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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过劫波风骨健，黙指天心梅蕊。拼余热，泞耕不止。毕竟知交多处士，竹林下，煅灶犹堪睡。虎溪笑，谁能会？”萧萐父《七九自省》词的结句表达了他伫立世纪桥头，白首丹心，书田耕耘的学术夙愿，也蕴含着他对后辈学人的期许。

 

家教师恩   稚子启蒙(1924——1947)1924年1月，一个寒冷的冬夜，在成都西城区一座废桑园内有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男婴的父亲萧仲仑，母亲杨励昭其时是中小学教员，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取名萐莆（后改为萐父）。

2003年除夕，萧萐父《七九自省》词中有“寂寂常关内，有娇儿，懵懵莽莽，呱呱坠地”的句子，并自注云：“我初生时瘦弱，父母虑难养，因取小名‘莽子’，呼为‘莽莽’”萧萐父的父亲萧参（1885——1961），字仲仑，四川井研县人，父母早丧，勤读自奋；二十岁应乡试时，得知甲午战后国势危殆，遂弃举业，参加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

辛亥后，因不满“革命功成，走狗当道”的时局，愤而弃政从学，教书为生，曾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授，并兼任中小学教职，培养巴蜀青年学子唐君毅在成都读小学时，萧仲仑即曾以《庄子》书中《逍遥游》、《养生主》诸篇作教材为其讲国文，后来唐君毅认为自己钟情于玄思哲理，“或许亦源于此”。

萧仲仑学无师承，私淑廖平，在《尚书》、《老子》、《楚辞》、《庄子》、《唐宋词》以及中医理论研究方面均有很高造诣，松石琴心，道家风骨，流誉蜀中；解放后受聘为四川省政协文史馆研究员，其论著、诗词多毁于十年浩劫。

萧萐父的母亲杨励昭（1897——1984）祖籍四川崇庆，生于成都，乃蜀中清代爱国名将杨遇春后裔，肄业于成都女子师范学校，能诗词，工书画，曾长期担任成都成公中学、建本小学、四川大学附中语文、国画教员；解放后应聘为四川医学院绘图员，有《梦萲阁诗词稿》存世。

萧仲仑弃政从学，取陶渊明《归去来辞》“门虽设而常关”之意，将寓所名为“常关”，倾心于“喜无书札到公卿”的生活，曾自题云：“天地有情应似我，根株无恙不依人”但萧仲仑并未真正避世归隐，常与蒙文通、唐迪风、张真如等川藉学者评史论学。

在他的心灵深处，明清之际的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一类人物，仍是值得尊崇的先贤，神交的诤友因此，萧萐父少儿时代即在一种特殊的语境和氛围中由父母教读，耳濡目染者除了左、孟、庄、骚，尚有明清野史笔记之类萧萐父曾忆及童年的读书生活：“童年是孤寂的……我的童年就生活在‘常关’之内，由父母教读……我常钻在屋角几堆旧杂书中去乱翻，一次翻出了清末同盟会印作革命宣传品的的小册子，除邹容、章太炎论著外，还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黄书》、王。

秀楚的《扬州十日记》等书的内容当时看不懂，书的封面写着‘黄帝纪元’或‘共和纪元’，颇引起好奇，而这一事实（加上常听父辈谈起明清史事总是感慨万端以及他们像对老友一样对‘梨洲’、‘亭林’、‘船山’等的亲切称呼）却在童心中留下深深印痕。

为什么明末清初这批学者在300年前写的书会对辛亥革命起到鼓动作用？这个问题……织成心中一个历史情结，长期纠缠着自己的灵魂”[①]拆解“历史情结”，是萧萐父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历史情结”在他的童年生活中已开始萌生。

萧萐父童年由父母教读，直到12岁，仅上了两年小学，于1937年考入成都县中进入成都县中以后，老师向他和同学们介绍，县中校园后面的池塘乃扬雄的洗墨池扬雄一生仰慕司马相如辞赋的“弘丽温雅”，感慨屈原志洁行廉不容于世，其著述《法言》、《太玄》的文雅古奥，萧萐父从父辈的言谈中早有耳闻。

联想到自己幼年时去成都君平街湛冥里舅舅家，大人们讲述的严君平靠卖卜自养，精研《易》、《老》，潜心学问，少年扬雄随严君平问学的故事，更增添了他对古人勤学的景仰萧萐父在抗战年代开始自己的中学生活，有幸遇上了几位熟谙中国忧患传统的中学教员，罗孟祯先生即其中一位。

罗先生注意培植学生的爱国热忱，同时也努力向学生传授文史知识，开启学生的心智他向学生介绍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与梁启超为之作序而写成的《清代学术概论》，讲解刘知几、章学诚的史论，鼓励学生在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锤炼人格自我。

这种教学活动与萧萐父接受的家庭教育十分契合，使他获益颇多罗先生九十大寿，萧萐父曾吟诗拜祝：“蜀学渊渊积健雄，功高化雨育童蒙墨池波涌山河泪，树德声传耿介风指画舆图腾巨浪，壁文史慧轫初衷丹柯代代燃心炬，万朵红梅祝寿翁。

”[②]罗先生去世后，萧萐父挽联云：“墨池掀巨浪，哺育童蒙 ，呼唤国魂，纵横天下事，绛帐宗师留浩气；空谷起跫音，慨慷时局，激扬史慧，风雨百年心，丹柯炬火有传人！”由此可见罗先生对萧萐父学术生涯的深刻影响。

进中学时，萧萐父在国学方面已有相当基础，他利用暑假，通过朱点《史记》、《后汉书》等原典进一步提高自己阅读古籍的能力，同时，也努力在阅读中了解西方文化的精神与传统他泛观博览，心无定所，不经意间又表现出一些独立的致思趣向。

在一次学校五题必作的外国史考试中，他只选作了有关希腊哲学家的一题，老师不但没有批评他，反倒给了他高分1943年3、4月间，萧萐父正读高三其时，冯友兰应邀来成都讲学，萧萐父与好友徐溥等逃学前去听讲，围绕冯友兰演讲中所诠释的儒道诸家的人生境界理论及其现代意义，他与同学们争论不休，并因此搜读冯友兰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等著作，增进了自己对哲理的兴趣。

他对文史的兴趣也不断增长高中期间，他与同学们一起办中、英文墙报（英文墙报名为《Rainbow》，中文墙报名为《空谷跫音》），出诗歌专号《狂飚》萧萐父的第一篇关于史论方面的长文《论史慧》即是在《空谷蛩音》上发表的，文章曾得到罗孟祯先生的赞许与肯定。

高中时，他与几位热爱文学的同学还各有自己手抄的诗词集，他的诗词集题为《寥天鹤唳》中学阶段的这种学习趣向虽游移朦胧，却为他后来的大学生活奠定了基础1943年，萧萐父十九岁，高中毕业时半自觉地报考了时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

战争年代的乐山，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武大师生们只能利用一座破文庙空房艰难办学但是，武大教务在朱光潜、叶石荪等先生主持下，仍然继续着其注重教育质量的传统，物质生活条件艰苦，并未影响师生们对学术的追求“国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③]在武大哲学系，萧萐父在必修张真如教授开设的“西方哲学史”、“德国哲学”，万卓恒教授开设的“西方伦理学史”、“伦理学原理”、“数理逻辑”，以及胡稼胎教授开设的“哲学英语”、“中国哲学”等专业课程的同时，还选修过朱光潜教授开设的“英诗选读”，缪朗山教授开设的“俄国文学”，彭迪先教授开设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等课程。

大学教授的学术素养给萧萐父留下了新的印象，他晚年仍然对自己的业师感念不已：“抚念生平，其所以走上学术道路，勉力驰骋古今，全赖从中学时起就受到几位启蒙老师言传身教的智能哺育和人格熏陶至于大学时代传道授业诸师，冷峻清晰如万卓恒师、朴厚凝专如张真如师、渊博嵚嵜如金克木师，诲教谆谆，终身不忘。

”[④]大学时期，萧萐父除了选修专业课程，更加广泛地涉猎中外文化名著他读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尼采的《查拉图拉如是说——为一切人而不是为一人的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高尔基的《母亲》，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法共党员的《狱中书简》；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以及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不断拓展学术视野。

1946年武汉大学迁返珞珈山，金克木教授受聘来武大开设“印度哲学史”、“印度文学史”，金先生渊博的学识令萧萐父钦羡不已他曾多次向金先生请教有关中、西、印文化比较方面的问题，开启自己思考文化问题的新路向除了哲理的训练，大学阶段萧萐父对于文学的兴趣也达到了新的境界。

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诗词这些诗词中，有不满社会现实，直抒胸臆者：“……遥想千家野哭，正都门，酒温歌竞塞雁惊烽，哀鸿遍地，月寒风噤剑外心期，吟边怀抱，怕催青鬓步溪桥，天心何处，问梅花讯”[⑤]有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尘外神游地，飘然野鹤心。

风怀期懋赏，林壑渺幽寻但觉嚣氛远，不知云路深烟空萧寺柏，佳句费沉吟”[⑥]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写下的组诗《峨嵋纪游》，曾由原华西协和大学外籍教授费尔朴（Dryden L.phelps）、云瑞祥（Mary K.Willmott）二人译为英文，纳入《峨山香客杂吟》一书，在香港出版。

诗词虽为感兴之作，却“回荡着在时代风涛里泅泳者的呼唤和心声”，表明萧萐父青年时代即在着力于理性思维训练的同时，善于以形象思维表达自己对自然与人生的审视与思索，追求以诗言志，以诗释理的学术风格，开始形成自己论理（Logic）与抒情(Lyric)并重的“双L情结”。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美军强暴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反美抗暴”浪潮席卷全国沈崇事件对萧萐父心灵的撞击，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要转向，他在潜心学业的同时，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在一次全校时事讨论会上，有人认为沉崇事件涉及治外法权，应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也有人认为此为个别事件，不宜影响“友邦”关系。

萧萐父驳斥了这些谬论，声称这是“人性与兽性的斗争”他慷慨陈辞，激烈的反美蒋情绪感染着与会师生次日，武汉《大刚报》即以“人性与兽性的斗争”为题报道武大师生的集会1947年6月1日，武大学生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在反美蒋运动中惨遭国民党军警枪杀。

“黑夜正浓闲话和平皆有罪，黎明未起蓦然觉醒竟捐生”武大师生开始了对国民党政府更强烈的反抗，萧萐父也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他曾担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办学运小报，组织红五月大游行，以长诗《春雷颂》鞭挞黑暗，期盼黎明。

激烈的反美蒋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萧萐父开始受到特务的监视1947年，在万卓恒教授的指导下，萧萐父以《康德之道德形上学》为题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论文由同学们代为抄正之后送呈万卓恒教授评审并获得通过论文认为：康德发现了真正的“人”与真正的“自然”。

并认同歌德的观念，肯定康德“用永恒的新奇与日增的仰慕与崇敬，来充溢我们的心灵”，把自己从“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这实际上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在黎明前的黑夜对正义与理想的追求，对自由与光明的向往“从这里，我们隐约可以听到作者在投身于进步的学生运动时的内在心声”。

[⑦]“头上是灿烂的星空，心中是道德的律则”1947年7月，萧萐父为逃避追捕，心念康德的名言，潜离汉皋，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历程华阳星火   坝上春浓（1948——1957）1947年8月，萧萐父离开武汉大学后回到成都，任教于华阳县中。

此时，萧萐父虽不是中共正式党员，但他与成都地下党员朋友联系密切，为华阳县中带来了新的时代风气华阳县中（现成都三中）与成都县中（现成都七中）、联中（现石室中学）齐名，人称“成、华、联”，三校都是成都著名中学。

萧萐父在华阳县中担任国文教员在教学活动中，“他不仅讲授语文知识，而且将中外哲学直至社会主义学说都渗透到教学中去，同学们把每一次听课都当作一次精神享受，课堂内外常常站着其它班旁听的学生华中透进了新鲜空气，学生精神为之一振。

”[⑧]教学之余，他团结向往进步的学生，给学生们借阅《大众哲学》、《群众》、《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启发学生运用人民革命的观点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1949年5月，萧萐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在成都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在华阳县中把学生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读书会”。

在“读书会”成员的带动下，华阳县中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开始形成风气，鲁迅的《彷徨》、《呐喊》，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巴金的《家》、《春》、《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书籍在学生中广泛流传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之下，学生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创办墙报，畅谈读书体会，议论社会现实。

由“读书会”成员主办的《而已》墙报，指斥学校风气，抨击社会黑暗，曾在华阳县中乃至成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当时，华阳县中的领导权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魏少申把持在魏少申操纵下，学校取缔了《而已》墙报，理由是《而已》“煽动人心，侮辱师长”。

但这不仅未能制止学生的进步活动，反倒扩大了“读书会”的影响，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在任教于华阳县中的同时，萧萐父还曾应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之邀，受聘于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为学生们讲授“欧洲哲学史”，并为《西方日报》主编《稷下》副刊。

在萧萐父的主持下，《西方日报·稷下》刊发了一些文风尖锐的哲学、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在解放前夕的成都思想界发挥了较好的影响作用1949年3月，成都地下党组织为了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组织四川十八所省立中学开展声势浩大的“尊师运动”。

萧萐父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及时将运动火种引进华阳中学“读书会”通过“级联会”组织全校师生走在“尊师运动”游行队伍的前列后来华阳中学的师生又开展了驱逐特务校长魏少申，保护学校财产，维持学校秩序的斗争1949年12月30日，萧萐父与华阳县中的师生满怀激情在成都北门参加了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迎来了华阳县中的新生。

在华阳县中领导学生运动，使萧萐父开始领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巨大指导意义，在《西方日报》的工作，则进一步拓展了他对于理论的兴趣，使他开始深入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解放初，萧萐父参加接管华阳中学并任副校长；以后，受党组织的派遣，又参与接管华西大学，为华西大学军管会成员之一，后留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主讲《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理论课程。

为系统讲授这些课程，他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院系调整，华西大学重组，萧萐父留任四川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继续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探更趋系统、深入。

新中国成立以前，萧萐父与大多数旧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支配其行为的是年轻人的浪漫、激情与正义感他们不是因为思想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投身革命，而是因为置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才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萧萐父在大学时代的读书范围虽然也涉及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在他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还只是西方学术派别之一。

萧萐父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得益于他从1951年到1955年之间在华西大学与四川医学院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这种工作使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具备了相当厚实的基础，也为他后来从哲理的层面深入思考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与现实走向准备了条件。

1956年，是萧萐父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组织决定他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使他获得了一次重新选择生活环境，确立自己学思方向的机会这次机会源于武汉大学恢复哲学系建制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创办于1922年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52年11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后，于1956年决定恢复创办武大哲学系，并邀请萧萐父重返母校，参与哲学系的建设工作当时，党中央关于“双百”方针的公布，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及李达校长为武汉大学哲学系绘制的宏伟蓝图，使在北京的萧萐父深受鼓舞。

他决定接受李达校长的邀请，重返珞珈山，专心于哲学史的教学科研工作，使自己在系统研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继续解析自己少儿时期即已心存的“历史情结”，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根据作为一名青年学者，矢志于这样的探寻，道路漫长而艰难。

但是，他没有犹豫，没有彷徨，而是为即将开始的新的学术生活兴奋不已：“犹记湖山残雪后，红梅芳信苦探寻十年巨浪开新国，一点痴情结素心烈火熔炉钢未熟，春膏原野草初生高峰路远相携去，不畏艰难决意行”这首题名为《一九五七年元日有寄》的诗中所记述的即是他决定重返武汉大学时的心境。

为了适应新的工作，萧萐父带着李达同志的殷殷嘱托，离开中央党校，进入北京大学进修中、外哲学史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因为高校院系调整，大师云集这种特殊的学习环境使萧萐父在中学与西学两方面皆得明师指点在北大期间，他先后选修或聆听过冯友兰、郑昕、朱谦之、张岱年、吴则虞、侯外庐、杜国庠、吕振羽诸先生的专题课程或学术演讲，常去贺麟、汤用彤家中侍坐求教，并在学业上得到了导师任继愈先生的具体指点。

这种定向进修，不仅使萧萐父踏入学术殿堂，学有进境，也使他确立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学术方向他曾以“未名湖畔花千树，一夜春风次第开”的诗句来形容自己学业上获得滋润的欣喜之情前辈学者的启迪与指点，使萧萐父更加注重自身学术素养的积累与锻炼。

在北大期间，他积极参与当时有关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曾写成《我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几点意见》在《光明日报》发表其后又先后写成并发表了《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问题》、《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等论文，阐释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理解。

同时，他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持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工作，承担对严复《原强》一文的校注与训释，从论、史两个方面形成了自己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明确指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乃在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根据和思想土壤，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方面必须深入地研探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掌握科学的哲学史方法论武器；一方面则必须系统周密地占有历史资料，全面清理中国哲学遗产，分析其精华与糟粕，揭示其规律与特点，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牢牢地把握住论史结合，古今通气这样一个总方向。

萧萐父探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这些认识成果曾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由美籍学者陈荣捷编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版的一部中国哲学资料汇编中，介绍新中国时期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五种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时，即曾专门摘介萧萐父《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一文的结论部分。

萧萐父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正值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运动作为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党支部副书记，他参加过批判“右派”，又因为袒护同志而仗义直言，自己也被视为思想“严重右倾”，受到了“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

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他对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原则的探索与思考，也难免打上某些时代的印迹但是从他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中，我们仍可看到他少儿时代即已心存的“历史情结”，看到他颇具个性的学术激情与致思特色这种学术激情与致思特色在他后来的学术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玄门寂寞   兰菊葳蕤（1958——1966）1957年秋，萧萐父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在一个黑暗动荡的年头离开母校，十年后重返母校时物是人非，自己面临的将是一条崭新的学术生活道路但是，他对于自己从批判旧中国的黑暗腐朽转向建设新中国学术文化的工作仍然充满了信心。

这种心境使他写成了《一九五七年七月初到汉皋》：“武昌城外柳依依，回首沧波路未迷西蜀紫鹃归梦远，东湖红萼故人稀峥嵘诗律归平实，寂寞玄莹入细微恰是艳阳天气好，春兰秋菊正葳蕤”真实地记述了自己重返武汉大学以后的感受与期盼。

从1956年萧萐父决定回武大任教至1966年“文革”开始，这十年间，萧萐父的学术活动大体上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着力建构具备武大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体系，二是深探哲学史方法论原则，致力于王船山哲学研究重返珞珈山后，萧萐父的面临的主要工作是武大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

武汉大学自1922年建立哲学教育系以来，曾先后聘任范寿康、万卓恒、方东美、张颐、金克木等知名学者来系执教，学术力量不弱，范寿康先生即曾出版过多种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但相较于北大、清华等校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尚存在差距。

在中国学术界，武大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能够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与萧萐父进入这一学科点后的工作是联系在一起的萧萐父回到武大哲学系以后，任哲学史教研室代主任，主持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在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他与李德永、唐明邦先生一道，提出以研读“两典”（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中国古典哲学文献）为基石，以清理“藤瓜”（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重点）、探索“两源”（哲学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与认识论根源）为起点，来规划组织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并将这种教学方式提升到理论的层面，写成《关于中国哲学史课程改革的几个问题》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

在这种关于课程改革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编印出近百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并编成一套《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作为辅助教材，使武大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开始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与理论体系致力于王船山哲学研究，则与萧萐父的哲学史观密切联系。

在他看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目的，当在于揭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根据毛泽东思想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典型形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根据，实即是研探毛泽东思想得以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思想土壤。

同时，萧萐父的学术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侯外庐关于中国近世思想启蒙之说的影响，十分看重“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船山”与“韶山”，文采风流，学脉相连研探王船山哲学，将有助于厘清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想资源与历史脉络。

这种观念与追求，使王船山哲学自然地进入了萧萐父的学术视野萧萐父曾论及自己在教学科研中致力于船山学研究的这种缘由：“50、60年代，在从哲学到哲学史的专业转向中，我较认真琢磨的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史观及其一系列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努力挹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深受启发的是：关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以及历史的发展只有到特定阶段才能进行自我批判和总结性反思的提示，关于中国史中两个‘之际’——即把‘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视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两个重大转变时期的提法，关于王夫之哲学标志着传统理学的终结和近代思维活动的开端的论断，关于晚明到清初崛起的批判思潮中的启蒙因素的发掘……等等。

这些自然促进了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并在教学体系上作了重要改革，将明清之际（即明嘉、万时期至清乾、嘉时期）作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而独立成编，提出这一编的教学，旨在‘推程、朱、陆、王之‘陈’，出顾、黄、王、方之‘新’，即重点表彰能够冲决思想‘囚缚’的‘破块启蒙’的思想家们。

在此基础上，60年代初，遂有为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的几篇论文习作”[⑨]萧萐父致力于王船山哲学研究与深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原则是同步进行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一方面深化自己对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思考，先后在《哲学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关于历史科学的对象》、《哲学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方法》、《是主观社会学还是历史唯物论》等论文，继续论释自己所理解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原则，一方面则开始具体解析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体系。

1962年11月，萧萐父参与筹办由湖南、湖北两省社联主持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向大会提交了《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两篇重要学术论文在这两篇论文中，他把王船山哲学纳入明清之际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从本体学说、认知理论和历史哲学诸层面解析船山哲学体系，认定王船山哲学作为时代矛盾的一面镜子，具有多层面的两重性。

论文既充分肯定船山哲学所具备的划时代的理论成就及其所体现的“新的突破旧的”的启蒙思想特质，又深刻揭示了王船山哲学的理论局限及其留给后人的理论思维教训这一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与系统性，代表当时的船山学研究水平，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

两湖地区召开的全国首届王船山学术讨论会，极大地促进了海内外的船山学研究，萧萐父也开始以船山学专家名世这一时期，萧萐父在将学术视野聚焦于明清之际，致力于船山哲学研究的同时，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还将科研工作延伸到了玄学、佛学领域，先后发表了《唐代禅宗慧能学派》、《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学说》等重要论文。

这些论文追求之高远与理性之缜密，同样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十年时间，是萧萐父学术生命中的黄金时段之一他所主张的论、史结合，古、今通气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在其教学科研工作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并获取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海涛不比胸涛阔，天外云帆笔外诗”他满怀信心，情理并重，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在理性王国与历史海洋中钩沉发微，探赜索隐，企求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遗憾的是“文革”爆发，阻止和中断了他的学术活动的深入与拓展严肃反思   学科重建（1967——1988）

“文革”开始以后，是非颠倒，万家墨面1966年6月7日，武汉大学开始批判以老校长李达为首的“珞珈山三家村”“奇冤虚构三家案，黑线株连数百囚”萧萐父也因“珞珈山三家村”案株连而被批斗、抄家，后又长期下放湖北襄阳广德寺农场，与农工“同卧牛棚，雪压风欺”，虚度年华。

解除劳动改造后，萧萐父回到哲学系，虽也希望继续自己钟情的学术工作，但“文革”条件下，实际上已经没有他的工作空间萧萐父后来曾忆及这种状况：“十年浩劫的困境中，有时想起明清之际学者们‘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坚贞风范，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激励。

‘文化大革命’后期，囚居野寺，我曾一冬奋笔写成《船山年谱》稿20万言，继又草成《船山哲学》稿10余万言，调不入时，俱成废稿”[⑩]“文革”时期，就自然生命而言，萧萐父正当盛年，但因“文革”摧残，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却是荒芜的十年。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学术的春天从1976年至1988年，这十多年构成了萧萐父学术生命中又一个黄金时段这一时间段内，萧萐父的学思范围大体上包涵三个向度：即参与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主编教育部委托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进一步完善武大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课程体系；深化对于中国哲学启蒙问题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党的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激发了萧萐父的学术青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真理与民主》等重要文章，参与真理问题的讨论《中国哲学》创刊后，他的《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也在《光明日报》发表。

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粉碎了‘四人帮’，学术得解放郭老带头呼唤：‘拿出理论上的勇气’，迎接‘科学的春天’！全国理论工作者慨然奋起，砸碎枷锁，打破禁区，开辟草莱实践标准的呐喊，结束了哲学贫困的局面，春雷惊蛰，万象昭苏；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园地，也百卉初荣，春意盎然。

《中国哲学》这个以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为内容的专业性学术丛刊又破土而出百花园里，平添一分春色”史学园地，春意盎然，使萧萐父备受鼓舞他在积极参与真理问题讨论，为清“左”破旧贡献力量的同时，严肃自省，坦陈自己在以往的学术活动中，由于受到“左”的思潮蛊惑，也曾“时陷迷途，有时作茧自缚，有时随风飘荡，教训很多”；“经过十年浩劫，痛定思痛，咀嚼苦果，才若有所悟”。

[11]这种严肃的反省自剖，为萧萐父重新投入教学、科研及学术组织工作，获取新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主编《中国哲学史》是萧萐父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之一1978年，教育部组织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广西大学、辽宁大学、湘潭大学等九所大学编写高等学校哲学系本科生选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由萧萐父担任主编。

在众多专家的合作下，历时三年，终于写成一部70多万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这部教科书注意净化哲学史研究对象，发掘中国哲学遗产中的启蒙因素，着力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线索，其鲜明的学术风格与理论特色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

学者们认为此书“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跳动的脉搏”；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教授、石峻教授也肯定此书“较好地揭示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重印多次，印数达十多万册，被许多高校选作教材，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译为韩文、英文。

由于此书规模宏阔，思想新颖，形成于“文革”后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之中，承上而启下，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地位在主编《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萧萐父着力较多的另外两项工作，一是深化对于哲学史方法论的思考，一是进一步完善武大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教学体系。

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成型，与萧萐父对哲学史方法论原则的重新学习与思考是紧密关联的他认为，哲学的特征，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有别于宗教、道德、艺术，也不同于其它具体科学等社会意识形态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应当是哲学史特定的研究对象。

基于这种观念，他主张中国哲学史研究，应以哲学认识矛盾发展史取代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两军对战史”，纯化自身，改变过去的研究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对象不明、越俎代庖的现象同时，萧萐父主张在哲学史研究中突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

他认为，历史上哲学认识矛盾发展的逻辑进程，集中体现在哲学范畴的产生、发展、演变之中；历史上哲学派别的对立、斗争以及斗争中的相互渗透转化，通过哲学范畴的继承，扬弃或赋予新解表现出来；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总结，也是通过把以往各个哲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纳入新的体系，使其成为新的环节来实现的。

因此，哲学史体系只有以螺旋结构取代对子结构，才有可能深刻地论释哲学认识发展的客观逻辑，科学地揭示历史上哲学发展的本质矛盾和内在规律萧萐父对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这些思考，不仅成为他主编《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而且系统化、理论化为多种认识成果。

他先后写成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刍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蒙古族思想史研究》、《历史感情与历史科学》、《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中的论史结合问题》等重要论文，并与陈修斋教授共同主编《哲学史方法论》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些研究成果，以其严谨的系统，深刻的理性、对于清算“文革”造成的思想混乱，导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正确路向，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萧萐父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原则理解的深化，也使武汉大学中国哲史学科的教学体系在面向本科学生的基础上，开始延伸到研究生教学体系的建设。

这一体系的建设虽然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但大体上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型的在他的组织下，哲学史方法论构成了研究生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它课程也基于其所理解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组织与建设，并且以“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二十个字来概括学科点的研究生培养目标，表述学科点的学术方向与学风特色。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与探索，终于使武大中国哲学史学科点发展为一个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哲学史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萧萐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等重要论文，主编《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受聘为罗马尼亚Lucian Boia教授主编的《国际史学家》辞典撰写《王夫之》条目。

这些构成了他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另一种类型的学术成果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中，他认为回溯历史，中国也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这种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是在对整个宋明道学的否定性批判中开始的打破宋明道学的思想桎梏，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初步觉醒。

“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阶级斗争的大风雨中，我们民族也产生过自己的思想巨人我们有自己的但丁，如汤显祖、曹雪芹，他们唱的且不是‘神曲’，而是‘人曲’；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如郑燮、石涛、陈洪绶，他们画笔下的人和物都表现了倔强的异端性格；还有自己的布鲁诺式的‘哲学烈士’，如何心隐、李贽，他们敢于背经叛道，死而不悔；我们更有自己的弗兰西斯·培根，如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他们学贯中西，开始了铸造自己‘新工具’的事业。

至于王夫之、黄宗羲这样博学深思、著作宏富的思想家，在世界文化史的这一阶段上可说是旁世无匹”但是，清初的历史洄流，使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思想火花，并“没有能形成照亮黑夜的‘火流’，而他们散播火种的著作反而成为清王朝禁毁的对象。

”“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启蒙，同样坎坷曲折，理性的觉醒和培育与时代要求相距尚远这种观念，使萧萐父把中国历史上“新的突破旧的”，“死的拖住活的”这种带规律性的矛盾状况，视为中国近代革命难产的原因并认定这种难产给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特定的局限与困难，主张在现实的民族文化建设中“补课”，自觉地避免某些历史运动的洄流，培育丰厚的理论思维土壤，以求民族文化的复兴与繁荣。

萧萐父的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同他主编《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关联，但就视域而言已不在同一理论层面他对于中国文化历史走向的思考，凸显启蒙精神，呼唤理性自由，肯定个性价值，批判“文革”中的专制与愚昧，已同他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思考连接起来，使他开始在新的视域中清理中国的哲学传统，思考中国哲学传统的现代价值。

吹沙觅金   漫汗兼容（1989——1999）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萧萐父在净化哲学史研究对象，获取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之后，开始泛化的哲学史研究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或纯化，或泛化，或微观，或宏观，或纵向，或横向，都可以‘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而“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能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

[12]这种学术观念，使萧萐父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关注与思考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与现实走向，构成了他学术生涯中又一个颇具特色的十年这十年中，他对于佛教哲学、道家哲学、儒家哲学、现代新儒学以及易学哲学的研究更趋系统，绠汲更深。

他独立撰写或与人合作编纂、点校的《中国辩证法史稿》、《船山哲学引论》、《吹沙集》、《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众妙之门》、《古尊宿语录》、《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吹沙纪程》、《吹沙二集》等学术著作，以及《文化反思答客问》、《活水源头何处寻——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慧命相沿话启蒙——明清文化名人丛书总序》、《传统·儒家·伦理异化》、《道家·隐者·思想异端》、《中国文化的“分”“合”“一”“多”与文化包容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人文易与民族魂》、《易蕴管窥》、《关于的思想源流》、《关于的历史定位》、《佛家证悟学说中的认识论问题》等重要学术论文都形成于这一历史时期。

这些学术成果所涉及的专业范围十分宽泛，思想旨趣不囿于一隅，幽邃深远但其终极层面的思想根源与动力，又大都与中国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研讨热潮关联因此，就这些学术成果总体性的致思指向而言，又可视为萧萐父对中国文化全方位、多层面、多视角的思考，其内容大体可区划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刍，中国文化现实走向的考辨，以及中国文化前景的展望等。

萧萐父认为，人类文化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人类文化传播中的辐射、迁徙、涵化、融合都以文化发生的多根系与文化发展的多向度为前提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由相依而分驰”，“儒、法由相乖而合流”，“儒、道由相黜而互补”，论定中国文化为含括儒、释、道乃至于诸子百家之学的多元集合，强调中国文化自身的多维与互动。

同时，他认为，文化传统并不是已经逝去的历史陈迹，而是现实中活的文化生命文化传统中新旧杂陈：“或已死而未僵，或初生而尚丑，或托古以护新，或假新以复旧”；任何将文化传统单一化，简单地肯定传统文化的“道统”或简单地认定传统文化陈腐的理论，都是非科学的。

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基于主体的自觉对历史中形成的传统去进行筛选和评判，探索新旧文化代谢发展的机制，找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接合点基于这些观念，萧萐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诠释、解读中国的文化传统，既有对易庸之学中所含人文意识的肯定，对道风、佛慧的揄扬，也有对儒门学风的褒贬。

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颇为流行的“东方文化热”、“儒学复兴论”、“东方的觉醒”、“西方之没落”、“东化的世纪”、“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论”等文化学说都持客观考察、冷静分析的态度他好奇兼爱，在欢迎文化理论中的“千门万户”，倡导文化理论中的“殊途百虑之学”，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意识的同时，呼唤启蒙，坚持自己对中国文化现实走向的独立思考。

在他看来，历史已经证明“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的思想范式曾将人们引向歧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理论教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文化与传统的反思，应当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维模式，既反对不加分析的维护传统，又反对盲目幼稚的鼓吹“西化”。

唯有如此，才可能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启蒙思想因素，找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活水源头，正确理解中华文化必须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萧萐父对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展望，与他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对现代文化的创建和对未来文化的设计及追求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变迁，既表现为中西的冲突与融合，又表现为古今的变革与贯通我们在人类即将跨入新的世纪的时候思考民族文化问题，不应停留于“五四”前后的观念与论争，而应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层面扩展，关注人类文化发展的前景与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人类文化不断整合的趋势在所难免但是，在新的世纪，人们所面临的仍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中，未来中国新文化既不可能“东化”，也不可能“西化”其走向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

这种走向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双重过程：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吸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唯有重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为西方文化提供扎根的土壤，才能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因此，他主张打破中国学术文化被简单政治化的格局，凸现中国文化包容意识的价值，在文化建设中正确处理“辨异”与“自主”的关系，将“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与世界文化多层面接轨，多途径对话，在全球文化的“百家争鸣”中，实现民族文化的重构与创新，使中华民族重新居于世界文明的先进行列。

萧萐父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及其前景走向的这些思考，有对传统文化的历史回溯，也有对现代文化理论的考辨，是他在自己的学术耕耘中，吹沙觅金，长期积靡的结果；相较于他以前对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其理论的深度与密度均有所拓展。

1993年夏，北京大学举办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萧萐父曾缀诗表达对汤先生的孺慕之情，其中有“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之说涵化印、中、西，通观儒、释、道，既表达了他对汤先生学术成就的景仰，也表达了他自己的一种学术追求。

正是这种追求，使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中国文化问题，理性与情感并重，民族与世界相联，历史与现实贯通，普遍与特殊兼顾，自为一家，被学术界视为当代中国文化理论中颇具个性特色的一派丹柯心炬   代有传人（2000——）

2001年，萧萐父主编的《熊十力全集》出版，“熊十力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他在会中指出，熊先生在浙大“漆园”的一副对联未选入全集是一个失误，因而题诗：“八卷雄文慧命传，无穷悲愿说人天神州鼎革艰难甚，白首丹心猛着鞭”。

诗中赞扬了熊十力先生的文化慧命与悲愿，也表达了他自己在新的世纪中的人生追求萧萐父是带着对民族文化的深沉思考步入新世纪的这样的思想动力，使他在2000年至2003年间不仅推出了《传统价值  鲲化鹏飞》、《王夫之评传》、《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等重要学术论著，而且敏锐地关注着海内外学术发展的态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郭店楚简的出土，引起国际汉学界高度关注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萧萐父曾指出人们对楚简的研究，是在古史研究中继续实践“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极有可能带来“楚简重光，历史改写”的文化发展前景。

他的这些学术成果与学术见解涵括了他长期契真融美的所思所学，也昭示了他在新的世纪为人为学新的感悟与新的心境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着萧萐父的学术成就，关注着他的人生道路有学者认定他是一位“智者诗人”或“诗人智者”，赞赏他将文化批判的锋芒隐含于文化包容意识的宽容之中；有学者认同他的“道家风骨”，称道他“鸥梦童心”，“化境悠然”；也有学者认定他是一位热烈的理想主义者，肯定他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积极的人生关怀。

2003年2月，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有《满江红——寿萧教授萐父八十》：“与子论交，记秋老、可人风物喜提挈，船山师友，文澜壮阔已化神奇从臭腐，更开云雾见新月问何来，玄旨澈微芒，心如发  潇湘恨，波澄碧参洙泗，异端息。

漫登山临水，道家风骨，俯仰扁舟天一瞬，商量绝学肱三折借长江，作酒进冰壶，春无极”并附注云：“王而农《蝶恋花》词有‘渺渺扁舟天一瞬’句，君究心王氏学，所造尤卓越”饶先生不仅全面肯定萧萐父的道德文章，尤其称道他在船山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

学者们这些论释各有会心，各以不同的侧面肯定了萧萐父的学术成就，人格风范但是，面对新的世纪，回溯自己数十年来的学术生涯，萧萐父仅以“好奇兼爱，杂而多变，情乃一贯”十二字概述自己的所学所思，强调自己的“历史情结”与“双L情结”，视自己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一个在学术文化工作中“承先以成其富有，启后以见其日新”的过渡性人物。

他的这种自我认同是真诚的我们从其“历史情结”与“双L情结”中，对他的学思特色确可得出一些总体性的结论“历史情结”实即是他对于民族文化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萧萐父学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其学术活动大体上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

他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苦难，亲历过“文革”的专制与愚昧，也体验过改革开放，国家走向富强的喜悦与自豪，其学思历程，紧系着民族文化复兴中的艰难与曲折这使得他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感既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又源于自己对中国文化建设实践要求的领悟。

因此，其学其思，虽杂而多变，视域时有不同，但总体指向都在于自己的“历史情结”他带着丰硕的学术成果走向国际学术舞台，赴新加坡、美国、德国讲学；掘井及泉，吹沙觅金，锲而不舍地发掘中国传统启蒙思想资源；对于古今中外学术大家的思想或“闻风相悦，心知其意；或涵泳其中，哀乐与共；或有所较评，也力求‘异以贞同’”，在对古、今、中、西漫汗兼融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文化理论，并力图使其整合于民族整体性的文化理论之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都是为了拆解自己的“历史情结”。

这种拆解大体上是以笔耕的方式进行的他拆解自己“历史情结”的另一重要方式是像丹柯一样燃心为炬，满腔热情地培养青年学术人才，以求学术文化的“慧命承继”，“心火相传”他在诗作中有“孤山诗梦梅魂洁，四海交逰处士多”之说，曾广为学者们称道。

所谓“四海交游处士多”，有指与他平辈论交，切磋学问者，更多的似应是指他数十年间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与他交住密切的学术青年1978年，萧萐父开始招收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1987年开始招收中国哲学史博士研究生。

从此，一批批有志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相继来到珞珈山讨教求学他言传身教，为青年学子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为研究生开设“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中国辩证法史”、“明清哲学”、“佛教哲学”、“道家哲学”、“马克思的古史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

鼓励自己的学生德业双修，矢志于国家民族的学术文化建设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他依据国内外学术发展的动态与趋势，兼顾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学术兴趣，因材施教，精心指导学生选定研究课题，确立专业方向，帮助他们迅速地步入学术天地。

今天，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点的毕业生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正活跃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为国家民族的学术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萧萐父在以自己的致思趣向影响学生的同时，也以此影响其它学术青年许苏民同志青年时期在学术方面即得到过他的热情指点。

萧萐父晚年与许苏民合作推出了《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王夫之评传》两部学术专着在《王夫之评传·跋语》中他曾深情地写道：“我们这一代学人，如此承先以成其富有，启后以见其日新，更不辜负前辈学者的具体嘱讬，而使中国思想的慧命之流生生不已。

这是另一部没有写出来的人文精神史中的心火之传，最令人欢欣和鼓舞”为了“使中国思想的慧命生生不已”，萧萐父在学术工作中既尊重学者各自的自由创造和独立思考，又善于团结协作他总是将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点的学术成就，归功于学科点全体同仁的团结拼搏。

在他看来，一个学术集体，唯有立足本土，扎下深根，又不断地开拓视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有可能在这个学术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自强不息，求得发展他在新的世纪中的这些思考，同样联系着他的“历史情结”“双L情结”使萧萐父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诗情与哲理并重，追求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

在他看来，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地形成的优秀传统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庄周梦蝶、荀卿颂蚕、屈子问天、贾生哭鵩，即是这种传统的具体表征。

因此，他在青年时代即不满意于西方文化将整合的价值世界割裂，把审美对象局限于自然与艺术，主张和谐为美晚年则将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升华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认为诗化哲学的传统“使中国哲学走上一条独特的追求最高价值理想的形而上学思维的道路，既避免把哲学最后引向宗教迷狂，又超越了使哲学最后仅局促于科学实证，而是把哲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归结为一种诗化的人生境界，即审美与契真合而为一的境界”。

[13]萧萐父认为，王船山哲学，依人建极，以史为归，其诗中所谓“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烛天，芳菲匝地深潭映碧，春山凝翠”，即是以诗语梦境凝聚自己理想追求的范型这样的诗化哲学使“哲理与诗心互相凑泊，浑融无间，‘如水中盐，蜜中花，体慝性存，无痕有味，观相无相，立说无说’”。

[14]化解了西方文化将哲学与诗分裂对立的矛盾，可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萧萐父对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的这种理解与追求，实际上体现了他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与人生境界他的“双L情结”与“历史情结”相涵互动，两者的意义价值又似有别。

他拆解“历史情结”，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民族文化的复兴联结，凸显的是他学术人生的普遍价值；他追求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以《傅山三百年祭》、《湘西草堂杂吟十首》等诗作展现自己的“双L情结”，将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个人的学术追求联系起来，则体现了他学术生涯中的个性与自我。

这种相涵互动，为人们留下了许多感悟，许多思考“踏过劫波风骨健，黙指天心梅蕊拼余热，泞耕不止毕竟知交多处士，竹林下，煅灶犹堪睡虎溪笑，谁能会？”萧萐父《七九自省》词的结句表达了他伫立世纪桥头，白首丹心，书田耕耘的学术夙愿，也蕴含着他对后辈学人的期许。

时间将证明：人们会不断地理解他的“历史情结”与“双L情结”，认同他情理并重，会通兼容的学术追求；学生和后辈将深化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中国化的思考，使其心火之炬，绵延不息；历史也会永远铭记他们这一辈知识分子艰难的心路历程，感念他们对于民族学术文化建设的贡献。

注释⑴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779页⑵萧萐父：《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1月版，第760页⑶萧萐父：《吹沙二集》，第381页⑷萧萐父：《吹沙集》，第。

625页⑸萧萐父：《吹沙集》，第598页⑹萧萐父：《吹沙二集》，第713页⑺邓晓芒：《康德之道德形上学·跋语一》，《吹沙二集》第364页⑻周德远、周国本、王柏林、高枢年：《解放战争末期华阳县中的学生运动》，见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成都党史资料通讯》，。

1986年第4期⑼《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第780——781页⑽《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第781页⑾萧萐父：《我是怎样学习起中国哲学史来的》，上海《书林》1983年第5期⑿《吹沙集》，第410页⒀《吹沙二集》，第

512页。⒁《吹沙二集》，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