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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东北地区环境史研究的新探索———《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读后赵春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一直是学界研

 

清代东北地区环境史研究的新探索———《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读后赵春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进入２１世纪后，我国工业飞速发展，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渐严峻，学术界在研究当代环境问题的同时，。

也探寻历史时期我国的环境问题，希望从中汲取经验在这一学术研究热潮中，陈跃先生关注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史，其学术专著《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项成果，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２０１７年５。

月出版该书不仅把清代东北历史地理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对环境变迁史研究也作了有益探索和开拓全书４８.８万余字，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６章，分别对东北地理区位与清代以前生态环境、清初东北生态环境、封禁时期东北生态环境、弛禁时期东北生态环境、解禁后东北生态环境做了分析与探讨。

通过研读，笔者认为该书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拓展了边疆环境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特点之一，研究视角新颖，新见迭现学界关于地区环境变迁研究，多是从人地互动角度入手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但该书则从资源管理与开发的视角把人类活动具体分为政府管理与民众开发两个层面进行论述。

这一研究视角，是对以往研究的深化清代东北地区的性质比较特殊，诚如该书作者在绪论中指出的“清代东北地区不仅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还是中国的东北边疆”，所以“清朝统治者在制定对该地区管理政策时，就是在维护满族旗人利益和皇室贵族利益一体化与国家资源民众享有二者之间徘徊往复”（第２。

页）此外，因为东北边疆在晚清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该书还具体论述了朝鲜、俄国及日本对我国东北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一写作安排，抓住了东北的边疆特征关于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该书认为自然灾害不仅是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这与目前学术界认为自然灾害仅仅是生态环境恶化表现的传统观点有很大不同这一论断是对生态环境变迁原因的新探索，即认为生态环境演变不仅仅是人为的因素，而且有自然本身的因素，只有客观辩证认识此点，才是真正做到了“天人合一”的有机统一。

该书从“自然生态———自然灾害———政府管理———民众开发”四个相关层面的研究维度，论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自然灾害三者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和动态机制，提出区域生态环境史研究需要把“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价值维度”有机结合，。

这不仅推动了研究的深入，而且使区域人文地理和区域自然地理得以有机结合，为今后环境变迁研究开创了新思维和新视角此外，该书通过考证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关于采捕山场的性质，学界一般认为是采挖人参该书通过分析《八旗通志初集》、《柳边纪略》的记载，认为人参山就是为采挖人参，围猎山就是围猎，二者性质相对单一，而采捕山则包含了采挖人参、采捕东珠和捕猎鼠貂、雕、猞猁等野生动植物的多重性质（第１３２页注释）。

对康熙六年（１６６７）清政府废除“辽东招垦令”的性质问题，该书认为该令的废除并不是清政府限制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而仅是取消了原来的奖励政策，转为“不奖不罚”因为清政府实施的“辽东招垦令”是鼓励政策，其目的是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内地民众移居东北，。

能改变当地荒芜之情并保卫东北边疆，是权宜之计经过数年实施，当内地民众已经开始主动出关移居东北时，原来鼓励政策的初衷已经达到，就没必要花费更多资源去奖励民众了另外，原先的奖励政策也带来很多弊端，引发官员的不满。

综合种种因素，故此清政府在康熙六年取消了“辽东招垦令”（第７８—８０页）这一观点与学界流行观点很不一样此外，关于乾隆五年（１７４０）东北封禁，该书也从历史缘由和现实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清政府认为东北是其“根本之地”，。

这决定了清政府对东北的管理态度，将其视为“满族的战略资源储备地”，一旦东北民人开发力度达到清政府规定的界限，或者危及满族在东北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民族习俗等）时，清政府必当采取限制民人的措施，以维护其根本利益（第１３９

页）此外，该书还认为舒赫德奏请封禁东北还与京旗移垦东北紧密相关这一论断也较为新颖特点之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客观辩证分析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研究该书是一本历史学著作，是在充分利用档案、地方志等史料基础上，。

立足于历史学的实证考察，具体阐述清代东北地区人口变迁、城镇发展繁荣、清政府对东北资源管理、普通民众的资源开发、外国势力影响及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做到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结论客观可信。

作者坚持整体阐述与分区比较相结合、因果联系相结合和辩证客观看待生态环境影响，这是该书坚持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具体而论，从时间上看，该书是研究整个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史，又根据东北历史发展的特点，具体分为五个时段论述。

从空间上看，该书是论述东北整个地区，既把东北边疆放在全国开发的大空间中论述，也把东北分为奉天、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及东蒙古四个亚区，具体分析各区在不同阶段人文发展和生态演变的差异关于晚清东北鼠疫的研究，以往研究更多是历史学或医学角度论述，

该书则从生态环境、居住环境、交通环境三个方面论述，认为此次鼠疫的爆发是人类在旱獭毛皮高价利润的诱惑下铤而走险，捕捉甚至食用有病旱獭而染病引起的东北气候的寒冷和建筑空间的封闭性，使得染病的猎人把病毒传染给与其接触的人群，特别是通过东北交通主干线铁路传播开来。

这一论述，切合历史的实际关于木兰围场的属性，学术界认为其是清朝皇家的狩猎场所该书通过全面梳理《清宫热河档》中的相关记载，细致厘清了清政府在乾隆和嘉庆年间大规模采伐木兰围场中正围和小围中高大树木以用作官方建筑建造的史实，指出从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九年间（１７６８—１７７４），清政府共砍伐高大树木３６５５４９件，。

嘉庆七年（１８０２）砍伐１１８０００余件以制作优良木料（第２８０页）详实的数据，充分说明清政府也将木兰围场视为官方木材采伐地，从而更为准确复原了木兰围场的属性此外，该书从流域整体观入手客观辩证分析了辽河上下流域两地不同生态环境演变的影响。

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植被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对当地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但也正因为上游水土流失带来辽河含沙量的增加，加速了辽河下游入海三角洲的发育和辽河下游沼泽的成陆，增加了下游的耕地面积，便捷了辽河东西两岸的交流，有利于辽河下游的经济发展。

特点之三，多学科研究方法融合，研究更加综合该书作者比较娴熟地运用了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地质学、自然地理学、生态环境学、统计学等相关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充分挖掘史料和必要的田野考察基础上，立足实证，。

以清代东北地区为中心，围绕资源管理、林木采伐、草原开垦、珍稀生物资源利用、城镇发展、海岸线变迁、自然灾害等问题深入探讨了该时期东北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复原演变过程，揭示发展轨迹和演变机制，

总结规律与特点，使得清代东北地区环境变迁研究成为一种多维度、多层面和多视角的综合研究这对此后研究具有较多的启示特点之四，征引资料丰富，研究更为全面本书的材料征引较为丰富，不仅有传统的史书、地方志，更兼有大量的档案资料，

还有许多文学资料，并把各种文献资料有机结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充分利用核心一手史料是历史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指标该书历时七年的打磨，在史料挖掘和利用上较为成功从参考文献可知，该书直接利用中国历史档案馆及出版的相关档案近１５０件（本），。

还有大量奏议、调查报告，充分利用清代及民国初年东北地方省、府、厅、县方志，利用考察、游记、笔记以及朝鲜文献《同文汇考》此外，作者还从康熙、乾隆的诗句中找到相关研究信息，如康熙《荒田》、《咏古》、《山田》、《河滩》、《所见》等诗句对热河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记载（第９６—９８、１３５、１７６—１７９页），。

展现了当时具体形象的生活场景和生态景观乾隆《柳条边》（第８４页）、《射虎行》（第１３１页）显示了清政府对柳条边性质的论述和皇室狩猎文化对东北珍稀资源的利用特点之五，通过数据定量分析，增强研究的精细化和结论的可信度。

该书以生态环境组成元素的数值变化来体现生态环境变迁，运用统计学方法考察了清代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土地垦殖的规模、人参采挖和其他贡品的进献数量，这是同类研究成果中的一个亮点全书的统计图共有１４幅，统计表多达２９。

个，图表并用例如为了体现“辽东招垦令”的实施效果，该书制作了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到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奉天地区各州县人丁增加统计图和统计表，通过制定顺治十七年至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的奉天与吉林各州县新增人丁统计图，。

以直观的数据统计，体现清政府取消“辽东招垦令”后，关内民众大大降低了移居东北的热情在通过顺治十七年至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奉天与吉林地区人丁统计图，可清晰看到清政府在颁布“辽东招垦令”后东北南部地区人口增长态势。

虽然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取消了“辽东招垦令”，但内地民众移居东北的势头并没有停止，特别在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至乾隆六年之间呈现出较快增长趋势也正是因为东北地区的民人大量增长，触及到清政府管理东北的界限，引发了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实施对东北封禁。

另外，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通过挖掘《清代鄂伦春满汉文档案汇编》中的记载，该书细致梳理了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至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间布特哈衙门进贡貂皮的数量通过长时段的数据展示，通过分析其数量由少到多再日渐缩减的趋势，直观说明了清代布特哈衙门采捕貂鼠的历史演变。

最后，该书研究边疆地区生态环境史，丰富了中国边疆学研究内涵随着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化，无论是学术自身积累的要求还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中国学界需要中国边疆学目前，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仍处在有益讨论阶段，众多学者为中国边疆学构建建言献策。

就中国边疆学研究内容看，学者们总体还是注重边疆历史、边疆治理、边疆民族、边疆安全、边疆经济和边疆文化，对边疆地区生态研究则较少论述从学术积累而论，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关注点也聚焦于上述几个方面目前专门论述边疆生态的论著少之又少。

西南边疆方向目前有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鲜见其他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成果正是看到这一点，该书作者在后记中指出，“边疆地区生态环境史研究是我国边疆学和生态环境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边疆地区生态环境史研究应成为亟需学界重视的领域。

可以说，该书的出版，一定程度弥补了清代东北边疆史中关于生态环境研究的空白，对加强中国边疆生态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丰富中国边疆学研究内涵提供了思考金无足赤，该书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瑕疵，主要有两点：。

一是该书对清代东北生态思想及习俗与信仰论述不够虽然在相关章节论述了清朝皇帝对保护东北珍稀动植物资源发布的谕令，特别是论述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为保护东北野生动植物而不惜改变驿站选址的举措，但总体上仍未能深入分析东北民众的生态思想，及其保护生态的习俗与信仰。

二是对晚清东北禁山解禁的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化该书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吉林打牲乌拉档》论述晚清禁山解禁的过程，但未能进一步分析在此过程打牲乌拉衙门与民众在解禁过程的态度及解禁后禁山内的资源开发情况期待作者能在以后寻找更多史料探究这些问题，弥补此缺憾。

总之，《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一书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利用丰富的史料，立足历史学的实证方法，积极吸纳地质学、生态环境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着眼现实、有用当世的治学理念对清代东北地区环境变迁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研究。

著者以环境变迁为视角，审视近三百年间东北地区人类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揭示出该区域人地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演进方向，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上人地关系的认识，对环境变迁史研究和中国边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赵春兰，

通化师范学院长白山文化研究基地副教授，地址：吉林省通化市育才路９５０号，邮编１３４００２）（该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文字有改动，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敬请关注本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