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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凡有志于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得从“通小学”开始。因为在我们看来，经过几十年义务教育和脱贫攻坚，大概率，在中国，人人都已经小学毕业了，“通小学”就能学习和研究国学，岂不开心的可以飞起来?

 

章太炎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凡有志于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得从“通小学”开始读罢，感觉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我们看来，经过几十年义务教育和脱贫攻坚，大概率，在中国，人人都已经小学毕业了，“通小学”就能学习和研究国学，岂不开心的可以飞起来？一笑。

带着这样的看法和心思去研读《国学概论》的，事实上，发现被先生“骗”了，要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岂能只是小学毕业就能完成的？前几章《国学概论》，本着治心治身，从心而学，虽然古文有些不易理会，终究可以在句中、段中找到思考的路径，基于新理学的方法，根据先生的分门别类，勉强还是能够看得下去的。

到了国学三篇看完，讲到小学的时候，就基本上看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这哪里是《小学》？简直比《大学》《中庸》，除了《梵文》《易》以外，要数最难啃的了，老先生跟读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基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文化使命使然，因此，本人决意要对这个“小学”，至少要弄明白一两个问题，作为责任或者兴趣，至少对老先生应该有一个交代（其实，文化人都有这点“毛病”。

当然，我是俗人，也没有文化可言，纯属爱好）在想，说点什么呢？从哪里入手？“成均图”；又在想，基于本人的文化水准和认知边界：在传统文化领域，本人充其量是幼儿园小班永远无法正常毕业的那种，能对“成均图”进行研究吗？不行；能用臆想吗？不行，因为毕竟是根据《国学概论》进行的学习、解读或者叫自我理解；哪究竟用什么好呢？基于要对问题的思考，基于要对文本章句、图表的引用，得找个适当的说法，冀希望能够便于后来再学时不再感觉那么复杂这样一个简单的目的，于是，决定将这一过程叫“臆断”，姑且这样。

解决了“心里憋”和“心恐结”的问题，按照新理学的基本方法，将“成均图”大致作“形、制、状、文、理”五个方面的“臆断”安排，希望的是，能够作为实现通读国学的有益补充“形”先生说，“从根本上讲，经史是绝不可以分的。

”因此，先生主张“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以谋经学的进步”；又说哲学，“是以直观自得的求进步”；还说文学，“以发情止义（礼）求进步”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管是黄老学说、儒家经典、佛法禅释等等，也不管是桐城派、东林派，还是台阁派、七子派，以至于宋、明直接归类为“三教合一”，都要遵照实事求是，以至于追求经世致用。

这应该就是先生说的诗文的气度，读书人应该有的气质从这个整体思想看，先生的主张，经史子集都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主张一体而论的，对这种思想，很是认同文化本身，不应该有什么流派，很多时候，也是人为的区分，同时正因为人为因素区分的流派，给传统的文化正面的发展构成了非常大的伤害，非乱世不能以正面的大发展，而乱世以“反求证”有大的提升，以至于“不知有汉，不论魏晋”的归隐，以至于自汉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开端以来，传统哲学未有全新的发展和提升，以至于对我们的社会发展、生产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深远影响。

所以，“成均图”，就是在这种大同和统一的思想认知里，制成的对于如何开启大学之门的“敲门砖式”的学习工具而“成均”的意思为“大学”，之所以叫“成均图”大意就是要成就国学的大成，必须从这里开始学习和考究出发，才能找到开启国学的钥匙。

由此可见，先贤对于文化本身，是极为尊重的；对承继大同，而又极赋予耐心的据考，周朝有成均、上庠、东胶等五学，“成均”在这里可作为“大学”的代称，但事实上，成均图按照经史子集区分，是作为“小学”的内容之一大抵，这一问题的本身，应该是指入门，是学者和黎明百姓都应该了解和掌握的“雅俗”，基于师傅带徒弟都能弄懂明了，所以叫“小学”。

“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划篆、檄绕文字而已”同时，为了区分，也应该是为了区别于《大学》篇，可见用心据《周礼·春官·大司乐》，“成均”相传为远古尧舜时的学校原始氏族公社后期，氏族的规模逐渐扩大，并组成部落联盟，社会生活也因此趋向复杂化，除家庭生活、生产劳动和与外敌作战的军事行动外，还有各种祭祀、庆典等集体性的礼仪活动。

此时，为了规范各种社会行为，氏族部落成员间已开始有了等级地位的区分考古发现的原始氏族公社后期遗址中，往往有一大片空地，有点像广场，显然是氏族部落成员集会的地方遇上举行各种典礼仪式，召开会议，宣讲告示、规定、要求，以及采取某项行动前的动员、誓师等，都在这里举行集会，可见其（成均）具有显著的教育作用。

国家产生之后，“成均之教”就成为社会教育的总称，“成均”也就成为了天子之学（在传统文化，是王道教化的意思）的中心场所我国最高学府的名称里使用“成均”一词是从1298年(高丽忠烈王24年)将国子监改为成均监开始的。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现在被引用到浙江大学校歌，完整的意思是：国家的优秀大学，就在浙江，也就是指浙江大学浙江大学，亦建有“成均馆”，大抵不明白“成均”的由来，初识，还以为“成均”是哪位社会贤达或者文化大成者的“名讳”，实在是被冤枉的笑话。

但东方诸国设立成均馆大学的只有韩国，不得不说，这又是另一种文化现象不得不说，要学习和研究国学的前身今世，找到发展的出路，不从最基本的仓颉（复姓侯刚， 号史皇氏，轩辕黄帝史官）造字开始研读文化渊源、成因和发展过程是不可能深刻的。

在这个意义上，先生认为“通小学”才能学好国学，应该得到最大的认同而为了能够在字的基础上，明确好发音、发声，按照一定的规律，制作简单易学的学习工具，便于形象化、直观化，何常不是对文化本身的发展呢？按照臆断，仓颉造字时，应该是没有做出声韵安排的，大抵在原始社会，口口相传是最主要的部分。

说到这里，湘西有一个民族的“女书”，其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就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按照《周礼▪春官》定义的六诗：风、赋、比、兴、雅、颂，大体上都是通过传唱、歌舞的形式传承的，与现代发现的“女书”的传承方式，具有非常同情的因由。

再比如，我们湘西农村，有一种山歌，农时、闲空，上山、下地等等，信口就来我父亲不识字三个，但传唱这回事，你唱两遍，他就会了，自认为属于三乡四镇山歌的“名角”大抵，我们很多民族的方言，都是通过传唱的形式保存至今的。

只是根据《礼》，大致将诗分为“风、赋、比、兴、雅、颂”六类而已，大体上是为了应用和承继而作因此，我一直很关注先生在《国学概论》《国故论衡》（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本书中找到我们声韵的起始时间（先生认为“郑司农以韵为调”，对于韵是怎么来的，没有说明“古之言韵者均，如陶韵之圆也”）。

大概率是因为本人的不甚理解和一知半解，着实没有发现，很以为憾对于韵目表的文字拼读方式的起源发展，就是一项空白的认识，大概要从《说文解字》中得以明确寄希望读者能够有这一发现而分享，免受书海苦行之旅，大概也能算作功德。

一笑固然这样，本人依然有所执念，我对照字典的拼音、度娘的神光、专家的论文以及古文字的浏览，冀希望有所发现先生在书本中，多次提及文化的发展与佛教有关，也多次提及梵文这一上古文字，书证唐玄奘取得梵文经（悉昙文，悉昙字母

）后欣喜不已，且用梵文译经而佛教的传入，大抵在南北朝时期（420年至 589年）尤为鼎盛，基于这种情况，大概率注音这种事情，与佛教悉昙文、悉昙字母在中国的发展有很深的渊源，如《韵目表》寒（今拼音：hán ；汉注音:。

ㄏㄢ），歌（今拼音：gē ；汉注音:ㄍㄜ）,泰（今拼音：tài ；汉注音:ㄊㄞ）然而，先生也对注音的出处也是有点固执的，一方面不说与悉昙文、悉昙字母是否有关，一方面也否定注音使用的声韵形态不认为是从我们八卦而来（大概率是因为反对神学造成的，大抵本人也是凭空臆断的），“或言书契因于八卦，‘水’为坎象，‘ㄍㄑ’则坤图。

若而，八卦小成，‘乾’则三画何故三画不为‘天’乎？……”，我们知道八卦“☰（乾 qián）ㄑㄧㄢˊ；☵（坎 kǎn）ㄎㄢˇ；☶（艮 gèn）ㄍㄣˋ；☳（震 zhèn）ㄓㄣˋ；☴（巽 xùn）ㄒㄩㄣˋ；☲（离 lí）ㄌㄧˊ；☷（坤 kūn）ㄎㄨㄣ；☱（兑 duì）ㄉㄨㄟ

”是这么编排的，仔细看看，对比对比，大概率不是有点异同吗？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大多是只认为自己主流儒学的，大概率，先生也有点门派之见（臆断而已），但先生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是认同的，大概，就是

先生说的“从根本上讲，经史是绝不可以分的”吧一笑大抵，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兼容并蓄（洋为中用、他为我用、古为今用）的论调，注音的成因大概率就是把古代的文字，比如甲骨文、悉昙文、悉昙字母以及八卦综合起来，而后形成。

注音“ㄚㄛㄜㄧㄨㄩ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的，何常不可？这么说，看上面的字形符号，大体上就是综合的杂糅否则，怎么显得我们先贤们，有那么高深博学的文化呢？一笑据先生“小学略说”章“六书之次：《说文叙》曰：一曰指事。

……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注解，还有因为地域、疆界不同而字的发音也不同，至秦统一六国，而李斯统一小篆文字、度量衡后，还整出了一个千万年臭骂的“焚书”，“坑儒”就算了（一笑）。

据先生《国学概论》《国故论衡》，诗文这东西，到秦后，大抵上只剩下“孔壁藏书”里保存下来的了，又考证，南方叫做“石室金匮”传说大抵，文化人对“焚书坑儒”也是相当反对的（要命的事情，不可能不反抗和抵制），于是就偷偷的用马车不舍昼夜的运往各地或者秦以外的不毛之地（大意是一些少数民族国家和边陲小国）藏起来，仅仅剩下八车而已。

北方一统，只能藏在墙里面封存起来，而南方蛮夷，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山多洞多，书放在山洞里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一是剩下这点东西不足以承继我们往圣绝学了，所以只好制定上面的几种方法来补足文化、文字的遗憾和缺失了。

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许慎（著《说文解字·叙》，公元121年成稿）其人是东汉时期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训诂学家和词汇学家，属于西汉后了，距离秦“焚书”（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术士和儒士的事件）这档事，大概经历了西汉（210年），东汉部分时期，大体上有两三百年；二是文字的承继，就剩下八车之多，而且诸多的典籍和思想流派都来不及收藏和整理，不光是先生在《国学概论》谈及，诸多的国文研究，都遇到相应的瓶颈，无法查证思想的起源和形成的脉络，大体上经过秦“焚书坑儒”杀害大批的学者和思想流派的代表性人物，而后又经过西汉“黄老学说”后“独尊儒术”的一番政治斗争后的神武操作，且由于当时的保存条件有限，要么放进洞里保存，要么就是一同埋葬不见日月，加上又是天子之学，一般人都不可能掌握诸多文字和典籍的，能够懂点皮毛，在乡野民间，也就算作“文化人”和“大儒”了，所以后起的考古，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因此，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看这个文字历史的演变，说注音大概就是甲骨文、悉昙文、悉昙字母以及八卦、现用文字等综合起来的符号（后人加注有读音），应该是符合文字历史演变认知和发展规律的“制”以上，大抵就是“成均”字型的成因与由来。

至于叫做“成均图”，从其制作的根源上，应该主要分为三部分：“圆、阴阳、六弇（yǎn）”，这构成了成均图的基本框架而要区分其作用，在这“圆”的不同方位按照一定的规则逐一标注文字，通过对其发声的声韵不同，将其文字进行分类，那些是韵目、那些是纽目等进行有益的区分，圆以及圆中圆的运行方向及方位不同，按照其设定的阴阳运行的规律，根据发音、发声不同，设定一定的规则，规则就叫做“对转表”。

大体上就是这样先生书曰“孔氏（孔广森, 1753年-1787年，清朝学者，字众仲,一字撝约,号顨轩,堂名仪郑,以希追踪郑玄，山东曲阜人，孔子七十代孙）所表，欲以十八部相对，伉叡不踦 ，有若鱼贯，真、谆

二部，势不得不合为一，拘守一理，遂令部曲掍肴殳，多音字，混淆，古同‘效’，效法其失三也今为圜则正之，命曰‘成均图’成均图者，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司农以均为调。

古之言韵曰均，如陶均之圆也”从这段话看德出“成均”的出处、时代、谁造的、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发出的声音如“陶均”那样的均匀、调和，这就区别于大自然发出的诸如猪、马、牛、羊、鸟等等声音了，所以《周礼》在汉代依然是承继忌讳的。

一笑但韵又是好听的声音，大概又是歌舞讴唱时的美妙的声音于是，大概就根据这个发出的声音，制定一定的文字代表符合也就是说，《周礼》就有这个“成均”（大概就是注音的字型），汉代当官的掌握着这个编制的办法（密码一样的），郑众感觉不好传教，于是乎，就编了韵目，经过时代的发展，经过清朝的孔广森，就制作了《对转表》，到后来为了更为适用，大概就是像今天的手工一样，做成了“圜”，于是，就叫做“成均图”。

看得出，事物的发展，必定经历一定的发展的过程，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所以“国学”，俗称“汉学”，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仅狭隘意义上的汉族，更有说服力的是指历史相对意义上的汉时朝代基于考究其形制以及形制的样式，结合现代数学及科技的飞速发展，解读起来我觉得应该是方便和简洁多了，不然，且完全是臆想（一笑）。

先生是极力反对臆想的学问的因此，不能不说，社会的发展进步，可以解决臆想的问题，从抽象变为具体，从理念变为实物所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都不是个事儿从这个角度看，科技的进步，是带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区别于农耕与渔猎社会，文字的发展以及文明的发展，在科技的力量带动下，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力。

因此，感慨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大体上是从不由自主从内心迸发出来的真实的心跳声本人基于对“成均图”由来的认知边界，有理由认为形制“成均图”就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圆文化的核心制作的“平面八卦”我们都知道，按照我们文化本身，在某种角度看，或者从臆想的理念出发，我们文化就是一元二字“方”和“圆”。

要理解这个问题，得从哲学思维和逻辑出发，比如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人的典型的人格“外圆内方”，先生说的国文研究的历史诸儒，有的是缺气（方），有的很猖狂（缺圆通、圆润的意思），书证：朱文公（朱熹）“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大抵就是说的这个“方与圆”的问题。

所以，程朱理学的“经世致用”，致后发展的王阳明心学 “大道至简”“知行合一”等等，都是讲究“方与圆”的，都还是读书道统的范畴正因为“平面与方圆”的内在关系说，“成均图”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平面八卦”，应该是“八卦里面有乾坤”。

所谓乾坤，则可以理解成哲学的范畴，有南有北、有东有西、有方有圆、有平面就有立体大概，“成均”图的形制应该具备以上的特征，而圆中有圆，也就是圜南北之分，依据八卦，大家都懂乾坤，也是区分方位的第一判断，生产生活都已经普及了，没有必要再标注出来而引起“成均图”的混乱。

在制作 “成均图”时，大抵考虑到所有学习的人都懂，于是乎，就直接去掉乾坤，画一天地直线就好（标刻的方位，实际上也是文化“度”最重要的部分，叫刻度），但具体还是有作用的，其作为分界线，左为阴，右为阳，阴阳有界，一线之差作为显著区分，大概就是这个成理。

先生在讲到“成均图”的使用方法和对转方法时，花去了大量的篇幅，按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成理开始解读：旁转、对转、交纽转、隔越相转、隔五而转等等这是转的方式由此可以得出，成均图，大抵上是两面都标准同一样的“平面八卦”在以轴为中心定位，左转、右转、前后反转（隔越相转）、上下通转（只能隔五而转）等，大抵上，就是两个圆，轴为中心，按照对转记名的规律转来转去，转到适当的对应位置，就按照一定的规律确定声韵（音韵）的。

“对转之理：又二阴生同对一阳声者，有三阳声对一阴声者，复有假道旁转以得对转者”“交纽转者云何？答曰：寒宵虽隔以空届，亦有旁转”而旁转好解释，转到哪说到哪儿但是，圆圜的转动，得遵照一定的规律，也不是乱转的，特别是隔五转，是故“次皆奇。

忤错出，不别弇侈，不入旁转、对转之条，而亦成条贯，有分理盖余分闰位，声音之间气也，不为常率，又非可泯绝其文，故谓之声变尔……既有常典，故范围不可过”有常规的东西，也有特例的，大抵我们现在的拼音，也就是承继了这一常规和特例的。

而印度“摩、那”二音，又该怎么办呢？从这出发，我们的发音也是参照了梵文发音的，很可能我们的注音的符号是有梵文的基础，又是一铁证了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研究古之文化大成者本身先生在《国学概论》中，每一篇章、每一朝代、每一发展时期，都提到具有文化大成者僧侣。

因为我们说儒学之人、通儒之辈，从来只讲诗文（斯文），没有告诉吃饭的问题，所谓大儒、通儒，对于艺学，都认为是奇技淫巧（否则，就不会出现“焚书”这一历史神操了），打心里看不起为吃饭而努力奋斗的人，自孔子开始就有这毛病，一心急急忙忙的只想当官，就连豆腐都不吃，因为感觉豆腐的制作过程不符合常理。

你看，学究，一般都是极其穷讲究（一笑）因此，佛学在中国就有了市场，而且僧侣往往又是成就大学的人，比如唐玄奘、慧能六祖等等而且，凡文化大成者，皆具佛缘，要么出家还俗、要么还俗出家、要么就是有一帮僧侣的好朋友，因为他们静得下心来。

如今这吵吵闹闹的浮云众生，作为中年人，生活、生存的压力这么大，天天得为生计奔波劳碌，要能够静下心来，真实的看看书，感慨作者的文心，着实需要一番彻悟通透“状”究其“成均图”具体可操作性的图型和模具，乃至于让学者一目了然，拿在手中玩弄几遍就可以作为学习的工具，不得不说说其制作的方法。

先生在文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解释这个图的形制和状态，按照现在的理解就是平面和立体的观念要知道，我们文化承继的悲哀，也是通过历史“反求证”发展的，不得不从历史的纬度思考先生是清末的通儒大家，但毕竟那个时候的科技水平着实不够发达。

虽然折腾了一个“洋务运动”，却因为甲午海战，把那些社会上本来对科技很薄弱的认识，甚至抵制科技，基本上又打回了原型虽然先生是主张改革的，也一直为革命在奔走、努力，但终究受到历史的局限，所以在文字表述上，拿不出像我们现在的手工作业的模具来讲解“成均图”，以至于学习起来，加上古文没有白话文的直白明了，对于我们本身学习古文就有很大难度的普通劳动人民，就显得非常吃力。

基本上，跟大家说到《国学》都是绕着走、避而远之，大部分人属于“虽心向往之，而决不能至”的退缩心理起了主导作用，以至于现在的人去研究古文、国学，都具有“曲高和寡”的意味，至少是交流有些困难，倘若不是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的一些朋友，大凡你说《国学》，通常是没有朋友的。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悲哀因此，“成均图”的普及，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责任，一种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大概，我就是站在这角度去比划这个“成均图”的一笑本人认为，“成均图”的形状，我们可以从“哥德巴赫猜想”之一说起：“每个大于5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

”为此，中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等对证明这个猜想做过重要贡献我们的“成均图”对转规律的“隔五转”的界定，大概率与此有关因此，我们今天主张的理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知识和才能，否则成就越大，当脱离传统文化道德本身，其破坏力就越大。

“也只有语文学得好，数学才能学得好”不是我说的，是学习过的科学家说的意思一笑华罗庚、陈景润在通过数学计算“哥德巴赫猜想”之“每个大于5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做出贡献后，根据现代的科技，通过云计算和设计，制造出了一个运行规律的动态图，而这个动态图，完全是遵照计算运行的规律进行的，异常漂亮。

而这个动态图，也就是在圆圜基础上进行的，不能不说实践出真知，对于规律这种东西，古人的智慧是跨越时代的如《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规律而已。

“成均图”大概率就是一个圆基础上的圜，通过转环（轴心），如太极图转的方式编制成的，根据韵目需要编制的一个学习古文的手工工具基于文化本身，现在根据实际，我们的教育设定小学生要制作手工，大部分都是方的，当然也有圆的，这就是我们文化本身的魅力。

大抵跟“成韵图”的传承，通过手工作业，来更加直观明了的教育普及和打下实践基础，与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所以，教育小孩，还是要坚持“寓教于乐”，特别是坚持动手的能力组织与实施，由此引发的思考，觉得很有意义。

事实上，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其学习的能力也相应的强，大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手工工具的基础上，按照图形确定阴阳、文字、方位等，标准清楚，再按照转动的方法，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左转一、向右转一等等不一而具，按照两字相对应的方位去对照韵母表、纽目表等十八部规则、特例的安排，大体上可以弄明白个一二三。

就像我们现在查字典，按照拼音、部首去查，一查一个准，特殊的字，单独编撰，可以直接找对照表这，大体上就是“成均图”的基本形状和使用方法纵观成均图的适用，与现代的拼音26个字母相比，现在的声母表、韵母表着实让人学习起来要简单直接的多。

对比而言，古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阴平：对应现代的一声，阳平：对应现代的二声，上声：对应现代的三声，去声：对应现代的四声，入声在现代的普通话发音中没有，但是在现代江浙、福建、广东、广西、湖北等地方都还保存着入声。

如此，我想当初那些文化大成者，之所以要修改“成均图”为今日之26个字母的有序编排，是因为至少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建设大同世界思想的原因，与世界接轨，殊途同归而已；一方面也是因为“成均图”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和运用起来，确实是复杂的多，不便于咿呀学语的孩童的学习和掌握。

然而，简单的问题不一定也是好事，至少对于承继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以至于今天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绝大多数人对于国学的学习，反而提不上一点点兴趣，唯恐避之不及以此延伸，我们对传统文化承继的缺失，又直接导致我们在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流失和变形，在是是而非、不知所以的混沌和困顿中，以至于追求极端精致的自我成为人生的唯一目标，着实值得思考。

好在，我们还有部分热爱之人按照传统国学的文化基础，我们的“格物致知，致良知”，大抵上需要我们这些热爱之人的努力传播了于是，我们这些文化大成者，在编撰字典的时候，保留了注音“ㄚㄛㄜㄧㄨㄩ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以至于后来学者“致良知，格物致知”，固然学习艰难，亦有迹可寻，幸甚！。

“文”从“思想我们的思想，文化我们的文化”出发，去学习和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大凡我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方式说延伸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背景，如果不通过对文化本身的学习和掌握，就不可能对问题本身实施准确的判断，自然就不可能得到最充分的理解和释然。

先生举证，《地官·保氏》：“教国子以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律历志》曰：“数这，一十百千万也其法在算术，宜于天下，小学是则”又说“六乐之舞：十三岁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礼亦准是独书、数不出刀笔口耳，……长幼宜之。

”而后，《说文叙》曰：“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保氏，官名，按照《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小司徒，乡师，旅，乡老，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封人，鼓人；舞师，牧人，牛人，充人，载师，闾师，县师，遗人，均人，师氏，保氏；司谏，司救，调人，媒氏，司市，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稽，胥，肆长，泉府，司门，司关，掌节，遂人，遂师，旅，遂大夫，鄙师，赞阜长，里宰，邻长，旅师，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 训，诵训，山虞，林衡，中林麓，小林麓，川衡，中川，小川，泽虞。

）大概率“保氏”这个官位，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小学老师，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官非常小，但大抵属于位置很重要的那种古人认为，语文、算术这类学习，主要是涉及“刀笔口耳，……长幼宜之”很显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实际上，我们现在还都是按照这个成理来做教育的“六乐之舞：十三岁舞勺”，十三岁就要开始煮饭做菜，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不到了，有的人，一辈子无法独立，因为煮饭做菜这等事，一辈子就没有干过，充其量自己按照现在的货币办法“点过快卖”“下过商场”“网购”等等，煮饭做菜这事，是不屑于的，大概也是我们教育的一种失败。

一笑《说文叙》：“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并且明确为最初的课程，认为其与九个数字必须在一起学习所以，西汉刘歆把这个学习叫做“小学”，而且专指“书（文字）、数”从此，我们的学习，就是从小学开始的在这个地方的表述，我们都是读过小学的人，大抵也是正确的。

一笑至于，我们是不是小学毕业呢？还需要再论证下去文字先生“小学略说”就指明了什么是小学，小学包含学习那些文与艺，认为“若夫理财正辞，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莫大乎文字” ，文化的本身就是从每一个文字组成的具有思想的文字表述和语言。

文字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会活动敲门砖的主要部分可见，文化的重要意义从“思想我们的思想，文化我们的文化”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大体上是正确的太炎先生“全史在胸”，以旧学新知，考三千年华夏学术流变 先生提到，“段氏为《说文注》：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

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此段氏所以为桀”所以，对文字的意义要有明确，所以，通读古文国学，需要认真研究每一个字的意义，甚至很多层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正确恰当的理解先生对文字的理解，还指出“苟失其原，巧为斯甚”这一重要的思想方法论。

可见，读原著的重要性，可见，研究传统国学，就应该从字的形成历史逻辑以及读音编排的客观实际开始，甚至要对注音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字以及字义的历史演变过程，以至于解释和使用，不再发生偏差孔子曾经有一个明确的论断“小人之过也必言”，大概率因为孔子“不得志”，或者基于礼法、仁的核心思想，对诡辩之术、诡辩之人的深恶痛绝。

（一笑）所以，梁启超先生说章太炎先生是属于正派的人，大概也是这个原由通读《国学概论》，去伪存真，是先生研究古文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大凡那些古人认为有其说法的文字释义，都认真进行有必要的澄清，我们可以叫做辨识。

比如“昔二徐初治许书，方为草创，曾未百岁，而荆舒《字说》横作，自是小学破坏，言无典常明末有衡阳王夫之，分文析字，略视荆舒为愈晚有湘潭王闿运，亦言指事、会意，不关字形此三王者，异世同术，后虽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声音，譬喑聋者之视书，其揆一也。

”押韵先生认为，国学的基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文，一是诗所以传承，主要靠这两种方式，这个提法，大抵现在还是这么认为：文有声，诗有韵，诗文有音韵但是说到白话文的时候，对于传承的问题，老先生追古溯源，曾发一笑。

笑谈古今事，大抵也是我们的一种乐观的思维和生活之一“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大体上对于白话文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是对于白话诗文，先生访祖请古：“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

”有人劝他，把末尾两句对调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很不高兴地说：“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大概率，怀王说的不是诗文的本身，而是对安禄山（指“安史之乱”）犯上作乱的极度反感。

先生认为，“如在今日，照白话诗的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有韵呢 ’？这也可算白话诗的始祖罢一笑”在本人看了，先生是极力保护传统文化的，因为其博学的缘故，你说什么白话诗“西洋镜”，我们中国唐朝就有大抵也是对我们诸多崇洋媚外的所谓学者的一种文化批判。

难怪，先生的爱徒周树人（鲁迅），一辈子就干这个事，以批判为己任不仅《呐喊》，还做了《狂人日记》，不忘《阿Q正传》，从精神一脉，大抵说周是先生的爱徒，一点都不过分了但是鲁迅又极力主张白话文，大抵上，按照文化的传统，弟子不必不如师，对吧？一笑。

如果说，诗文必须有韵才是好诗的话，那么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诗，按照国学对于押韵的规则，大概率是一种堕落那么，我们就能否定徐志摩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林徽因的“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白话诗不好？大概率，梁启超立马要站起来说话了。

一笑因此，国学对于押韵的讲究，我认为现在的两条发展方向还是不错的一是坚守律诗的押韵；二是坚持白话文诗的韵味大抵上，我们还是承继了往圣绝学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写的所谓的律诗和白话诗，一点文字的韵味都没有，甭说押韵了。

大概，按照先生对于国学学习的期盼，倘若真的要写，固然写诗是好事，但真的通一番“小学”才行，好歹是我们祖宗的成法发音说到字韵或者押韵，就得说到发音“古字或以音通借，随世相沿，今之声韵，渐多讠为 变，由是董理小学，以韵学为候人。

”因此，通假字的由来，是自古有之，但是与现在的拼读方式是不尽想通的，特别是普及普通话以后，其发音很多是有了明显的区别基于历史本身，由于历代国家的疆域不同，也因为各地的方言不同，其发音自然不同因此，通假字的辨识，大体上要根据地域、疆域、历史或者音韵方式来辨别。

因此，通假字作为国学很重要的一部分，区别起来，着实给后学者有了一定的难度，出现辨义错误，大抵也是因为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具体怎么辨别，先生曰“譬犹旌旃辨色,钲铙习声,耳目之治,未有不相资者焉言形体者始《说文》,言故训者始《尔雅》,言音韵者始《声类》。

三者偏废,则小学失官自《声类》而下者,卷轴散亡,今所难理后出之书，独有《广韵》，则其桀然者也”很显然，先生对于发音的方式和参照物也只是说了个大概：“旌旃辨色,钲铙习声,耳目之治”要从那些旗帜等标志性的东西看出颜色，要从打击乐器的声音中学习声音，要注意观察和注意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注重我们传统文化的韵与唱舞的关系，比如秦腔、小调等）。

毕竟只是概论，大体上这样解读，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对于初学者入门，还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对于传授也是裨益先生认为：要辨识文字的形体，要从《说文》开始学要解释古文的文义，要从《而雅》开始学要懂得声母、韵母的拼读方式，要从《声类》开始学。

如果有一偏废，则“小学”的学习是不全面的并且认为《声类》散尽，没有原始的卷轴，现在也是很难整理出来，所以，现在认为《广韵》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解读，大体上，要懂得音韵，应该要学习《广韵》并且认为“广韵者，今韵之宗，其以推迹古音，犹从部次。

”并且指出，“《唐韵》云纽，晚世谓之字母三十六母虽依拟梵文，要以中夏为准”我们认为古韵的符号（纽），是从梵文参照和演变过来，这又是一铁证至于符号的确定和形制，其发音，自然是按照我们中华文化的发音方式说到这里，大概率也是为了简单易学这个目的，大抵上其发音可以参照形声、会意等六种方式。

发声文有声大体上的辨识办法如实“大凡惑并音者，多谓形体可废废则言语道窒，而越乡如异国矣滞形体者，又以声音可遗”先生为了解决“惑并音者”的问题，编辑了《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故作《文始》以名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

可以想见，老先生治学之严谨，对承继绝学之担当，由此大敬大抵文化人，确实应该留点有用的东西，不应该只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以至于俗气，俗不可耐大凡文化人，应该是很高雅的，这大概率也是古人的遵从吧斯文者，当师以博学而有所为。

先生之所以能够培养出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文学大家，大概率与其治学的严谨有关观照我们对于学问的认真程度，出发落脚，乃至于铜臭，倘若先生在云端，大概率不是“神将祥瑞”，大概率是要大发雷霆了一笑基于严谨，先生在对发声的解读中，不光是对声部进行了分类，还对开悟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讲到鼻音时指出，“悟者，夫撮唇者使声上扬，上舍者使声下咽，既已乖异”又指出，“不悟是者鼻音九部悉似同呼，不能得其鳃理”同时也指出了长江、黄河流域不同的发音方式这大概也是后学者一定要统一普及普通话的基本原因吧。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要好学的多了汉语拼音已经成为识读汉字、学习普通话、培养和提高阅读及写作能力的重要工具，成为改革和创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依据，成为编制盲文、手语、旗语、灯语的重要基础，广泛用于中文文献排序检索以及工业、科技领域的型号和代号等多个方面。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汉语拼音输入汉字被普遍使用，汉语拼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须臾不可或缺汉语拼音作为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作为各外文语种在指称中国事物、表达中国概念时的重要依据，作为我国对外交流的文化桥梁，被广泛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对外交流等领域。

但对于学习考究国学，大概还是要懂得古文发声的规律以至于地域之别，其通假字可能就有不同；朝代之别，其因政治影响后的发声不同；或者研究的派别不同，大概也有所区别诚然，先生的在《国学概论》《国故论衡》中一些文字的使用，也与现代白话文的使用，也有诸多不同的地方。

因此，学习研究国学主张对字、文的通读同时，还真的要研究文字的发声，或许才能准确全面的理解其义，是非常正确的观点和立场发声，也是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文字是保留和传承文化的基本方式，那么发声则是交流沟通是否准确的根本问题。

因为发音与发声的不同，按照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发声发音的不同，则极度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基于交流沟通为达到共情共识的基本逻辑，古今学文，都是从基本的发声开始进行练习，大体上，我们对于国学的教育，依然是遵照古制。

很显然，本人要说的就是，不是我们的所有文化本质都是糟粕，不是我们对于国文的学习都应该摒弃，也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都是低劣，更不是我们所谓的创新就是要推倒重来，更加不是我们说到我们的文化就是历史的虚无——这便是我们文化的自信。

“理”既然是国学，按照哲学的发展，除了有其发展的脉络外，还应该有其观照时代的地方基于对“成均图”的几点臆断，大体上我认为要说的最后的问题，就是应用本人在这里认为，按照文化发展的脉络及哲学发展，理，是应用问题的核心。

“经世致用”，才是学习的目的，与功利无关而所谓的流派、派别，本人大抵上是抵制的也许，先生说的“气”要一点，最重要的还是要有“骨”，加起来应该叫“骨气” 文如心，心则通万物不论是文还是诗，都是文化传承的方式，无论是古文还是白话文，都应该是我们文化的组成部分，于是，我们文化就有了哲学的认识。

先生在《国学概论》含蓄的指出了我们对于文化认知的宽容——并容兼蓄这里不表我们按照《成均图》所衍生的哲学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至今日，承继的正统大概率只剩下“理”了，作为我们诗文交流的基本方式理，理学是也按照先生“国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历数历史的发展，最后还是统合到了“万宗归一、殊途同归”这么一个根本的路子上来——即儒学。

认为“我们研究哲学，从宋人入手，却也很好，因为晋人空谈之病，宋人所无，不过不要拘守宋学，才有高深的希望至于直接研究佛法，容易流入猖狂古来专讲佛而不讲儒学的，多不足取；如王维降安禄山，张商英和蔡京辈往来，都是可耻的。

因为研究佛法的居士，只有五戒，在印度社会情形简单，或可维持；中国社会情形复杂，便不能维持了历来研究儒学兼讲佛法的，如李习之、赵大州口不讳佛，言行都有可观可见研究佛法，非有儒学为之助不可”所以，曾国藩说，到了清代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古人该说的都说完了。

大抵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时代是在不断的发展中，任何意图阻断社会前进步伐的人和事，都将湮没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我们的文化亦然基于此，我们有理由在古文学习的基础上，有责任地不断创新发展我们的文化，乃至于开创我们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宋明理学具有历史的大义先生对于哲学的流派，是基于“三教九流”论在研究其发展脉络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采取交叉互补、分源互进、万化归宗、殊途同归的基本逻辑，来进行基本哲学思想的释义本人认为，此便是坚持历史文化的大义。

宋明理学的基础，也是在传承和发展中开展哲学研究的分门别类、天理人性，是研究的主要方向先生认为“清代，理学可以不论，治朱（朱熹）之学远不如朱”至于各流派之间的互骂，大抵上就是文化人的辨识而已，大可不必计较。

宋明理学，大体上经过争论，主要坚持了“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这一基本的哲学思想主张，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精深的缘故，也是我们为之努力奔跑的方向古人说文，大致遵循“分门别类”，而后按照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玄妙为基础的论调，就“天理人性”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反而将吃饭的事情，抛之脑后，通汇到“九流”的范畴。

且不知，吃饭才是大事且不言孔夫子“食性色”，大体上对于时令、节气、耕种极少提及，以至于诸多通儒大家，反而专门研究农业生产及天理因变的影响而这些通儒，基本上是在朝廷做官的，这反而成就了文化发展的另外景象大体上，这就是“反求证”的结果，所以晋“清谈”，不在正派文化学者主张的范围。

于是，“天理人性”就成为通儒研究的主流大概率就是为了搞清楚事物本身“是什么、想什么、怎么办”这么一个基本的研究路径来阐释其主张大概，我们如今适用的文字、诗文、文学、文章等等，都遵循这个基本的套路展开先生《国学概论》基本遵照这个方式，大体上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于一些真“伪学”进行了有必要的澄清，大体上也是我们辨识基本思维活动方式。

正因为国学最后的研究，统归到应用的范围，有必要观照“应用理学（宋明理学）”，这也是“思想我们的思想，文化我们的文化”最重要的方面现实应用宋明理学，是在“三教合一”的基础上，主要对“天理人性”的研究，大概就是我们现代心理学的起源。

然而，我们当代研究心理学的基础，基本是遵照西方心理学，反而对老祖宗的成法不成敬意诚然，就像我们现在的中医和西医的流通和区别中医治病讲究 “望闻问切”，“病未变，药亦不变；病亦变，药医万变”以求“阴阳平衡”，大体上是治标治本。

而西医，讲究分子结构、原子结构，基本上是通过仪器才能看病，求“快、准、狠”，不管“此伏彼起”，所以“治已病”“治一病生百病”，大体上是治标不治本呜呼？祖宗成法，不具以法，无风无骨，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王道吗？。

基于臆断，叽叽歪歪地书以上文字，大抵是“存在即合理，一切皆有可能。”若认为本人一派胡言，或者，吃了饭实在是找不到事干而留下的悖论，那么一定是逗你玩。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