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燃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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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论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

”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

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

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

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

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

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赏析

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

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关于《典论·论文》作者曹丕的生平曹丕，字子桓，出于东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卒于魏文帝黄初七年（226）沛国谯（今年徽亳县）人，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一年（216）操称魏王，二十五年操死，丕袭位为魏王后废汉献帝自立，称魏文帝，在位七年。

《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二十篇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谓《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

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曾将这一名著刊该于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阅读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宋时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子注，《论文》见收于南梁萧统的《文选》中，因而保留完好无缺至今。

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丕为太子时另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知成书当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关于《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论首先，曹丕分析自己时代“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表现为既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闇于自见”。

二是创作客体在掌握写作技巧上有差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各有所长也就必有所短解决的办法就是“审己以度人”即从自我出发，正确地审视别人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应用。

其次，曹丕认为阻碍掌握文学批语正确标准的，还有两点：一是“贵远贱近”；二是“向声背实”这种“尊古卑今”的思想向来有之如西汉时桓谭就曾指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全后汉文》卷十五引桓谭《新论·闵友篇》）曹丕继承其论点而加以发挥，这就有助于打破当时文学批评那种徒慕虚名，迷信权威的思想模式，进而为正确掌握批评标准，推动诗文创作的发展，促进各类风格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文体论唐开元时五臣共注之《文选》中，吕向说：“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曹丕“论文章之体”是其批评论的逻辑的展开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在他看来，“体”包蕴有“本”与“末”两层涵意“本”虽内含有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及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之意；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本”却必须建立在作家“体气”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是要求建立在由于“文的自觉”所带来的创作个性的基础这上“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是分而言之，为“主”就是为“本”指人的禀赋修养之不同，形成“清”与“浊”之不同个性气质，通过语言这一象征性符号，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

“孔融体气高妙”这是合而言之，指孔融的创作活动非常美妙地体现了他的个性气质在曹丕来看，建发七子的艺术风格之差异，正是根植于他们禀气之裂变理论构想可见“文以气功为主”，正是一种以作家个性气质为最大参照系，来审视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理论构想。

这种基于创作个性的风格特征，与社会心理、风俗习尚、师承关系及至时代矛盾等，都有一定的关系，但从他所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来，则似以强调个人素质中的先天禀赋为其主要方面，因而不是后天“力强”所能改变。

这看似强调唯心主义天才观，实则包含着对民族文化心理传统所历史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不自觉的猜测和把握，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文章体裁“末”即指文章体裁，体裁之“异”即在“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是曹丕在体裁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他所说的雅、理、实、丽，都是指文章体裁的具体要求，给读者所带来的艺术体认他所说的清、浊、和、壮、密、高妙等，则均指体气之性给读者所带来的审美感受其中清和浊是先天禀赋所致；和与壮既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

齐气和不密、未遒等，则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通过创作实践来逐步解决因此，“壮而不密”的刘桢要比“和而不壮”的应玚为优；具有齐气的徐干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正是这种先天禀赋和后天教养、体气之“本同”和体裁之“末异”的彼此交融、渗透和互补，形成了建安七子的创作各有偏至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

宏观地从整体上审视，曹丕所倡导的又正是一种高爽刚健的时代风格，并以此来作为规范、引导和评价各个作家个性风格的依据创作风格独创性的创作风格总是要通过不同文章体裁的熔铸，而呈现在具体作品之中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艺作品从非文艺作品中界限出来了。

它已远远超越于其划分文体论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美学意义它开始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的萌芽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的成果，在曹丕心灵中的破土而出正如鲁迅所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典论·论文》论文学的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曹植：《与杨德祖书》）然而，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认为文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国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自身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

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这样从事诗赋创作，亦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亦可以“声名自传于后”，亦可以“不朽”。

可见，这个“不朽”说，固然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中引申而来的传统说法，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正如李泽厚所说：“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这反映了曹丕同时代人，由于“文学的自觉”所带来的人的新觉醒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前的建功立业，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后怎样才能“不朽”。

于是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人们终于找到了、明确了诗赋确实是这样一种可以“不必寓教训”，而却可寄寓自己思想感情、欢欣、苦恼和追求的艺术载体这样，尽管“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生命无常，“志士大痛”，感性个体的血肉之躯难免要消逝，然而理性个体的精神信念，却可以包孕于“不朽”的诗赋的深层意蕴之中，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无限留恋、执着追求的蕴藉之情和愤发之意。

可见，“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两者之间，确乎体现了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审美的的历史统一《典论·论文》确乎是建安时代的文学精神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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