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环境要素包括哪些(各自然地理要素如何影响人文环境)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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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理、适用的地名分类是村庄地名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基础为探究地名分类方法对村庄地名文化景观分析结果的影响，文章以甘肃省民勤县248个行政村地名为例，通过比对“用字分类法”和“专名分类法”在出发点、侧重点方面的异同，测度这两种方法对村庄地名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的影响程度，甄别空间分布差异对地名分类方法的敏感性，从而验证了两种分类方法的差异性、适用性问题。

该研究为开展行政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异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关键词：地名；分类方法；文化景观；空间分异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合体，亦是人类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最终结果和表现形式之一。

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类型，地名是人们对地表特定地域空间或地域实体的指称，是在人的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为确定地物类型、空间方位及相互距离而出现的，得到了文化地理、城乡规划等多学科的关注地名的起源离不开人类生存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环境”，在景观七存在地域分异”，并能体现特定人群的空间分布与历史变迁”，而有关地名产生、演化、流传等方面的研究业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中重要且有价值的领域。

传统的地名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名的起源、演变、语源、类型划分、地名群和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等层面研究方法多以描述或记述为主，通过定性分析进行解释1990年代以来地名研究的计量化成为地名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国内很多学者结合传统文化地理研究思路，利用GIS技术对地名景观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城乡地名文化景观特征、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地名分类是地名文化景观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分类体系的差异会导致地名景观分布及其演变规律分析结果的不同尤其在当前信息化赋能国土空间规划的转型期，地名分类对于城乡地名数据的存储、管理、查询与共享等更为重要，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至关重要。

当前，在地名文化景观研究中，相比较于对地名属性分类的统一认识，学界对地名分类方法有着不同看法一部分学者将地名看作一个整体，以地名用字分类代表地名文化景观分类另一部分学者则根据地名的结构将其分为专名和通名，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按照专名或专名通名结合的方式进行地名文化景观分类。

总体来讲，在地名文化景观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将地名看作整体，采取用字分类法开展地名文化景观研究，即按字面意思对地名用字进行分类与词频统计，并且对地名的属性也未加区别和特别说明，将行政区划、居民点、站场等不同属性的地名进行混合分析。

该分类方法虽简单易操作，但较少考虑地名的命名来源、时空演进及时代烙印等特征，造成部分地名被错误归类、无法归类以及研究样本缩小等问题可见用字分类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此，如何考虑不同地名分类方法的科学性、适应性问题，如何评估不同类型地名文化景观对分类方法的敏感性问题等，成为学界急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对于地名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开发也至关重要。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其中，代表世界农耕文明遗产保护地的传统村落，是国家多层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本研究试图以甘肃省武威市下辖的民勤县为例，通过对比乡村行政地名用字分类与专名分类两种方法下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差异，探讨两种地名分类方法的适应性以及各类地名文化景观对分类方法的敏感性，以此为地名分类方法的理性选择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1.1 数据来源民勤县地处甘肃省东北部，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下游，是阻隔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拢的重要生态区，以及中国西北部风沙线上的一座“桥头堡”民勤历史悠久，早在2800多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并创造了灿烂的“沙井文化”，是甘肃省有名的“文化之乡”“教育名县”。

全县下辖18个镇、248个行政村，2020年常住人口178470人本研究以民勤县248个行政村名为研究对象，地名信息来源于《镇番县志》《民勤县地名资料汇编》等地方志、地名志资料地理位置信息来源于谷歌地球、百度地图等网络平台，地形资料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

1.2 研究方法首先，按照用字分类、专名分类两种不同的地名分类方法对248个乡村行政地名分别进行分类统计其次，将从网络平台获取的地名地理坐标信息导入GIS分析软件，借助核密度估计法对民勤乡村地名文化景观进行可视化表达，显现其空间分布特征。

最后，比对两种分类方法在地名文化景观研究中的差异性，包括类型差异、数量差异、分布差异等，揭示各类差异对分类方法的敏感程度2 乡村地名分类方法比对研究2.1 用字分类研究以民勤县为例，按照乡村行政地名字面意思，将其分为自然、人文与其他3大类。

其中，自然景观类（简称“自然类”）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动物、植物、方位、颜色6个亚类；人文景观类（简称“人文类”）包含姓氏、军事、建筑、意愿、序数5个亚类；其余不能归入自然与人文两类的村庄地名则纳入其他大类（表1）。

在248处乡村地名中，自然景观类地名有149处其中表现方位的汉字最多，共69处，占地名总数的27.82％其中“西”出现17次，“上”“东”各出现13次，“中”出现12次，“下”出现7次，“北”出现5次，“南”出现2次，“左”出现1次。

表现水文环境的次之，共43处，占地名总数的17.34％在水文类汉字中，“沟”出现9次“井”出现8次，“湖”出现6次，“润”出现5次，“泉”出现4次，“湾”出现3次，“雨”出现2次，“河”“桥”“川”“水”“海子”“滩”“浪”等各出现1次。

其次是颜色类汉字，共13处，占地名总数的5.24％地形地貌类地名共12处，占地名总数的4.84％在地形地貌类地名中，“岔”出现3次，“山”出现2次，“岗”出现2次，其余均出现1次植物类地名次之，共8处，占地名总数的3.23％，“花”出现2次，“梧桐”“草”“桂”“莲”“蒲”“林”等各出现1次。

最后是动物类地名，仅有4处，占地名总数1.61％，其中“龙”出现2次，“马”“羊”各出现1次人文景观类地名有117处其中表现居民意愿的汉字最多，共46处，占地名总数的18.55％，如“安”“昌”“兴”“福”等，表达了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其次，序数类村庄地名共有24处，占地名总数的9.68％中国独特的姓氏文化对村庄地名的影响也较大，共出现23处，占到了地名总数的9.27％由于民勤地处河西走廊，边关特有的军事文化也影响着村庄地名构成军事类地名共有12处，占地名总数的4.84％，如“长城”“千户”“寨”“营”等。

还有就是建筑类村庄地名有12处，占地名总数的4.84％，如“城”“挢”“庙”“楼”等，此类建筑景观与独特的军事文化一起，反映了民勤历史上边塞文化对村庄演变的独特影响2.2 专名分类研究参考褚亚平等在《地名学基础教程》中提出的地名专名分类体系，根据民勤县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构建了包含3大类11个亚类的乡村地名专名分类体系。

其中，自然景观类包含地形地貌、方位、水文、动植物等4种，人文景观类包含建筑物、姓氏、意愿、《千字文》、军事、政治、序数等7种，剩余村庄纳入其他大类，详见表2根据表2可知，以水文、方位、意愿等命名的乡村地名较多，分别占地名总数的41.53％、21.37％、14.11％，与地名用字分类法的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以《千字文》命名的乡村地名占地名总数的18.95％，但仅通过用字分析无法凸显这一特征2.3 分类方法的差异性比对2.3.1 类型差异用字分类与专名分类虽都分为3大类，但在亚类及具体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用字分类中，自然类的颜色亚类未在专名分类中体现例如“红东村”，在用字分类中被归入颜色亚类，而在专名分类中，“红东村”被归为以政治用语命名；同样，在专名分类中，人文类的以《千字文》命名、以政治用语命名也未能在用字分类中体现。

可见，两种分类方法因分析角度不同形成了地名分类类型上的相对差异，也造成了对地名文化景观的不同解读2.3.2 数量差异用字分类与专名分类中同一亚类的地名数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在自然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比如，在用字分类中水文类地名为43个，而在专名分类中以水文命名的地名则为103个这些显著差异将影响人们对乡村地名景观格局的认知2.3.3 内涵差异很显然，用字分类与专名分类对村庄地名在内涵挖掘与表达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

从用字分类表（表1）可以看出，因有42个地名无法进行归类而被纳入其他大类，占地名总数的16.94％这一方面导致有效研究样本量的严重缩水，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对村庄地名文化内涵的解读而在专名分类方法中，仅有6个乡村地名未能归类，仅占地名总数的2.42％。

据此可以看出，专名分类法对地名内涵的挖掘更为充分，更能全面表征乡村地名的内涵特征和历史信息并且在地名样本量较少的情况下，使用专名分类方法也具有更好的包容性和适应性3 空间分布特征的差异比对3.1 人文类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差异

3.1.1 主类特征的差异比对由分类方法不同所导致的村名景观分布特征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比对用字和专名两种分类方法下民勤县乡村地名景观空间图谱的差异，可以看出在用字分类方法处理下，民勤县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主要分布在县城中部绿洲地区，县城东北部分布较稀疏（图1）。

但在专名分类方法下却表现出相反的分布特征，即人文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在县城东北部，县城中部及西南部呈散落分布（图2） 这一分布特征差异来源于用字分类未能识别出以《千字文》命名这一特殊命名来源

3.1.2 亚类特征的差异比对不同分类方法对乡村地名文化景观亚类的空间分布特征也存在显著的影响比如，意愿类的乡村地名在两 种地名分类统计下不仅在数量上有一定差距，在空间分布中也存在分布重点的异位由图3可以看出，在用字分类方式下，以意愿命名的乡村地名主要分布在县城东北部，在县城中部和西南部呈散点分布。

由图4可以看出，在专名分类方式下，县城西南形成了明显的分布重点，在东北部呈现出与图3不同位置的分布重点这一分布差异来源于用字分类按照字面意思将某些地名错误归类以“王和村”为例，“王和”是“王和尚”的简称。

在用字分类中“和”字被归为意愿类，但在专名分类中“王和”被视作一个整体，归为姓氏类，差异由此产生其他亚类在两种分类方法下也或多或少存在分布差异 3.2 自然类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差异3.2.1 主类特征的差异比对

相比人文类地名在两种分类方法下表现出的显著差异，自然类地名的空间分布属性对不同分类方法的敏感性较弱，两种分类体系下的空间分布特征较为相似由图5、图6可以看出，在用字分类和专名分类两种方法处理下，民勤县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分布特征较为相似，重点分布在县城中部，并且沿绿洲区呈现狭长的带状分布。

其微小差异主要体现在专名分类下的自然类地名空间分布较为广泛，但分布重心极化明显，用字分类下自然类地名空间分布呈现多个重心，该特征来源于两种分类体系下的数量差异

3.2.2亚类特征的差异比对总体看，亚类地名的景观分异并不明显，但仍有少数亚类对分类方法表现出一定的敏感性比如，水文类的乡村地名在用字分类和专名分类两种统计方法下，地名数量存在一定差异由图7可以看出，在用字分类方式下，以水文命名的乡村地名在县城中部、南部、东北部均形成聚集点且整体呈散点式分布。

由图8可以看出，在专名分类方式下，县城中部形成了明显的分布重点，从中部到东北部呈带状连续分布这一分布差异主要来源于两者数量的不同，也与民勤乡村地名的使用习惯有关具体表现为民勤历史上众多以“沟”“渠”命名的乡村地名在当前大多使用简称，省略了“沟”“渠”等用字，仅从乡村地名的用字分类已无法辨识，因此在用字分类方法下此类地名的分类容易产生误判。

如高来旺（沟）村、小东（沟）村等，在用字分类中将分别被归为意愿类和方位类4 结论与讨论论文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分析了基于不同分类方法的县域行政村地名文化景观的异同研究表明，地名分类方法对村名文化景观的类型属性、数量属性和空间属性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即村名文化景观对地名分类方法表现出明显的敏感性。

这表明分类方法在行政地名文化景观研究中具有先决性地位，不同的分类方法会导致对村庄地名文化内涵解读及其空间特征分析的差异性，也势必会影响村庄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应该引起业界足够的重视用字分类与专名分类在同一研究样本中得出的研究结果具有较明显的差异，具体结论如下：。

（1）两种分类方法出发点与侧重点不同，导致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类型属性、数量属性、空间属性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别是在空间分布方面表现突出；同时，自然类地名文化景观在两种方法下的分布特征较为相似，而人文类地名文化景观对方法的敏感度更高。

（2）用字分类方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难以精准捕捉地名的历史由来以及文化内涵，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认知误差，其对不同研究对象和不同研究目的的适应性较弱；而专名分类方法包容性较好，能更好地揭示地名的历史由来以及文化内涵，更全面地表征和凸显地域文化及独特的地名文化景观，更具适用性，反映信息也更加全面。

本案例研究表明，用字分类方法中近1/5的研究样本无法被归类，这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对研究结果影响较大乡村地名景观是我国城乡文化景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是历史长河中自然、经济、人文、社会等多种要素融合发展的结果。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和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挖掘、保护和利用越来越重要，而科学分类是其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要以深度挖掘地名文化内涵、提升地名文化景观价值为出发点和目标，综合考虑研究对象特性、研究目的异同等因素，做好村庄地名分类方法的选择。

若研究对象为行政区划地名，则需按照地名命名的依据和方式建立专名分类体系；若研究对象为混合类地名，则应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对专名与通名进行分别研究；若研究对象信息不全、关系简单，特别是对研究结果精准性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用字分类的简单方法。

作者：薛永盛来源：《现代城市研究 》2022年第4期选稿：黎淑琪编辑：郑雨晴校对：计梦菲审订：黎淑琪责编：耿 曈欢迎来稿！欢迎交流！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