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逸才(旷世逸才杨度)怎么可以错过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成这个目的显然是有困难的，好在清廷在1905年决定考察各国宪政，预备实行君主立宪，这让杨度重新看到了希望。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成这个目的显然是有困难的，好在清廷在1905年决定考察各国宪政，预备实行君主立宪，这让杨度重新看到了希望在“五大臣”考察回国后，杨度受考察团随员、也是自己的同乡熊希龄所托，为考察大臣捉笔两篇论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

不仅如此，他还拉上梁启超也写了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成为当时知名的“宪政专家”1908年春，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而在功名上，当时他还仅仅是一个举人。

不久，杨度又在“皇族内阁”中当上了统计局长，好景不长，武昌革命一声炮响，杨度的官途也就烟消云灭了尽管随后上台的袁世凯对杨度颇为赞赏，但一直没能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好在此时风云有变，民国初年的乱象让一些人在束手无策后又开始怀念从前的帝制，而不幸的是，袁大总统便是其中之一。

对政治一向敏感的杨度自然嗅出了其中的风向，而他恰好又是君主立宪思想的铁杆儿拥趸尽管中国已经实现共和三年了，但杨度并不认为共和是个好制度，在他的眼里，最适合中国的道路依旧是君主立宪1915年夏，在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帝制共和论》一文后，杨度趁机抛出自己的万言雄文《君宪救国论》，其中公然声称：“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

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袁世凯看到杨度的雄文，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交政事堂制成匾额，由专人送给了杨度杨度接匾后又惊又喜，他立刻上了一个谢折，愿以“忧患之余生”鞠躬尽瘁，报国不已。

杨度不但是个理论家，还是个实干家1915年8月14日，杨度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鼓吹帝制，史称“筹安六君子”这“六君子之心”虽非日月昭昭，但也是路人尽知先前的好友梁启超骂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而在日本时经常出入杨度寓所的蔡锷在起兵反袁时也通电要求将杨度等六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在梁启超的笔杆子和蔡锷的枪杆子双重打击下，洪宪帝制搞了不到半年就宣布垮台，袁世凯因此心力憔悴，最后一病不起据说，袁世凯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人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在追悼会上，杨度给袁世凯写了一副挽联，既为大总统惋惜，也为自己辩解：　。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时至于此，杨度仍不认为自己错了当时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想问问他鼓吹帝制失败的感想，杨度以一种很安详的态度兼很坚决的口吻答道：“我的政治主张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的君主立宪的主张是不会动摇的。

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时，黄兴、孙中山主张共和革命，我不同意，我认为共和有缺点我和梁启超是老朋友，最初他也是主张君主立宪，可是到后来，他又改变了主张我则始终没有改变”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名，杨度因避祸搬进了天津租界，闭门读书。

对此，倒是辫帅张勋公然站出来为杨度说了句公道话：“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不仅如此，张勋还亲笔写了封信给杨度，对其表示同情一年后（1917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称“张勋复辟”。

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心目中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很显然，杨度仍旧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张勋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后只能使“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

电文结尾处，杨度将自己悲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风云际会，群魔乱舞，杨度空有一身帝王术和治国理念，最终因这次短命的复辟而落花流水，不复再问矣心灰意冷的杨度，由此遁入空门，转而在佛学中重新思考并反省自己的人生。

从此，民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政客，而佛学界则多了一位“虎禅师”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杨度一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做过幕僚，还闹出不少的笑话张宗昌常以汉高祖刘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爷）自命，而最喜戏呼杨度为张良杨度有一次笑道：“汉高祖能役功人，公仅能役功狗耳。

我固然不足以当张良，公亦非汉高可比”张宗昌说：“那你就是功狗啦？”说罢，狗肉将军放声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张宗昌以杨度为参赞，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有人以“狗肉将军”与之相配，亦绝“对”也后来北伐军起，杨度密告张宗昌加入国民党，以避免被消灭。

张学良得知此事后，问张宗昌：“听说兄台欲为国民党，不知有这事吗？”张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此乃是杨度教我的”张学良不满地说：“我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与国民党合作应一致行动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轻我。

且家父为吾等团体领袖，如此事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张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应这时，湖南人薛大可也在座，张学良便扭头对他说：“烦请寄语皙子（即杨度），如果他再饶舌，我到时要他的脑袋”杨度听说后，大骂张宗昌竖子不足以谋，随后连夜逃走。

不久，北伐军如风卷残云般扫荡华北，张宗昌一败涂地，最后遁居东瀛，不免仰天叹道：“悔不用皙子之谋也！”北伐后，杨度寓居上海，并成为杜月笙门下“清客”杜月笙对杨很敬重，但杨度对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不过，在1929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却利用“清客”的身份掩护了不少共产党人，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的入党是秘密的，系潘汉年介绍、伍豪（即周恩来）批准并由夏衍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杨度投机多变，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系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向鲜有人知，直到40多年后，此事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病重时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订《辞海》之时，一定要把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写进去，并叮嘱道：“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葬于上海外国公墓。去世之前，一向善写挽联的杨度也为自己预备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