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号人文些啥：百家号人文领域发什么文章

朝花夕拾

 

【题记】人民日报曾经发表了我若干篇文章，作为资料保存，这里重新发布愿意看看的朋友，可以一阅孩子唱什么歌？我女儿曾经在她不满三岁的时候就像模像样地唱起了《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这使我哭笑不得她从街头巷尾那漂浮的歌声中一步跨入了成人世界。

本人又不是作曲家，不能为女儿独创一首或数首幼儿歌曲，于是只好听任流行歌曲的排山倒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比歌曲更能影响孩子的心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唱了几十年，虽然脍炙人口，但毕竟属于过去，总不能让幼儿老唱下去吧！“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这样的歌声，固然清新优美，但已经太陈旧。

幼儿，祖国的花朵们，实在没什么歌可唱，结果被青春歌迷们早早吸收为“俱乐部会员”因此，跟着周华健唱《花心》，跟着叶倩文唱《潇洒走一回》，这已是许多小孩子被动接受的一种超前“精神消费”据报刊载文说，目前不少孩子因过多地摄入营养口服液而导致性早熟，小男孩、小女孩不得不为此到医院去就诊。

这使我想到流行歌曲与营养口服液的关系，倘若幼儿被流行歌曲浸泡得太久，那是不是也会像服用过多的营养液那样产生不良后果呢？幼儿是明天的少男少女，更是下一个世纪的希望之星，大人们忽视了这一群小生命的心灵需要，必将严重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

在此，我呼吁作曲家、歌词作者们在大量批发生产流行歌曲的同时，也多为幼儿创作一些优美动听的歌曲吧！（原载于1994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史记》与史官文化《史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全方位地展现早期民族文化方面，中国还找不出第二部这样的典籍。

因此从西汉末年扬雄到当代，古今学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研究这部文化巨著，堪称佳作如林在这片被人们耕耘了1800多年的土地上，如何走出一条新的学术途径，是每一个试图问津《史记》研究领域的学人共同面临的问题陈桐生从新的切入点：中国史官文化，撰写了《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

中国早期史官文化具有“通学”特征，它几乎包含了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内容正是这片文化沃土，孕育了司马迁这位民族文化巨人陈著将《史记》以前史官文化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上古三代史官天人文化传统、孔子《春秋》王道文化哲学和战国史官的价值观，司马迁就是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天道观，以德治为核心的王道观与立功名的士道观，由此构成《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宏伟构思。

作者认为，通过这个结构，《史记》对此前的史官文化和民族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合与总结，对民族文化的定型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种宏观视野使作者在考察《史记》时，带来了许多新收获例如，关于《史记》的天人宇宙观，学术界的主导意见是天人相分，天道自然，陈著从文化传统上立论，并引征《史记》中上百条材料，从内证与外证的结合上力证《史记》天道观以天人感应为特征。

《史记》对当时现实政治有系统而全面的批评，很多人将这种批评与宫刑事件联系起来，陈著则从文化哲学高度，认为司马迁对汉家的批评是取法孔子以文化指导现实政治的伟大风范陈著不仅从大处着眼，而且在一些微观问题上，也注意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进行新的探索。

学术界认为《史记》通变论中有发展进化的观点，陈著则以大量材料表明，《史记》的通变观以终始循环为特征，“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并列命题，而是同一命题的两个方面，“通古今之变”包含在“究天人之际”之中。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史记》的进步性并不表现在天人宇宙观和历史观方面，而是表现在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平等的价值观方面，《史记》最完满地体观了一个伟大民族在结束动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笃实、自强不息的精神。

当然，陈著在许多地方尚待完善，例如，史官文化与百家杂语、六经异传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史记》对后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似乎谈得过于简略我们期待着作者在《史记》研究领域内继续深入开拓（原载于

199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情怀不变——记香港语文学家殷德厚香港是个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哪一种职业好赚钱，人们便趋之若鹜反之，难赚钱的事业、报酬低的工作，人们便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显然，编纯文学性的书籍，教校外课程，作“爬格子动物”，应当是最赚不到钱，报酬最低的事了。

长期从事这类工作，甚至乐此不疲的，在香港芸芸众生中，可说是凤毛麟角香港语文学家，散文家殷德厚先生恰恰是极少数自甘清苦的文化人之一殷德厚这三个字，对于许多留意香港报刊有关中国语言、文学这类文字的读者来说，是十分熟悉的。

1979年他迁居香港不久，即在香港各大报刊发表谈文说艺、访问海内外著名学者作家之类的文章在香港各大报纸、杂志几乎都可见到他大量的各类体裁的文章他这样勤奋写作，完全是专业兴趣使然赴港之前，他就是名学者和散文作家。

五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由于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第二年即主讲《语言学引论》，不久便担任研究生的语言学课程1957年“反右”时，因讲了一些“外行不要领导内行”的话及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被视为“右倾分子”，遭受到各种打击排挤。

然而，在他不得志的情况下，仍执着地钻研专业，坚持教学和写作定居香港，他仍不改初衷编书、教学、写作，是他的主业他主编的《香港名家散文丛书》，出版后广受欢迎其他散文集《情怀不变》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为什么他要编这套纯文学的书呢？原来，他初到香港就发现不少出版物，特别是中小学教科书中语病惊人、中文水准太低。

当时他在香港教育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正要审查小学语文课本，便利用审查所得的资料，在各大报刊发了数十篇见解独到的学术性文章，后来这些文章被—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我爱语文》，出版后广大中小学教师、学生及社会青年都争相购买，竟成洛阳纸贵。

受此鼓舞，殷德厚决定出版一套作为青年正面范本的名家散文丛书在港刮起了一阵优美的中文旋风—些正在读英文中学的学生找到他，请他在书上签名，并把《情怀不变》当作学习中文的教科书他感到无比的欣慰，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快乐。

教授校外课程，是殷德厚先生传授中文的又一途径浸会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都聘请他主讲校外课程，他一人能开十几门课听课的学生多半是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要使他们认真听讲，也真还不那么简单殷德厚的语文专家身份受到香港当局的认可。

廉政公署连续三次聘请他审订该署主编的《中学德育教材》在香港这个金钱至上，以利为重的世界里，殷德厚表现出了—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爱国心而今，已年过花甲的他，仍—如既往地为提高香港中文水平而清苦耕耘（原载于1995

年8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史记》研究的新视野继《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之后，陈桐生又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史记》研究专著：《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读了这本书，深感作者继续发挥了从大处立论的特长。

作者认为，《史记》有两大学术渊源：一是王官学六经，另一是诸子百家之学，此即《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作者著《史记与今古文经学》，也 就是系统探讨《史记》“厥协六经异传”问题。

作者指出，《史记》所述经学并非不分轻重，按影响程度划分，那么应该首推《春秋》，《易》次之，《书》又次之，《诗》又次之，《礼》最后按这个顺序，作者系统地清理了《史记》中的今古文经说，比较深入地发掘了《史记》“厥协六经异传”的内涵。

作者在这本新著中也继续发扬了他不依傍旧说，根据第一手材料立论的特点例如前人曾认为《史记》义则取公羊，事则取《左传》，作者在书中列举《史记》述《左传》义２６例，说明前人此说不可尽信对于《史记》中的经说，作者也认 真加以辨析。

例如《史记·留侯世家》有这样两句话：“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物谓精怪及药物也”本书作者则指出，司马迁此语本于《易·系辞》：“精气为物，游魄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由此 而辨正了《史记索隐》的误注。

像这样辨误探源，在书中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子 这表明作者在《史记》以及相关的古籍方面确实下过一番深入的功夫此外，作者跳出前人的经学派别门户之见，比较客观地清理《史记》中的今古文经说在继承前人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又注意今古文经学与《史记》之间的文化精神上的联系。

对一些比较冷僻的材料，作者也尽可能予以发掘，例如书中对《谷 梁传》以及《周礼》材料的辨析这些都是该书一些显而易见的特点《史记》与今古文经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该书作为“《史记》与华夏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在篇幅上有一定的规定，很多问题仅仅点到，而论述未能展开

，例如《史记》中的今古文《尚书》经说，该书的发掘就不够充分作者在“后记”中说他愿意继续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期待着他在这一领域再出新成果（原载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实证与创新——评《战国文学史》。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时代所创造出的光辉灿烂的文学无疑是富有生命力和耐人寻味的篇章由于战国时代处于中国文化的形成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战国文学也就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其成就和影响是后代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企及的。

也正因此，多年以来，战国文学一直是先秦文学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有些研究不过是在先秦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给予战国文学一定关注，还没有一部把战国文学当作独立对象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

也正因此，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方铭新著《战国文学史》是一部以战国文学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值得注意《战国文学史》第一次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战国文学史的框架，为我们确立了战国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这标志着战国文学研究正在不断走向深入。

作者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概念，认为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或者西洋的标准来区分战国时代文学与非文学的概念，当然，也不能仅仅用今天的审美观念来评价战国文学这样，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战国文学的丰富性作者的研究方法以实证为基础，充分地占有材料，并对原始材料进行认真仔细的鉴别，力求使所采撷的资料全面、准确，同时，全面检讨过去的研究成果，把过去的研究著作所创造的成绩作为新的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宏观微观结合，理论阐释与考证辩驳结合，审慎检讨，细致梳理，不标新立异，而求折衷务实。

由于有如上的特点，使《战国文学史》一书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作者在研究中，既考虑到战国文学的历史内涵，又考虑到战国文学的内容今天同时是中国史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所以，作者把论说的重点放在对战国文学的思想及艺术的探讨上。

作者把战国文学置于战国时代的人文环境之中，从战国的时代精神中把握中国文学的个性作为断代史研究，作者既重视史的线索，更重视断代史的整体研究，既考虑战国文学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又能把重点放在战国主流文学及其主要特征方面。

因此，作者建立的战国文学史的框架和确立的战国文学研究范围及对象是科学的（原载于1997年8月8日《人民日报》）１９９７随想假如我是一名作曲家，我一定要为１９９７年谱写一部震撼人心的交响乐１９９７这个数字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关键是在这个年份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其变得非同凡响。

正如俄国十月革命，使我们记住了１９１７年；“五四”运动，使我们记住了１９１９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使我们记住了１９２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我们记住了１９４９年；因为伟人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祖国、中共十五大召开、黄河小浪底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实现截流、江泽民主席访美等等，使我们记住了１９９７年。

岁末回首，品味刚刚发生的一切，抚平波涛汹涌的情绪，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的伟大祖国在１９９７年成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典范，而国力的强盛、国民心智的成熟是坚实的基础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时，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逝世的不幸消息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泪水湿润了早春的中国大地，但人民已经有了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对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的悼念活动，既深情又克制这对于经历过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巨人相继去世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最大的进步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得益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改革开放的洗礼。

香港回归祖国，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１００多年前，西方殖民者侵略东方古国，劫掠“东方之珠”；１００多年后，又不得不“完璧归赵”，悲剧转为了喜剧沧桑巨变，１９９７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征服与被征服的模式已经彻底打破，代之以和平与发展的新格局。

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对整个人类都是福音，预示着２１世纪的灿烂前景中国人在欢庆之后，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国富民强，真正维护民族尊严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树立了国内政治生活的一座丰碑世纪之交欣逢盛会，中国发展道路的方向更为明确，邓小平理论必将使百年强国梦变为现实。

十五大的精神与实践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人类文明的进展所作出的有益贡献“小浪底工程”、“三峡工程”先后实现截流，为１９９７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再一次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来之不易的认识已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按科学的精神来进行大规模建设，这就是今日中国的写照中美关系在１９９７年成为全球热点，江泽民主席访美成功，对于当今世界进一步向着和平迈进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在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以真正的大国姿态与世界握手只有赢得了“太平洋”的太平，国内的经济建设才能专心致志地通向既定目标而稳定发展的中国，不仅对美国经济有利，对所有谋求经济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最有活力的合作伙伴。

１９９７年是一个大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深刻含义将进一步显露，值得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哲学家们为之尽心尽力一年之内，大事频频，使人还来不及充分地思索我们相信，经过了１９９７年考验的中国，前进的步伐会更加稳健。

（原载于199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感恩：生命中的心灵之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一句并不深奥的话语，可是真正理解并做到的人，能有多少呢？生活中关于翻脸不认人或以怨报德的“白眼狼”的传说，每每有所耳闻，令人徒然唏嘘不已。

于是，说某某人“不知好歹”、“良心被狗吃了”的斥责与评论，就在口头传播中无形地为某人画了像，其人品问题足以让他失去亲友的关爱与尊重，使他的事业和生活面临很多障碍现在谈论感恩这个话题，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意义。

一方面，不少成年人被“金钱万能”所左右，自私自利，只认钱不认人，只讲索取不讲回报，淳朴之风、感恩之心日渐式微；一方面，独生子女过分受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知体贴和心疼父母亲，虽然能背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样的古诗，可是自我中心意识在家人的不断纵容中强化。

因此，感恩教育要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结合起来，决不是仅仅靠书本知识就能奏效的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尤其是在价值多元化的状况下，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感恩美德，培育青少年感恩的人格并自觉形成感恩的伦理观，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次内容之一。

感恩不是浅层次的庸俗的“投桃报李”，更不是表面的甜言蜜语它是人类在生命延续过程中的心灵之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它是人性中真善美的乐章，将爱心传递，使人的理智与情感本身具有了审美的意义；它是为人父母者的幸福与欣慰，是为人子女者的本份与情操，是人与人之间的虔诚。

假如没有感恩，人类的繁衍与生存就成为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复制，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简单怪圈这样，就诞生不了朱自清的美文《背影》，就品味不了朱德感人肺腑的《母亲的回忆》，也欣赏不了童话般的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

由此看来，感恩实在是不用勉强的，它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更是一个高尚的人应该具有的境界与素质父母养育子女，并非“施恩图报”，父爱母爱如山高比海深那么，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就是绿叶对根的情意，孝敬在言行上，也在心灵深处。

有智者说，看一个人品行如何首先就看他是否孝敬父母，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孝敬，那就既不能做朋友，也不能扛重任诚哉斯言！为了让感恩成为无言的德行代代相传，我们有必要提出“感恩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就像“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一样。

其理论意义就在于人文与科技相融合，一个民族的文明才是完美的和丰厚的感恩，就是孝敬父母，就是怀念恩师，就是报效祖国，就是对于成长的一种回馈如此，人就异于禽兽，真正成为“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感恩，将使我们的心灵永远温暖如春！。

（原载于2006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