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怀(文化关怀的本质属性及结构要素哪项不是)燃爆了

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虽然体现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但是作为一种有影响的知识生产方式，很多学者都强调历史化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过程。

 

人类学之滇 主编：何明    值班编辑：覃延佳   试述历史人类学的三种基本范式——以英美为中心的讨论周秋良，胡鸿保近年来国内学界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做了不少经验研究，也产生了一批成果[1]同时，对于国外历史人类学的著述多有引介，并翻译了一些经典著作。

[2]，不过，与前者相比显得比较零散，梳理多以时间为序、陈述不同时期“史”的演化，而缺少对国外这一分支领域的总体把握我们认为，历史人类学的性质和特征不可能从抽象的思辨中获得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人类学学科传统和历史学学科传统在许多主题上相遇，由此引发的对话与挑战，使得历史人类学研究总是倾向于从反思学科基本观念和基本假设出发，逾越学科边界，形成新的想象方式、理论模型和研究领域。

[3]我们觉得，如果从范式（paradigm）的角度去做宏观分析，或许有助于厘清问题，切实推进该领域的研究由于理论立场的差异，人类学家通过不同的途径转向历史从笔者搜罗到的文献来看，虽然存在个体差异，但总体而言，三种基本的范式已经形成。

符号学范式主要包括从阐释人类学和结构人类学传统出发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主要代表有格尔茨、萨林斯和大贯惠美子等人，他们将文化视为共享的意义体系，强调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性，文化是历史的主体，关注文化秩序在时间中的再生产与转型。

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研究途径成为反思族群与族性、本土化与全球化以及文明冲突等问题的重要方式政治经济学范式在一些基本方面与符号学范式刚好相对，沃尔夫、西敏司和罗斯贝里等人认为，历史是物质性的社会经济过程，文化从属于历史，文化不是共享的意义体系，社会经济不平等和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格局提供了不同的意义模式。

文化政治学范式从学科制度、学科实践与殖民统治的关系出发，反思了学科隔阂的不合理性，强调史学和人类学的相互批判、相互补充，以此透视文化在历史中的形成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强调结合田野敏感解读档案资料，在田野工作中带入历史意识，聚焦于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思想渊源上，他们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底层史研究关系比较密切。

通过对三个范式的比较分析，本文拟对英美人类学家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做简单介绍，对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传统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行梳理，并尝试指出当前历史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课题本文仅是笔者的一项探索，呈请识者斧正。

一、对历史人类学的一种“操作性”界定学科存在于学科的历史实践中，学科的边界首先是学术共同体的边界——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界，是在学术讨论中不断移动的边界；而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共识是学术共同体动态整合的基础，学术共同体以此组织其意义体系、社会网络和制度化的学术实践。

在此，囿于研究者自身的条件和研究的需要，我们试对历史人类学做一个“操作性”的界定：历史人类学指的是二战后在英、美逐渐出现并于1970年代末后始成潮流，以孔博纳（Bernard S. Cohn）、萨林斯(Marshall D. Sahlins)、西敏司(Sidney W. Mintz)等人的经典文本为蓝本的一类学术研究。

对于这一界定，还需稍加说明：首先，年代学问题历史人类学具体起源于何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4]，重要的是历史人类学在1970年代末以后始成潮流，这是我们在讨论历史人类学的性质、尤其是关心其语境时要注意的一点。

对于二战以前有关“历史/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观点与论战，本文不拟过多卷入；过于强调经典人类学中的有关讨论所带来的误导可能更甚于割裂历史带来的误导其次，地理—文化边界以“英、美”为限，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首先，在欧陆学术界，历史人类学主要是指一些历史学家的活动，基本对应于孔博纳早年所提的“人类学的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其次，爱尔兰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作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由于学术传统的差异，目前与英、美历史人类学还缺乏深入的对话，故被划出界外（当然不排除在以后的知识生产和学术传统生产过程中出现边界消融的可能）；第三、“英美历史人类学”并不局限于英美，包括欧洲、日本、台湾以及拉美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少学者在这一学术传统中从事学术活动。

[5]，但美国的中心地位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经典的选择选择孔博纳、萨林斯、西敏司、科玛洛夫夫妇(John & Jean Comaroff)以及罗斯贝里(William Roseberry)等作为标志性作家，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前的有关研究中被反复引用，其地位的重要性也反映在德克斯（Nicholas B. Dirks）、阿克塞尔（Brian Keith Axel）和杜比（Saurabh Dube）所写作的近年来影响最为广泛的综述中。

[6]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家在理论传统和研究区域上有很好的代表性孔博纳和科玛洛夫夫妇属于人类学的芝加哥学派，并与芝加哥大学的“本土社会学”（ethno-sociology）研究关系密切，其中科玛洛夫夫妇出道于英国的曼彻斯特学派；萨林斯早年从事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生态学的人类学研究，其历史人类学则主要遵循结构主义的理路；西敏司的《甜与权力》已成为美国不同学科的许多理论性或应用性课程的重要参考书，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世界体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派的旨趣。

从研究区域来看，孔博纳埋头于南亚（印度）研究，萨林斯常被介绍为波利尼西亚史专家，西敏司的主要田野点在加勒比地区，但他的研究循着糖的销售来到了欧洲，科玛洛夫夫妇则一直和那些曼彻斯特的人类学家们一起从事非洲研究，可见几乎人类学所关心的所有主要文化区都有涉及。

这一分布表明，历史人类学已经超越了某一单一的学派与传统，也超越了区域研究的限制，开创了一个相当开放的学术对话空间，我们也有理由期望这一空间的进一步拓展总之，本文在界定历史人类学时，采纳的是实用主义的立场，也是某种学科史的立场，强调学科实践中的对话关系。

研究作为“沟通网”的历史人类学，不能回答历史人类学是什么以及历史人类学应当是什么等可能让人感兴趣的本质性问题，而且笔者也认为在当前对这些问题最好保持禁欲的态度，转而关心怎样促进历史人类学知识的有效生产但是，这种近乎不求甚解的姿态，并不妨碍我们去反思、展望和评估历史人类学。

二、范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范式概念是由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1960年代提出的[7]库恩认为，在科学发展的常规阶段，存在着支配性范式，决定了研究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想象，研究者就在它的卵翼下小心地提问、观察、验证、写下结论，科学也在知识的积累中缓慢的发展，直到科学革命出现。

但是，库恩并没有给这一核心概念下明确的定义[8]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eorge Ritzer）在将范式概念运用于社会学时指出，各种社会学理论之间虽然存在一致性，但不能否认在社会学这一大的共同体下面包括一些被称为范式的小的共同体，在每一范式内部，研究者都共享了四项基本要素：共同的蓝本（经典之作）、对研究主题（subject matter）的想象、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框架。

[9]；人类学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10]不过，历史人类学的范式问题一直没有被明确地提出来在本文中，用来把握历史人类学的范式概念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范式可以被想象为人类学历史转向的一些“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不是地理空间，而是一些意义交流的空间，一些追求内部对话的学术群体；其次，这些交流活动在历史人类学中总是要涉及到认识论问题，使得不同群体间形成了间接的对话与交锋，也向我们显示出历史人类学的内在差异，提示了定位和分析不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坐标。

正是在此基础上，更多的问题得以浮出水面我们从历史人类学学术圈的对话入手，试图参照学科传统来理解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理路，通过对主要历史民族志著作[11]的解读，较具体地分析了不同形态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人类学因素和史学因素结合的方式，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历史人类学的三个主要范式——符号学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和文化政治学范式——并试图在后续研究中从理论传统、对话关系、基本关怀、经典著作等方面进行论证。

我们认为，在保持历史人类学多元范式状态的同时，推进具体有效的对话，比单纯强调分或者合更有利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从知识生产实践的视角出发，本研究的范式分析不止是将范式视为共享某些认识论假设的学术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对话共同体，这一转换更便于将历史人类学视为一个（一组）特殊的学术空间的形成过程，也便于范式与共同体边界的描述。

三、历史人类学的多元范式相对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硬的社会科学，人类学对于范式概念的使用比较谨慎在那些学科中，很那有人能像萨林斯那样，依次穿越马克思主义、新进化论、结构主义、反思人类学等数个基本“范式”。

人类学的理论范式、概念框架和研究主题常常因所研究的文化区域而变化，我们看到研究非洲的英国人类学家基本上都属于曼彻斯特学派，研究加勒比地区的人类学家群聚于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这也表明，在强调民族志基础地位的人类学中，理论在经验研究中的建构性作用要比在硬性的社会科学中更弱。

但是，在人类学家的历史研究中，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历史人类学的多元范式状况虽被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但一直没有明确地提出来根据对有关文献的梳理，我们觉得存在三个基本范式：符号学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文化政治学范式（或批判的历史人类学）。

符号学的原型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人类学中的符号学范式强调文化与交流的关系，关注表象如何运作、意义如何产生等“诗学”论题，主要包括象征人类学、结构主义和认知人类学等理论流派历史人类学的符号学范式的核心关怀是文化结构（模式）的再生产与转型，在历史观方面，强调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历史感（historicity），甚至同一族群内部有不同的历史感，于是在方法上产生了解释难题。

政治经济学派渊源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强调文化的物质性，文化形式被理解为物质过程的产物，典型的是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稍弱的表现形式是强调客观社会过程的作用由于倡导研究社会物质过程对文化的建构，所以政治经济学的人类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有其历史倾向。

文化政治学是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文化研究”转向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式不管是称之为“文化政治学”、还是“批判的历史人类学”，强调的都是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集中关注在这一范式中，学者们通常从三个相似而有些许差异的视角来理解文化：霸权、话语与意识形态。

下表是对这三个基本范式的简单归纳[12]表一、历史人类学的基本范式范式蓝本主题方法理论符号学范式格尔茨《尼加拉》，萨林斯《历史之岛》，大贯惠美子《作为镜子的猴》文化模式或文化结构的稳定与变迁多半有小范围的田野点为依托。

阐释学，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西敏斯《甜与权力》，罗斯贝里《人类学与历史学》世界体系背景下的文化变迁，历史、不平等与文化重文献，进行跨区的大范围的比较世界体系理论，马克思主义

文化政治学范式孔博纳《殖民主义的知识形态》阿克塞尔《来自边缘》权力的知识形态，文化的生产档案的批判性解读本土社会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这个表格提供了一幅历史人类学的“地图”，地图的特点在于通过简要的标记作出关键的提示，但对这些提示我们还需要加以进一步说明。

三个范式的划分，地图上标记出了四个“客位的”标准，但是这种标准并非不容置疑，而且没有对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认同做出说明从根本上来说，客位标准如果不能获得“主位”标准的支持，分析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如果从纯粹客观的角度来论证四个方面的测度，我们对历史人类学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反映人类学实践的能动性，不能认识到逾越是人类学这一学科（或者所有学科）的基本属性，不能反映学科实践与学术场域学术语境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研究中，虽然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深入分析，但考虑到历史人类学内部的对话状况，这种客位分类体系的主位基础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佐证：即使是将我们的研究对象历史人类学限定在英语人类学文本范围之内，学术对话网络的内部边界仍是清晰可见。

符号学的历史人类学中很少谈到其它范式的研究，如在《时间中的文化》一书的“导论”中[13]，大贯惠美子阐述了利奇（E. Leach）、格尔茨、萨林斯和她自己的一些共同关怀以及有关争论，对马克思主义一派只是简单提及，一笔带过，而对孔博纳等人的研究则只字未提。

政治经济学家的基本原则也是很清晰的，罗斯贝里的《人类学与历史学》[14]虽然讨论了各式各样的人类学家，但讨论之后将格尔茨、萨林斯等按下不表，而是强调马克思和沃尔夫在文化政治学范式中，德克斯比较充分地介绍了前面两派的研究成果，但介绍本身却是批判性的；阿克塞尔在探讨“历史人类学及其发展变迁”时，萨林斯、罗斯贝里诸人难觅踪影。

这些综述性的论述往往是通过“修谱”来探讨理论问题，边界意识和认同意识同样明显；而在“历史民族志”文本中，对其他范式的提及就更为少见了对话网显然与现实的社会网关系密切，这里就不展开了，我们想要强调的主要是。

范式所描绘的认知鸿沟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一致性接下来，我们还要对这些“客位”标准作一些说明首先，三个范式对其研究对象民族志主体具有不同的想象，做出了不同的假设我们以“殖民遭遇”这一历史人类学中的常见论题为例予以比较分析。

在萨林斯的分析中，对于夏威夷人而言，库克船长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客体，夏威夷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文化范畴对库克进行定义，与他展开互动，历史与结构转型也反映夏威夷文化自身独特的历史性，夏威夷的历史是夏威夷的文化安排的，夏威夷的文化也是夏威夷的历史安排的，所以民族志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有边界的文化共同体自身逻辑的结果，殖民遭遇提供了新的刺激方式，也将他者的文化范畴置于指涉风险的境地。

相对于这种单一的民族志主体，在西敏司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民族志主体，这些关联我们可以区分为一些层次，17—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在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英国国内社会等级中的位置，以及在家庭、日常交往层面上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等，在这一关联网络中，权力作用于意义，成为理解不平等社会地位与意义形成的核心。

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的是处于关联网络中的民族志主体在文化政治学中，人类学家们努力建构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相统一的分析单位，双方互为分析对象，互相建构，但是在分析中突出的不是纠缠在一起的政治经济过程，而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社会学知识，以及知识的权力基础和权力效应，民族志主体在殖民主义的文化工程中被建构出来。

三个范式构想出了三种不同的历史人类学民族志主体，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僵化彼此间的边界，比如民间审美一直是大贯惠美子的分析焦点，在她早期研究中，民间审美概念假设了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界线，并选择了结构主义人类学作为基本分析框架，但在近年的研究中（如《神风日记：反思日本学生兵》

[15],），她更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宣传如何影响了日本人民对樱花等文化符码的审美方式，从而将文化政治学的考虑纳入了她的分析视野这些越界行为反映了边界本身的流动性，但似乎也难以否认边界的存在人类学理论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历史分析领域，同时也引发了理论模式自身的变化，所以人类学理论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要比预想的复杂得多，人类学理论范式不一定与历史人类学范式一一对应。

符号人类学在通常用法中，主要包括了阐释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但在历史人类学的符号学范式中，我们强调的是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历史学家很喜欢挪用阐释人类学进行历史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被人类学家忽视或批评，《尼加拉》虽然研究了历史，但我们很难称之为“历史的人类学”，因为历史没有形成对文化理论的挑战，而只是意味着人类学分析领域的扩大。

难以断言阐释人类学对于将来的历史人类学会有什么样的价值，但边缘化是其现状本土社会学（ethno-sociology，直译为民族社会学）与民族科学（ethno-science）一样，属于认知人类学一个分支流派，在引入南亚研究后，人类学家们阐述了殖民社会学与殖民权力的关系，孔博纳关于权力与知识的研究虽要早于福柯，但后来这些人类学家的分析显然与福柯、赛义德等人的思想关系密切，本土社会学成为了批判性分析的对象，从而背离了符号学范式的基本关怀。

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常常被认为与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关系密切，但沃尔夫提供的是一幅不同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图景，更重要的是他对传统人类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台球厅”世界想象提出了难以回避的批判，或许可以称之为世界体系理论的沃尔夫版本。

在理论框架的应用方面，历史人类学既体现了对传统理论的借用，也体现了分析框架的解构和重组这种传统与逾越的关系[16]，我们今后将进一步予以分析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却不一定如此。

历史方法往往是历史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很多历史人类学研究并不以田野工作为基础人类学家常常是对某一地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研究后，转而从事历史研究，本文中提及的主要人物如孔博纳、萨林斯、大贯惠美子、西敏司等莫不如此。

不可否认，田野经验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人类学家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也丰富了人类学家的历史想象，但历史研究不一定要以田野研究为基础田野工作通常被认为是获得人类学职业身份的“成人礼”或“通过仪式”，但当代确实有一些基本没有做过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

某些作者将历史人类学理解为田野工作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这种观点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17]我们主要在学科史的意义上讨论这些范式，只是通过范式概念来标记人类学家历史研究的主要路径，我们没有必要将这些历史人类学范式视为支配范式，视为人类学家历史研究的标杆。

同时，我们用范式概念标出的这些认知层面上分离，也不是那么容易跨越的，或许，我们可将这些范式布罗代尔式地理解为现在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时所面临的情势（Conjunctures）四、讨论或许我们有足够的历史证据，可以认定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前世姻缘。

现代学科制度的建立，包括功能主义科学民族志主流地位的确定，导致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分道扬镳即便如此，史学家与人类学家还是可以分享某些感觉“历史即异邦”的格言准确地暗示了这两个学科共同遵奉的一项基本信条——“远离自我”。

历史人类学常常被想象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不过，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对历史人类学的进一步理解，需要超越人类学的视野通过阅读研习有关文献，我们获得如下几点认识，愿提出来与同道们切磋1，除了经常为大家提到的历史学研究中的成果和争论外，文化研究本身也能帮助我们澄清一些问题。

霍尔（E. Hall）区分了理解文化的符号学途径和话语途径[18]：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符号学途径关心表征如何运作，语言如何生产意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诗学”；而话语途径更关心表征的后果和影响——即它的“政治学”。

话语途径强调知识与权力的关联，话语对于行为、主体性以及社会文化秩序的效果；同时，相对于符号学的共时性模型，话语研究总是考虑话语的历史性，考虑在特定情境中以特定的方式配置的话语作为一种20世纪90年代以后风行于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内部也有不少人号召找回马克思主义，找回政治经济学。

加恩海姆指出，“只有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桥梁重新建成之后，文化研究的事业才能成功推进”[19]他认为，文化研究偏离政治经济学视角，否定文化活动中的经济力量，走向民粹主义和认同政治，付出了代价作为一个对抗性的政治运动，文化研究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这一政治事业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外是无法得到维持的，而文化在生产方式的框架中，也能得以保留。

这些阐述，毫无疑问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人类学中符号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政治学三个范式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也启示我们，不能轻易断言文化政治学已经战胜了政治经济学2，三个范式在很多基本方面是相互纠结的，形成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一系列三角关系。

从表达方式来看，符号学范式主要是描述性的，首先认可了文化的实在性，然后发展出描述这一实在的不同方法，但是在描述的基础上没有发展出有效的解释方案；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分析性的研究，从而将文化形式解释为客观力量——生产关系、阶级（不平等结构、权力）——的产物；文化政治学发展的是一种批判性研究，这种批判用赛义德的话来说就是对抗，对抗首先意味着道义的反抗：“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是为改善人的生活的。

批评的本质就是反抗各种形式的暴政、统治和滥用权力”[20]其次，对于文化与其它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三个范式也有不同的理解，符号学范式倾向于观念结构的决定性，政治经济学范式选择了物质决定论，而文化政治学范式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

另外，符号学范式主要从沟通关系来理解文化，政治经济学范式主要从生产关系来理解文化，文化政治学范式则强调文化与权力关系的联系最后，三种范式借用了不同的历史概念符号学范式的历史研究接近于传统的文化史（大贯惠美子的研究中有不少地方直接引用了文化史学家的观点）；政治经济学范式则坚持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强调历史的客观性，接近于新社会史的历史概念；文化政治学范式的历史概念接近于新文化史的理解，双方都强调权力（国家建设或殖民遭遇）过程中知识、话语、表象的积极作用。

这些差异还需要进一步定义，同时相互之间潜在的互补关系也值得探讨3、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虽然体现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但是作为一种有影响的知识生产方式，很多学者都强调历史化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过程。

那么，本文的研究对于国内历史人类学研究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想要强调的是，由于语境的差异，导致了议程和话语规则的差异，这一框架不能套用于中国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国内学者的某些研究尽管如此，这些评介还是应该能够启发我们提出更多的课题、用更多的方式想象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