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人文环境包括哪些方面(人文环境要素包括哪些)没想到

关键词：乡村人居环境；指标体系；评价；特征

 

摘要本文基于2015年对全国13省480村开展的人居环境调查数据，建立了包含住房条件、公共设施、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经济发展、区域环境、人文环境、政策方面8个结构层的指标体系，利用德尔菲法进行优化并给出指标权重，对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客观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并初步总结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特征；尝试分析德尔菲法中的指标权重排序和村庄属性的影响，提取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将其与评价结果相结合，认识并解释我国乡村人居环境的若干特征，进而形成提升对策建议。

关键词乡村人居环境；指标体系；评价；特征文章编号2020-86-P-040作者简介郭伟斌同济大学 硕士研究生

王丽娟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师

何莲上海天华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助理主创规划师

张立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副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我国乡村人居空间的差异性特征和形成机理研究”资助一、引言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构建美丽宜居和谐的乡村”；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印发，

乡村迎来了新发展机遇在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相关研究亦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内容涉及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评价方法、演变、影响因素等诸多方面，研究范围上至省域、市域、县域、下至乡镇和村庄层面，但基于全国性、跨区域的田野研。

究成果仍较为欠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策略建议亦有所不足本文依托2015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农村人居环境系列课题之一“我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安居性研究”，试图就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建立指标体系，展开评价并进行特征总结，以期。

对既有研究成果形成补充，并进一步形成延伸思考和讨论 二、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1.指标体系构建关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和运用已形成广泛共识：既有针对客观建设水平评价的定量指标体系，通常包括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住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指标；也有针对主观评价层面的定性指标体系，一般基于村民主观满意度而建立。

综合评价乡村人居环境的宜居性时，定性与定量指标的结合更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宜居水平根据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的研究目的，按照数据的可获取性、全面性和科学性等原则，结合既有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评价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拟建构由住房条件、公共设施、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经济发展、区域环境、人文环境和政策环境8个结构层、25个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利用德尔菲法给出指标重要性得分，优化指标体系其中乡村研究资深专家学者和课题负责人的权重为0.9~1.0，参与调研各学校负责人权重为0.7~0.8，课题核心团队成员权重为0.5~0.8，专家咨询共计20人。

根据各专家对农村调研的熟悉程度和参与程度赋予专家不同的权重值，最终得出各指标的重要性得分

2.数据来源文中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我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安居性研究”课题组对全国样本村庄展开实地考察调研后建立的数据库，共涉及13个省（直辖市）、480个村，对7 578个农户样本展开面对面问卷访谈，收集到28 593个农户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

同时，利用住建部全国农村人居环境信息系统的基础数据对调研进行数据补充3.数据处理指标体系形成后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查验首先，查验各指标数据的极值及数据分布，剔除错误录入的数据和空白数据，保证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所有指标量化到0~1，保证指标处在同一比较量级，本文采用极值法，其公式为：。

即每一个指标变量除以该指标变量的最大值，从而使指标变量最大值为1，而最小值在0～1。最后，结合评价指标的权重赋值，通过线性加权求和对乡村人居环境进行综合评价计算，计算公式为：

最终得出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分三、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评价结合上述评价指标表，主要从区域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其中，按照宏观地理区位，将调研过的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和辽宁省）；中部地区（安徽省、湖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四川省、陕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和青海省）。

从总体评价分析和八个结构层的分层评价分析两个方面展开1.总体评价从结果来看，我国乡村地区人居环境建设水平总体呈现出从东到西依次减弱的特征东部地区的上海和江苏总体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中部地区的内蒙古和西部地区的云南省则明显低于其他省份，这一结果与实地调研的感受基本一致。

图 1 各省市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将八个结构层数值用雷达图呈现出来，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各省的人居环境建设差异区域总体层面，我国东、中、西部各省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东部省份在人文环境和政策环境方面有所欠缺，其他方面整体表现较为均衡且优于中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除内蒙古之外，整体水平介于东、西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虽然总体情况弱于东部和中部，但在人文环境方面优势明显，且在自然环境方面与东、中部基本持平中西部地区除内蒙古和青海两个牧区省份的政策优势明显之外，整体在区域环境、经济发展、公共设施等方面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区域内部及分省层面，东部地区各省份的情况相对均衡，辽宁省与本区域内其他省市相比差距明显，江苏、山东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较区域内其他省份有差距，但仍要优于中西部绝大部分省份中部地区的安徽、湖北两省的人工环境得分明显优于其他各项得分，这与调研时中部地区正在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改善工作的认知相一致。

西部地区的青海、云南、贵州作为少数民族和传统村落最为密集的省份，人文环境优势突出除此之外三个省份在各指标中表现为“全面塌陷”同属中西部的四川和陕西两省则在区域及人工环境方面明显优于西部其他省份，因此呈现出更为均衡的评价结果。

图 2 各省市乡村人居环境评价雷达图2.分层评价分层评价针对指标体系中八个结构层具体指标内容进行评价，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各省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差异和特征。

图3 各省市住房条件分指标评价从住房条件评价来看，区域间存在一定差距，但省份间差距更为明显如东部地区的辽宁和广东要低于中部的湖北和西部的四川，辽宁进一步低于安徽和青海从具体的住房指标看，上海、江苏、广东、四川各项指标得分均衡。

随着建筑工艺的整体改善与提升，除以牧区为主的内蒙古和木结构建筑仍广泛分布的云南省之外，其他各省之间在建筑质量方面无明显差距北方省份户均住房面积明显低于南方省份，与南北居住形式紧密相关生活设施配置上则表现出较大的差距，内蒙古的房屋内设施配置明显滞后，与其牧区乡村散居有一定关联性。

偏远山区较多的贵州、青海、云南三省以及东部地区的辽宁省房屋内设施配置水平同样明显落后于其他省份

图4 各省市公共设施的分指标评价从公共设施评价来看，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不大近年来，中西部地区通过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等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弥补农村地区建设短板，其主要精力放在改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及危房改造方面。

因此，从评价结果看，市政设施普及率和服务设施普及率的区域差距并不明显区域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均道路面积、村镇公交普及率两方面，东部地区优势明显子女小学就学单程距离一项普遍存在短板，内蒙古、陕西和贵州尤甚

图5 各省市自然环境分指标评价从自然环境评价来看，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依次下降分指标看，村庄气候属性除上海以外，其它省份差异不大村庄地形方面，从东到西地形条件依次变差，尤其西部地区乡村受山地地形影响较大。

村庄自然灾害方面，中西部地区乡村受自然灾害的威胁较东部地区更严重，尤其内蒙古自治区、青海和云南等地内蒙古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洪涝灾害、沙尘暴（风灾）、疫灾等，青海和云南等多山地区往往受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影响更为严重，青海地区同时面临地震、雪灾、低温冷冻的威胁，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相对恶劣。

图6 各省市人工环境分指标评价从人工环境评价来看，除了得分最高的上海和得分最低的内蒙古自治区，人工环境水平呈现出中部地区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的特征分指标看，垃圾收集设施配备水平和5km内是否有污染型企业与总体特征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趋势。

上述现象可能与日常的认识有一定偏差，但亦可解释东部江苏和山东两省的乡镇工业相对较多，而安徽和湖北两省在2015年前后在乡村垃圾治理方面的投入很大上海的污水和垃圾收集设施配置水平最高，具备较强的污染治理能力。

贵州的垃圾收集设施配备水平较高，青海则由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受工业化污染的威胁较小。污水处理设施配备水平在各地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辽宁、内蒙古和青海省污水处理设施配置水平整体较低。

图7 各省市经济发展分指标评价从经济发展评价来看，在区域层面，乡村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从东部到中部和西部依次降低的特征，东部地区广东不及中部的安徽、湖北，主要是珠三角内部和外围乡村发展的巨大差异所致分指标看，人均可支配收入亦大体呈现东中西逐步降低的特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梯度相一致。

另外两项指标则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性，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东部和中部地区要高于西部地区，其中辽宁最高、内蒙古其次，而上海较低，可见上海的乡村收入来源更加非农化东部地区的江苏、山东，中部地区的安徽以及西部地区的云南、贵州的休闲农业和服务业开展情况较好。

图8 各省市区域环境分指标评价从区域环境评价来看，总体评价呈现东—中—西三个梯度依次降低的趋势，但西部地区的陕西省则高于中部三省水平，东部地区的辽宁省则呈现出较低的区域环境水平，西部地区的云南、贵州、青海在区域环境方面与其他各地存在明显差距。

这也间接证明区域发达程度对乡村人居环境有正向的促进的作用对比各省市及地级市发达程度来看，东部地区的省域发达程度更为突出，西部地区的省域发展总体落后

图9 各省市人文环境分指标评价从人文环境评价来看，西部地区人文环境水平最高，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东部和西部地区村民与亲友邻里关系更为和睦，西部地区乡村的历史文化属性更为突出，且能人带动作用更明显，中部地区整体偏弱。

本次调研的480个村中，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庄有18个，各级历史文化名村有12个，一般传统村落有74个，其中大部分位于西部地区在工业化进程较为落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的背景下，西部地区乡村的能人对本村发展带动作用较为明显。

图10 各省市政策环境分指标评价从政策环境评价来看，内蒙古和青海是重要的政策扶持区，上海得益于较高的人均政府拨款，总体评分也较高分指标看，东部地区优势主要体现在人均政府拨款，而中西部更依赖于户均社保金额和每千人专职村庄保洁员数量。

政策环境和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紧迫度有明显的相关性四、乡村人居环境的影响因素对乡村人居环境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帮助理解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差异产生的原因德尔菲法从专家对于不同要素的打分倾向可以看出各指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本次指标计算向20位相关研究人员进行邀请，可以认为权重大的指标能够较好的反映人居环境的差异性，同样也很有可能是影响人居环境的核心要素。

而村庄属性影响则将480村的人居环境评价按村庄的不同属性划分，结合总体评价结果，可进一步证明或补充德尔菲打分法对影响因素的解释1.基于权重的影响因素在德尔菲法中，指标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村庄客观物质条件的指标，既包括气候、灾害、地形等自然地理条件，也包括反映客观建设的设施配置水平等；第二类是反映村庄内部发展动力的相关指标，如农业、休闲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指标、村庄历史文化属性和能人带动作用等指标；第三类是影响村庄发展的外部带动要素的指标，如区域经济和中心城市发达程度、政府推动等相关指标，其隐含内容包括政策、市场、规划、管理、资金等方面的外在因素推动作用。

指标权重排序结果与反映建设水平的“物质条件建设权重应该更高”的传统认知并不吻合：反映村庄内部发展动力和村庄建设外部带动要素的指标排名更加靠前；反映客观建设水平的指标，前十位中只有“房屋内生活设施配置占比”、“建筑质量”和“户均住房面积”，这三项与居民自身家庭收入水平更加相关。

说明人居环境的完善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布局投入，而是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和全方面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图11 各指标要素权重依次排列结合第二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评价相关内容，总体评价得分呈现出东、中、西部地区及省份依次降低的总趋势， 8个结构层评价结果则展现了区域和省市的差异所在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生活水平整体提升对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的带动作用最为明显，对相关政策的叠加运用也更能最大化其效力，但经济的率先腾飞亦带来乡村人文风貌的快速消解、农村地区的工业污染问题等；中西部地区得益于国家近年来的大力投入和支持，乡村市政设施普及率和服务设施普及率虽较之东部地区有差距，但差距并不明显。

同时，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地方政府财政相对薄弱，对乡村地区的整体带动和设施配置能力较为不足，但也使得自然和历史文化环境得以较好地保存，成为乡村人居环境的优势所在随着乡村文化休闲产业、服务业的崛起，中西部地区的人文优势及其能人带动作用更加凸显出来，有的村子已经形成农民增收和人居环境改善间的良性循环。

因此，在后续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应正视差异和原因，进一步细化管理政策及提升措施2.村庄属性的影响乡村属性包含村庄的地理、经济、社会和空间属性各乡村属性下，某属性下的评价得分如果偏离了该属性平均分的10％，则认为该属性对乡村人居环境有明显影响，反之亦然（表2）。

基于以上四大类型、八大属性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结果显示，地理属性和经济属性对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的影响较为明显东部地区、区域发达地区、村庄经济发达、平原地区、种植业为主的乡村，其人居环境评价表现为正向领先；西部地区、落后地区、山区平原村庄和畜牧业的乡村，则表现为负向落后。

东部地区以平原、丘陵为主，种植业发达，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条件良好；作为经济先发地区，小城镇、县城发展较好，各级政府对乡村建设投入力度相对较大，城市经济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强，村民思想更加开放，有自主改善人居环境的动力和能力，由此对村庄人居环境建设的带动作用也更加明显。

西部地区地形主要为山地、高原、盆地，自然灾害威胁较多，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乡村发展条件存在天然劣势，山区平原村人居环境建设落后一定程度上证明地形对村庄的发展的天然影响此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村民观念转变较慢，近年来大力度自上而下地投入建设进一步降低了村民参与的主动性，因此人居环境建设水平较之东部、中部地区更低。

与农耕地区相比，牧区乡村由于其特殊的作业、居住形式，给人居环境的提升改善带来很大难度从已实施的牧区集中定居政策来看，需要充分重视牧民意愿，并将其置于畜牧业全面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综合考量（张立、林楚阳，2020）。

同时也应注意到区域发展对乡村建设的带动作用一些中西部省份及其中心城市在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快速发展，带动区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与东部省份的差距不断缩小如前文所分析的中部湖北省和安徽省，突出表现为人工环境的快速改善，但乡村经济发展动力与东部地区仍有差距。

未来乡村建设投入的区域平衡和引导策略也应有所考量随着全国性、普惠性的乡村建设工作的广泛开展，以及政策在各地施行的效果不一，使得中观区位、历史文化属性、空间属性等对人居环境的影响作用不断弱化，各类因素的叠加影响效果更加明显。

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政策为例，历史文化属性并不显著影响村庄人居环境，叠加中观区位、产业经济相关政策后对人居环境影响显著区域或村庄发达、区位良好的传统村落，会实现政策的累加效应，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而经济落后地区、偏远贫穷的山村若仅依靠政府的政策拨款依然难以实质性改变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且局部地区由于严格的一刀切的保护政策压抑了村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甚至引起本地村民的抵触，造成政策愿景难以落实。

五、结论与建议综上所述，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区域内部及分省市人居环境建设亦存在差异与共性既要正视区域差距，也要观察形成区域、省市间发展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在下一步相关工作中因地制宜加以引导。

兼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差异化引导人居环境建设与投入在发展导向由经济第一转向更加兼顾社会平衡的背景下，应从宏观政策出发，针对不同区域制定适应的政策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方政府带动作用强，应更加注重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

化、公共服务均化等工作，加强农村工业污染治理能力，进一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应加大对其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重点放在补足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大自然灾害、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投入方面，改善较为恶劣

的自然环境同时还要抓住中西部城镇化发展机遇，通过农业、畜牧业现代化转型发展提升乡村地区经济水平，从物质条件建设和经济发展动力两个方面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而实现乡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设计相关政策时，应注意不同政策的叠加运用，。

达到效果最大化立足农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激发村庄自主建设动力富裕的村集体会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开展有利于村庄发展的各项活动，个体及家庭的经济实力决定其有更多的消费机会去满足更高需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提升还应立足于农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尤其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既面临面多量广的偏远地区贫穷村落，又无法同东部省市一样拥有较为雄厚的地方政府财力，这就要求其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借助村庄的自然和历史人文优势，通过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和产业，发

掘能人匠人的带动作用，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进一步激发出个体、家庭及村庄自主改善人居环境的动力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的村庄，都应积极探索政府、村民、村委会、企业、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可行性，改变过去多年形成。

的政府作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主要主体带来的村庄强依赖性和等靠要思维差异化推进住房政策，切实改善农民居住条件住房建设在农村社会语境中具有绝对地位，是实现良好居住环境的基础，也是重中之重如前文分析，我国省际住房条件差距依然较大，也是各地工作难点。

乡村地区住房差异则体现在南北方的居住形式差异、东西部住房设施需求的差异、牧区与农耕地区的聚居差异等等方面无论是农民建房的控制引导，还是政府大力推进的住房改造工作，都应充分结合各地的居住形式（平房或楼房）、材料运用（砖石或木结。

构）、设施需求（寒冷地区的采暖设施）、作业方式（游牧、机械化耕作、兼业）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建设引导方向、配套资金分配等，避免“千村一策”尊重村庄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村庄划分为。

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4种不同类型，并明确要分类推进，不搞一刀切这既是对多年来农村建设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基于已有工作总结提出的新发展思路人居环境提升亦要尊重乡村发展基础，有的放矢，并不是所有村庄都适。

宜大力投入建设，尤其针对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注意其农村地区的复杂多样性如青海省某传统村落，区位偏远，全村只剩下15户有人居住，且都为70岁以上高龄村民，其余都已搬离，房屋多有废弃、倒塌，仅靠传统村落。

配套资金无法落实村庄建设和建筑修复比起大力投入建设，此类村庄的静态活化石式保护要更为实际同省另一传统村落则由于全面的民居建筑保护而限制村民新建翻建房屋，引发不满这类真正有新房建设需求的传统村落应研究制定切实的建设引导政策，而。

非完全限制村民建房需求总体而言，我国地域广阔、文化多样、村庄数量众多，乡村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仍面临巨大挑战和压力同时，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性工作和必由之路，还需不断。

认清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及发展基础，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才能事半功倍，提升治理效率（感谢承晨、林楚阳等同学对本文所做的工作，感谢合作高校对本次调研工作的支持）参考文献[1]唐宁，王成，杜相佐. 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差异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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