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人文

人文主义的特征及原因：人文主义的特征及原因分析

喜欢

来源：互联网
|
2025-02-25
|
0 条评论
|
我要分享
|
T小字　 T大字

鞠玉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修辞学。

摘　要：本文分析建构修辞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的转向，探索后人文主义时代背景下建构修辞研究的视域、目标和原则等本文认为，建构修辞应放弃唯人类修辞主体视域，接受修辞生态观，认可非人类行动元的修辞实施力；重新思考带有劝说动机性的修辞范式，放弃征服听者的强烈欲求，认可修辞参与者之间的距离；重新审视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研究原则，超越“情感-理性”二元对立框架，重新发现情感的修辞能量，将情感本身视为一种修辞施事。

本文的讨论旨在促使建构修辞研究适应和反映当下的后人文主义现实和学术语境，从而获得持续发展的新生动力关键词：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建构修辞；视域；目标；原则

0.引言　　西方修辞学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人文主义既规定了修辞的人性根据，也表达了修辞学自古希腊开创以来的理想追求遵循人文主义理念的修辞学理论与实践，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崇尚人类语言的创造伟力这一理念充分彰显了人，尤其是其语言符号的力量，凸显了修辞实践对社会的强大干预力。

然而，随着生态危机及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人文主义不断遭遇困境与质疑，“后人类时代”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已然蔚为壮观，后人文话语逐渐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修辞研究业已开始感受到种种后人文的蛛丝马迹。

实际上，无论是应对社会的困境、生态的危机、科技的挑战，还是顺应人文社科研究的后人文主义潮涌，开展对修辞学自身领域的思考，皆有必要　　林林总总的修辞学理论中，建构修辞（constitutive rhetoric）尤其重视语言的建构力。

立足于“研究语言和符号所具有的对受众共有身份进行创建的能力”（Seitz & Tennant 2017：109），建构修辞承袭了修辞学自古希腊至现当代以来对人类语言符号建构性的认可，主张社群可通过语言符号建构共享身份得以形成。

虽然学界对建构修辞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然而，既有的研究仍缺乏从后人文主义视野的理论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建构修辞研究与时俱进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将建构修辞理论置于后人文主义的大潮中进行再审视，以期推进其理论发展，并增强学界对建构修辞研究的认识。

1.建构修辞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1.1 建构修辞研究的渊源与人文主义修辞传统　　建构修辞主要关注在修辞实施过程中如何建构起与受众共享的集体身份并借此劝说受众出于这一原因，建构修辞与公元前5世纪的修辞起源即公共演讲密不可分。

善于演讲及演讲培训的古希腊哲辩师就认识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相对论真理观，认为雄辩的演说具有非凡的魔力，真理与现实只能通过人使用的修辞得以建构Aristotle（1954）将修辞看作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能力，从人本角度探讨了修辞者的人格、情感以及逻辑思维能力之于修辞力形成的重要性。

Isocrates（2000）超越了修辞的劝说艺术，将修辞的价值提升至攸关人类存亡的高度，认为应发挥语辞在社会治理中的效用，因为良好的言说能力不仅是人之智慧的外在表现，还有助于培养人的美德，从而更好地治理人类社会。

诸如此般的古希腊人文主义修辞观得到了古罗马的Cicero和Quintillian等修辞家的继承，成为西方人文修辞传统的观念基石正是因为西方古典修辞学传统从一开始就重视人之修辞的价值，建构修辞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文主义修辞思想的深刻烙印。

1.2 建构修辞研究的发展与人文主义修辞传统　　经历几个世纪的沉浮，古典时期的人文主义修辞思想在20世纪的新修辞学（the New Rhetoric）运动中复兴伴随着人文社科领域的修辞转向，真理成为话语修辞建构的结果，诸如“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人类语言）重新描述以使事物看起来好或者坏，重要或者不重要，有用或者无用”（Rorty 1989：7）等观念成为共识，甚至一向与修辞不共戴天的科学也不例外地认识到知识并非客观恒定，而是论辩和说服的结果。

新修辞学代表人物之一Kenneth Burke的同一（identification）修辞理论（Burke 1969b）再现了古典修辞学家对修辞建构力的推崇他视修辞为人类的定义性特征，视人为修辞动物他创造的独特概念辞屏（terministic screen）将语词比喻为相机的滤镜，在将人的注意力导引向事物的某些方面的同时，使事物的其他方面被遮蔽，进而构建了现实的基本轮廓。

言说者通过语词的赋能，建立起“我们”（us）与“他们”（them）的对立身份，劝说的基础即通过修辞所生产和建构起来的与受众在身份上的共性　　在Burke修辞理论的基础上，Maurice Charland进一步发展了建构修辞理论，认为话语不仅为受众创造想象，更为重要的是，话语形式作为一种赋能力量为受众构建出某种特定身份，进而影响受众特别是促使其发生改变（Charland 1987）。

后来的建构修辞研究者均致力于研究话语实践的建构能力，通过探索诸如隐喻、叙事等来研究修辞对社会的影响　　总体来看，建构修辞研究在20世纪的发展围绕人及其话语能力，普遍地认可修辞的人性特征，崇尚修辞促进人们彼此认同、建立社群、发展文化之伟力。

语言与人类相互成就，人类创造了语言，同时也重塑了人类，人通过言语实践所蕴含的极大力量获得价值与自信可见，人文主义是其研究的旨归1.3 人文主义建构修辞研究的基本主张　　从其渊源和发展来看，建构修辞理论及其实践的核心理念基于人文主义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认可和对人类语言能量的推崇。

可以说，建构修辞及其研究是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主义的修辞学在修辞的关注对象、修辞的目标和理性原则方面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化的主张，成为构筑和影响建构修辞理论的主导逻辑，也理应是建构修辞面临后人文主义转向挑战之时需重新认识的几个方面，更成为修辞学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理论创新的机遇。

　　1.3.1 人文主义建构修辞的关注对象：人及其符号潜能　　人文主义建构修辞是“以人为中心”，这意味着修辞研究离不开对人的研究，甚至可以说修辞研究就是对人的研究这与西方修辞传统具有密切的关联“在西方的修辞体系中，‘人’始终是根本，劝说听众、打动听众、达成同一都是围绕人而展开的，修辞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人的相互作用”（鞠玉梅 2011：113）。

修辞学理论不仅对修辞下定义，而且还有对人的定义，如Burke（1989）将人定义为修辞动物或者制造、使用与误用符号的动物，并且认为这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也是人建构社会现实的重要途径，因为人的一切感知行为如理解、判断、选择及行动均依赖符号的介入。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区别于动物的语言，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寻求生存，需借助于人类语言与修辞的文化符号体系并与他人互动，这一切均由符号作中介人类创造了符号，而符号构筑了人类的文化传统，符号在赋能人类的同时，也将其封闭于符号及其构筑的现实之中。

可见，人及其符号潜能是Burke修辞理论的重要基石这种人文主义的建构修辞理论将人及其语言与修辞的内容和目标相联系，强调修辞的社会性和实用性Burke的同一修辞理论将修辞视作影响他人思想与行动、实现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途径，主张修辞的目标不在于传递信息、美化语言，而在于在社会公共言谈中教化他人、达成共识，即通过修辞努力促使修辞双方达成同一。

　　Burke之后的其他建构修辞学家也将修辞与人的社会公共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将修辞视为建构集体身份的渠道，特别是当社群遭遇来自异己的威胁，比如面临战争、陷入灾难等时刻，通过修辞所建构起来的社群共享身份就成为修辞劝说、引导成员达成同一的有效路径。

这也充满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将人视为修辞主体，将人的社群建构看作为修辞的目标　　总之，人文主义色彩浓厚的建构修辞研究将人视作修辞的中心，无论是修辞施事还是修辞目标，都离不开对人及其能力的聚焦，都认可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和价值。

　　1.3.2 人文主义建构修辞的显要特征：强动机性　　浸润于西方修辞传统之中的建构修辞，无论是从其渊源还是其发展阶段来看，均带有强烈的动机性特征古典修辞的雄辩论战奠定了修辞浓厚的战斗意味，对受众实施劝说以获取论辩的胜利几乎就是修辞的全部追求。

Burke的修辞学理论植根于“言语就不是中立的”（1984：176）语言观，其研究对象仍然是劝说的符号行为，研究重点在于如何通过话语影响受众，使其形成特定的看法或态度、加强已有观点或态度，或者改变原先的观点或态度，从而创造同一。

可见，在其眼中修辞行为是有价值取向的，即一切话语形式都“跳跃着态度”（Burke 1989：79）因此说，修辞者的劝说动机非常清晰　　对这种显要的动机性，Burke（1969b）从哲学的角度给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

他认为这源自人类的生存本质在他看来，同一几乎就是所有人类社交的根本追求，因为谋求同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因为人生来就是与他人分离的个体，但作为社会性动物，人又不得不相互结成群体、建立社会，以求更好地生存。

由此看来，人生就是一个悖论，无可奈何地处于一种“分”与“合”的矛盾境况之中同一之所以成为一种追求，正是因为有分离的存在在这样的境遇中，不得不实施修辞因此，修辞的功能便是借由符号使人们由“分”到“合”，形成有安全感的社群，甚至可以说，修辞乃人之生存的一种本能需求。

　　除此之外，Burke（1966）还从对社会的认识来分析修辞具有动机性的必然性人在社会中生存使得人具有等级意识，人与人之间也存在像金字塔一样的社会等级关系，等级体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而社会层级不断跃升，甚至到达金字塔的塔尖，其重要途径就是在言谈中使用修辞。

人对社会层级的不断追求中比较明显的标志，就是人们知道应对自己的上级和下级分别施以不同的修辞，以表达尊敬和维护自己的权威，社会中的种种关系都需要不同的修辞来维护，因此修辞动机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　　以Maurice Charland为代表的后期建构修辞研究者也都凸显了修辞的强动机性，比如分析叙事中的修辞动机，揭示具有寓言功能的叙事如何作用于受众的主体定位，促使受众不仅“通过叙事认识自己，也认识他们自己在社会中应该担任什么角色”（Rowland 1987：267）。

在多种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英雄叙事即属于此类建构修辞模式，具有通过话语对认知主体的主观意识进行塑造并不断强化的显著特征，凸显修辞者介入社会实践的强烈动机，且并非一时一境的影响，而是“一直在那里”（Charland 1987：147），表现出历史延续性和连贯性。

　　从Burke的同一修辞到Charland等的身份修辞，修辞均被当作“一种关注意义、引致合作、构建秩序、凝聚社团的社会行为”（鞠玉梅 2009：31）来进行研究，无不显示建构修辞参与社会实践、维护公共生活以及变革社会的强烈动机。

　　1.3.3 人文主义建构修辞的潜在原则：理性主导　　自古典修辞学以来，修辞思想就将理性主导作为其最重要的修辞观念古典论辩修辞认为修辞是基于理性而展开的在Aristotle的修辞体系中，修辞推论（enthymeme）具有“核心之核心地位”（袁影 2006：23），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说服方式，构成其修辞学研究的重要组成。

现代修辞理论依然认为理智是心灵的元素，是意识运动的能力20世纪的新修辞学讨论正是在强调人之理性的基础上展开的在Burke（1969b）那里，大脑的理性抽象能力是人之存在的本质特性，“语言是象征行为”（symbolic action），意味着对人之精神方面特征的关注。

为此，Burke（1969a）专门区分了“行为”（action）与“运动”（motion），试图借此指出人类的修辞行为与动物性本能的区别虽然Burke也认可人作为动物的生物性动机，比如受欲望驱使等，但他强调的是人作为一个意识主体的修辞动机，而身体是附属性的。

后来Charland的讨论更多是对人作为理性群体的身份建构的研究，与古典修辞学的议政修辞（deliberative rhetoric）情境颇有相似之处，修辞的成功与否需依靠受众的理性思考，受众依据建构起来的身份作出理性决定，思考该如何依照身份行事，采取何种未来行动是恰当的、理性的决定等。

因此，建构修辞在各种体裁的政治话语领域，比如宪法、宣言、声明中显得格外充沛　　以上表明，自古典修辞学以来所形成的西方修辞思想及其在建构修辞学中的发展，不但没有改变其理性主导的原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愈加发扬了这一原则。

2.建构修辞研究的后人文主义转向　　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后人文主义现象已然蔚为壮观，“它的来临意味着在人文主义时代的那种人类无所不在并具有强大作用的角色已经趋于终结，人类进入了一个‘后人类’（posthuman）的时代”（王宁 2017：10）。

“后人类时代”概念指涉的不仅是一幅现实图景，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反思人文主义的路径面对后人文主义的潮涌，重新审视人文主义建构修辞学的核心主张，或可成为建构修辞学进一步发展的新面向2.1 对人类中心的视域重新审视：建构修辞的主体再思

　　后人文主义思想产生自人对生态危机的反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重新思考促使人们重新定位人在自然中的角色，这促进了后人文主义话语的萌芽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人在自然面前有主导与支配地位而人类生产与消费的不断扩张导致了生态危机问题，这迫使人不得不反思在取得现代化发展成就的同时所引发的问题和危机，后人文主义的兴起就是对人文主义传统的人类中心立场进行反思的结果。

除了生态危机所带来的反思之外，现代科技变革也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神话，动摇了人类的独立主导地位人类不得不面临诸如赛博格（Cyborg）式的混合本体，人机融合成为一种新的现实图景。

既有的人类本质属性无法完全描述新兴技术的发展应用带来的变化，人类作为唯一主体主宰一切的时代正在终结，人文主义的思想也必然遭遇挑战　　因此，在后人文主义时代对建构修辞学重新审视时，首要的是应思考修辞主体这一问题。

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着只有人才是绝对主体，人在自然与社会中具有先天的优越地位而人类语言在人之为人中扮演着中心角色，被看作“人类生存之家园”（Heidegger 1993：236）后人文主义时代迫使我们质疑人及其语言作为唯一的修辞主体这一人文主义认识，取而代之的是将主体性看作非人类所独占的“一种流动的能力”（Latour 1999：23），具有“涌现性”（Belikian 2017：74）特征。

这要求我们超越人类自身及人类社会与文明去思考主体性问题，需采取修辞生态（rhetorical ecologies）（Edbauer 2005；Ehrenfeld 2020）的整体观，将修辞施事看作弥漫于整个环境中的人类、技术与自然等的复杂融合体，即破除人与非人的界限，认可非人类（nonhumans）行动元（actant）（Latour 2005）的修辞实施力，将人文主义的“是什么”（what is）范式转变成后人文主义的“哪一个”（which one）范式（Boyle 2018），修辞主体由静态的单数变成始终变化的、持续的复数。

　　因此，建构修辞研究的对象并非一时一地的Bitzer（1968）式的修辞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而是要研究“更广泛的主体参与，人与非人协同运作，产生的是不断涌现的效果”（Ewalt 2018：147）。

修辞不单单是人类才有的能力，还包括人类之外的其他修辞主体的潜能，比如我们可思考图像何以能形塑社会事件，宠物何以能在人与人之间形成连接，话题标签何以能在新媒体集结社群，物何以能建构社会身份等问题人与非人角色相互纠缠构成公共修辞之场域已是司空见惯的修辞现象，修辞所带来的变革也不再局限于改变人的态度、信念或价值观等，而是建构一个人与非人（比如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等）相互协作的世界。

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视域，放弃唯人类为修辞主体的观念，接受非人类修辞，接受修辞生态观，将是当下的建构修辞及研究积极面对后人文主义时代的必要选择2.2 对修辞强动机性的重新审视：建构修辞的目标再思　　西方修辞理论与实践自古典时代就执着于人的符号潜能，痴迷于探究人的劝说动机，通过基于证据的理性论辩实现修辞动机几乎就是修辞的全部追求。

虽然20世纪的Burke与Charland用同一概念替代了劝说概念，但仍然保留了强烈的动机性，修辞的目的是改变受众的态度和心灵，并引发相应的行动建构一种对立的“自我—他者”关系是建构共享集体身份以促使修辞者与受众实现同一的基础之一，战胜敌人的强烈动机成为社群团结一致的最强大推动力。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清晰的划界，但这种战斗式的修辞并不适用于以强调共存、融合为特征的后人文主义现实语境，其现实合理性正面临危机　　因此，建构修辞的强动机性目标不得不遭遇解构，后人文主义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那种以追求劝说与同一为目标的修辞范式。

本文认为，建构修辞的建构性除了建构同一的身份之外，还在于尊重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不同，以建构健康和谐的话语生态为目标，促使不同想法的人们和谐共处实施修辞的过程并不以追求说服受众为显要目标，而是修辞参与者在相互保持适当距离的环境中共同思考并促进彼此发现，双边的独特性得以呈现并受到尊重。

以倡导谏言（remonstration）为特征的儒家修辞观（里昂 2018）或可为这一修辞观提供支持谏言说与劝说观不同，它倡导的是双边在彼此信任的关系中适度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也有可能获得劝说与同一的效果，但这并非其一开始就追求的明确目的。

修辞者与受众处于平等关系之中，修辞者并非以控制或影响受众为目的，而是充分接受对方与己之不同，认可其作用因此，这种修辞观不以试图达成劝说为动机，实际上修辞者根本不曾怀有任何说服听者的欲求，而是更加强调仅仅展示或显示自己的观点或立场。

受众对修辞者的展示作出反应，并基于其自身的评判，选择该如何反应；修辞者并非一味宣贯自己的理念，而是适时停止，且并不在意其展示的结果如何，修辞者完全可以接受双边观点存在距离这一修辞追求也正像法国汉学家朱利安提出的间距（écart）概念（朱利安 2014），修辞的目的在于“双方互相观照、互相反思、互相发现，在距离中展现对话双方的丰富性、多样性、独特性”（郭小霞 2022：91）。

2.3 对修辞理性原则的重新审视：建构修辞的情感转向　　人文主义修辞学认为心灵才是人之根本，理性成为人性结构的核心元素，因而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修辞主体性就是围绕有理性的人而展开的唯有人之理性才是确保人作为修辞主体的基础，而人的情感则只是附属性的。

然而，在后人文主义境遇下，我们对这种作为理性的人之本质的看法正在发生改变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现在的人类“不再是以‘我思’（Cogito）的智力优越成为‘我在’的控制者”（刘昕亭 2020：187），伴随着智能技术发展的革命效应，以理性的人类为中心的时代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

面对愈来愈显著的后人类图景，以人之理性为基础的研究原则也势必要重新调整因此，不可避免地，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发生了情感转向（the affective turn）（Clough & Halley 2007），并且成为“日渐引人注目的一个跨学科研究趋向”（刘亚猛 2022：1）。

建构修辞学也不例外，其本身也重新发现了情感（affect）的修辞能量情感这一概念与身体（body）紧密相连，它是一种身体经验，后人文主义修辞学者重新发现了身体的修辞能量，发出了“身体能做点什么？”的修辞之问（Boyle 2018）。

因此，情感并不仅仅是修辞劝说的手段，实质上它本身就是修辞特别是对于建构修辞来说，因为社群同一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情感作用于社群成员之间的互动往来，并以身体内驱的方式施展其修辞能量，就像语体一样，不同类别的情感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体裁发挥其修辞作用。

因此，可以说情感本身即一种修辞施事，堪当“动员力量以建构社会稳定和社会变革”（Cloud & Feyh 2015：301）之大任学界对情感的修辞施事力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比如在政治话语研究中，对政治人物如特朗普在推特和演讲中的负面情绪的研究（如Anderson 2017；McComiskey 2017）等，对网民的情感如何参与社会建构的新媒体话语研究（如袁光锋2018，2020；Zhang & Li 2023）等。

类似的研究说明意识形态并非总是通过理性劝说来宣贯与运作，而是综合修辞生态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就包括情感本身作为一种必要的修辞施事，情感在日趋情感化的现实公共生活中成为催生信念的主体因此，“超越‘情感—理性’的二元对立框架”（袁光锋 2016：113），认识到情感并非与理性劝说毫无瓜葛，是当下后人文主义时代建构修辞及其研究的必然选择和结果。

3.结语　　身处当下的后人文主义时代，人文主义建构修辞思想遭受质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源自修辞学滥觞期对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追求，修辞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总是与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其发展的轨迹也与社会思想范式的更迭息息相关。

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出现强烈冲击了传统的人文主义修辞观念，迫使我们从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修辞学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全然否定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修辞理念正如Barnett & Boyle（2016）所言，后人文主义不等于反人文主义，只是不再将人视作修辞舞台上唯一的聚光角色。

本文认为，在后人文主义的思想范式中，重新审视建构修辞学，颠覆以人为中心的修辞理念，开辟一条更加契合当下话语实践的修辞研究路径，是适应时代潮流的有益选择因此，本文所倡导的后人文主义建构修辞即在后人文主义的时代境况下，对建构修辞研究的基本主张予以重新思考，以使其更能适应和体现当下的现实和学术语境，从而获得持续发展的新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