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渊薮什么意思(文明渊薮什么意思)硬核推荐

当前音乐学界展开的关于音乐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理论课题。笔者以为，学科发展全靠人的发展和

 

当前音乐学界展开的关于音乐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理论课题笔者以为，学科发展全靠人的发展和学术的力量；学科建设离不开学科队伍的建设，而学科队伍的建设则离不开宏观学术背景的观照关于当代学术界宏观学术背景的认知。

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热议过一个颇引人注目的理论话题：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发展我们音乐理论界则也应当重视对于这一议题的理论观照所谓“轴心时代”或“轴心期”概念，是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明确提出的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概念，用以指称公元前500年前后即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间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文化突破现象。

轴心期的辉煌文化成果，成为后世的文化范式，深深地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有学者认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中经历过两个“轴心时代”其一，历史上第一轴心时代，出现在公元前4—5世纪前后当时在印度、中国及希腊等地区的几位伟大人物如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以色列诸位先知的出现，成为这一轴心时代的标志，他们对于历史、知识体系及宗教、政治组织等，以一种批判性、展现出人类创新的反省能力。

其二，第二次真正的轴心时代自15世纪末随着西方的现代化而开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明、发现美洲大陆、欧洲文明的扩张和殖民主义，渐渐地影响了全人类科学、技术、理性以及民主制度使得西方成为世界的典范牛顿、笛卡尔、哥白尼、康德及黑格尔等人成为这一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会有所谓“新轴心时代”的理论提出，是因为当代全球文化的发展与欧洲近代文化为中心的“第二次轴心时代”的范式渐行渐远为此，许嘉璐先生曾经指出“当今时代，从现象看，与产生轴心时代思想的社会状况极其相近：‘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雅斯贝斯语）”。

许先生还这样概括当今时代的特征：“在经济领域，一切都在技术化、全球化；在生活领域，人生价值急速变得物质化；在人文领域，丢弃传统、混乱倒退；在思想领域，狂妄自大、固步自封在这样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与2500年前一样，人类应该寻找未来的方向。

这样的现实，在雅斯贝斯那里，就是人类将要迎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因此，“新轴心时代”寻求对于文明的反思，对于传统的反思形成了一波波涌动的学术思潮已故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也曾指出：“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回顾其文化的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

中国哲学正处在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会的转型期”他还引述雅斯贝斯观念：“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今天，我们讨论音乐学学科理论建设的话题不应该离开这样一个宏观学术背景。

前几年管建华先生撰文提到过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学说，我以为这一理念似乎并未引起音乐学界更多的重视介入到这样一种宏观学术背景之中来看当前音乐学学科建设，我以为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现象应当是与这种宏观学术背景产生的一种耦合。

我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致有以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替代这本属于两种学科领域研究范畴的趋势这是因为研究者们已经隐约感悟到仅仅学习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或仅仅学习传统的中国音乐史学理论，已经不满足于进一步研究的时代要求，这样将音乐事象研究范畴扩大到文化层面的学术诉求便油然而生。

同样，近年来所谓“跨界研究”方兴未艾，依然是研究者出于对音乐本体在共生层面下不同文化背景描述的追求使然孰不知音乐学界这种种学术动态的产生已然是宏观学术背景在发生着的变化，潜在地介入到它的研究领地无疑，这应该是学科研究理论与宏观学术背景发生耦合的良性反映。

这种耦合要求音乐学界的研究者必须关注到与宏观学术背景产生共振的学术发展趋势，关注宏观学术圈的研究现状哲学界建立在“新的轴心时代”这一背景之上的“反本开新”之说，是需要我们关心的新轴心时代向传统学习什么对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观念的认知，有学者认为：“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中的不同人文传统，那种辨识人类的伟大面和为人类的能力而感到激奋的基本直觉，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保存。

”汤一介先生也曾指出：“历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上的飞跃，都要回到源头去寻找力量，发出新的光辉”如果我们从“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回顾其文化的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这样的理性思考出发，则应从孔子当道的轴心时代所给予人类的一系列哲学思辨而形成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中获得感悟。

中国传统哲学是由一套不同于其他民族哲学的特殊概念范畴构成的，它的三个基本命题：“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表现出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特殊观念，从这些特殊观念出发，形成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印度的理论体系。

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本源于我们祖先最初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先民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感悟到“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冯时认为：“文化源自先民对于人与天的关系的理解，或更明确地说，人类观测天文的活动以及他们依据自己的理念建立起的天与地或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便构筑了文化的基石。

因此，原始人类的天文活动以及原始的天文学不仅是古代科学的渊薮，同时也是古代文明的渊薮”而这种先民最初的文化实践正是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古老音乐活动息息相关的因此，“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从其孕萌的一刻起便与音乐的发展息息相通。

历代有作为的音乐家、音乐学家都对这一整体自然观有着不懈的追求，他们深邃的学术思想都深深得益于这一哲学理念的滋养“天人合一”使我们的祖先相信顺应天时，适应地利，与大自然相互配合、协调，遵循大自然的节奏过日子，才可以在历经逆变时克服万难，生生不息。

而到了朱熹时代，他又指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天又在人矣”意思是说，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天人是由天产生的，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这就将这一命题进一步哲学化由人来彰显天的道理，实际就是要由人彰显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

所谓“知行合一”，属于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它指出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这个道理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由此，宋代以后有了“格物致知”的理念。

它要求求真知者必须恭亲实践，一一探得事物的本源，方能追溯出该事物的原生之道这种基于思辨的理性原则，同样深深地滋养着代代学人所谓“情景合一”，则是要求人们以其思想感情再现天地造化之功这种美学境界影响着历代学人的文化创造。

历史上哲人圣贤所产生的卓越文化成果无不闪现着“情景合一”的思维光彩“情景合一”成为文学、艺术家达于“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出神入化的最佳创新境界汤一介先生的研究还告诉我们：“‘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命题，它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点，它是以人为主体的宇宙总体统一的发展观，‘情景合一’和‘知行合一’一样，都是从‘天人合一’派生出来的。

‘知行合一’无非要求人们既要知‘天道’‘人道’，又要在生活实践中行‘天道’‘人道’，而‘人道’本乎‘天道’，所以知且行‘天道’，也就是知且行‘人道’了，这就是说做到‘知行合一’就能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故做到‘知行合一’要以‘天人合一’为前提。

‘情景合一’要求人们以其思想感情再现天地造化之功，如庄子所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人们的思想感情于再现天地造化之功，必以‘人’与‘天’为一体而可能”汤先生这里论述到的三个古老哲学命题的关系十分深刻地影响着古代圣贤哲人的学术人生。

古代音乐史学发展历程中的著名人物也都浸润在这一思维系统的光环之中例如京房、朱熹、朱载堉，这些于音乐史学卓有贡献的先贤们所走过的学术道路都深嵌着这三个哲学命题的理论内涵这是我们音乐学学科队伍建设的重要借鉴，故此，略举几例如下。

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所看重的汉代京房，其在世时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基本上是围绕着对于《周易》的研究展开其间对于“天人合一”的理解深深渗透在他的学术道路之中他的律学体系并非为音乐实践所设，而是建立在“候日如历”的属于“钟律”系统的“律值日”——“卦气”文化理论。

京房的卦气理论是在探求《周易》理论与一年四季阴阳之气的消长规律，并以此占验风雨寒燠，以及由此引起的物候变化京房有以“六日七分说”将一年的日数与六十四卦配齐，形成了“京房易”系统需要指出的是一年二十四节气的递变，一节气内又有三候（每候五日）的日数划分，它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之气的消长规律。

而这种规律是随着历法的更替而消长变化的，它体现为物候与人事的变化情况如孟氏卦气所列冬至节气的初候有“丘蚓结”，次候有“糜角解”，末候有“水泉动”的物候征兆这应当是先民总结大自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经验性科学知识，不能以迷信概言。

既然历法消长的时间过程是阴阳之气消长的反映，于是人们注意到了以管、弦发出的乐音与阴阳之气消长变化规律的对应关系，由此便有了“律值日”的经验性科学理论思维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京房的“卦气”理论直接反映着时人探索天人关系的实践活动，这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直接反映。

京房凭借“天人合一”这一宇宙整体统一的发展观，获得了在“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理论律学思维催生下的“律值日”理论律学成果它的目的不在于音乐实践，而在于完善“协时月正日”的理论律学思维它的客观影响却为以十二律位为基础的音乐实践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持。

荀勖、何承天、梁武帝、陈仲儒和王朴均是京房卦气理论成果的获益者朱熹则对“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有了进一步发展他所表述的“天人观念”是所谓“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天又在人矣”这一理论命题所开示的天人关系的意义在于人道本于天道，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不能离开人道。

这对后世学人的创新性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谨见的音乐学著述《琴律说》中，他以“知行合一”的“格物”精神论述了“琴徽之分布声律，正与候气同是一法”的道理这使我们看到在琴学理论中将琴的音律规律与经验性自然科学实验建立联系的研究成果。

用朱熹自己的话说是“但自有琴以来，通儒名师未有此说者”另如朱熹格其琴上实践之力，得到琴上调弦的真谛：“求其天属自然，真诚和谐，则惟9徽、10徽、11徽为然此调弦之法所以必于此而取之，亦非人力所能为也”可以看到，朱熹所取得的关于七弦琴理论的有意义认知，其思维深处仍然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哲学理念使然。

明代律学大师朱载堉更是在“天人合一”这一宇宙整体统一发展观的哺育之下，成就了他卓著的乐律学成果他遵从“天道”，以“人道”求“天道”的学术旅程，更全面地呈现着古代“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哲学内涵。

他将“新法密率”理论的发明托名周黼，其间蕴含着“以形见理，以道寓器”哲学理念他的理性与践行的统一观彰显着“知行合一”耀人光彩为此他以多重证据的理性思考探寻“律度量衡”皆寓于器的历史传统，进而认为：“律也者，数度之学也”（《律吕精义序》），“夫音生于数者也”（《律学新说·密律律度相求第三》）。

从而他以求“数真”构建起他的理论律学基础于是在“造律”时他考虑到“为长短之法而著于度，为多少之法而著于量，为轻重之法而著于权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时而蔽，则又总其法而著于数”（《律学新说》卷4附录“律学四物谱序”）。

这种揭示律度科学本质的思维过程昭示着“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光彩《律学新说》中，他对于新法密率产生的理论背景描述“审度篇”“嘉量篇”“权衡篇”，篇幅约为《律学新说》全书的五分之三为此，他说到“臣所撰《度谱》证古尺者凡十二类，总若千万言，于经史百家书中，礼乐名物车服器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凡有关涉于度数者，无不博采以为证据。

”更为令人感动的是他还亲力亲为实验论证，例如曾“取马尾，以证尺度”“取头发以证黍尺”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他生动地发扬了朱熹所倡导的“格物致知”精神，实实在在地彰显出“知行合一”的哲学境界这里简短的追述，意在明了古代学人的音乐学创新成果是建立在自身人文基础之上的。

创新成果是知识宝塔的塔尖，而哲学修养的人文基础必须坚实牢靠，才有可能出新由此想到当今音学界是否有与此规律相悖的倾向，这应引起我们音乐学理论学科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音乐学理论学科队伍的现状及其建设面对宏观学术背景的发展趋势我们看到，目前音乐学界学科研究队伍呈现出老一辈学者相继离世，而由老一辈专家培养的中生代学者又都相继离岗的现状。

目前活跃在第一线上的学界新锐则是由中生代学者带出来的一代博士笔者作为中生代中的一员常常在想，老一辈人虽然没有赶上信息时代研究学术的便利，但他们所受过的整体文化教育的全面、深刻；新学与传统滋养的丰厚是我们这一代所无法相比的。

我记得冯文慈先生有一次在说到我们这一代人文化底子的薄弱时竟然落泪，令我非常震撼那么，主要由中生代学者培养起来的新生代学者虽然有着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学习和研究学术问题的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可以承受“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陈春生语）时代的诸多便利，但真正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对于传统文化由衷的感悟方面是否也呈现出相对薄弱的情况呢？我以为答案是必然的。

近五十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起伏蹉跎的历程，不可能不对存在其间的任何成员发生影响因此当我们直面宏观学术的新发展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补充传统文化的学养是多么急迫！值得欣慰的是，我近日读到两篇中生代学者学者王小盾、张振涛先生的佳作，有一些感悟，与大家分享。

王小盾先生的《上古中国人的用耳之道——兼论若干音乐学概念和哲学概念的起源》一文，探索上古中国人的“用耳之道”，是在文字学与考古材料实证相联系的基础上，对构成听觉认知系统的基础概念“风”“气”所作哲学层面的思辨和引申，文稿全面系统地梳理出令人可信的古代听觉知识系统。

其创新特色尤为明显地体现为站在哲学层面对古代文史资料作出的合逻辑的推断其积极意义更在于为后继者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界域小盾先生从古代“风”“气”概念的辨析中勾勒出上古“听觉知识系统”的存在；论述了“文明发生期是听觉范式优先的文化”；而“战国之时，关于‘用耳之道’的理论走上了哲学化的道路”“周代以后，联系于视觉的记事之史成为史家主流”“春秋战国时期，听觉传播方式有所复兴；到汉代以后，味觉审美成为逐渐上升的倾向；近代以来，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大举侵入，视觉中心模式得以稳固确立。

”?该文立论的出发点在于阐述“人和自然相互作用”作者从西文“文化”和“自然”的本意出发指出“对自然物进行改造和人的自我改造”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无所谓主次或先后”这不能不说与朱熹的“天即人，人即天。

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天又在人矣”的思想如出一辙如此，“天人合一”所指的以人道“日用事物当然之理”透视天道的“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序”应当说成为本文的思想核心作者通过哲学、文化学、语言文字学、音乐学、气象学、天文学、民俗学方法的辨析感知中国上古之“音乐”，归纳其所指如下。

中国音乐在它发生的时候，未必被人们看作“艺术”，未必要在时间维度展开；相反，它只是耳所接收的万千声音中的一种，主要代表大自然关于生命节律的启示，核心是某种可用为历法标准的音高后人所谓“音乐”便是在这个基础展开的。

古人把音乐发生史描写为风生律、律生音、音生乐的过程，意思是说：历史上依次存在过“风”“律”“音”“乐”等四种形态的“音乐”如果说“律”是标准音高，“音”是自然谐音，那么，“乐”便是应用律历标准而编织的音的组合。

为了同祭祀动作相配合，“乐”增加了旋律、节奏等要素，但它所追求的是“和”而不是“美”，仍然有别于“艺术音乐”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使得中国上古音乐史学研究走出了过往研究思路直线化、简单化的范式，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张振涛先生的《音乐——一个不断填充新意的概念》张扬了一种民族音乐学家的“文化自觉”因此他认为“审视学术新境，是件多么愉悦的事”《汤一介书摘》提及“所谓文化自觉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的人群对其自身的文化来历、形成过程的历史以及其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和发展的趋势等能做出认真的思考和反省。

”振涛先生这种学术意识的萌生与新轴心时代的学术发展相适应，能够有此学术自觉，也必然是传统格物致知精神的彰显，是“知行合一”哲学理念的潜在作用的发扬振涛先生“从发生学角度梳理‘音乐’概念的初始含义，从而了解它们与派生演绎之间的联系，进而确立哪些成分为本土内核，哪些成分是外来因素，居前者如何为居后者奠基等。

”他认为“庞杂概念中必定存在一个根源，即‘词根’将基本词素，捉置一处，解读元典，追溯源头，辨析流脉谱牒，才能看清历史的原本指向和今天的演变流向让我们从词根上一一剖析过去”于是，我们看到他提出了解读音乐学基础概念的“词根说”。

而其间“将基本词素，捉置一处，解读元典，追溯源头，辨析流脉谱牒”的过程彰显的已然是一种以“人道”求“天道”的学术原则因为本于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序”可见振涛所思所想的深处打着“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深刻烙印。

为此，他感受到“古代典籍的技术内涵的确非常稀薄知道这一基本路向，定位反而明朗对于古代术语，不必较真，死抠定义，它们在实用中灵活多变，形成大量派生演绎的特点如此看待传统术语，才算抓住了这一难题的手筋”无疑，这样的判断揭示出解读传统中国音乐学理论话语的重要学术规则。

他的感言源于他写作过程中饱含激情的扎实思辨和充分实证因此也可以看到其“以思想感情再现天地造化之功”的“情景合一”哲学理念已深潜在他的思维路径之中研读这些中生代学者们的学术佳作，我们看到了他们追逐宏观学术背景的学术自觉，也感受到他们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精粹的刻意追求。

他们的学术修养依然闪烁着孔子所处的轴心时代所孕化出的传统哲学观念“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时代光彩他们的辛勤耕耘，使我们看到了音乐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学养层次的提高依然充满了活力最后还想提出一个哲学概念，那是冯契先生的治学所得——“转识成智”论。

冯契（1915—1995）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他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的“智慧说”哲学思想体系，深刻揭示了中国哲学精神的特点代表作有《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冯契先生最著名的哲学命题是在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蕴化下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以及“转识成智”这里重点解读一下“转识成智”“转识成智”，就是要寻求在认识过程中实现由知识向智慧的转化这里的“识”指知识，是相对于无知而言的常识和科学；“智”则是指智慧，它是“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它和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的培养是内在地相联系着的。

”冯契先生认为人类思维有着求“穷通”的本性，它要求从重分析和抽象的知识进到综合和把握整体的智慧，以求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时由知识向智慧的转化就会产生一种飞跃，这一飞跃表现为一种理性的直觉，这样的过程就是“转识成智”。

显然“转识成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升华出来一个理论命题“转识成智”的思维进程反映出的理性的直觉普遍存在于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艺术家运用想象力把形象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创造出的意境往往出于“妙悟”而理论家面对浩瀚的知识领域，经过缜密分析与综合产生的闪光学术感悟也会出于一种“妙察”。

从这个意义上看前述小盾先生、振涛先生的佳作或可视作“转识成智”的一种体验他们以宏富的知识积累作为分析与抽象的基础，进入到一种把握整体的智慧，指出了中国上古存在着听觉范式为先的“听觉知识系统”；阐明了“音乐”概念代代相因，又各有不同拓展的历史沿革。

在冯契先生看来，进入“转识成智”的研究境界，除却宏富的知识积累外，还需要研究者的一种“德性的自证”就是说需要研究者在理性直觉产生的过程中对自己所具有的德性做出反思和验证实现德性的自证应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主观上必须真诚；二是要防止异化现象；三是要解放思想，破除种种蒙蔽。

当“我”自证为德性之主体，也就是具有了德性之智德性之智是自我的真诚实有，它是在克服异化，解除蒙蔽，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中实现自证的这些基本要求所强调的“培养真诚”“警惕社会异化现象如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人生实践中自证德性”的种种道德规范，在当前不乏浮躁的学术环境中真如一丝沁人心脾的清风吹拂，又如一束强烈的能量推进剂，让我们在理性阶梯的登攀中获得新的动能。

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全文刊载于《音乐研究》2017年第6期。版权所有，若有媒体或者其他机构转载，请联系《音乐研究》编辑部取得授权，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