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所措(不知所措的周余)原创

1950年初，梁先生转住北京。3月12日晚，毛泽东邀梁先生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话，叙至午夜，转餐叙。毛问：“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梁反问：“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

 

梁漱溟先生日记，起讫时间为1932年到1981年，横跨半个世纪从其一生事功对应的时间看，1932年，他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在北京村治月刊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1981年，他写出《试论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一文。

对梁先生来说，这都是标志性的文字，换个人，也写不出来从1932到1981之间，1938、1941、1946、1950、1953等，又都是梁先生人生中的标志性年份其中每个编年数字，都含有独属于梁先生的传奇故事。

换个人，就不会发生面对一部日记，开卷之前，对作者已有初步了解，会自然尝试一种跳跃阅读的方式，专挑其中最有故事的时间点去看。看《梁漱溟日记》，就是这种心理。

先找到1938年是年1月，梁先生第一次访问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持续一周余，其中两次彻夜长谈谈话主题，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基本思路，问题绝大未料是年日记极简略，全年内容不到一百五十字最想看的1月份还是空白因此，须尝试关联阅读方式，争取从梁先生其他著述中找到相关记述，读出缺失的日记内容。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一书中，初访延安一事被梁先生列为专章其中记述甚详他是1月5日从西安出发，25日返回西安，有两位随行者，历时三周梁先生描述途中情景说：“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公路规矩。

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艰辛若此而不辞，梁先生心里有事他欲从根子上改造中国社会，深知须有大力，但对当时国民政府，他有所失望，想另找希望。

梁先生说：“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

“奉命”之命，来自蒋介石内心律令，使他走向毛泽东盖有契机在内且看梁先生一段原话——“国民党原来领导中国革命，口里亦总在念‘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却是革命情绪已不紧张政府固以建设号召于国中，而路线走向哪里，颇不明了。

除蒋公一人焦劳不已而外，多数生活逸乐，早已安于现状切志革命的人，自不免自寻出路血战十年，真是民族的深痛极憾！所以自从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国民党艰苦淬砺领导国人共同抗战以来，当然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此处所谓“转机”，即梁先生访问延安的契机。

国共两家长期内战，因卢沟桥事变而告停息共产党人一弃一取之间，梁先生看到变化，由衷欣喜深看一步，又生疑虑十年血战，一朝终止，如此巨变，能否持久？国家得此统一，是因同仇敌忾，虽足欣慰，终归外因巩固统一，实赖内因，内因的延续和强化，如何求得？都不能不考虑。

若无远虑，必陷近忧远虑近忧，促使梁先生访问延安，欲做两件事“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他说：“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

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

据梁先生记载，这次访问延安，中共方面的领导层中，他见了多半，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他俩对谈八次，长谈六次，通宵达旦谈了两次梁先生说：“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交谈间，梁先生把自己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等赠给毛泽东。

隔一天又见面时，毛泽东带了一沓纸，梁著中的要点或毛觉得精要处，“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他们谈政权，谈团结，谈时局……梁先生表示：“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而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

”梁先生的基本意思是从国情出发，国情决定无须革命，更不该暴烈，改良是合适的建设途径，毛泽东不同意其看法，原因是，“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他认为梁先生过于看重特殊性，忽视了一般性。

毛先生的基本意思是从普适性出发，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社会这次访问，梁先生说：“我与毛先生两人间的争论，到此为止”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其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梁先生是该会倡议人、发起人、组织者。

故，民盟另一发起人张君劢曾说：“假如说有一个人可称为民盟之父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梁先生”读《梁漱溟日记》，1941年3月，他从1日写到13日，此后空白其中，12日内容为：“在君劢家聚商进行”页下注文字为：“聚商进行组建民主政团同盟事”。

至于19日成立经过，又须在其日记之外寻找记载1960年代初，罗隆基写过一些回忆文字，谈到民盟成立当天现场这些文字后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为《“和平”的确死了》一书该书第一张第一节有如下记载——“……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它是1941年3月中旬由十七个人在重庆特园一个秘密回忆上正式签名成立的……开成立会那天，签名是依年龄为序，张澜签第一名，我签末名到了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推定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为常委，并推定黄炎培为常委会主任。

此外又推定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这就是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简单的机构和人事安排”1946年，从政协会议召开，到政协五项协议的作废；从国共和谈，到内战重开；从“民盟之父”的作为，到民盟之声的影响，都大有故事，大有声光，且曲折离奇，值得大书特书。

读《梁漱溟日记》，是年全部空白政协会议的前奏很有趣按梁先生在《我于中国民主同盟》中的说法——1945年“日本投降，国共两党争着‘受降’国内许多地方已由共产党给解放了，受降接收了，而国民党却不予承认国共两方争着受降接收，就在各处打起来了。

后来由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停战，就由马歇尔代表美国居间，组成停战回忆在停战会议上，许多条件难得协议，战不能停，政治上也就无从协商起所以，1946年1月10日那天，停战协定在早晨签字，上午十点钟开成了政治协商会议。

内战既停，协商已成，梁先生遂连发两文，公开宣布自己退出现实政治，专做文化研究工作谁知入春不久，4月中旬，中共军队攻占了长春马歇尔有点手足无措，即请民盟出面调停从4月23日开始，民盟介入东北问题的商谈，梁先生自不能置身事外，即回头继续奔走和平，还奉命于危难之际，自。

5月初开始，担任民盟秘书长梁先生就任后，请了无党派的胡政之、青年党的李璜和民盟的张君劢，一同汇合和平势力当年民盟有“第三方面”之称，经梁先生如此扩展，力量更大马歇尔曾说，他从前所苦闷的一点，就是第三方面不够团结。

结果，他远道跑来为中国谋和平，却得不到中国国内力量的帮助如今能这么团结，调停的力量自然增强调停之力，使第三方面居主动地位——分别登门听取国共双方意见和条件，弄明白各自意图后，讨论出折衷方案，作为第三方面的主张，向国共双方提出，听取各自反响，再依据其反响讨论较稳妥的解决办法，以利最后提出时双方都能接受。

1946年秋，东北战事已打得一塌糊涂，想调停得双方退兵，几无可能第三方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勉力以赴但由于多种历史和现实原因的交错缠绕，10月28日，在梁先生主持下，民盟同人匆忙中形成一份方案，“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歇尔”。

结果，国民党方面的陈诚认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我不能接受”，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态度更激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

面对“态度激烈，泪落声嘶”的周，梁先生“自觉理短，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尽管设法收回了此方案，事情没有再闹大，梁先生却决意彻底脱离政治他辞去了民盟秘书长职务，次年九月，“声明我从此不在组织中”1946

年11月初，梁先生离开南京，往重庆北碚，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后改组为勉仁文学院），从以往“劳攘奔走”转为“退处静思”，专心于著述和讲学事直到1949年底，一直住在此地其名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完成于这个时期。

1949年初，梁先生从重庆写出两信一封给民盟主席张澜，“请许我离盟”一封给“中共中央毛、周诸公，……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1950年初，梁先生转住北京3月12日晚，毛泽东邀梁先生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话，叙至午夜，转餐叙。

毛问：“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梁反问：“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梁漱溟日记》中，1950年的日记是从4月份开始，直到年底这次长谈事不见日记记录，是在其年谱中读至此，知其所历多次重大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在其日记中皆作空白，真不知何至于此？。

梁先生年谱中还说，颐年堂谈话结束告辞时，“先生从毛主席的词色间感觉出他的不快”后来回忆这次谈话，梁先生说：“往年访问延安，特别是1938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我临别出门犹觉舒服通畅之情怀，何以此次竟不可得？！如其说那次交谈是成功，这次便是失败。

寻思一时顿有会悟：……主席和我，彼时庶几乎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者而此次相见却不然，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意存规避，彼此各怀有得失计较，这些都是私心杂念”

直接翻到《梁漱溟日记》的1953年9月这是梁先生因与毛泽东公开辩论工农问题而震撼中国政治空气的一个月份梁先生年谱称此事为“九月风波”梁先生的本月日记，一天不少“风波”始末主要环节都有记录梁毛辩论现场气氛足令众人惊心动魄，日记中则一笔带过，波澜不兴。

这倒是梁先生的风度但要知现场的曲折惊险和梁先生的琴心剑胆，还须从其日记延伸至年谱日记中，9月9日，“午后怀仁堂开会，……周于散会时特致意希望明日发言，允之”9月10日，“怀仁堂会上发言人多，当告周如无时间即不发言，改用书面陈述，周答讲延会一日。

”11日，“午后大会上予发言，提三问题周似未能接受12日，“午后怀仁堂中央政府会议，……末后毛主席讲话（似暗有所指）”13日，“晚七时晤毛、周，对于我发言意旨所在根本没有弄清，且气不顺”15日，“索问计划有党内党外之嫌，提农民问题即是工农对立，二者皆大不可。

”16日，“午后开会予发言分三段，自以为无事”17日，“午后列席大会先章伯钧讲，次周恩来讲，追问过去政治行动，毛主席随时插言，有所表示高岗主席嘱次日准备发言”18日，“午后大会发言被阻止会上决定我的问题付全国委员会。

”由梁先生年谱1953年史料可知，上述日记简略所记，串起来一个很长的故事简单说，9月9日午后，政协常委扩大会议汇集分组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情况散会时，毛泽东、周恩来路过梁先生座前，表示希望他第二天说说话。

梁先生答应了次日，发言者众，将近散会，尚无梁先生说话机会他即写字条“亲自送交主席，我可以改用书面发言交来，不占会议时间但临散会，周公走过我面前说：‘会期延长一天，还是请你发言’”11日，梁先生遵嘱发言，说了不少话，其中借了彭一湖先生一句话——“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希望引起政府重视。

此话被毛泽东知晓12日，梁先生到怀仁堂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彭德怀讲抗美援朝彭讲完后，毛泽东即席讲话，“似无准备，在东说几句，西说几句之中，忽然说：‘有人反对我们到总路线，替农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吧！’”未点名，明显是在批评梁先生。

当夜，他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不曾反对总路线，愿面陈13日晚，毛泽东派车接梁先生看文艺晚会。梁见到毛，“欲复述11日发言，毛主席摆手制止，……即起身去看演出”。

15日，继续开会梁先生向主席台提交字条，要求发言毛泽东宣布，准许他次日发言16日，梁先生登台发言，重申拥护总路线，复述11日发言，表示乐意贡献自己多年来关于发动组织农民的制度设计17日，继续开会梁先生进会场，“发见坐席前散发一印刷件”，是他过去发表的一篇文章。

梁先生意识到要批自己“果然，先由章伯钧起立发言，指斥我许多继由周总理在台上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梁先生“一贯反动，暗中帮助蒋介石”，等等其间，毛泽东几次插话，说梁先生是伪君子，恶意反对总路线，“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

梁先生欲辩解，毛泽东宣布，会期延长一天，许梁先生次日发言18日，梁先生登台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毛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到话”毛泽东立即严厉回答：“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梁先生欲续说下去，因会场内群众哄他下台，便作噤声，心气平静，听陈明枢、何香凝、史良、荣毅仁、章伯钧、李维汉先后对他的斥责最后，会议举手表决，把他的问题交付政协委员会开会讨论处理那天，梁先生说：“散会回家，朋友关心多来访看。

颇有讶我态度安定从容者”《梁漱溟日记》中，1953年9月19日日记说：“午睡尚好，即夜来睡眠亦视前未胜，……”《梁漱溟日记》（上下卷）梁漱溟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

本文摘自张冠生《纸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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