中国大陆，近期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间的持续争论——即“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学科覆盖方面已超出了人文学科，进入到了社会科学相反，在北美，至今还未有相对应的英文争论，尽管作为“新左派”的主要倡议者，汪晖已经用英文出版了著作（H. Wang, “China’s”; H. Wang, “End’s”; H. Wang, “Politics”）。

近年王斑出版的论述社会主义遗产和“新左派”视野的论文集（B. Wang, “Words”；B. Wang and Lu；Zhong and Wang）是否将改变这一现状，仍有待观察就像北美英文学界对于共和国内的“新左派”兴趣不大，中文学界对于英文学界内关于“华语语系”（Sinophone）研究的新争论也缺乏关注。

此一争论起于史书美颇具争议的“华语语系”定义：“一种在中国之外、以及在中国及中国性的边缘处从事文化生产的场所网络，大陆中华文化的多样化及地方化历史进程在其中已经持续发生了几个世纪”（Shih, “Visuality” 4）。

对史书美来说，“华语语系”“凸显困难、差别和异质性的价值”（“Viaulaity” 5），“颠覆了一成不变的身份认同”，“中断了稳定性”，“扰乱了象征性整体”（“Visuality” 35）鲁晓鹏质疑史书美的狭窄地域视角，进一步对比了“华语语系”的两种概念（S. Lu, “Notes” 24）：一种将中国包括在内，正如他关于华语电影的研究著作中的做法（S. Lu, “Chinese” 161-3）；而另一种定义将中国排除在外，正如史书美的做法。

史书美对同时作为理论和历史的“华语语系”进行了阐释（Shih “Concept” 5），随后澄清，她对“华语语系”的定义是指其位于“中国及中国性的边缘处”，并 “从未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只是要为中国之内少数族裔【……】提供空间。

”尽管史书美不断提及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但她自己的华语语系研究专著（Shih, “Visuality”）中所分析的主要例子还是来自于美国、台湾和香港在鲁晓鹏看来（S.Lu, “Notes” 22），史书美的华语语系视野带有一种“反华语中心主义”(anti-Sinocentrism)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史书美更愿意保存“华语语系”中的“华语”(Sino)，而将“汉语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设为其反对目标，因为她更喜欢“汉藏语系语言的异质性”，而有意回避诸如‘中国’‘中文’‘中国性’之类的概念”（Shih, “Visuality” 4）。

然而，中国”并不能被简单回避，因为它远不止一个单纯的概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理论上，“中国”和“中文”都比史书美“华语语系”定义所认可的更具异质性不管怎样，石静远（Tsu, “Epilogue”）承认，“在西方学术话语中，‘中国’是一个种族化标识，概念上充满矛盾，但作为一种比较和争论中的必不可少的幽灵，它还是幸存下来了”。

“中国”不仅仅是一种萦绕学者良心的幽灵，而是积累了所有在历史、地理、身份认同及文本化中的复杂性，正是这一复杂性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对象德里克（Dirlik）在回应“华语语系”和美籍亚裔研究的争论时指出，“如果华语语系作为描绘文学和文化的标准有任何要点，那就是对空间性的吁求——创造一种有关‘中国性’的新的世界性空间，使不同的、基于地方的历史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尽管“话语语系”研究在修辞上倾向藻饰，但将东南亚文学——尤其是马华文学——纳入学术视野，这还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积极成果（Groppe ; Tan）当然，香港和台湾是否能在华语语系研究最新的发展中受益，目前尚不明朗。

尽管台湾文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介绍到北美学界，但只有极少台湾作家在英文学界中得到独家专著的对待鉴于这一学术上的不平衡性，“华语语系”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仍不乏为一种新的动力，其争论已经吸引了主要来自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内的参与者（就机制而言，有些人还同时涉足比较文学）。

这一事实再度证实，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领域已足够成熟，可以容纳自身内部不同的学术路径和批评立场此文原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四期，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读者可点击下方蓝色字体获取原文pdf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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