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文地理学(什么是人文地理学的社会文化转向)奔走相告

克里斯•吉布森（Chris Gibson）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伍伦贡大学教授，全球挑战研究项目（Globa

 

克里斯•吉布森（Chris Gibson）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伍伦贡大学教授，全球挑战研究项目（Global Challenges Program）主任，《澳大利亚地理学家》（Australian Geographer）杂志编辑，曾协助创建澳大利亚文化环境研究中心（AUSCCER）。

戈登•韦特（Gordon Waitt）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伍伦贡大学教授，地理与可持续社区学院院长，《旅游年鉴研究》（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杂志编辑译者：苗玲玲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批评和翻译研究。

▲Chris Gibson

▲Gordon Waitt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其定义因语境和哲学传统的不同而呈现很大差异作者无意在本文对此提供单一的宏大叙事，而是以平行叙事的三组“镜头”展开开放式的讨论镜头一沿用传统的线性叙事，以“起源”“古典”“新”“更新”“最新”的顺序，追溯该学科从1920年代至今的发展历程，记录了此间重要的理论家及其观点。

镜头二试图将线性叙事还原其复杂性，讨论文化地理学发展进程中持续存在的议题，如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景观”的概念以及“文化转向”的内涵镜头三则着重论述文化地理学研究如何重新思考“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提倡关注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增加对于各种感官通道分析的必要性。

作者认为，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应该注意协商自己的政治、机构和地理立场，从而避免教学和研究的局限性什么是“文化”“文化地理学”如今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学术分支其定义因语境和哲学传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与个人如何理解“文化”和“类属于文化的”（the cultural）事物相关。

“文化”曾被以不同方式描述某种类型的地理知识：“文化”这一动词的字面意思，与“种植，延伸，喂养，养育”等具有“培养”意义的人类实践相关，如英文的“农业”（agriculture）一词；或者指向在某些特定地点和时间从事的物质事物和手工制品的生产。

然而，也许对于“文化”最常见的定义却是：一种可以识别的“生活方式”在这一定义中，文化被理解为一种建立于语言、宗教、习俗和族性基础之上的共有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些文化方面的特点会在包括创造性的表达、衣着、食品、建筑物和职业等各种物质文化方面得到体现。

在地理学研究领域，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定义自1920年代起一直延续了60多年而从未遭遇挑战，经常被用来对居住在某一特定地理范围内（通常被称作一个文化领域或区域）的所有人做出一些概括性的表述地理学家根据一些重要的文化特征，将人们区分成不同的群体，描述特定文化群体的分布，并试图分析如此分布的原因。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通常被用作一个单位变量来解释一种空间模式很多当代文化地理学者经常会反对将文化解释为一种动机，或者将文化定义为“事物”、“类型”，甚或是“学科领域”他们以女性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等一些地理学传统为例，挑战了之前从未受到质疑的将文化看作一种生活方式的“真实性”，假如确如唐·米歇尔（Don Mitchell）所言，“根本就没有文化这种东西”，那么，“文化地理学”也应被视为一个构建出来的学术知识范畴，而非什么真正的物质性存在。

显然，以上互相矛盾的定义告诉我们，要理解什么是“文化”并非那么直接和简单同样，要理解什么是“文化地理学”也非易事，因为这些截然不同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渗入了地理学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文化地理学的不同研究方法。

因此，要判定什么才是文化地理学的唯一“精华”和真义并无可能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承认关于“文化地理学”所存在的多元叙事，并在本文的结构中予以充分考虑我们对于文化地理学所进行的描述也非单一叙事，而是作为导演拍摄的一部电影的开场镜头，即《电影：文化地理学》。

这部电影由平行的三组镜头构成，根据个人喜好不同，每一组镜头叙事都可以取代其他两组此种类似电影拍摄的手法能够满足以下目的：首先，不同于提供一个单一的宏大叙事，我们的三组“镜头”提供了对于文化地理学的一种开放式解读。

每一个“镜头”都提供一个关于文化地理学的独特而具体的思考视角，它们经营各自的叙事，即使将其放在一起阅读，也只是提供关于文化地理学的一种具体解读其次，我们的“镜头”除了会关注文化地理学的源起、转变和接续，还会指出其关注的主题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并解答一些与政治相关的议题。

第三，这三组镜头强调了本文如何从某一视角“导入”文化地理学，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给出什么样的解读，那都是与作者的地理政治学和其在研究机构中所处的位置相关的因此，我们的写作视角既受到自身差异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语言、民族，以及在英美地理学研究传统中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也背叛了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研究机构的立场（其地理学研究一贯受到英美权利与利益的左右）。

我们对于文化地理学的知识并非毫无偏颇，而是立场鲜明地立足于自身的研究环境最后，也与上文谈到的第三点有关，那就是，“文化地理学”只是探索真理的一种方式，现在从英美国家的地理学研究传统中发展出了一些意义，然而对于文化地理学的当代理解所生成的意义则对其他非英语国家起到了统治作用。

在澳大利亚，我们有可能对此进行反思我们所处的位置容许我们浸入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并对其在知识上有所贡献但同时，我们也明白，这些研究并未反眏其他社会群体生产的非学术性质的、日常的文化地理学知识。

这些社会群体就在我们中间，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阿南古（Anangu）、邦加隆（Bunjalung）或是瓦迪瓦迪（Wadi Wadi）基于上述原因，我们采用了“三个镜头”的方式来描述文化地理学我们无法使读者舒服地看到文化地理学有着可知和固定的边界，相反，我们要挑战读者，使之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所呈现的只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小片领域，并对此持续提出质疑。

我们认为，对于此领域的研究保留一些模糊和不适的感觉不仅重要，而且更加“真实”地接近文化地理学本身的意图与责任文化地理学之镜头一：开端我们的第一个镜头延续了传统的叙事情节：从“起源”开始，然后是“古典时期”，然后以线性叙事揭示正在发生的“新的”“更新的”和“最新的”文化地理学的发展。

这种方式会给熟悉线性叙事和“发展”叙事的读者以一种舒适感，暗示文化地理学的边界是可知的、固定的、按照阶段性发展的而在后续镜头中，这一叙事将会受到故意的挑战古典文化地理学一般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卡尔·索尔（Carl Sauer）及其同事的研究，他们后来被称作“伯克利学派”，主张文化既包括“培育”——种植或养育——之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索尔创造了“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概念，用以描述某一地方如何“被某一文化群体从自然景观中塑造而成”一直到1970年代，与索尔的文化地理学观点一脉相承，曾出现了“超机体（superorganic）”或“文化决定论（cultural-determinist）”的研究方法。

这些方法视文化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体行动的混合物在1920年代，索尔曾反对非常机械化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决定论直到此时，这一理论一直主导着地理学研究环境决定论者不仅试图将文化描述为一种生活方式，还着重强调一种文明或进步的感觉。

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的欧洲，白人毫无悬念地被置于人类“族谱”（family tree）的顶端[i]此类理论令人怀疑，不仅是因为带有那个时代典型的种族歧视特征，缺少跨文化思考，而且在逻辑上也存在问题，因其误将文化在物质方面的表征作为衡量文明和文化发展程度高低的证据。

半个世纪以来，对于文化景观这种超机体的、索尔式的理解主导了文化地理学，尤其在北美，直到1970年代人文地理学的出现和1980年代后期所谓的“文化转向”的出现，后者不仅使这一学科发生了转变，而且也使文化的含义得到延伸。

在整个1960年代，地理学研究充斥着数学模型和空间发展的实证探索，即所谓的量化革命到1970年代，地理学研究开始反对这一方法，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均衡发展、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系统中的结构性矛盾等理论，从而开启了一个地理学研究的激进视角。

到了1980年代后期，莱斯特·朗特里在《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一书中总结了“新的”文化研究学者（如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杰克逊[Peter Jackson]、邓肯[James Duncan]和科斯格罗夫[Dennis Cosgrove]）的研究。

朗特里认为，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后现代的“文化转向”建构了自身在英美地理学研究中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的范围也不小，这一影响可见于一系列关于意义、权力和象征性景观的重要著作库克（Ian Cook）等人认为，地理学转向的基本叙事和初始动力主要来自于英国的地理学者，[ii] 克里斯·斐洛（Chris Philo）的著作《新词汇，新世界》（New Words, New Worlds）[iii]将“新”引入了“文化地理学”，尽管此前已经有亟需“新”文化地理学这样具有宣言性质的说法。

 ▲New Words, New Worlds，Chris Philo，1991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者的好奇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广泛的目的：首先，虽然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有引人注意的意图，但“文化转向”之后的大部分文化地理学研究在政治上走的都是后马克思主义路线，或者试图发展、或者反对自1970年代就主导了人类地理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文化转向的第二个目的是揭示思想、知识和社会实践是如何产生、如何延续、如何流通的，尤其是在日常领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要通过理解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和政治，来解释政治经济压迫，而对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恐同症以及其他此类压迫感兴趣的文化地理学者需要超越这一关于“体制”和“结构”的超机体思维，更细腻地理解关于人和地域的思想和态度如何渗入社会生活，从而解释压迫和残酷成为现实的途径。

来自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遍布地理学研究：文化的意义不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关于地域和人群的描述和表征成为分析的对象福柯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的思想以及关于“话语”（使人、植物、地域和其他事物可以被理解的一套陈述）的相关概念尤其具有影响力。

表征和话语在正式的文献中（如政府政策和规划报告）以及“日常”文本（如报纸、电影、电视节目和歌曲）中都可能会被当作“数据”，对此进行分析可以揭示话语形成的来源和轮廓——遍及社会的理念、知识、信仰、态度、描述和“常识”性的观念等，正是这些形塑了当代文化地理学。

与此同时，受文化研究的启发，地理学研究者拥抱了曾经被认为太花哨、太逃避主义、太普通的流行文化，把流行文化作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领域，从街舞到肥皂剧，再到杂志和漫画书，都已经成为文化地理学分析的表征资料。

然而，在整个1990年代，直到20世纪，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身也表达了对于当前文化地理学主流表征的不满，他们认为，文化地理学已经变得过分依赖于文本分析和文化话语，而缺乏必要的民族志方法来解释这些表征如何影响到人、社会政策以及实际景观。

因而，他们建议地理学研究者应努力通过一种“最新的”文化地理学来使地理学研究重新变得“实实在在”，以期取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新”文化地理学其中一个回应是引入地理学以外的另一套理论，这次是历史学和科学哲学，以及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等作者的著作，即所谓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

这一理论的关注重点不在于表征或者话语，而在于人、物、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持续生成其视角的核心是承认人类既不统治文化，也不在主观能动性方面处于垄断地位，反而是非人类物体、动物和植物被认为是和人类有着平等生存能力的行动者，在与人类相关的网络中被激发出主观能动性，使文化地理学从纯粹对于话语的关注转化为对于世界的深入理解：人文和自然之间不再是在二元对立思想影响下的两个毫不相关的领域。

克洛克（Paul Cloke）和琼斯（Owain Jones）通过转向“居住”（dwelling）这一概念将这一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了扩展薛伟德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失败之处在于其地域的概念，他则使用“生态”（ecology）一词，用来表明研究地域关系必须理解一个很大范围实体之间的互动：一些人类、一些实物、一些生物性的存在和一些人造物体。

他将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引入对于地域关系的思考由此看来，身份是不确定的、非本质的，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生理事实，而是主体在社会规范和社会理想构成的众多关系之中操演而成的。

这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规模、主体性、身体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   文化地理学之镜头二：更多保持不变的议题……镜头一（主要是起源叙事）暗示了现代文化地理学的一种有逻辑的线性发展过程然而在镜头二，我们意欲将这一过分单纯的线性叙事还。

原其复杂性，论述某些议题如何持续存在，尽管受到另类概念工具的影响而发生一些改变，而另一些范式“革命”则可被视为更加渐进和具有不确定性的转变我们认为，文化地理学挑战起源叙事是因为有些分析的对象（如景观）一直延续，尽管文化的定义发生了改变。

也就是说，通过讨论关于文化地理学的不同定义，我们希望既能显示出这一学科领域的修改和变化，也能显示出其稳定性文化地理学所表现出的稳定性首先表现在“文化”一词的意义取舍，尤其是“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

尽管人文学者和“新”文化地理学者想要超越对于文化的这一“超机体”概念，提倡对于个体和主体性的考虑，文化作为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实体所共享的特点一直延续着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指出了人类在转变自身生活地域的能动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其最大缺陷就是支持高度本质化的、充满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论断。

然而，即使存在批评之声，索尔所代表的传统理念仍然继续体现在一些文化地理学的入门教科书中在某些方面，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理念因其更加多元化的地理想象而代替了以前西方对于世界的主流认识，虽然已经遭到批评，但仍然得到重用。

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理论已经超越了殖民时期，但仍然存在于语言地理学研究中，很多关注原住民地理学的当代研究（包括分析亲属系统、仪式性的表演、政治斗争以及与土地的关系）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文化的共有性和领地的划分。

同样，很多关于国际移民、流散和多文化社会中文化实践的民族志研究也保留了一些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研究视角“文化作为生活方式”也存在于其他一直持续的“古典”争议中，如关于文化同质化还是文化混杂化的争议。

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过程都依赖于将文化解读为一种生活方式，尽管是以一种较之于文化地理学在超机体时代更加具有批评性和政治性的方式来进行的也有研究者认为，文化多样性在英美文化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正在发展壮大（比如通过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和旅游），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采纳和改变流行文化中的产品、故事和意义，并使之成为自己所有，这就是文化混杂的过程。

文化地理学中的另一不变因素就是“景观”尽管它不断被新的理论所解读，但这一主题一直延续“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当然将自己对于景观的解读区别于卡尔•索尔的经典著作首先，景观作为一个传载意义的指涉系统已成为一个相对概念，更加强调人文方法的使用。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化地理学认为，对于景观的分析明显是具有政治性的，尤其当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将不同意义赋予某一景观的时候从理论意义来讲，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不能称其为革命，而是一个自地理学人文传统内部焕发的、早就开始发生的稳步转变，不过恰好此时达到了高潮。

转变的不只是文化地理学对于现有概念工具的不满还表现在人们普遍怀疑是否有能力对当代经济和政治进程的复杂性做出一般性的解释尽管“文化转向”现在通常被理解为文化地理学在地理学方向上的一次激进变化，从而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其他研究分支，但是，其实理论方向的变化范围远大于此，也许甚至都和“文化”毫不相干。

文化地理学中对身份认同、权力和话语的研究并没有“独立”为研究分支，而是忽冷忽热，与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发展地理学和人口地理学平行发展因此，所谓的“文化转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次学科范围的转变，从试图发展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面而完美的理论，到试图发展灵活而不空洞的理论，更敏感地应对偶发事件、变异和矛盾冲突。

文化地理学之镜头三：重新定位“人”第三个镜头，也是文化地理学最让人感到混乱的镜头，是如何把人的因素放置在研究和思考中虽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对于景观和身份的研究使得这一学科开始关注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几乎从未涉足人类其实是文化的拥有者且已从自然中分离这一理念。

有些研究认为，文化是人类行动的“踪迹”，人类 “影响”或“创造”了景观，那么，这样的立场就拒绝承认石头、水、太阳、土壤和非人类的动物具有能动性“自然”于是成了一个迟钝的介质，一个被动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能动者。

在非西方社会进行的关于文化地理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对待自然的能动性方面，欧洲和北美的研究与原住民社会相比是如何的狭隘，后者对于土地、河流、冰川，以及其他自然特征的能动性和文化意义有着全然的领会。

在更深层次上说，有些地理学研究者在质疑“人”和“自然”作为意义范畴的本体论意义，并进一步质疑我们的存在与世界非人类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他们尤其建立了与科技研究者以及女性主义哲学家（如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之间的对话关系。

在承认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具有协作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能动性问题戴维德·克劳奇（David Crouch）、薛伟德以及莎拉·华特莫（Sarah Whatmore）等研究者的理论框架都包含景观总是大于人类这一思想。

[i] 他们的叙事通过交互性、网络、聚合、多重互动、能动性协作等概念，更强调非人类世界的主动角色，而不是将人类当作一种更为优越的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存在文化研究者除了注意到非人类世界行动者的能动性，还认为应增加对于各种感官通道的分析。

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因此展开了对“声音景观”（soundscapes）、“气味景观”（smellscapes），或者“嗅觉地理学”（olfactory geographies）的研究比如关于随身听的使用、舞蹈俱乐部和街头游行的研究。

此类研究对于如何看待人们通过感知和经验而行动、人们如何参与构成他们的世界都很有启发通过关注由气味、触感、音乐和声音所激起的经验性回应，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开始思考空间的情绪和情感维度解读世界是如何通过情感这一媒介而存在，这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对于理性主义和男权主义的社会科学遗产做出的挑战，因其将情感排除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之外。

对于试图在地理学研究中重新定位“人”的研究者来说，其第三个目的是超越正统的方法论和目前“解读”文化话语的标准实践深度访谈工具依然重要，但强调日常生活的情感构成使薛伟德所倡议的“方法论突破”成为必要这一突破激发了众多的实验性方法论策略，包括行为写作、互动式网站、照片和电影式新闻、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的三维地图，以及通过街区剧场和与身体有关的种种方式（如音乐疗法）共同参与创造世界。

近年来渗入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另一类方法与研究者自身相关：他们如何从特定的角度开展研究，其身份如何在研究中发生变化并遭遇挑战，其工作如何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背景下不同的大学机构、研究设施和学科传统中展开，并如何被解读。

研究者也愈加意识到其研究不可能出自缺乏地域特征、性别特征和“无族群特征”的区域，不可能毫无偏见我们已经讨论过关于研究者自身立场的问题，如我们曾讨论过索尔的文化地理学在北美比起在其他地方更加具有延续性，而在英国等地，“新”文化地理学的影响则更加明显。

更加复杂的问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何蔓延和混杂使用，研究者如何在从事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协商自身的立场、身份和局限性

  ▲   《文化地理学手册》（英）安德森 等主编，商务印书馆，2009年因此，文化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多样化的、神秘的学科分支，详见安德森（Kay Anderson） 等人在《文化地理学手册》（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2003）中的不同词条。

文化地理学在1980和1990年代逐渐流行之时，关于“文化”的单一定义早已被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以及追求多样性、自反性和超越二元对立观念的趋势所取代与此同时，一些老旧的、简单的传统依然具有生命力，仍然保有意义和相关性，尤其是针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如何改变和持续的争论。

尽管如此，在文化地理学领域出现的转变也在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等关联紧密的领域中出现了文化地理学研究者以其实验主义的精神，甚至是虚无主义的精神，正继续探索着该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关于人的存在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位置等，以此引出对于“人”“自然”“文化”等范畴效用的质疑。

也许文化地理学研究者重新解释了世界之后却发现，这一学科分支的身份其实可有可无果真如此，也许不会再出现更加大胆和激进的最终行动了　  本文原载于《文化研究》（第2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主 编 | 陈静文 编 | 刘蓉晖   美 编 | 邵佳滢（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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