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潢贵胄(天潢贵胄车在哪几章)新鲜出炉

战国时期是一个游士意气风发的时代，他们风尘仆仆于列国之间，上干国君，下治黎民，是当时政治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人。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4期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屈会涛手阅原创：紅色歷程 吴聃评论有礼 好书相赠关注并在近期推送的文章里留下评论，我们会选出精彩评论若干，并予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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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狼中贵族、包余田、小张那年、sue梦未眠...、惧留孙佛（吴桥亮哥）、OFJ、树听月夜请上述读者在公众号留言写明邮寄地址、联系方式以便我们给您邮寄赠书战国时期是一个游士意气风发的时代，他们风尘仆仆于列国之间，上干国君，下治黎民，是当时政治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人。

然而，细绎史籍，我们发现游士的活跃只是当时政治的一个侧面，与此相对，当时的公子阶层也非常活跃，而且可能还发挥了比士人阶层更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前贤注意及此的似乎并不多，本文将根据史籍中关于公子阶层的记载，具体分析公子阶层的职责、作用与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对战国时期的政治传统做一简单的阐释。

一、战国时期公子阶层的职责与作用战国时期，姓名、事迹可靠的公子达百人之多，如果再加上那些根据现存资料推测可能为公子的人，其数量就更为可观了史籍中留有如此数量公子的记载，本身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公子这一阶层在当时的政局中是非常活跃的。

通过考察他们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当时的政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1、为质；战国时期，七雄并列，为了敦睦邦交，为了求和或求援，往往需要派人去其他国家为质这种质子一定与君主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才能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因为“人之情莫不爱其子”，所以质子就非公子，甚至太子莫属了当时的策士苏秦就曾对报仇心切的燕昭王这样说:“王诚能毋爱宠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2、任相: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公子的从政经历，除樗里疾之外，多已不可考。

但蒐集各种史料，我们发现很多战国公子任相的记载战国初期，魏文侯卜相，其结果就是任用其弟魏成子为相，这一任命其实是一个很能反映当时政治特征的典型事件以后公子任相更是无国无之，代不乏人3、出使:战国时期，公子有时也担任使者一职，如秦国的公子池曾奉王命去赵国，责让赵王背信弃义；再如秦昭王曾派公子缯去赵国索要土地。

公子有时也奉命与他国订立盟约，结成攻守同盟前283年，秦攻魏，孟尝君任魏相，他去燕国求救，对燕王说:“先日公子常约两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愿大王之救之”遗憾的是，这两国公子的姓名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以公子的身份约两国之交，这件事却是肯定存在的。

4、将兵:公子将兵也是战国时期的普遍现象，而且从战国早期至战国末期一直存在杨宽先生认为魏国公子将兵只是战国早期的现象，自从太子申、公子印将兵被擒之后，魏国就“不见太子与公子为主将者”然而，细绎史实，却可以发现这一论断并不准确。

公子印之后，魏国至少还有两例公子将兵的现象，一例是公子景贾，另一例是公子咎当然，这还没有算公子无忌，他曾任魏国的上将军，率六国军伐秦再如秦国，早期有公子卬率军伐魏，晚期有公子成蟜率军伐赵韩国则是直到灭亡前夕，仍派公子韩阳去防守三川郡。

赵国灭亡前夕，幽王迁中秦人的反间计，废李牧，使赵忽代替他领兵抗秦，这个赵忽应该也是赵国王室之人这种王室公子未必有过人的军事才能，但其忠心则是可靠的5、受封:这与为质一样，也只有公子才可以承担的职责比较著名的例子有赵简子封其侄为代成君、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秦封公子恽为蜀侯。

这种分封公子的政策往往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镇压措施，等条件成熟后，这些地区都会收归国有，按照县制重新编制所以，这三例分封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多的也只有两代人而已6、议事:有些大事是只有君主的父兄才能决定的，如领土的割舍献纳，昭王九年，魏、齐、韩攻秦，至函谷关。

秦王对楼缓说:“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楼缓说:“割河东，大费也免放国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问焉？”于是，昭王召见公子池，公子池主张割地请和秦王派公子池以三城向三国求和，三国解兵而去。

“此父兄之任也”，短短六个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公子在当时政局中的作用除了领土的割舍，其他比较重要的大事，也应该征求父兄的意见乐毅在《报燕惠王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

”乐毅把“不谋于父兄”作为昭王对自己特别赏识的表示，也就是说，燕王在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征求父兄的意见君主征求父兄的意见似乎是战国时期政治中的通则，这在《韩非子》中也有反映韩非子说:“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

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这里把父兄和大臣并列，他们的意见是君主必然要咨询的战国时期的公子阶层，由于接近权力中心，与君主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成为君主进行统治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也因此成为当时官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公子与士人是战国时期官僚的两个最主要的来源。

二、战国时期公子从政现象出现的原因士人之得入仕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才能，那么战国时期的公子为什么能够入仕从政，进而在当时的政局中发挥重大作用哪？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君主对血缘关系的依赖，二是游士阶层的不太可靠。

在战国时代，君主为了防止孤立之患，保障自己政权的安全，可资依靠的力量只有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父兄子弟对他们来说，血缘关系乃是最自然、最值得信任的关系因此，任用父兄子弟就成为君主必然的选择，这是君主权力的自然延伸。

对于这一点，战国时代的人有着深刻的切身认识韩非子在《备内》篇中说:“人臣之放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可见，如果是骨肉之亲就可能产生自然的遵奉意识，而不是拘于权势，不得不然第二个原因是游士的不可信赖。

战国时期当然是中国历史上士人最为重要的时代，王充在《论衡·效力》篇中说:“六国之时，贤才智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真是“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然而，尽管这些士人具有决定一国命运的能力，但他们与所服务的国家却只有买卖关系，如果不得志，自可以去其他国家碰碰运气。

韩非子在《有度篇》中就曾经批评过这些奔走四方没有国家观念的人，他说:“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而且游士奔走于列国之间，只是为了猎取富贵，如果有利于自身的富贵显荣，他们是不会顾惜所服务国家的利益的，有时甚至只有损害所服务国家的利益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在当时风头最劲的纵横家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战国策·赵策二》苏秦曾这样形容主张与秦连横的人:“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

”当然，主张合纵的人也并不是真心从他所游说的国家的利益出发张仪就说那些纵人也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的奸臣:“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寡可信，说一诸侯之王，出而乘其车；约一国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

”游士既然如此不可信，就要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引进足以牵制游士、又为国君所信任的人这样，父兄子弟就成为最自然的选择，公子与国家命运与共、同气连枝，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到他们的富贵尊荣，他们自然也会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富强的最可靠力量。

韩非看到韩国不断地削弱，心急如焚，数次上书进谏入秦之后，还向秦王上书，主张存韩，其心系宗国的赤子之心昭昭可见韩非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立场，李斯、姚贾深明此道，借机向秦王进言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

”三、公子阶层的局限公子阶层尽管可以信赖，但他们自身也有缺陷首先，公子未必皆是贤者战国时期的公子，从人数上来说，与士人相比，总是有限的而且作为天潢贵胄，生活优裕，也未必肯像士人那样励志苦学所以亲贵中的公子如果确有贤才，往往就能够成为当时权势和声名都特别显赫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战国四公子了，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公子阶层的第二个缺点是他们天生尊贵，容易骄奢淫逸韩非子在《亡征》篇中列举了四十七种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征兆，其中有不少是关于君主的父兄的，他说:“父兄大臣禄秩过功，章服侵等，宫室供养太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

臣心无穷者，可亡也公婿公孙与民同门，暴慠其邻者，可亡也”这种情况在现实中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苏秦也曾这样对楚王描述楚国的公子:“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使王见疾于民，非忠臣也”他警告楚王应该“慎大臣父兄”。

第三个缺点为树党当然，所有的大臣都可能树党，但是公子作为君主经常咨询的对象，有向君主推荐人才的便利，所以树党的机会更大对于这一点韩非子非常警觉，他说:“今则不然，不课贤不肖，论有功劳，用诸侯之重，听左右之谒，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

”他还专门为这一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父兄”，是奸臣篡夺权力的八种手段之一他说:“何谓父兄？曰: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谓父兄。

”而要杜绝这种现象只有奉行法家学说，严行督责，不令妄举第四个，也是君主最为忧惧的一个缺点是，他们是对君位威胁最大的人这使得君主在使用他们的时候都保持着一定的戒心《孟子·万章下》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宣王问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公子当然属于贵戚之卿，战国时期公子篡位争权的事虽然发生的次数并不多，但也并不能完全杜绝，像秦国的公子壮与昭王争位、楚国的公子负刍弑哀王自立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齐国的田甲曾试图劫持齐湣王，孟尝君被怀疑参与了此事，被废还薛。

这种事对君主威胁最大，因此处置特别严厉，即使捕风捉影，也要严肃处理四、战国时期的政治传统公子与国同体，其忠心无可怀疑但是，公子未必皆是贤才，而且不仅未必有才，还可能骄奢淫逸，朋比为奸由此，他们不仅不能成为政权的保障，甚至可能成为政权中的赘痈。

而游士，自然拥有种种特殊的才能但他们周游于列国之间，追求的是自身的富贵显荣，所在国家的命运并不是他最关心的，其忠诚与否就成为君主所要考虑的问题公子可信而未必可用，游士可用却未必可信在这种两难的抉择中，君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亲羁并举，亲贤参用。

当然，如果把公子与游士放在一起，游士的锋芒肯定更为耀眼，而事实也恰恰如此，《战国策》一书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游士本身的锋芒，由于战国史料本身的特点，长期以来就让我们形成了一种偏见，以为战国时代就是一个游士的时代。

其实，除了游士以外，公子阶层也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更可能的事实是他们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起了比游士更大的作用，只是由于记载的缺失，这一点比较模糊而已李开元先生在《末代楚王史迹钩沉》一文中说:“孝文王和庄襄王即位时，在用人的政策上有一个共同的举措，一方面继续任用有功的老臣，一方面重用亲族，这个政策，史书上称作‘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

这个举措，是表示即位的新王，尊重秦国的政治传统，继承多年以来亲贤并用的基本国策这个亲贤并用的政策，一方面保证了秦国政权核心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使秦国能够大量吸收和任用国内外的优秀人才”关于李开元的这段论述，我想可以做一点引申，就是亲贤并用的政策并不单单只是秦国的政治传统，它是战国时期所有国家的政治传统。

因为这种现象并不是由某一国家的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它是由战国时期的政权性质和人才结构决定的，这是“家天下”的必然结果既然亲贤并用是各国共同的政治传统，那么国家的兴衰与亲贤并用这一政策就不具有直接的关系学界曾经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即认为秦国之所以最后能够统一六国，就是因为秦国从东方引用了大量的客卿，而六国之所以衰亡，就是因为六国任用了大量的宗室。

考察完战国时期的公子从政现象，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我想主要因为人们对东方六国宗室专权情况和秦国任用客卿的情况有着诸多的误解对这两种历史现象估计的畸轻畸重，造成了人们误以为秦与六国奉行不同政治传统的对立认识。

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一下东方六国的宗室专权和秦国的客卿制度，希望可以对它们有一个相对中正平和的认识:第一，对于东方六国宗室专权的误解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看似宗室专权的例子，细究起来，其实未必皆是如此比如这一时期的昭奚恤、李兑、信陵君、孟尝君等人的专权。

昭奚恤虽也出自楚国宗室，但是他之专权与黄歇专权是相当不同的他不属于公子阶层，他的执政意味着楚国又回到了春秋时代世族把持权力的时代，与公子从政有异奉阳君李兑的确曾在赵国专权，然而，他不是宗室信陵君是魏国的宗室，这没有问题，然而他没有专权，而是被排挤出朝廷，郁郁而终。

齐国在靖郭君和孟尝君时代的确曾专齐权，但此后，诸田虽然势大，却没有宗室专权田单虽属田氏，但他和一般的游士实在没有区别，其任相掌权，完全是因为卓越的才能和复国的大功第二，认为秦国的宗室专权影响了国家的富强，也是不对的。

秦国布衣卿相之局的初步形成是在昭王驱逐穰侯之后，然而穰侯专权的昭王前期，正是秦国逐渐取得对六国的决定性优势的时期这从司马迁对穰侯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来:“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

”也就是说，穰侯有时会顾念自己的私利，但是他的专权，并没有影响秦国的富强范睢游说秦昭王时所说的话，多为虚张声势的夸张之辞，可信性并不强第三，穰侯被逐后，秦国也并没有打破宗室对政治的干预，建立纯粹的布衣卿相之局，太后、太后的亲族、公子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影响力。

我们不说华阳太后、昌平君、公子成蟜，单从赵太后任用嫪毐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宗室亲族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力因此，可以说，秦国任用客卿的确有利于它一统天下的大业，但若说宗室专权影响了秦国的富强，则是不准确的。

以此例彼，关东六国任用宗室也未必是他们衰亡的原因了，任用亲族并非落后的表现也就是说任用有贤才的客卿固然是制度先进的表现，但任用宗室却是当时各国普遍存在的共同现象，因为它是当时政治结构的必然要求对此，管东贵先生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说:“皇帝制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政权的安全靠什么力量来保障？显然仍是只有靠浓于水的‘血’。

尤其在政权初创的脆弱阶段，保障安全的需要尤为迫切所以藉分封宗室子弟来建立保护政权的铁卫军，是环境使然的事”当然，公子从政可以收到保障之效，但也会引起公子对权力的凯觑，这又成为对皇帝的最大的威胁所以在优待公子的同时又要不断地裁抑公子，正如贾志扬在《天潢贵胄》一书中说:“怎样使用或者不用皇族特别是皇子，是君主政体生而与俱的麻烦”。

中国的皇帝制就在这种尴尬两难的生态环境中摸索前行。本文系转载，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2014年第4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