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者的弱点：人文主义者的弱点有哪些

科学家本其求真之愿望，作即物穷理之工夫，世世相传，锲而不舍，以阐明人与自然之关系为其目标。

 

点击上方蓝字“和乐数学”关注我们，查看更多历史文章。设为星标，快速读到最新文章。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原载:《思想与时代》杂志（1947年5月）45期 （1-5页）

本刊第四十三期谢幼伟先生撰《人类与文化》一篇，虑及人类为谋和平幸福而创造文化，此种文化发展之结果反足以危害人类自身之生存，认为现代人类已临一空前之危机推原其致此之由，则此种文化当有其弱点宗教与科学为人类文化中最主要之部分。

宗教以重视神而忽视人，科学以重视物而忽视人，原因不同而皆缺乏人性，藐视人性中最可宝贵之仁或爱，其有所缺陷则不相上下人类尝因宗教信仰之不同而引起战争，因科学能产生杀人利器而使战祸更酷，凡此皆为忽视人类之本身者必有之后果。

当前文化之威胁吾人，复何足怪？谢先生以为解除此种威胁之道不在否定文化，而在集中文化界之工作者共同致力于人性之研究，致力于仁爱之能发挥，团结人类而消除人与人间之恐懼宗教与科学均当以人为其研究之对象，崇拜之对象，以结合人类为其主要之工作，使人类本性中最可宝贵之仁或爱得以尽量发挥。

谢先生以其慈祥悱恻之心，发为正大光明之论，我知读此篇者当皆有同感但如何可使文化工作者能以人为其研究之对象，崇拜之对象，如何能团结人类，发挥人之本性，则《论人类与文化》之文篇幅有限，未能详细讨论，犹有遗憾。

作者近读美国萨敦博士之《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Grorge Sarton:History of Science and New Humanism）一书，以为此书所示者确有至理，吾人当前文化之缺陷未尝不可补救。

萨敦提倡科学发展史之学习与研究，因以革新人文主义之内容，可使文化界工作者有所启悟，开阔今后文化发展之正常途径，不致误蹈谢先生所提示之危机全书凡四章：第一章论《科学史文化史》，第二章论《东方与西方》，第三章论《新人文主义》，原为1930年在勃朗大学之演讲。

第四章论《科学史与今日之问题》，原为1935年在华盛顿卡内基学院之演讲，用意与前三章大略相同兹特节录原著前三章大意以供读者参考，篇末附申己见，并希指正

乔治·萨顿（旧译萨敦）（1884-1956）著名科学史家萨敦又撰《人文主义者之信仰》一短篇作全书之导言大意谓人生之最高目标为求真，求美，求善等不朽事业此等事业有无止境与最后可否达到，皆可不计，而我人必须向此等理想境界奋励前进，则当无疑义。

所遗憾者，一般古典学究与文人以古今文化之保护人自命者，对于宇宙之美观渐为自然科学所揭开，常熟视无睹一般科学家与发明家亦漠视人类于最近五千年中积人积智所造成之文化，不知欣赏古人之盛德大业，及历史家与艺术家之贡献。

文学家与科学家皆只从物质成就方面认识科学，因而忽视科学之精神与其内在之美丽当世之人文主义者务须明了科学发展之历史，不亚于其对于艺术史及宗教史之认识无论我人之知识如何浅陋，才能如何薄弱，皆属祖先累世之劳绩。

我人探求此种劳绩及文化遗产之源委，不特景仰古人之心油然而起，尤当步武前贤，勉励学术，具继往开来之企图我人务须融合科学精神与历史精神，而后可以主持人文主义，促进人类文化

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英文原版本书之第一章论《科学史与文化史》人之所异于禽兽者究为何物？萨敦以为人类之特征在能产生文化有物质的文化如建筑、造像、绘画、器械、工具等，有精神的文化如艺术方法、科学方法、理想、希望、恐懼、怀疑等，无不以创造为能事。

我人欲修人类之历史，自当注重文化之发展，描写人类富有创造性之生活其他方面之种种活动仅为文化史之背景而已人类创造活动之主要人物，大别之有艺术家，社会改革家，宗教家与科学家四类至四家者之活动各有其单纯目标，原不必有所轩轾。

惟就文化之发展观之，则科学家之创造活动尤宜重视盖学术多端，唯科学为能有进步读科学史如攀跻高山，勇往直前皆是上达之路，虽不能登峰造极而有眼界渐拓，佳境愈近之感读艺术史则如游山陵起伏之地，登临眺望不无胜概，而邱壑高下往往不能预测。

从艺术之流变徒见世运之盛衰，虽时有杰作而不能谓为进步宗教与社会之革新亦若是而已矣至于科学家本其求真之愿望，作即物穷理之工夫，世世相传，锲而不舍，以阐明人与自然之关系为其目标科学之能产生机械而见诸实用，实为科学之副产品，不足以衡量科学之价值。

旧人文主义者因不满意于机械之应用而诅咒科学，究非持平之论即就机械而论：人皆知应用机械之效在增加工业品之产量，而不知机械之应用尚有多方面之功效只有圣贤为能解放其一己之心，今者机械能解放大众之心矣惟近代机械文化之进步或太猛烈，人类之大多数尚未能学习欣赏其利益，因而怨尤其新获之自由则时有所闻。

然而此等新自由将来终得善用，则莫非科学之赐也今人创作之艺术不能比古人更美，而欣赏艺术之机会则较前更多宗教家不比古人更贤，而劝善惩恶则较前更易现代各种文化皆因有科学与其应用而相得益彰萨敦又言科学家之研究自然务须消除任何私见，但不能脱离人性。

科学实为人性内自然之鉴（Human mirror of nature）科学之能一致固由于自然之一致，而人类思想之能一致尤为其主因又观察自然须用仪器科学之产生不特依赖我人之心，我人之手，有时更须依赖前人所制之工具。

科学之不离人性，尤属显而易见且真实之本体永不可得，但由科学精神之持久贯注，我人可渐渐接近之科学之最可宝贵者当不在所获得之知识，而在我人锲而不舍之精神科学之贡献当是人性中最优美，最伟大之表见科学史和文化史之注重科学发展者，以叙述各时代人类之创造活动为其职志。

读之者当有科学统一，人类统一之感想政治历史因不能不注意人类之争执与猜忌而忽视人类内心之一致不同民族间有战争，不同阶级间有冲突，皆属不可讳言但在科学研究方面，则敌对之民族或阶级仍能互助合作，向同一方向前进。

我人有五千年之经验，可信科学求真为人心之所同，百虑而一致者也惟科学家之活动及科学知识之影响皆不甚显著，易为世俗所漠视例如西纪1686年有二世界大事：其一为牛敦原理（Newton’s Principle）之出版，其一为欧洲诸国在沃士堡开抗法会议。

世人皆知沃士堡会议之重要而鲜知原理之书但由今观之，则牛敦原理实为近代思潮之基础此书之出，我人之宇宙概念为之变易而世界因以改观若沃士堡会议早成历史陈迹，于我人现代生活殊少影响历史为人类之宝鉴，应以科学发展为其主题，当无疑义。

今世意见之冲突,莫甚于旧人文主义者与科学家之不能相容旧人文主义者谓科学仅系专门技术，遂以维护精神事业自居不知科学发展之速，于今为烈，对于人生之重要性必渐增加将来一切科学知识及物质权力为科学家所把握，而教育事业仍操于旧人文主义者之手，二者分道扬镳，后果之恶劣将不堪设想。

科学家常集中其意志于所研究之事物，又为旧人文主义者排挤，势必处于孤立无助之地位人类文化将有畸形发展之危机挽救之策莫如调和二者之间使能互助合作人文主义之表现原在教育与文化，务求人类之至善，自当容纳一切正道之创造活动。

人文主义当是一切事业之能增加人生文化价值者之总集合各部分之工作者应互相了解，共济时艰，非任何一群人所能专利也教育家须略具科学知识而能欣赏之，科学家须受历史训练而能后顾前瞻，维护正义萨敦以为科学史之教学可使教育家明了科学之文化价值远在其实用价值之上，可使科学家能疏通知远，以历史为其借鉴，明了科学永为“天下为公”之大道。

科学史可为旧人文主义者与科学家之津梁教育与学术二者之阂隔既去，自能各循正轨，步入一新人文主义之时代萨敦书之第二章《东方与西方》略述欧洲人与“近东”各民族科学文化之演进史世人多惊叹近代科学之神奇，诧为近三百年文化之特殊成绩。

不知学术之演进有如积薪，总是后来居上不有古人启发于前，今人何能猛进于后科学之发展史当与人类历史共其久长十七世纪以前科学进步较缓，研究途径较为迂折然自有史以来，承学之士薪尽火传，科学之演进实未尝间断也科学之远源在埃及与巴比伦，实开希腊学术之先河。

当希腊文化衰落之际，亚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复崛起于东方为承先启后之工作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之科学发展，莫非东方民族学术之流传于此可见我人皆有求真之意志，不以政治地域、民族、宗教之不同而稍异其趣东方西方俱有圣智，其揆一也。

萨敦书之第三章《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极论教育之革新运动今日学校教育之大病实为人文陶冶与科学训练二类课程之各自擅场而不能调和科学家之下学上达须有其诚笃、严正、谦虚诸美德，而尤以克己工夫为之关键旧人文主义者之偏见，谓科学训练无当于人文陶冶，不足信也。

萨敦于本章提出其关于革新中学课程之种种意见，于历史教学之基于科学发展者尤多致意至于科学史之深入研究为专门之业，非普通教育之所需但在大学内宜多设科学史学程，使中学师资有所传授，而中学自然科学及历史教材得以随时修订。

此项科学史学程，或为某一时期之进化史，或为某一科目之发展史，在大学各门专科学程之中，足以疏通各科之隔阂，提携各科之联络无论何系之大学生皆应选读一二学程以协助其主科学术之深造科学史之教学为新人文主义之核心。

新人文主义者，因同情于人类之创造活动，愿以其热忱促进人类文化，且以感激与景慕之心回顾既往下学则温故而知新，上达则承先以启后使当世学文者藉此以略知科学，学理者藉此以略知文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则此岌岌可危之机械时代可以祛除，而光明正大之科学时代将代之而兴矣。

窃按西洋文化之工作者大别为艺术家，社会改革家，宗教家与科学家四类此四类人士如能互相了解而共同工作，则文化之造就当可蒸蒸日上，人类生活自可达到理想之境界否则各具偏见，缺乏共同之目标，使任何方面有畸形之发展，对于人类幸福难有裨益。

萨敦之提倡科学发展史之研究与新人文主义，即所以融合四类人士之意志，使能共同促进和平文化，收“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之效此在西洋确为当世急务宗教家重视灵魂，常有出世之想，故讥诮科学家之注重现象为舍本逐末，未为正道。

尤以科学家之揭开宇宙秘密及创造奇器为庸人自扰，疑非人类之福艺术家与政治家亦往往附和其说，使社会人士怀疑科学发明之价值科学家虽能博文约礼，未尝反唇相讥，而鄙薄宗教，不甘与世俗教士和光同尘，则为不可讳言之事实。

科学家下学上达，纵能把握最后胜利而当时处境实有困难，须有极大之毅力以应付之吾国二千年来知识阶级皆读儒家经籍，不信天堂地狱等宗教偶像，而以世道人心为其治学之目标《春秋左氏传》记载鲁国穆叔对晋范宣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后世士人多崇奉此“三不朽”说为人生矩矱应用科学之种种发明当在立功之列，纯粹科学之种种发见当在立言之列，宜与立德并传不朽宋代以后道学家亦以“尊德性，道问学”并重，且有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相号召，可知中国儒家断无藐视科学之思虑。

且吾国开化极早，凡利用厚生之事功早为先民所重视《易•系辞上》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故后世应用科学逐渐进步，在三百年前与欧西各国相比，实有过之无不及然而中国人自发之科学知识皆限于致用方面而忽略纯粹科学之探讨。

中国四千年真积力久之文化，大致与罗马帝国文化趋向相同，而缺少希腊人与文艺复兴时代以后之欧洲人学术研究之精神在五百年前我国尚为世界一先进国家，至今日则近世科学不能与西洋各国并驾齐驱，文化落后为天下笑国人之耻莫此为甚。

愚尝推考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之原因，以为“学以致用”四字为中国士人之大病，纯粹科学之探索往往不能直接应用，故废而不理以纯粹科学为基础而发展之近世应用科学，亦无从产生矣《易•系辞下》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甚也”朱熹注云：“下学之事尽力于精义利用，而交养互发之机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则亦无所用其力矣至于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系辞》此节及朱熹之注最足以表示国人之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

《礼记•大学篇》言“致知在格物”，似与近世科学求真之意相近矣但朱熹注云，“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所谓“一旦豁然贯通”亦犹《系辞》“穷神知化，德之甚也”之意此种格物见解有顿时解悟之妙而忽略渐次进修之功，对于自然科学之研究，实无裨益《荀子•天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等语，颇饶破除迷信，提倡科学之意。

然《修身篇》云：“不识步道者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意亦有所止之与？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解蔽篇》云：“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偏也。

……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王制篇》且有“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之主张在探求真理之前，先为预定一可止之境在创造械用之后，复限制新器之使用从荀子之说，匪特纯粹科学难以树立，即应用科学亦鲜进步之望人类有求真，求美，求善之天性。

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则有科学，艺术，及社会改革之工作西洋人主张分工研究，故科学，艺术及社会改革并为专家之业中国士人亦知真、美、善之可贵，当以为真美善不宜分离，求真，求美，求善只是一事之三方面，毋须分治。

故清代朴学家竟以“实事求是”为口号所谓“求是”即指求真，求美或求善而言也此与“新人文主义”用意相近清儒朴学之颇著成效，良有以也至桐城派古文家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为散文之标准，依义理以求善，藉考据以求真，托词章以求美，一篇数百字之散文须有三者具备之条件，则属无聊已极。

然即此可见大多数文人不肯多事分析，努力于专门学术之研究纯粹科学之不为学子所欢迎，于此又得一有力之证据中国文化中宗教色彩极少，科学精神亦不如近代欧美人之充实，由宗教与科学二者之目标不同而起之争执，在中国文化史上自少实例。

萨敦所提示之新人文主义实与大学“格物致知”及清儒“实事求是”之精神相近，宜为教育界所乐于接受矣然自近代西洋科学输入以后，古典学究与文人无暇欣赏纯粹科学之洁净精微，徒见应用科学功效之突飞猛进，因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以勖勉当世学子。

持此说者一人之所学即有目标不同，体用分驰之病末流之蔽乃至认中学为无用之体，西学有无体之用，卒于中西学术皆无所得今日之中学课程，科学训练与人文陶冶二类，虽能应有尽有，而二类之教学犹未能会通，有志学理者忽视文艺，有志学文者忽视科学，教育成效之不如人意恐较欧美为尤甚。

故萨敦之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学校内尚不失为苦口之良药吾国史家自司马迁以后，俱知天文，律历知识之进步为重要之史实，故《史记》及《汉书》以后各史大都有“志”，叙述各时代天文科学之发展其他医药、工程、水利、器械等之进步亦散见于各史列传中，若能广为搜辑，当得不少科学史料。

所不足者二十四史所载史料只是古人科学研究之结果，而略于各时代研究之过程，叙述科学之进步未能显豁后人阅读二十四史，大都注意各朝之政治，武功，而以天文，律历，河渠，地理各志为干燥乏味，术数，方伎诸传为无关宏旨，付之“存而不论”之列。

宝琮尝有整理中国古代数学天文二科史料之志愿，因而涉猎史志，稍事著述以为中国古代数学，天文二科之发展尚有源流可考，二科之专门学术史或可写成问世不幸丁丑倭寇，家乡遭难，所聚参考书籍尽毁流离后方，荏苒十载，昔时奢望恐难如愿。

尚冀当世学人有志于学术发展史者共策群力，完成中国科学史之工作宝琮不敏，自当执鞭以从焉

钱宝琮（1892-1974）中国著名科学史家宝琮与中国数学及天文学历史之探讨，有下列数点感想：（1）中国数学多重实用天文，历法及水利工程应用数学程度较深，故数学之发展往往因当时之需要而有进步浅近数学书则多为官吏行政及经学考据而作。

以数学为一种纯粹学科之研究者绝无仅有天文学识之创获亦多与当时之历法有关，纯粹天文学则少研究之人（2）我国数学之进步与朝政之治乱关系极少汉，唐及明盛世之人安时处顺，智力较强者多趋文艺之途，对于数学研究兴味反少。

三国，南北朝及金元之际，中国数学之贡献独多若天文，历法之进步则自春秋以后至于清代各时期俱略有成绩，未尝因内忧外患而间断也（3）第六世纪以后印度数学多承袭中国古代之“算术”，十二世纪中，中国数学复有经西辽传入波斯、亚拉伯之可能。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之数学发展几全恃亚拉伯数学文献之翻译，而亚拉伯数学之远源则在印度与中国，故中国古代数学家之贡献对于近世数学影响甚大（4）印度天文学在隋唐时，亚拉伯天文学在元明时，皆曾输入中国但在当时因无人从事翻译，故国人自修之历法及自撰之数学书皆未能接受外来学术。

至明清之际西洋学术输入中国，且提倡翻译，故影响特大以上四点，以宝琮之谫陋，尚不敢以为定论数学天文以外，国人对于其他科学之贡献，所知更少，不知其在世界科学史中应处何等地位近代西洋科学史之述作多知尊崇埃及、巴比伦，及亚拉伯之文献，而忽视中国与印度。

萨敦提倡科学发展史之研究，且自诩为熟悉中古时期东方文化之一人，而讲演东西文化时，只“近东”自限，不敢稍涉“远东”一步西洋人之研治中国学问者，又以文字之间隔，大多一知半解，难免臆测之辞欲求科学史之完善，此时尚非易事。

所望国人有历史兴趣者多作专门学术史之整理工作，一则可以凑成一优良之本国文化史，一则可以校补世界文化史之疏漏，对于新人文主义者不无裨益也人类文化之进步大部分倚仗各时代科学家之努力，科学研究之对象亦非研究者之国籍、种族、宗教所可限制，故随时随地皆可产生科学家与发明家。

我国古代在应用科学方面有极光荣之历史固可聊以自豪，在纯粹科学方面成绩较少亦不必因而自馁罗马帝国昌盛时期，希腊人之科学名著因当时握霸权者之忽视而大部失传，科学文化逐渐衰落然而十二世纪中翻译亚拉伯文科学书籍开始以后，意大利北部诸城市即为文艺复兴之发祥地，而拉丁民族转为文艺复兴之大功臣。

科学之盛衰不为地域民族所决定，于此可见我国金元之际（十三世纪）数学天文二科各有特殊成绩至明代中叶，旧学荒废，竟无一能解古代历算之人明末接受西洋历算，国人始于科学研究稍感兴味清嘉庆年（十九世纪初）宋元数学终能复兴。

要之，一国学术之盛衰皆由人事所致，不可委之于民族性格也我国古代享受河流文明，在黄河长江二大流域，农业生产可以自给自足故于日常生活所必需之应用科学外，不必有其他企图纯粹科学之停滞不前宜有相当理由《吕氏春秋•上农篇》云：“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吕氏盖以耕织为本，工商为末，遂视安时处顺为善良，好学深思为奸诈也自汉以来，朝廷皆取重农政策，科学不为世人所重，故难有进步今日世界交通日趋便捷，我人生活方式已与古代之因陋就简者迥异工商业当与世界各国争一日之短长，举世尊重之学术文化岂甘居人后者耶？文化界工作者当知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各国学术之所以始盛而终衰，欧美列强及日本之所以崛起于近世，勿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头禅，则文艺复兴之期当不在远。

且我国学者素重人文主义，纯粹科学虽较欧美稍为落后，今日已能急起直追，数十年后世界文化工作应得一伟大民族之生力军，当前文化之有缺陷，不足虑也感谢钱永红先生供稿。

点“在看”，分享给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