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什么(人文精神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一看就会

看了许纪霖的《民间与庙堂》，关于“人文精神”的内容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里整理一下。

 

前段时间看了许纪霖的《民间与庙堂》，其中关于“人文精神”的内容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里整理一下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传统：道统、政统和学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道统是最高的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诚意、正心、修身是灵魂，是道统，不仅政统（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受此制约，而且学统（格物、致知）也是为道统而存在的。

三统分别体现了体（道统）、用（政统）、文（学统）的等级关系20世纪90年代，当一场文化热过去以后，当知识分子们发现除了留下一大堆崭新的理念之外，在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积淀时，便开始重视学统自身的独立性、开始注意承接前人留下的学术传统。

一旦意识形态化的道统意识淡化，学统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而政统也开始世俗化，以责任伦理的方式重新建构道统意识消解了，但道统的意义反而更纯正了，它不再自命不凡，越界干预知识或政治，而是严守形而上领域，为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提供超越性的精神和道德资源。

我们可以将人文精神理解为一种新的 “道”，这种“道”不再期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学术和政治 “统”起来，它只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意义系统和沟通规则这种新 “道统”与学统、政统的关系是平等的、积极的、互动的。

人文精神为系统世界提供终极性的合法性资源，而系统世界又以制度化、体制化的形式保证人文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有条件的实现人文精神同样促使学者在学术工作中不致堕入纯粹的技术主义，在知识关怀的同时依然保持人文关怀，而学术工作又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充足的知识资源，等等。

至于个人的人文精神落实在何处，选择什么样的信仰，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要有信仰有所信，有所追求，有所敬畏，如此才能相互沟通、对话、交流，建立起对话和交往的游戏规则，如此才不致使体制里面的逻辑替代生活世界自身的逻辑。

我们方可以在金钱和权力的控制之外，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一个非物化的、真正属于人的生活世界里为人文精神建立起不亚于钱、权的第三种尊严------------------人们最关心的仍然是：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

然而，在一个本质主义已经遭到普遍质疑的知识时代，这一问题可能已经成为一个伪问题我们无法在一个抽象的、思辨的层面上确定人文精神的标准含义，因为一个词的意义总是能动的，与具体的语境相关的置身于不同的语境，就具有不同的意义。

当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呼吁人文精神时，它的意义在于对人的正常欲望的肯定和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追求；当我们说顾准“在地狱中的思考”充满人文精神时，指的是那种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抗议和反思精神当上海的青年学者们讨论人文精神时，其语境和意义又有了很大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世俗化、技术化和功利化的单边发展，使得人的精神关怀和价值追求受到了普遍的忽视，而人文精神的提出，正是对这一现实的批判和超越我们可以回答人文精神不是什么，比如不是专制，不是匮乏，不是物欲泛滥，不是技术统治一切，。

但我们无法确切说人文精神必定是什么，当我们一定要说它是什么的时候也就限制了它的开放的、多元的意义，它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意义 人文精神涉及人之成为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律令这一律令正像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一样，是一种非经验性、非实质性的形式化规定，它回答的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可能性问题。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话语范式，它又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人文精神作为“概念形式化的工具”，提供了主观建构的可能性，是经验事物的形式条件要使其成为必然出现的事物，还必须填充进现实的、历史的、经验的内容我们无法直接确定人文精神的抽象意义，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置身于一定的话语体系，赋予其明确的实质性内涵，它的意义才会呈现出来。

人文精神只是一种规范性的指向，至于这一原则在历史中如何理解，如何落实，是可以多元的、开放的，是能通过理性争辩的人文精神不应该为某家某派所独占和垄断，某种经验性的现实或话语是否符合人文精神，不应该由谁来裁决，而只能通过不同价值体系的对话和沟通以达成共识。

人文精神不仅内部是可以讨论的，而且对外是开放的它并非仲裁历史或现实的终极标准或元话语，它只是众多合理性标准中的一种，它拒斥以己为尺度完全否定历史进步的标准或物质生产的效率原则，但也同样反对后者以一种元话语的面目出现，贬低人文精神的规范化意义。

人文精神由于其所具有的精神乌托邦性质，实际属于一种否定的、反思的话语，而非肯定的、构建的话语人文精神由于其所具有的精神乌托邦性质，实际属于一种否定的、反思的话语，而非肯定的、建构的话语它类似于罗蒂所说的“启迪哲学”，永远留在正常话语的外围。

它并不为时代提供正面的建设性蓝图或体系化的清晰话语，它只是以自己的独特角度审视着世界，以超越的立场实现对社会的批判人文精神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的乌托邦层面，在于不断地以自己深刻的思考和尖锐的声音提醒世俗社会的人们，在追求工具合理性的同时，必须回头检视目的的合理性和行动的意义问题。

不过人文精神也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限度如果有谁以目的合理为借口超越界限，从话语批判走向社会建构，从个人信仰走向群体实践，设计以实现人文理想为目标的社会改造整体工程，或者推行道德教化、精神清洁的运动，人文精神就会失去其正面的意义。

人文精神要警惕为神圣名义所驱使、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旗帜的、群体化的社会实践冲动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批判性话语，在属性上应该是归属于知识分子的罗蒂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就具有特殊而奇异的需求——希求不可名状，希求崇高，希求超越限制，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社会制度。

” 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群体不同，他们所依据的不是现实世界中个人或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超越于各种具体利益之上的精神乌托邦立场这种立场是独立于系统世界中权力与货币运作之外的，而与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

对于“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语）的抗拒，除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构建之外，还要有一个精神的支点和本源的立场，这，就是人文精神如果说人文精神之于当代中国，就像以往的革命、解放、民主、自由等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神圣词汇的话，那么蒙受这种神圣性思泽的不是别人，正是批判型知识分子自身。

人文精神，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与货币的操纵，实现批判性思考的合法性渊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