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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孔颜乐处：儒生的真谛“孔颜乐处”是中国儒生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是中国儒生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儒生的理想人格，更是中国儒生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所

 

一 孔颜乐处：儒生的真谛“孔颜乐处”是中国儒生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是中国儒生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儒生的理想人格，更是中国儒生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所以，通过对儒家“孔颜乐处”的现代诠释，就可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儒生精神的真谛，从而为构建现代理想人格和快乐家园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一）什么是“孔颜乐处”？什么是“孔颜乐处”呢？“孔颜乐处”虽是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提出的哲学论题，但他是根据《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颜回的言行和故事概括出来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音‘公’）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他把自己的一生“为人”描绘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因为孔子是一位勤奋好学、乐以忘忧、“安贫乐道”、“谋道不谋食”的人，所以他在《论语·雍也》中称赞颜回说：“回也，其心三月（指较长的时间）不违仁；其余（其余的学生）则日月（指较短的时间）至焉而已矣。

”又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孔颜乐处”的原始含义在宋明儒者的著作中，曾多次论及“孔颜乐处”这一话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看来，周敦颐在《通书》中对这一论题的回答，最为精确。

周敦颐指出：“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

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在周敦颐看来，人世间的富贵虽是人所爱、所求的东西，但是世界上还有比富贵更宝贵、更可尊的东西他从存有论角度指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

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通书·师友上》）这就是说，天地间有三样东西最为宝贵：一是道、二是德、三是人，而其中最难得的是合道、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通书·师友下》所说的“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

天地间至贵至尊的东西不是世人所说的富与贵，而是君子在精神上所追求的道与德人在主体上把自己修养成“贵且尊”的道德之人，而人“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通书·师友下》）道与德不仅可以使人变得尊贵，也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这才是人世间“可爱可求”的“至难得者”这种至贵至尊、可爱可求的东西是“大”，而世人所追求的富贵利达则是“小”人只有将自己培养成为“道德有于身”或者“道义者身有之”的君子（或圣贤），方可达到“见其大而忘其小”的人生境界。

在这一人生境界中，人“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在得道君子眼里，外境的富贵、贫贱“处之一”，方可在内心里将它“化而齐”正如《吕氏春秋·慎人》篇所云：“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

”正因为孔子、颜回在内心将富贵贫贱“处之一”、“化而齐”，所以他们才能获得一种泰然的心态，享受一种充实的快乐人生由上可知，中国历代儒生孜孜以求的“孔颜乐处”，可以概括为三点主要内容：第一，孔子、颜回所以能够做到“安贫乐道”，并非是“以贫为乐”。

二程指出：“颜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二）正因为他们能够“不以贫累其心”，追求“道德有于身”，故“胸中泰然，岂有不乐”第二，孔子、颜回所以能够做到“安贫乐道”，是因为孔子、颜回在人生价值上所追求的不是“物”之乐而是“心”之乐。

汉代扬雄认为，世有“纡朱（纡音‘迂’，指高官所佩印绶的颜色）怀金之乐”与“颜氏子之乐”（《法言·学行》）两者相比，“纡朱怀金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因为“颜氏子之乐”是内乐至足，不假于外，是“大乐”，而“纡朱怀金之乐”则是借助于外物，而内乐不足，是“小乐”。

程颐释曰：“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箪、瓢、陋巷何足乐？盖别有所乐以胜之耳”（《河南程氏外书》卷八）这里所说“别有所乐”，是指以道义为内容的精神快乐，并把它置于人生快乐首位，以内心之道义战胜外物之困境。

湛若水释曰：君子“只在求仁”，“仁存则性存，性尽则自乐非乐他物，非乐箪、瓢、陋巷，非在他求，自乐其乐也”“天能予我以乐而不能夺我之乐也”（《独冈书院讲章》）“孔颜乐处”就是通过“见其大而忘其小”的“别有所乐”而获得的精神快乐。

第三，“孔颜乐处”是一种超越名、利、富、贵而升华的道德人格和人生境界在这种人生境界中，“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权力）、尘视金玉（财富），其重无加焉尔”（《通书·富贵》）这就是说，人只要能做到“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自然就会超越人世间的功名利禄，“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从而获得一种“常泰无不足”的永恒的精神快乐。

从这种人生境界中获得的精神快乐，不同于由感性对象所引发的感性愉悦，而是一种超越功名利禄的内心快乐和幸福那么，如何才能逐步达到“孔颜乐处”的人生境界呢？孔子认为：“知之（道）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在这里，孔子明确地指出了“知道（或谋道）”、“好道”、“乐道”是通往“孔颜乐处”的三个阶梯孔子的一生，就是从“知道（或谋道）”到“好道”，再从“好道”到“乐道”，不断地升华自己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境界的过程。

他自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说明“孔颜乐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涵盖着人生的全部体验“君子谋道不谋食”或“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是中国儒生所选择的通往“孔颜乐处”的核心价值观。

这里所谓“道”，主要是指人的道德价值；所谓“食”，主要是指人的物质价值“君子谋道不谋食”，不是君子只追求道德价值而不要物质价值，而是要求君子在适度追求物质价值的同时，更应着力于构建自己的道德价值，把打造精神家园放在人生的首要地位。

根据人性的需求，每个人在其一生中，既需要构建丰富的物质家园，更需要构建高尚的精神家园二者相比，精神家园更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更具有永恒价值世俗之人一生所追求的东西，是以满足权、钱、名、色“外物”为快乐。

正如朱熹所指出的，他们“如猫子狗儿相似，饥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贵，便极声色之娱，穷四体之奉；一遇贫贱，则忧戚无聊所谓乐者，非其所可乐；所谓忧者，非其所可忧也”（《论语十三》，《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而孔子、颜回则不同于世俗之人，他们所追求的是“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从不为外在物欲所役。

肯定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精神家园重于物质家园，努力打造自己的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把构建精神家园视作人的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孔子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时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物质诱惑，要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无论身处何种人生境地，即使是在急遽仓促、颠沛流离之时，“谋道”的信念和决心是不能动摇的在孔子眼中，颜回“其心三月（指较长的时间）不违仁”，是“志于道”的楷模如果“志于道”、“志于仁”的儒生，“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即儒生以“恶衣恶食”为羞耻，缺少“谋道不谋食”的价值理念，他就无资格议论君子。

孔子针对冉求的“非不说（同‘悦’）子之道，力不足”的错误说法，批评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画线为界）”（《论语·雍也》）冉求借口气力不足，半途而废，是想给自己画一条界限，停滞不前，就是放弃“志于道”。

孔子告诫儒生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曾子也告诫儒生：“士不可以不弘毅（弘大而刚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见，“孔颜乐处”是建立在“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人生价值理念之上的。

不把“谋道”或“志于道”视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孔颜乐处”就无从做起这是中国儒生通往“孔颜乐处”的人生基石“敏而好学”是中国儒生“志于道”、“志于仁”、步入“孔颜乐处”的根本保证什么是“敏而好学”呢？孔子指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要求君子在饮食上不必求美味，在居住上不必求华屋，只要做事勤敏，说话谨慎，亲近有道之人，以修正自己，就算是“敏而好学”了在这里，孔子所谓“敏而好学”，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专注于“谋道”而不为“外物”所惑；二是亲近有道之人，以修正自己；三是慎言躬行，力戒浮夸空谈。

孔子自称是一位“好学”的人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对自己的“敏而好学”精神是这样描绘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如此而已）”孔子所谓“敏而好学”精神，即是“发愤忘食”的勤奋精神、“乐以忘忧”的快乐精神和“不知老之将至”的不老精神。

在孔子弟子中，他多次表扬颜回的“好学”精神“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论语·先进》）“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子罕》）儒生只要按照“敏而好学”的精神“谋道”，愚者可进而明，柔者可进而强，途人皆可步入“乐以忘忧”的“孔颜乐处”“乐以忘忧”是中国儒生所体悟出的一种“至乐”的人生境界。

在这种“乐道”的人生境界中，君子既不为“外物”所惑，亦能“知命”、“顺命”，由道德境界进入天地境界，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快乐人生在“外物”诱惑下，君子能够做到“不动心”，只要以义行事，就是人生的道德境界。

明代理学家曹端从仁与乐的关系，诠释了“孔颜乐处”他说：“孔颜之乐者仁也，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且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子不违仁而不改其乐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乐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乐也不违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乐者，守之之乐也。

《语》曰‘仁者不忧’，不忧非乐而何？”（《明儒学案》卷四十四）“孔颜乐处”是道德之善与审美之乐的有机结合在这里，乐与仁、德与美浑然天成，不是外在地“乐这仁”，而是“仁中自有其乐耳”安仁即是人的本性，不以行仁为苦，无需外界强制力，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

这种快乐，完全是“天然自有之仁”与“天然自有之乐”的浑然一体的人生境界中国儒生所追求的“乐”，从本质上是一种“修德成仁”的“快乐”它是以道德情感和道德情操为基础的“人而不仁，如乐何？”离开“仁”德，也就无人生的真正快乐。

这是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只有仁德君子，才能享受这种真正的人生乐趣所谓“仁者不忧”，是指君子安于仁，以“仁”为心宅，心底坦然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即仁德君子，一生不做坏事，接人待物皆光明磊落，公而无私，故内心无愧。

世俗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正是对“仁者不忧”的形象说明所谓君子“不惑”，是指君子外不为财富、权势和名誉所诱，内不为人的情欲、认知所惑，不忧不惧即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孔子所谓“天命”，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人自身行为所获的“道德义命”，二是人力所不能控制和干涉的“天命”或“命运”。

儒家肯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认为人间的一切生死寿夭和富贵贫贱都是由“天命”或“命运”决定的只有“知天命”的君子，方可懂得“尽人事而待天命”的道理孔子认为“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孔子畏（受到威胁）于匡，他说：“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天生德于予，桓魋（宋国司马）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在这里，孔子将自己视为上天赋予特殊历史使命而传播仁德的人，这是一种自信乐观的精神。

伯牛生病，孔子去探望他，慨叹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这是“死生有命”的一个注脚儒家把“天命”看成是一种外在于人且人无法控制的东西人只能在自身可能性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地生活做事。

这就是人的“道德义命”后人把儒家的“知天命”概括为“尽人事而知天命，知天命方安尽人事”安于天命而无怨，既“不怨天”，也“不尤人”（《论语·宪问》），以达到“乐且无忧”的境界孔子的一生，虽历经坎坷，但他却能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这要归功于他对于“天命”的正确认识。

儒家提倡的“乐天知命故无忧”（《列子·仲尼》）的思想，是一种明智的人生态度（二）“孔颜乐处”与理想人格“孔颜乐处”所揭示的深层价值意义是中国儒生对理想人格的追求那么，什么是中国儒生的理想人格呢？“内圣外王”或“明体达用”是中国儒生理想人格的基本模式。

儒家重“内圣”或“明体”，最终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儒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不限于把自己修养成具有“知（智）”、“仁”、“勇”三种美德的圣贤，还要进一步将“内圣”转化为“外王”，或者将“明体”外化为“达用”。

用周敦颐的话说，即是“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是中国儒生理想人格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在“内圣”（或“明体”）上，孔子将“知（智）”、“仁”、“勇”三种美德视为构成君子人格的三要素。

平生只行善事不做恶事，故“君子不忧”李惺在《药言》中指出：“行得一件好事，心体泰然；行得一件歹事，衾（被子）影（身影）抱愧”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对子贡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在这里，孔子虽自谦“我无能焉”，但在子贡眼里，这正是孔子君子人格的自画像“智”、“仁”、“勇”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人格道德体系离开“仁”的“智”，必将迷失方向而流于恶，这便是王通所谓“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中说·天地》）。

而“仁”者只有以“智”明是非，辨善恶，方可做到爱所当爱，恶所当恶“勇”若离开“仁”，就势必变成为背义之勇孔子云：“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同时，他还强调“勇以成义”，即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一种“德义之勇”。

只有“杀身”、“舍生”方可“成仁”、“取义”只有“智”与“勇”两者互补，方可成为智勇双全的人儒生只有具备智、仁、勇三种美德，方可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儒生所追求的完美的主体人格。

什么是“仁”呢?从内涵上，孔子把“仁”的本质规定为“爱人”这里所谓“爱人”并非是特指爱某类人群，而是孔子所说的“泛爱众，而亲仁”“爱人”有两条原则：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欲立欲达的事，也要尊重他人有立与达的权力和愿望；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愿做的事，也不要强加于他人，从而达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仁者不忧”的人生境界。

什么是“智”呢?“智即是明也”（《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四，《书赠第六则》）“智”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它使人保持清醒头脑，以理智的态度辨善恶、明是非、识利害，克服各种非理性的不良情绪，获得对社会和自然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从而达到“知（智）者不惑”的人生境界。

什么是“勇”呢?孔子认为无畏无惧是“勇”的基本内涵，要求人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面对困难、艰险、进犯、胁迫、压力、阻力而不胆怯、退缩、回避、气馁孔子所谓“勇”，是指“德义之勇”而不是“血气之勇”，亦即贾谊所云“持节不恐谓之勇”（《新书·道术》）。

要求儒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守道义而不动摇，坚持真理而不顾安危，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达到“勇者不惧”的人生境界在“内圣”（或“明体”）上，不仅要求君子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精神，而且要求君子具有人格完美之乐。

在仁爱精神上，不仅“爱人”，也要“爱物”孟子从道德论层面指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阳明从境界论层面，主张“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悌）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

儒家以自我修养、完善人格、求义行善为人生的最大快乐，具有乐观主义精神孔子以实现道义为乐，以丧失道义为忧他把人生快乐分为三类：“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是有益于人格完善的“三乐”，而“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论语·季氏》）则是有损于人格完善的“三乐”。

从“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角度，孔子认为“多贤友”是一种人生快乐所以，他高兴地说：“学（道）而时习之，不亦说（同‘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恼怒），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认为在困境、逆境之中，“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穷困），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只有人格完善的君子才能做到“安贫乐道”。

君子有乐也有所忧，即“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做到义），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孟子虽承认“刍豢之悦我口”，但他更重视“理义之悦我心”（《孟子·告子上》），指出“反身（反躬自省）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孟子也有“三乐”之说，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无灾无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音‘作’惭愧）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不管是亲情之乐、人格完美之乐，还是以道义之善教育天下英才，都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儒家看来，“乐”分为圣贤之乐和众人之乐圣贤之乐在“心”，众人之乐在“物”儒家所提倡的“乐”是内心的道德之乐，而不是以外物为乐，故能做到顺逆穷通随处皆乐在“外王”（或“达用”）上，不仅要求中国儒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济民的胸怀，而且还要求注重气节和献身精神。

孔子表示“苟有用我者，期月（‘期’音‘基’，一年）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宣称“为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西汉李陵“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宋代王庭珪在被贬途中，诗云：“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途胡邦衡之新州贬所》），认为只有痴儿才对国家大事无动于衷，而真正的男子汉定要为天下黎民建立奇功。

清代颜元力倡儒生树立“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伟大志向等为了实现仁爱理想和经世抱负，中国儒生是不惜牺牲宝贵生命的将中国儒生所追求的君子人格发挥到极点，就是“以身殉道”的献身精神孔子指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独立人格和主体意志，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孟子亦指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认为道义比生命更为宝贵更重要，大力提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主张“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唐代魏徵也主张“其身可杀而其守不可夺”（《群书治要·体论》）宋人林逋认为气节是以“明善”、“明理”为前提，指出：“见善明，则重名节如泰山；用心刚，则轻生死如鸿毛”（《省心录》）宋人文天祥所撰《正气歌》是一首弘扬中国儒生气节的正气颂。

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更是洋溢着浩然正气的千古绝唱儒家把投身于“外王”（或“达用”），并对国家、民族、大众有所奉献视为人生的最大快乐孟子从“仁爱”思想出发，提倡与民忧乐与共的“众乐”，反对个人独享“好货”、“好色”的“独乐”。

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他指出：古代贤者“与民偕（共同）乐，故能乐也”，今之暴君不“与民偕（共同）乐”，“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在《孟子·梁惠王下》中，他把“乐”分为“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反对“独乐乐”与“少乐乐”的“世俗之乐”，提倡“与人乐乐”、“与众乐乐”的“先王之乐”。

君主所以不能实行“王道”，“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如“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色，与百姓共之，于王何有？”这种“众乐”既是对君王的政治要求，也是对儒生的道德要求。

宋代名儒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发挥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民本思想，指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近代名儒把“乐”分成“感官之乐”与“智性之乐”、“个人自身之乐（小我之乐）”与“社会群体之乐（大我之乐）”。

梁启超强调“真苦真乐必不存在于躯壳，而存于心魂”（《德育鉴·存养》）严复认为虽“苦者吾身，而天下缘此而乐者众”，也就“不见苦也”（《天演论》导言十八）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国儒生的独特价值观，也是“孔颜乐处”的重要内容程颢一生为官十五六年，均为地方小官，如主簿、知县等，一生几起几落他在《晚春》诗中，对自己的人生作了概括，“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

中间几悲欢，况复多聚散青阳变晚春，弱条成老干不为时节惊，把酒欲谁劝?”程颢一生大部分时间是读书讲学，建立和发展洛学学派及其思想，对为官并不感兴趣在《马上偶成》诗中说：“身劳无补公家事，心冗空令学业衰世路崄巇功业远，未能归去不男儿。

”在游鄠县紫阁山时说：“吏纷难久驻，回首羡渔樵”，流露出他想往自由生活的心情在《下山偶成》一诗中，又云：“襟居三日绝尘埃，欲上篮舆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道出对官场生涯的厌倦他想“经世济国”，可又想“绝尘埃”、“羡渔樵”，构成了他“出世”与“入世”的内心矛盾。

在同期的诗中，也可看出他对为官的态度，“功名未是关心事，富贵由来自有天任是榷酤亏课利，不过抽得俸中钱”；“有生得遇唐虞圣，为政仍逢守令贤纵得无能闲主簿，嬉游不负艳阳天”他一方面为官意念淡漠，但又总想当个好官，“常愧此四字（视民如伤）”，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得意时，他就“兼善天下”；穷困时，他又“独善其身”，这是中国儒生的人生通病儒家提倡的仁爱情怀和经世济民胸怀、注重气节和献身精神、“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高尚品德，哺育了中国历代儒生，铸造了不少志士仁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诸如杖汉节牧羊的苏武、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精忠报国的岳飞、慷慨就义的文天祥、舍生取义的史可法、甲午殉难的邓世昌等。

他们在民族危难和拯救国家的紧要关头，能够视死如归，慷慨捐躯，充分表现了中国儒生的无私无畏的人间正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社会影响（三）“孔颜乐处”与人生境界“孔颜乐处”不仅是中国儒生的理想人格，而且也是他们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

由于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人的不同精神境界中国儒生虽不完全否定世俗之人的“功利境界”，但是他们所追求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是基于“功利境界”而又超越它的仁者境界处于“功利境界”的世俗之人，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为己”、“为利”。

不管是追求功名权势还是金钱财富，都是为自己，以个人占有为目的中国儒生所追求的“道德境界”不同于“功利境界”，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行义”，以为社会作贡献为目的从“为己”到“为人”、从“为利”到“行义”的升华，就是从“功利境界”向“道德境界”的转化。

中国儒生所追求的“道德境界”，看起来是极为玄虚的，但实际上它就在“人伦日用”之中，即“道德境界”就在人的言论和行动之中，是“极高明”与“道中庸”的完美结合在为官之道上，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并不一概地反对做官，只是把“不仕无义”视为做官的基本准则，坚持“天下有道则见（出仕），无道则隐（隐居）”（《论语·泰伯》）的原则。

当原宪请教孔子“什么是可耻的事”时，孔子答曰：“邦有道，谷（俸禄）；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即国家有道的时候，做官吃俸禄，是应该的；国家无道的时候，也去做官吃俸禄，便是可耻的在孔子看来，君子做官是为了“行其义”，而不只是为了拿俸禄。

他在《论语·泰伯》篇中，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矣，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他认为在世道清明、天下太平时，应当出仕而行“王道”，并使自己富贵起来；在“邦有道”的情况下，依然贫贱，则是一种耻辱“邦无道”，仍然要出去做官，攀援权贵，钻营豪门，盘剥百姓，以求富贵，就是一种耻辱。

根据“不仕无义”的价值观念，孔子赞许蘧伯玉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退隐不仕，如一张纸卷而藏于怀）”（《论语·卫灵公》），认为他是一位真正会做官的道德君子在获取和使用财富上，孔子提出了“义以为上”的价值理念。

所谓“义以为上”，是指在处理“利”与“义”关系时，必须坚持道义价值重于物质价值、公利高于私利，立身行事应从道义出发，以公利为指导，赋予“利”以崇高的道德价值在取得财富上，孔子主张“见利思义”，把“义”作为唯一正确的取舍标准。

孔子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君子不仅对自己“自奉俭约”，还要对民众广泛地乐善好施，使民众都能得到恩惠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乐善好施”的“义”，也就是回馈社会、造福人类的“公利”在儒家看来，求利做官是人共有的本性。

荀子指出：“贵为天下，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荣辱》）如果只是顺着人的本性去求而不能“以道制欲”，势必使人处于“功利境界”之中，尚未完全脱离禽兽状态只有循道义而求，才能超越“功利境界”而升华为“道德境界”，使自己成为具有道德理性的人。

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如能按“义以为上”原则“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是“行义”还是“为利（求其个人之私利）”是人与禽兽、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周敦颐曾作《爱莲说》，其文清新隽丽，意境幽远，表达了他对道德人生和理想人格的追求。

全文是：“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爱莲说》以莲花的清净香洁比喻君子人格的至善高洁如他为官不求奢侈，生活清寒，自奉节俭，常把俸禄分给同族中的贫者在寄给家乡族人的一首诗中写道：“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筋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任所寄乡关故旧》）他为官所到之处，常与故旧好友游览山水名胜，并以诗寄托思隐的心情他在《同石守游》中写道：“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

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傍人莫笑凭栏久，为恋林居作退谋”又在一首游道观的诗中说：“久厌尘坌乐静缘，俸微犹乏买山钱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宿山房》）周敦颐羡慕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欲借此摆脱人世间名利欲望的束缚，以求得宁静幽远的心境。

但是，他并不似佛教徒那样追求虚空高远的世外生活，也不似道家隐者那样沉溺于独善的意境，而是主张既不脱离人世间的人伦关系、道德责任，又要保持清心寡欲、不求名利的高洁品质人不仅是社会的一分子，还是宇宙的一分子。

人作为宇宙的“天民”，需要完成从“道德境界”到“天地境界”的转化，从而获得“同天”的最高意境那么，什么是“同天”呢?所谓“同天”，就是“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的“天地境界”在二程的语录中，有两段论述“仁”的言论，很能说明他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地境界”。

他说：“医书言手足瘘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仁者如人之手足，气已贯通，皆属于己。

知觉麻木，不能感通万物与己是一体是不仁，不仁就是不有诸己，是生命的滞塞仁体现为一种感通，是一种生命在全身畅通自如的觉然状态二程更多的是强调自己与万物为一体的感受，这才是真正的“天地境界”的人二程在这里以“生意”释“仁”，认为“仁”就是要人自觉到整个宇宙的生生不息，息息相通，感受到盎然跃动的生机，才能使生命觉润通畅，达到与天地一体的圆融，如此方能体会到生生不息的天道在本心中的贯通。

只有人能觉悟到生命中跃动的“仁”，然后再推及万物，就会是“万物充满生意，与自家不可分离”所以，“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

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认为，“仁”的最高境界是人与“万物为一体”，即把人和宇宙万物看成息息相通的一个整体，把宇宙每一个部分都看作与自己有直接的内在联系，甚至就是自己的一部分。

按照宋儒的要求，只有真正达到“道与物无对”、物与“我”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才能“乐莫大焉”明儒王阳明“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旨”（《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进一步发挥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从本体论和境界说相结合的高度，全面地阐述了“同天”思想。

从本体论看，王阳明立足于他的心性学说，将人心固有的仁爱之性扩展到宇宙万物，把人与天地万物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认为“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大学问》）。

由此可见，明儒王阳明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之说，是建立在“心之仁”基础之上的“怵惕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悯恤之心”和“顾惜之心”，皆是从仁爱本性中衍生出来的从境界论看，王阳明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就是一种无私的“大我”的天地境界。

在这种“大我”的天地境界中的人，不只觉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一员，“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从而能够为社会做好事，所做之事皆具有道德意义；而且更觉悟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员，“以至于山川草木鬼神鸟兽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

所做之事，也有益于“天地万物”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被“间形骸、分尔我”的自私自利的“小我”所蔽，遂滋生出各种罪恶现象的话，那么在天地境界中，“我”已不再是功利境界中的“小我”，而是“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的“大我”，我之身即天地万物，我之意识即大我之意识，最终实现“天地万物一体”的最高人生境界。

在“天地境界”中的圣人，是最“知天”的人，即对于天人关系以及人对宇宙的责任，都有清醒的认识和体悟在宋儒看来，万物皆各具其理而同出于天理，人要把握天理，就必须“格物”鸟飞鱼跃，目击道存道非山水、草木、鸟兽、虫鱼，而山水、草木、鸟兽、虫鱼可以见道。

程颢观草以知造化生意《和咏草》云：“渐觉东皇意思匀，陈根初动夜来新忽惊平地有轻绿，已盖六街无旧尘莫为枯荣吟野草，且怜愁醉枕香轮诗人空怨王孙远，极目萋萋又一春”观鱼以见万物自得意张九成《横浦日新》载：“明道先生书寓前有茂草覆彻，或劝之芟。

明道曰：‘不可，观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惟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而语”程颢的“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用邵雍的话说就是：“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

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焉”观自然万物“自得意”、“造化生意”，有穷理悟道的妙用，当然其乐无穷了在“天地境界”中的圣人，是最“乐天”的人“乐天”者之乐，正是孔子所谓的“曾点之乐”《论语·先进》篇载：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四人陪孔子坐，“各言其志”：子路自称如治千乘之国，只要三年，不仅可以使百姓英勇善战，还可以使百姓懂得礼义；冉有自称如治理小国，只要三年，就可以使百姓衣暖食饱；公西华只求在祭祀和会盟中做一名小赞礼人。

只有曾皙放下鼓瑟后，站起来对孔子曰：“莫（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成年人）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沂水），风乎舞雩（音‘于’），咏而归”四人言志后，孔子只称赞曾皙道：“吾与（赞许）点也！”孔子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认识出发，认为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志向还停留在“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四人中只有曾皙超越了“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而升华到“天地境界”，所以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

北宋大儒周敦颐是否寻到了“孔颜乐处”?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黄庭坚在《濓溪词並序》中称赞周敦颐说：“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周子全书》卷十九）说明他已经步入了“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超脱庸俗，不滞于物，像清风明月那样，韵致高远，淡泊洒落。

他虽长期作县小吏，但不卑小职，处世超然自得他尘视名利，雅好山林之乐诗云：“濓溪溪上钓，思归复思归钓鱼船好睡，宠辱不相随肯为爵禄重，白发犹羁縻”（《石塘桥晚钓》）“东风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归路转鞭牛背上，笛声吹老太平歌。

”（《牧童》）“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喜同费长官游》）“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同友人游罗岩》）程颢“自再见周叔茂后，吟风弄雪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此处“吟风弄雪”之乐，也正是“孔颜乐处”程颢从十五六岁时受学于道学家周敦颐，便开始寻求“孔颜乐处”程颢作鄠县主簿，有《偶成》诗一首：“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又有《秋日偶成》诗二首：“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

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河南程氏文集》卷三）这三首诗中所反映的人生境界，正是程颢所追求的超越名利、富贵和兴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地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描绘的岳阳楼、洞庭湖的美景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由岳阳楼和洞庭湖的美景而激发出的“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内心愉悦，正是中国儒生所追求的“天地境界”中的“孔颜乐处”。

这种快乐，既不是世人沉溺于声色肉欲的放纵，也不是释、老出世的禁欲之乐，而是一种超越功名得失而回归自然的自得之乐正如他在《定风波》中所云：“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桃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这首词所描绘的，正是一种超乎“道德境界”而又不离乎天地万物的“天地境界”（四）“孔颜乐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虽然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和快乐指数却明显下降了，人类失去了心灵上的真正快乐。

现代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即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却不断地被压抑、被扭曲、被异化，精神家园的失落已是现代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何在奢华的物质与迷惘的精神之间，在感官与心灵之间，找到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是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孔颜乐处”虽然是中国古代儒生讨论的人生问题，但是它对于现代社会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沉溺于“功利境界”的当代人来说，“孔颜乐处”无疑是一剂清醒的良药，它可以有效医治功利主义者的精神空虚症。

因为“孔颜乐处”的本质就在于能够超越物质、功利的境界，而突显一种高尚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生活追求“孔颜乐处”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才是现代人打造快乐人生的真正源泉；才能使其真正认识到，人生除了财富、权力之外，还有比物质生活更值得追求的精神生活，诸如诚实守信、艺术追求，人格高尚、心地善良、精神愉悦等，努力把自己变成精神世界的亿万富翁，做金钱和权势的主人而不是金钱和权势的奴仆。

第一，发掘和探求“孔颜乐处”的现实意蕴，有利于构建人类自身的精神家园，有助于促进现代人的“心”、“身”和谐在功利主导的社会里，人心与人身的不和谐必然导致现代人的“精神郁闷症”，造成人的“心灵污染”，使人缺乏自我价值的认同感。

当代年轻人常以“郁闷”甚至是“狂郁闷”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情绪互联网时代，许多都市人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紧张的工作压力，往往沉浸在网络聊天室，在虚拟的空间里寻找刺激和心灵的解脱，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给人心找到一个安适的家园。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需要造就身心和谐的个体人自身的不和谐往往导致人际关系的不和谐，而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又会导致群体的不和谐，最后必然会引发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儒家的“孔颜乐处”思想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实现心身和谐提供了有益借鉴。

儒家提倡的“孔颜乐处”是超越于“功利”的道德境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人类理想的“心灵环保”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人性的“真”、“善”、“美”实现了和谐统一“孔颜乐处”所蕴藏的“真”、“善”、“美”，可以为现代人的“心灵环保”提供精神资源，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思想借鉴。

继承和弘扬“孔颜乐处”的真精神，对于实现人类自身的和谐以及社会和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二，“孔颜乐处”所蕴含的“天地境界”思想，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当人从“道德境界”升华为“天地境界”时，人已不再是自私的“小我”而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的无私的“大我”。

在“天地境界”中的“大我”，不仅“事天”，而且“乐天”所谓“事天”，即人类不再为了满足自己膨胀了的私欲，过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以平等的朋友关系，要求人类对于大自然应尽“以仁爱物”和“民胞物与”的“天伦”、“天职”，真正做到对于“山川草木鬼神鸟兽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我一体之仁”。

所谓“乐天”，是一种超越功名、利禄、得失而回归自然的自得之乐，使人由“天人对立”转化为“天人合一”，势必形成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综上所述，构建人的精神家园不仅是西方人的需求，也是当代中国人的紧迫问题随着中国人的生存问题的基本解决，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步入消费社会，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物欲化、唯我主义和工具理性对人的压制等现代弊病也逐渐展露，空虚感、无意义感也逐渐蔓延。

当人有生存问题困扰时，人无暇顾及超越它，而一旦生存问题得到解决，精神性的需求便开始凸显所以，在解决生存问题时期，人的生活是充实的、积极的，幸福感也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递增一旦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如果社会不能及时地提供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没有提供一种被普遍认可的人生价值观念，构建高雅的精神家园，那么物质生活虽然逐年提高，但是人的幸福感和快乐感并未同步增长，甚至由于过度享受物质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增大而降低。

这既是西方进入消费社会后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是当代中国人正在面临的现实问题二 仁者寿：孔子的长寿观幸福快乐，健康长寿，是每个人都追求的人生理想境界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幸福快乐指数反而下降，在社会上展开了“你幸福吗？”之热烈讨论。

这一社会落差是如何形成的呢？孔子的“仁者寿”这一命题，从仁学核心价值观的高度，为我们作出了理性的回答，并提供了构建这一理想境界的人生智慧“仁者寿”命题，是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提出的“仁者寿”，是说具有仁爱美德的人，才可以长寿。

位于北京颐和园东宫门内的“仁寿殿”，乾隆清漪园时期被称为“勤政殿”，意谓不忘勤理政务，这是从统治者治国层面说的；光绪皇帝重建时，将它改为“仁寿殿”，意谓施仁政者可以长寿，这是从统治者修身层面说的那么，仁者为什么能够长寿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确理解什么是“仁”？“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之“仁”是指“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的“仁”；广义之“仁”是指全德之称，亦即是北宋陈淳所云：“仁含百善，能仁则百善在其中矣。

”（《北溪字义·仁义礼智信》）它是儒家一切道德范畴的根源（出发点），是儒家一切道德概念的总纲（基石）“仁”的根本精神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这一核心价值理念，是解读“仁者寿”命题的一把金钥匙。

孔子从“仁者不忧”、“仁者静”和“仁者乐山”三个层面，全面解读了“仁者寿”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仁者不忧”北京市有两处“乐寿堂”：一是紫禁城东北隅宁寿宫后区中路的乐寿堂，南是养性殿，北是颐和轩。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建成，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修葺，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重修二是颐和园皇族居住区内的“乐寿堂”，原建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被毁，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重建。

颐和园的“乐寿堂”，面临昆明湖，背倚万寿山，东达仁寿殿，西接长廊，是颐和园内最宜居住和最佳游乐的地方“乐寿堂”这块金字牌匾，源于孔子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孔子在《论语·子罕》中，阐述君子人格时，指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所谓“仁者不忧”，即是“仁者乐”的意思因为仁者不管在什么处境中，从不忧愁，凡事都能够持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仁者何以乐呢？因为仁者具有宽宏厚道之美德所谓“宽厚”之德，是指待人宽容、忠厚、大度，不刻薄、不尖刻、不狭隘。

在待人处事上，具体表现为不求全责备，不恶语伤人，不发人隐私；在恩怨上，持“报恩忘怨”态度；在为人上，持忍让态度，不贬低打击他人，不抬高自己；对待不如己者，主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

宽厚之德是一种道德境界“宽厚”之德，必将得到他人的积极回报：“宽则得众”，“宽则得福”明人吴麟徵之《家戒要言》云：“每事宽一分，即积一分之福”清人石成金《传家宝》三集卷二《绅瑜》云：“以度容人，集福之要术”、“待人宽一分是福”等。

“宽厚”之德，是处理人际关系、构建和谐人文环境的道德保证北宋名臣吕蒙正善良仁厚，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的好友温仲舒多次在宋太宗面前贬低他，而他却在宋太宗面前举荐温仲舒，称赞他的才能宋太宗对他说：“你总是夸他，而他却把你说得一钱不值。

”吕蒙正笑着说：“陛下把我安置在这个职位上，就是深知我懂得怎样欣赏别人的才能，推荐给陛下至于别人怎么说我，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宋太宗从此更加尊重他的人格北宋宰相韩琦，待人宽宏大量，特别是对待他的下属他的表兄弟献给他一只珍贵的玉盏。

他想准备一桌盛宴，招待显要官员，把玉盏放在绸缎覆盖的托盘上，以备饮酒不料，一名小吏不慎碰倒桌子，将玉盏摔得粉碎在座客人十分惊愕，那名小吏趴在地下心惊胆战，等着韩琦发落韩琦笑着对客人说：“再好的东西都有损坏的时候啊！”转过头又对小吏说：“别担心，你是不小心碰翻了桌子，我不会治你罪的。

”大家听后，十分钦佩韩琦的宽厚美德宽厚美德真是“集福之要术”啊！东汉荀悦在《申鉴·杂言下》释曰：“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即具有仁爱美德的人，从“爱人”理念出发，能够克制私欲，与世无争，做到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

所以，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意谓君子能够善待他人，善行好事，无愧于他人，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类，无愧于自然，乐于奉献，造福社会，从不做伤天害理的坏事在人际关系上，始终使自己处于和谐境界中，保持心理平衡，哪里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君子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乐以忘忧”，“乐天知命”，从而达到“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即心胸宽广的精神境界。

无论处于何时何地，只有内心纯净，不贪图名利，广施于人而不求回报，才能处于乱世而心地泰然，才能保持身体健康而得到长寿所以，仁者快乐、乐者长寿而“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即小人常常忧愁悲伤，导致“英年早逝”，完全是小人气量狭窄所致。

美国著名心理学专家、总统保健医生怀特博士指出：“没有焦虑，没有烦恼，没有紧张，就没有高血压”这和中国历代儒医讲的“大忧大哀，必生祸灾”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现代医学研究证实，笑是一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万能药，笑一分钟可代替45分钟放松活动，能起到一份特大剂量的维生素C的作用。

笑既利于消化与睡眠，又利于增强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是治疗哮喘、偏头痛等疾病的良药在中国古代，医学家早已认识到“笑”在人体健康中的作用，并且自觉地将它运用于医疗之中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患有忧郁之症，久治未愈，后来他通过学琴演奏，面带笑容，“久而乐之，不知疾在体也”，恢复了身体健康。

这叫作“以乐胜忧”的心理疗法中国古代医书记载，一位新婚女子，因为丈夫外出经商不归，思夫成疾，百治无效后来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告诉这位女子说：“你的丈夫在外面赚了大钱，正在归途之中，不久即可到家”这位女子听后喜悦万分，相思病很快抛之九霄云外。

这叫作“以喜胜忧”的精神疗法金代有一位妇女得了一种饥而不食、怒骂不休的怪病名医张子和以笑治好这一怪病他命丑态老妇演戏，逗得该妇大笑；又令丑态老妇摔跤，该妇女又大笑不止不久该妇女怒消食增，不药而愈，还贵得一子。

这叫作“以喜消怒”的精神疗法笑是人的善良心态以及愉悦内心的外在表现最后，我转送大家一首《笑之歌》，歌词是：“笑一笑，心开窍，桑榆景色更美妙笑一笑，年转少，心情舒畅迟衰老笑一笑，疾病少，精神乐观赛仙草笑一笑，老来俏，夫妻白头伴到老。

笑一笑，儿孙绕，天伦之乐多热闹笑一笑，四邻好，和和睦睦相关照笑一笑，喜鹊报，人生第二春天到嘻嘻笑，哈哈笑，快活还比神仙好”由上可见，豁达乐观、心境愉悦、满脸笑容的“仁者乐”，乃是幸福快乐和健康长寿的秘诀。

在人生路上，笑是神，气（怨气、生气、怒气）是鬼每天乐一乐，天堂坐一坐；每天愁一愁，地狱游一游俗话说：“三分药，七分养，善治不如善养”所谓善养，就是通过道德修养，构建一个“快乐”的心态，放下忧愁，忘掉疾病，放下一切不快乐的事，每天总是笑哈哈，如同弥勒佛一样，肚子气量大，满脸笑哈哈，才能赛过活神仙。

（二）“仁者静”要想达到“仁者寿”的精神境界，要求仁者不仅有一个“快乐”的心态，而且也有一个“虚静”的心境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指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对“智者动，仁者静”这一命题的形象说明。

这就是说，仁爱之人像山一样的平静、一样的稳定，从不为外物所动摇；仁爱之人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也不惧所以，仁者的心态永远处于“虚静”之中所谓“虚静”，即是“不为外物所动之谓静，不为外物所实之谓虚”。

仁者的“虚静”心态是相对于世俗者的“浮躁”心态而言的人是具有“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和“六欲”（声、色、臭、味、安、佚）的动物“七情”和“六欲”是每个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那么，如何对待人的情欲呢？一般说来有三种态度：一是情欲不足的“禁欲”，二是情欲放纵（过度）的“纵欲”，三是“欲而不贪”的“寡欲”（适度情欲）。

近三十多年来，来自西方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主导价值观念如果按照这种“纵欲”理念生活，把人生快乐看成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享受，认为“有钱有权就是快乐”、“吃喝玩乐就是快乐”、“物质享受就是幸福”等，并且不择手段地最大限度地占有它，那就势必会陷入道德沦丧和价值迷惘的深渊。

因为贪得无厌的“私欲”是人类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有些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私欲，敢于冲破道德、礼治、法律和“神道”四道防线，不择手段地获取社会权力和占有物质财富，必然出现所谓“五鬼闹中华”、“五鬼闹世界”的恶果。

在“五鬼”的诱惑下，往往为物所惑，为权所役，为色所诱，为名所移，为美言所骗，有些人便丧失了“真我”，由“人”变成了“鬼”，完全迷失了人生方向，把自己变成了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没有信仰、没有敬畏之心的“游魂野鬼”。

这些“游魂野鬼”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大写的“钱”字，在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丑恶现象和犯罪行为，都是这些满身铜臭味的人在“五鬼”的驱使下所造成的他们不但不会获得人生的快乐，而且还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或丢掉生命或成为阶下囚，哪里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所以，美国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罗姆指出：“贪婪是一种会给人带来无限痛苦的地狱，它耗尽了人力满足其需求的精力，可并没有给人带来满足。

”为贪婪之欲所累的人，他们的心态永远是浮动的，不会获得幸福与快乐只有按照“欲而不贪”的“寡欲”（适度情欲）原则，将世俗者的浮动心态转化成仁者的虚静心态，方可在虚静中寻到快乐“主静”是宋明理学家的道德修养方法。

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认为天地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证明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情欲”所染，才使“心”浮动起来所以，必须通过“无欲”的修养功夫，方可达到“虚静”的境界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

”无欲即是“虚静”这里所谓“无欲”，实际上是指“寡欲”，主要是指仁者善于控制其情欲，凡是视、听、言、动皆能不为情欲所役，能够以理性控制情欲，保持心理平衡，使人之情欲处于不过又不及的“中和”最佳状态，从而达到“安闲恬静，虚融淡泊”的心灵境界。

仁者的“虚静”心态，何以能够长寿呢？“寡欲故静，有主则虚”，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理战国时期，儒学大师孟轲在《孟子·尽心下》中提出了“养心莫善于寡欲”的命题，用以回答“仁者静”、“静者寿”的问题在儒者看来，多欲则窄，寡欲则宽；多欲则忙，寡欲则闲；多欲则险，寡欲则平；多欲则忧，寡欲则乐；多欲则馁，寡欲则刚。

所以，只有通过“寡欲”的修养之道，在追求物质生活上，实施减法哲学，使心灵处于虚静状态，方可潇洒自在，快乐长寿西汉董仲舒释曰：“仁者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东汉荀悦也指出：“仁者内不伤性，外不伤物，上不违天，下不违人，处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征不至而休嘉集之，寿之术也”（《申鉴·俗嫌》）这里讲的都是“以中和养其身”的道理因为仁者能够做到“欲恶度礼，动静顺性，喜怒止于中，忧惧反之正”，所以它能使人的“心境”始终保持最佳的“中和”状态。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疾病既是生理失衡所致，也是心理失衡所致疾病是人心理失衡的一个窗口因为心理失衡可以使人体细胞分裂脱离正常轨道，导致细胞分裂异常，降低机体免疫力，使发病机会增加不良的心理因素，诸如烦躁不安、牢骚愤怒、猜疑嫉妒、精神忧郁、自卑气馁、玩世不恭、生活孤独、缺乏信心等，都可以通过机体类固醇作用，使胸腺蜕化，影响免疫性，抑制免疫功能，导致疾病发生。

所以，著名医学家胡夫兰德指出：“一切对人不利的影响中，最能使人短命夭亡的就是不好的情绪和恶劣的心情”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因素使人思绪不安、心理失衡，导致多种疾病产生如果能够自控情绪，使之不受外界各种物欲干扰，做到“外无贪而内清净”，保持心理平衡，就可以使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相对稳定，从而强化神经活动，延缓衰老。

因此，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学会如何控制与约束自己的不良情绪，使其处于愉悦的中和状态，有效地保持心理健康，是人把握健康长寿的一把钥匙伦理学家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一书中说过：“情感放纵无度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失去理智控制的炽烈感情会烧毁心灵。

”这说明，调整心理失衡，恢复心理健康，对于人的健康长寿是多么重要啊！（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提出的要想达到“仁者寿”的精神境界，要求仁者不但要具有“仁者爱人”的心胸，而且也要有“仁者乐山”的“爱物”情怀。

每个人不仅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而且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不仅需要构建人际和谐的人文环境，而且需要构建天人和谐的自然环境在获得“人乐”的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由“道德境界”升华到“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获得“天乐”。

所谓“天乐”，即尘视名利，雅好山林之乐就是以一种贵贱穷通无滞于心的超然态度，由“天人对立”转化为“天人合一”，从而形成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由品尝自然之美而感悟到一种人生之乐其主要包括有观赏花木的“赏花观木之乐”；欣赏明月、日出日落、雨后彩虹、蓝天白云、日月同辉的“天象之乐”；听鸟语、玩宠物、观游鱼、赏动物的“玩物之乐”；逛公园、游郊野、欣赏美石的“山水美石之乐”等，皆能在情景合一的“天地境界”中，使人其乐无穷。

综上所述，从“天地境界”中得到的“天乐”，是超然于事物而又不离事物，不是空乐而是实乐从时间维度上，“天乐”既不是乐在过去，也不是乐在未来，而是乐在当下人总是生活在当下的所以，“只以平日所乐处言之”，才有真正的快乐。

请从当下人为的世俗生活中回归到大自然，去寻找“仁者乐山”的天乐吧！三 主静：朱熹的人生智慧朱熹在“主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敬通贯动静”的命题，主张动时做功夫，静时也要做功夫，强调随事检点，执事要敬、行笃要敬，通过“主敬”功夫最终把读书学道与静坐养生结合起来。

“主静”思想是“主敬”功夫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的“主静”思想源自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和庄子的“心斋”、“坐忘”等理念同时，他也继承了北宋周敦颐的“圣人主静”和二程的教人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的思想。

（一）“主静”是一种人生境界朱熹根据“主静”思想，具体地提出了“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人生理念当学生郭德元向朱熹告行时，他说：“人若于日间闲言语省得一两句，闲人客省见得一两人，也济事若浑身都在闹场中，如何读得书！人若逐日无事，有见成饭吃，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朱子十三》，《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在这里，朱熹针对当时人“日间闲言语”说得太多、“闲人客”见得太多、整天“浑身都在闹场中”而不知读书的现象，强调指出：只要个人闲暇无事，在生活上也“有见成饭吃”，实行“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何患治学养生不成。

他认为，善养生者，读书学道亦为养生；善治学者，养生静坐亦可治学，二者密不可分朱熹不仅在理论上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理念，而且在实践上他也是这一人生理念的笃行者在风景秀丽、环境幽静的五夫里紫阳楼故居，朱熹坚持“半日静坐，半日读书”。

紫阳楼中的“晦堂”是朱熹修身养性、授徒讲学、著书立说的地方在“晦堂”里，悬挂着朱熹亲笔书写的“静我神”和“涵养天机”两条横幅“晦堂”中还挂有两首朱熹书写的诗：第一首是：“古木被高阴，昼坐不知暑会得古人心，开襟静无语”；第二首是：“晓起坐书斋，花落堆满径。

只此是文章，挥毫有余兴”从横幅和咏诗中，说明朱熹在这里通过“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不仅在修身养性上把自己升华到“涵养天机”的最高人生境界，而且还达到了“静我神”的快乐、健康、长寿的养生目的朱熹晚年力图寻找一块宁静的读书环境，是他的最大愿望。

朱熹很满意他在武夷山修建的武夷精舍，诗云：“琴书四十年，几做山中客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朱熹不嫌居所简陋，但求心境清静他建仁智堂，有感而发：“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他静坐求斋，心有所感地吟道：“隐去复何求，无言道心长。

”他徘徊于石门坞，自诉心情曰：“自笑晨门者，那知孔氏心”他就是要在这样一种宁静的桃花源式的环境里读书在武夷山，他生活了近四十年，朱熹一边读书学道，一边静坐养生，几乎占去了他的大半人生武夷精舍挂有一块“静中气象”的匾额。

“静中气象”是程朱理学家所追求的人生道德境界何谓“静中气象”呢？《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喜怒哀乐之情，未发时是“中”、是“性”、是“天理”。

所谓“静中气象”，就是通过“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以求虚静之心，再以虚静之心观照心中“天理”这是“去人欲，存天理”的修身养性过程，也是朱熹“静中观理”的人生境界朱熹把静坐、读书视作是进学的基础，明理的阶梯，见性的法门。

“静中气象”就是通过“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修养功夫而达到的人生理想境界朱熹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代社会中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清代理学家曾国藩深受朱熹思想影响，认为养生重在养心，养心重在寡欲。

而养心的最好方法就是静坐，静坐可以使人由物欲回归本心，从而达到无私无欲的人生境界所以，他无论事务多么繁忙，每天都要抽空静坐、读书，坚持不懈近代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动乱的年代，也是每天坚持“静坐、读书”他认为静坐可以使人思维清晰，头脑灵活。

在风云突起的鸦片战争中，他还撰写了一副对联自勉：“静坐读书各得半日，清风明月不用一钱”清代养生家石成金著有《养生镜》一书，其中《天基乐事》篇全面地论述了他的“养生八乐”之说：一是“静坐之乐”劳作之余，静坐休息，万虑俱忘，恬淡自乐。

二是“读书之乐”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宽阔胸怀，岂非乐事！三是“赏花之乐”观赏花木，美化环境，娱目悦心，乐莫大焉四是“玩月之乐”欣赏夜月，闲坐清玩，心骨俱清，何乐不为！五是“观画之乐”品赏绘画，山水楼台，供我娱目，乐在其中。

六是“听鸟之乐”清晨鸟语，百般音韵，清享之乐，高山世外七是“狂歌之乐”放歌吟诵，随兴所至，开朗胸心，乐自天来八是“高卧之乐”北窗高卧，凉风徐来，转侧神舒，乐似陶春享此八乐，不是神仙，胜似神仙他在“养生八乐”中，把“静坐之乐”、“读书之乐”排在前面，可见其重要性。

这里，着重讲一讲静坐、读书之乐人生静坐读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求知、修身、养生的过程，也是人生境界不断升华的过程（二）“主静”是一种成功之道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要大力提倡“主静”？因为静能增慧，静能开悟，静能入圣，静能正道。

“主静”是打开智慧大门、走向成功的“密码”俗话说“静能生智”，道理就在于此儒家认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只有明确人生目标才能使人意志坚定，意志坚定才能使人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使人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使人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使人有所收获，从而达到至善的人生境界。

佛教提倡“戒、定、慧三学”，“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戒重修身，定重净心，慧重断惑，三者分别阐释了道德行为、道德意志、道德认识诸方面的修养方法，也是静能生智的意思朱熹深受儒家《大学》和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影响，提出了“穷理以虑，心静虑为本”（《学三》，《朱子语类》卷九）的思想，指出：“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明。

”（《学五》，《朱子语类》卷十一）又指出：“为学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滥无所收拾，将甚处做管辖处？其它用功总嫌慢须先就自心上立得定，决不杂，则自然光明四达，照用有余”（《宋儒学案·晦翁学案上》）朱熹所论述的“静坐—虚心—明理”的智慧之学，对于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清华大学同方集团总裁陆致成在他的办公室里挂有四幅字：一是“无为”，要努力做事但不强求，一切顺其自然；二是“振铎”，本意是敲钟，做人做事要始终警钟长鸣，要有“问题管理”，要有危机感；三是“高山海川”，要求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心胸宽一点，事做大一点；四是“杏花梳影里，吟留到明天”，要求在压力和挑战面前，既要只争朝夕，又要急事缓办，既要心急如焚，又要从容淡定，就像晚上在杏花村里吟诗一样悠闲。

这四幅字，既有心静如水的淡定意境，又有如何通往这一人生意境的修行之道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由“浮躁”心态转变成“清静”心态，是决定人生成败的大智慧企业家的心态，有动态也有静态在紧张的工作中，企业家总是不停地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思维处于瞬息万变的动态之中。

过度的动态思维，往往导致各种心理障碍，如谨小慎微、畏缩不前的恐惧心理，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玩弄小聪明的“浮明”之智，这些都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要克服此类心理障碍，将动态心境转变成静态心境是十分必要的所谓静态心境，并不是绝对的静止，而是一种特殊的思维状态，即在理智之外和毫无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去感悟现实。

西方人把它叫作“沉思”，中国人把它叫作“虚静”或“禅悟”企业家在紧张的脑力劳动后，不妨找一块安静的地方，坐在蒲团或凳子上，按照佛教的“禅思”或庄子的“坐忘”或宋明理学家的“静坐”理念，每天修炼一段时间，使浮躁之心渐渐清静下来，并在宁静中悟道。

人在宁静心态中，往往会油然而生出许多绝妙的想法，在宁静中感知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各种现象，通过无形沉思增长智慧和力量西方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每天早晨都要在肃静的教堂里长跪三个小时当助手劝他少跪一会儿去做事时，他说：“正是由于有那么多的事等着我去做，我就需要再跪一会儿。

”马丁·路德的“静跪”是为即将开始的工作积蓄智慧和体力西方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天都要进入一间寂静、黑暗的密室中静坐一小时其间，他什么都不去想，将滚滚红尘抛之九霄云外，进入“无我”的心灵境界，在宁静中回归到无智无欲的自然本性，以修复憔悴的心身，激发出无穷的潜能和智慧。

在现代商战和企业管理中，要求企业家遇到险情或身陷逆境时要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在企业经营中，面对风云突变的市场，风险之事在所难免；一旦陷入险境，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冷静的理性来化解险情。

如果不具有这种大将风度，而为情感所左右，必将铸成大错，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亚洲影业皇帝”邵逸夫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电影业竞争十分激烈，竞争对手抓住邵氏的一个失误，挖走了他手下的一大批明星，导致他每年电影拍摄数量降至6部。

邵逸夫先生没有被这一危机所吓倒，而是以冷静的态度采取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办法，即将投资重点由电影业转向录影带业务，并开展多元化经营（如地产业等），使他仍然保持着香港影视界“巨头”的地位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于20世纪50年代创业的塑胶公司，每月可生产100吨，而台湾的月需求量只有20吨，大量产品积压，股东纷纷要求退股，台湾塑胶公司陷入了困境。

王永庆沉着冷静，通过理性的科学分析，认为出路就在台湾岛上他果断地决定在台湾“再建一个塑胶加工厂”正是这种“我就是市场”（即把塑胶卖给自己的加工厂，然后出售塑胶成品）的经营决策，使他的台塑企业在危机中走向辉煌。

在浮躁与喧嚣的市场经济中，“主静”智慧对于控制贪婪与恐惧的人性弱点，提高企业家的理性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利益竞争的市场中，如何解决“有为危机”，是一个常见而必须解决的问题每个人进入市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欲望，正是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以股票市场小投资者为例，有一首打油诗真实地描绘了他们的心情：“看好不买一直涨，追涨买进变熊样气愤不过又卖掉，卖掉立即又大涨”不管是对自我控制能力和内幕消息的过度自信而“盲目操作”，还是对自己缺乏自信，在买进与卖出之间左右摇摆，无所适从，过度的谨小慎微，都无法获得成功。

“有为之举”把人变成了“身不由己”的股奴在股票交易过程中，如果能以“清静无为”作为指导思想，真正做到“买进时不急”、“卖出时不贪”、“赢利时不骄”、“亏损时不馁”、“等待时不躁”，就可以防止因贪婪与恐惧带来的各种弊端。

“清静无为”不但能化解因欲望与情绪所产生的主观性与非理性化，而且还能帮助企业家树立返璞归真的平常心与平静心正如美国“股神”巴菲特对他的股东说的那样：“假如我在开盘时间常常溜出去看电影的话，你们去年应该赚得更多。

”良好的“清静无为”心态，是医治市场“有为危机”的一剂有效的良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家，只有在心态上由浮躁心态而转变成“清静”心态，才能使企业逐步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逐步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型企业。

在心态上，商人必须根据朱熹的“主静”思想，树立以柔克刚的“慢慢磨”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经营企业是一场心理战忍耐力强者胜，忍耐力弱者败作为中小企业家，只能以“慢慢磨”来磨炼自己的忍耐性，克服自己的浮躁毛病，总有一天会由小媳妇“磨”成“婆”的。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忍耐力极强的企业家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的移民浪潮中，冷静地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进行大手笔的地产投资，实现了他人生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腾飞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又冷静地分析了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形势，不仅投资了深圳的港口，而且在1998年又投资了印尼的港口，都是以老子的“以柔克刚”的思想进行操作的。

正如和记黄埔集团前董事总经理马世民先生说的那样：“李嘉诚是一个玩Cycle的高手”，“李嘉诚的故事就是一连串的好交易”正是这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清静”心态，使李嘉诚变成了一头“慈祥的狮子”，达到了“不疾而速”的人生境界。

（三）“主静”是一种养生智慧朱熹倡导“主静养生”，认为静坐是一种健康长寿的灵丹妙药他著有《调息箴》，全文如下：“予作《调息箴》，亦是养心一法盖人心不定者，其鼻息嘘气常长，吸气常短，故须有以调之鼻数停匀，则心亦渐定。

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也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窜与猗移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已而吸，如百虫蛰氤氲开阖，其妙无穷谁其尸之？不宰之功”（《朱子大全》卷八十五）朱熹的《调息箴》强调养生要定心定性不可长吁短叹，应该通过调练呼吸来达到养生的目的。

他在注释《周易》时指出：“安静以养微阳也”在朱熹看来，“主静”可使人气理平和，从而达到涵养阳气的目的“主静”还可以培养人的“浩然之气”，使人精神刚健只有人心处于和乐主静中，方能使气行合意，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

明儒李豫亨于隆庆四年出版的小册子《推篷寤语》中，记录了曾任四川水利佥事蒋信因病去某寺庙静坐的事“国朝道林蒋先生偶抱羸疾，岁乙亥病益甚，哕血，几不起，先生乃谢医药，寄寓道林寺一室，只以一力自随闭目趺坐，默坐澄心，常达昼夜，不就枕席。

一日忽香津满颊，一片虚白，炯炯见前，冷然有省之间，而沉疴已溘然去体也!”高攀龙也有与蒋信类似的人生经历《高子遗书》卷七载：高攀龙“尝夜半腹痛，痛不可支起来觉此心精明，痛亦随止，寻偃息，痛复如初，仍起坐达旦，不药而愈。

又一日，在镇江，齿痛，亦以静坐愈”这说明通过静坐可以强身健体，治疗疾病，静坐已成为增强健康的重要方法朱熹的“主静养生”思想，不仅对历史上的蒋信、高攀龙等人，而且对于现代人的健康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民国时期，气功前辈蒋维乔先生大力推广静坐养生。

1914年，他出版了《因是子静坐法》，运用当时从欧洲传入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理论，对静坐的养生机理作了初步研究由于该书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科学方法对静坐养生法进行了较系统的阐释，所以对养生文化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时间就是金钱”这一价值观念驱动下，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分秒必争的现代人，为了获取金钱、权势和浮名，只知忙碌而不知放松，只知透支而不知蓄藏，只知工作而不知休息，势必导致心力交瘁，体力过度透支，导致各种心理疾病（诸如职业性痉挛、强迫症、恐惧症等）。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称为“心理疾病时代”几乎每个人随时随地都会遇到不同的巨大压力和心理危机：青年人可能会遇到学业、恋爱和就业等方面的危机，中年人可能会遇到职务升降和人际关系紧张等方面的危机，老年人则会遇到年老疾病和死亡等方面危机。

面对如此多的社会危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摆脱这些心灵困境，就有可能导致感情、理智和行为的“错位”，引起失眠、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精神障碍等疾病，其结果不是英年早逝就是自寻绝路正如英国时间研究专家格斯勒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处在把健康变卖给时间和压力的时代。

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不得不开始对现代快节奏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在世界范围内，提出了与“快生活”相对立的“慢生活”的健康理念所谓“慢生活”不是支持懒惰、放慢速度，也不是拖延时间，而是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心理与生理的平衡，从本质上是对人的健康、对人的生命的珍视。

在“慢生活”理念的引导下，人们开始从紧张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让生活和工作“慢”下来，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身体运转诸方面，提高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水平人的健康水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慢生活”中逐步实现的。

一味求快的浮躁心态，只能有损于人的身心健康当代文化名人郭沫若对静坐情有独钟，他幼年体弱多病，青年时期又患伤寒，导致两耳失聪1914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由于学习紧张，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彻夜不能入睡每天坚持静坐，两个星期后就改善了身体状况，入睡不再困难，记忆力也提高了，神经衰弱症也无踪影了。

香港超级富豪李嘉诚的“快生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是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把“快生活”与“慢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虽年逾八旬，但总是神采奕奕，思维敏捷，各项健康指标都属于“优等生”在“快生活”节奏中，“闭目养神”的静功是不能侵犯的。

李嘉诚有一个“闭目养神”的静功：不管工作多忙，一旦坐下来，就闭上眼睛，脑子里什么都不想，直到呼吸平稳、全身放松为止每天至少保证三次，每次大约10分钟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脑是“元神之府”，主管思维眼睛则“心灵的窗口”。

在小小的视网膜上，布满了数量上亿的神经元，人脑近一半信息来自视觉十分钟的闭目养神，就几乎阻断了视觉信息对大脑思维的干扰，使人顿觉精神焕发所以，李嘉诚称它为提神醒脑的“绝招”，是李嘉诚身心健康的根本保证为什么静坐具有如此大的健康效能呢？统一场理论作出了科学揭示。

现代物理学认为，统一场是所有物质和能量的源泉，它具有以下性质：无限的能量，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潜能科学家认为，“思维”是一种能量形式，每当大脑产生思想的时候，脑细胞就会产生相应的生理、化学、磁电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必须通过统一场才会达到平衡和完美。

也就是说，思维的来源是统一场现代物理学认为，层次越精微，所产生的能量越大原子弹之所以比化学弹威力大，就是因为原子比分子精微，而中子弹比原子弹威力大，也是因为中子又比原子精微据此推论，思维的层次越精微，所产生的能量就越大。

平时一般人的思想大多处在粗浮的层次，显示不出威力要让思想产生更大的威力，就必须让它进入精微的层次，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大脑尽量放松，放松大脑，脑电波的频率就会减慢，思想的能量就会大大增强静坐是放松大脑的有效方法之一。

印度裔美籍物理学家玛哈里希创编的自我调整身心的“超觉静坐”方法，颇受世人青睐他说：“人学会进入超觉意识状态，内心会变得平静，思想会变得富有成效，并能对环境发出轻快与协调的波”科学家对此方法进行过实验研究，结果发现人体在超觉静坐时，全身肌肉放松，心率、呼吸及大脑电波缓慢，高度有序，耗氧量减少，基本代谢率降低，免疫功能增强，全身小血管舒张，血中肾上腺素与其他紧张激素下降，大脑皮层处于保护性抑制状态，皮层功能同步化增强，这对于强身健体、防治疾病及延缓衰老都有极大的好处。

四 天赋、逆境、淡泊：儒家的成才之道走上成功之路，是每个人追求的人生目标要想走上成功之路，使自己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除了依靠客观机遇和主观努力外，还必须善于从儒家哲学吸取成才智慧中国的儒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历来都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提出过许多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成才之道。

（一）天赋与成才——从王安石的《伤仲永》说起〖*2〗1.从《伤仲永》说起宋仁宗时，北宋儒学大师王安石写过一篇短文，叫作《伤仲永》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天赋与成才关系的哲学论文为了便于分析，先将全文抄录如下：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

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

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三）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从哲学高度辩证地阐明了天赋与成才的关系在这里，王安石通过方仲永五岁即能写出“以养父母、收族（和睦族人）为意”的四句诗，十二三岁前能“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这一事实，肯定“受之天”的“通悟”神童是存在的，肯定人与生俱有的天赋差异。

现代教育学和生理心理学证明，承认人的天赋差异并不是什么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而是指出了成才所依赖的生理基础的差异性所谓天赋，是指人与生俱有的遗传生理特质它既有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差别，又有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差别。

从感觉运动器官而言，要想成为画家，无法辨色的全色盲肯定是不成的；要想成为歌唱家和戏曲艺术表演家，天生的哑巴也是不成的；由于发音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唱高音或唱低音；由于腿长或腿短，决定了适于赛跑或不适于赛跑。

从大脑神经系统而言，天赋的差别大体分为三类：天赋超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童”，一般只占人类总数的24%～3%；天赋正常，占人类总数的绝大多数，约占95%；天赋落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弱智”或“脑缺陷”，只占人类总数的1%～3%。

所谓天赋落后，主要包括先天性愚钝、先天痴呆、智力不足、智力缺陷、智力障碍、智力发育不全、智能发育不全、精神幼稚病等先天俱有的神经类型，一般说来分为三类：第一信号系统占优势的艺术型，易成为文学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第二信号系统占优势的思想型，易成为思想家、科学家和政治家；第一与第二信号系统相当的中间型，这是多数人。

王安石所肯定的天赋“神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普遍存在的从中国而言，秦朝甘罗12岁为上卿；东汉曹植7岁能写诗；唐朝王勃6岁善于文辞，少年时就写出了不朽的《滕王阁序》；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杜甫7岁能诗，9岁善书；韩愈7岁成文；白居易六七岁能诗；宋朝黄庭坚7岁时，就写出了“骑牛远远村前过，吹笛风斜隔陇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样意境甚高的牧童诗现代中国也不乏天赋极高的“神童”，如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即有不少神童从外国而言，俄国普希金8岁能用法文写诗，是一位天才诗人；奥地利的莫扎特6岁时已是演奏会的主演者；贝多芬13岁就创作出了三部奏鸣曲；法国孔德13岁成为哲学家；德国高斯四五岁即能纠正父亲演算中的错误，是一位天才的数学家；美国控制论的创始人威纳7岁能读但丁、达尔文的著作，11岁写出论文，14岁大学毕业，18岁获得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2.人的天赋就像火花天赋是企业家走向成才之路的生理物质基础，不承认天赋能力的差异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但是，夸大天赋在成才中的作用，宣传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先天决定论，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曾说过：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异，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异小得多。

王安石从神童方仲永十二三岁后“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过七年，方仲永已“泯然众人矣”这一事实，认识到方仲永所以从神童“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由这一认识出发，他告诫人们“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大量事实证明，要想成才，“受之天”的天资条件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受之人”的后天的良好教育和社会实践。

如果像方仲永那样自恃“神童”，“或以钱币乞之”，其父利之，“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结果也会由神童变成庸才相反，即使天资条件较差，只要后天能够勤奋好学也会成才的华罗庚天资并不好，不但小学成绩差，初中数学考试也不及格，但是他通过后天的刻苦自学而成为大数学家。

爱因斯坦亦非“神童”，三岁还不会说话，读小学时老师说他“笨头笨脑”，考大学时植物、语文均不及格但是他具备“人一知之，我十知之；人十知之，我百知之”的苦学精神，终于提出了相对论原理，成为科学巨匠爱迪生小时候读书，考试多次不及格，被迫退学。

但是，他后来能够按照“发明是1%的灵感加99%的血汗”这一信条，在科学试验中，几乎每天工作20小时左右，实在累了，就用图书当枕头睡一会儿为了寻找一种适宜的电灯灯丝，前后共试验了1600多种材料，终于登上了发明家的宝座。

法国开普勒不但是早产儿，猩红热也损伤了他的智力，但是由于他能刻苦学习、认真钻研，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规律，成为举世闻名的天文学家在这里，每个人的成功，后天的主观努力是极为重要的在成才的道路上，应着眼于汗水，不应着眼于灵感；应着眼于勤奋，不应着眼于天赋。

因为天赋和灵感的女神，所爱的只是那些不畏辛苦、甘流血汗的勤奋者天赋条件只是提供了成才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则决定于“受之人”的后天因素企业家只有把“受之天”与“受之人”两方面结合起来，方可走上成功之路。

正如高尔基说过的那样：“人的天赋就像火花，既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迫使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朋友，投入紧张的劳动吧!让你天赋的火花燃烧成冲天的烈焰!”鲁迅先生亦曾说过：“伟大的成绩与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

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二）逆境与成才——“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忍则乱大谋”，是《论语·卫灵公》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在成才道路上，遇到小事情不能忍耐就会影响或破坏大谋的实现。

可以说，这是孔子对成才之道的理论概括这句话有三个关键点：一是“大谋”，二是“小忍”，三是“小忍”与“大谋”的关系1.大谋即是立志所谓“大谋”即是“立志”，亦即根据主观与客观的实际情况设计人生奋斗目标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即人是一种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高级动物。

孟子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说，没有“大谋”理想的人生是“近于禽兽”的人生，是枯萎的人生所以，自古以来，凡是成才者都必须先“立志”，确定“大谋”。

明代王阳明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未立耳”可见，“立志”（大谋）与成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立志”既是人生的方向盘，又是人生的原动力。

明代李时珍在科举失意后，由于世代医家的影响，最终选择了“立志从医”的人生方向在从医的道路上，他不但阅读了大量的医学典籍，更是足迹遍中国，吃尽人间苦，最终写出了100多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成为名垂千秋的药物学家。

徐霞客虽出身仕宦之家，但他无意于科举仕途，而选择了考察祖国名山大川的人生志向他从不畏人间辛苦，经过30多年的科学研究，终于写出了《徐霞客游记》，成为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在实现“大谋”的过程中，有顺境亦有逆境，有成功亦有失败。

既要珍惜顺境，又要准备战胜逆境；既要力争成功，又要准备忍受人生一切苦难“忍”字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如何才能闯过逆境、走向成才之路呢?孔子指出：“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有忍辱负重、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人，才能闯过难关，走向成功。

忍耐绝不是“无能”的代名词，而是一种战胜人生厄运的美德，是一种人生智慧唐代张公艺，齐家有方，九世同堂，为世人称誉唐高宗封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成功秘诀，张公艺挥笔写了一百多个“忍”字（详见《新唐书》卷一九五《列传》第一二《孝友》）。

唐代白居易亦指出：“古之为圣为贤，建功树业，立身处世，夫有不得力于忍也”宋代王安石亦指出：“莫大之祸，起于斯须之不忍”《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因无力付店钱只好在大街上叫卖祖传宝刀，偏偏遇上无赖牛二，要求杨志试刀。

斩铁如泥、吹发即断试过后，牛二料杨志不敢杀他，便进而要求杨志砍他的头，以证明“杀人不留血”牛二无理取闹，杨志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住了，动手杀了牛二因此事杨志进了牢房2.“小忍”的社会内涵所谓“忍”，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己”要采取“克己”的态度；二是对人要采取忍受、忍让的态度。

那么，主要“忍耐”什么?一是忍耐困苦中国古代“孔子之忍饥，颜子之忍贫，闵子之忍寒”皆属于此类孟子曾讲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艰难困苦这一逆境，可以是成才的阻力，也可以是成才的动力“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袴少伟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写成的；一代名著《红楼梦》，是曹雪芹在举家食粥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写成的。

艰难贫苦可以压死弱者，对于强者却是砥砺人生的磨刀石二是忍受屈辱在成才之路上，有时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屈辱在屈辱面前，绝不能感情用事，贻误大谋胸怀大志的韩信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天才他在年轻时，喜好研究军事，平时常佩一把长剑防身。

有一天，一群小痞子无理寻衅，对韩信说：你成天带着一把剑，又不见你用它你若是有本领，就拿剑来杀我；若是摆样子，你就从我两腿间爬过去这明显是一种侮辱，但是韩信并没有怒从心头起，挥剑砍杀他们正是因为他能够忍受一时“胯下之辱”，他终成为汉初一名战功显赫的将军。

司马迁遭受宫刑后，仍然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史记》三是忍受一时的误解和流言蜚语莎士比亚说过：“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但是，在实现“大谋”的人生征途中，总会受到某些小人的诽谤，也会招来某些谗言。

如何对待呢?在诽谤和谗言面前，切不可过于纠缠，浪费精力和时间，以免干扰“大谋”的实现对于小人的流言蜚语，固然要选择适当机会加以揭露，但有时也需要“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策略有一天，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一位朋友在雅典大街上散步。

忽然有一位青年用棍子打了苏格拉底一下就跑了那位朋友立刻要去追那位青年算账苏格拉底拉住朋友，并笑着对他说：“难道一头驴子踢了你一脚，你也要踢它一脚吗?”认为这会招惹更多的麻烦，白白浪费精力和时间泰西塔斯指出：“不加理会的谗言很快就会平息。

”大仲马亦指出：“制止谗言的方法是鄙弃它，企图追逐它，驳斥它，它就会比你跑得更快”但丁告诫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培根亦说过：“办大事的人，不忌忍小怨”中国的吴贯因也说过：“必今日能容天下之谤者，他日乃能受天下之誉。

”否则，就会妨碍“大谋”的实现四是在与恶势力的斗争中，自己暂时力量弱小，处于不利地位时，要学会“尺蠖屈身”、“龙蛇蛰伏”，以求东山再起，成就“大谋”在“四人帮”横行时，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采取“忍”的策略，就是为了暂时避其锋芒，不做无谓的牺牲，等待时机，战而胜之。

春秋时期，孔子为了推行他的仁政学说，周游列国在蒲城为卫国叛军公叔戌所围困，公叔戌对其百般挑衅，弟子公良孺喊道：“让我与他血战到底!”孔子采取忍让策略，同意公叔戌提出的“原路返回，不去卫国”的无理要求，并在公叔戌的嘲笑声中原路返回。

可是，他到了中途，又绕道去了卫国（参见《史记·孔子世家》）这是一种为了“大谋”而“小忍”的策略3.小忍与大谋的关系不管是困难和贫寒，还是屈辱和诽谤，都是人在成才之路上常常遭遇的逆境如何看待逆境与成才的关系呢?一般说来，在人生征途中，顺境可以为成才提供更多的优越条件，但是人在顺境中也易于玩物丧志、纵欲放荡、骄傲自满，所以有时候顺境也可能是人生意志的消磨剂，是断送前程的绊脚石。

逆境对于成才是一种阻力，但有时又是一种动力因为人在逆境中，既可以培养坚韧不拔、积极进取的精神，又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于事业上在逆境中所以能够成才，就是凭借一个“忍”字，即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唐代柳宗元在八司马政治改革失败后，被贬到永州、柳州，不但遭到政敌的诽谤攻击，而且也遭遇母亲病故。

在贫病交加的荒野之地，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和游记，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还写下了诸如《天对》、《封建论》等流传千古的哲学名著，成为唐代伟大的哲学家贝弗里奇曾指出：“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在处于逆境的情况下作出。

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同“一味忍让”是有原则性区别的这就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孔子家语·屈节解》），即虽忍耐受屈但不毁坏节操，虽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但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唐朝有两位名僧叫作寒山和拾得寒山问：“如果有人来侮辱我，嘲笑我，嫌恨我，欺骗我，我该怎么办?”拾得回答：“你只需忍受，依从他，让着他，敬着他，躲着他，耐着他，装聋作哑，漠然对待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儒家的“忍耐”哲学不同于这种“忍气吞声”它要求该忍则忍，不该忍则绝不忍《论语·八佾》记载鲁国大夫季氏按名分只能享用“六佾舞”，而他却享用天子的“八佾舞”对于这种僭越行为，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先进》记载，孔子弟子冉求帮助季氏横征暴敛。

孔子大怒地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说明，孔子讲的“忍”是有条件的，并非是不问是非曲直，一味地迁就综上所述，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逆境兴才”的道理它告诉人们，在成功之路上，你要牢牢记住你的“立志”、“大谋”是什么。

把所有来自外在的贫困和恶势力、冷嘲热讽和人格侮辱，都看成是成才道路上的考验要学会在逆境中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更有价值的“大谋”上来这是一种高超的处世智慧，对于当代的企业家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淡泊与成才——“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三国时，诸葛亮曾告诫其子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既是诸葛亮一生成功之道的理论总结，也是告诫世人如何成才的奥秘所在。

1.“非淡泊无以明志”历史证明，大凡有远大志向、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在追求物质生活上都是奉行“寡欲尚俭”的原则因为只有淡泊物质生活的人，才能具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和远大志向，保证人生“大谋”的实现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汉代疏广指出：“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汉书·疏广传》）宋代司马光亦指出：“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这些凝聚着人生智慧的警句，都是对“俭以养德”、“淡泊明志”思想的精辟说明。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追求奢华安逸、奢侈糜烂生活而导致意志衰退，甚至败家丧身的人屡见不鲜相反，那些在物质生活上安于节俭、甘于淡泊的人，往往能在清贫的环境中锻炼意志，培养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毅力和精神，并使之变为成才的无价之宝，从而实现人生理想。

爱默生说过：“节俭是人一生中食用不完的美筵”同时，只有做到安于节俭、甘于淡泊，才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用于学习和事业每天24小时，每小时60分钟，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试问：整天讲究吃喝玩乐的人能够成才吗?答案是否定的。

只有那些甘于淡泊生活，把精力和时间用于学习和事业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是在极度清贫，甚至在靠当衣度日的环境中写成的，而他却“甘之如饴”“非淡泊无以明志”主要是从人生价值取向上立论的。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及其家庭的私欲吗?非也如果只是为了追求“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的浑浑噩噩的物质生活，那就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人是一种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高级动物没有理想的人生，是无意义的人生。

所以，有志者必须在个人生活上甘于淡泊，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于祖国和人民，把改造社会和造福人类作为自己追求的“大志”孔子生前为了拯救民众，满怀激情，周游列国，推行仁政学说，虽厄于蔡，困于陈，四处碰壁，但他抱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许多社会改革家和科学家，大多奉行“非淡泊无以明志”的人生理念这样的人生，才最具光辉、最有价值“非淡泊无以明志”，可以说是诸葛亮对如何选择正确人生价值的精彩说明2.“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是成功人生的方向盘。

《史记·滑稽列传》云：“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古语云：“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梁启超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指出：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其所以十六年不飞又不鸣者，正所以为今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之地也”。

历史证明，凡是成才者都要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三年不鸣”是成才的量变阶段，只有量变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一鸣惊人”的质变只有甘于“三年不鸣”，打好成才的基础，方可达到“一鸣惊人”的理想境界“三年不鸣”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求在寂寞的环境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两方面作好“一鸣惊人”的准备。

汉代张仲景，唐代孙思邈，明代李时珍、徐霞客，清代王清任，所以能成为科学家而名扬四海，正是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艰苦奋斗的结果要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科学的顶峰，“读万卷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增加感性认识，同时还可以修正书本上的一些错误比如中国古书认为“岷山导江”，而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写了一篇《江源考》，证明长江的上源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清代医学家王清任敢于冲破儒家的陈旧观念，亲自到义冢解剖尸体，发现人的思维器官不是“心”而是“脑”，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脑髓说”，从而纠正了孟子的“心之官则思”的说法。

只有在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两方面作好充分准备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英才要想真正做到“三年不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里，有两种思想倾向必须克服：一是急于求成有些青年人在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尚不具备成名的条件下，到处表现自己，急于成名。

或希望靠一首歌唱红当明星，或靠一本书当作家，或靠短期内的“形象工程”升官发财，靠金钱、靠浮夸获取虚名，一切皆求“速成”急于成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不会成功的正如盖楼房一样，根基未固，建在沙滩上的高楼迟早是会倒塌的。

犹如种庄稼一样，只有先耕耘、播种，而后才能有收获“拔苗助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急于成名而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并不少见，应引以为戒孔子反复讲“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的道理，原因就在这里。

俗话说：“一口吃不成大胖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成名是由不知名转化而来，但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并非由主观愿望决定只有在寂寞中作好充分准备的人，才能达到理想境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成就大事业，就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如明代哲学家吕坤在《呻吟语》中所指出的那样：“撼大摧坚，要徐徐下手久久见功，默默留意”如果急功近利，势必造成“攘臂极力，一犯手自家先败”二是浮躁情绪。

在现今社会里，由于官本位思想和市场经济的诱惑，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盛行，某些人情绪浮躁，一会儿“求官”，希望在任期内多出成绩，快出成果；一会儿“下海”，做生意，炒股票，搞投资，希望“快速致富”，总是坐不下来，浪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结果一事无成。

这样的人在现实社会中屡见不鲜依据社会客观需要和个人自身条件选定人生的“大志”之后，就要甘于寂寞、枯燥，排除一切外来干扰，做到以静制动，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只有保持宁静心态，才能集中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去“明志”。

“宁静”是“致远”的重要条件和保证，是人生成功的一把钥匙波斯诗人萨迪说过：“事业常成于坚韧，毁于急躁”法国作家米斯特拉尔也说过：“成就事业要能忍受时间的凌辱”不少人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就在于他们不能“忍受时间的凌辱”。

他们总想“一夜暴富”，一举成名历史证明，大凡成功者，都必须经过一个漫长而不为人知的“宁静”过程正是宁静时期的不断积累和长期的时间凌辱，才有可能功成名就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写过一副对联：“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这一副对联可看作是对范文澜先生治学经验的精辟概括，也是所有成功者的奥秘所在让我们注意克服急于求成和浮躁情绪，保证自己走上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