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知识是什么意思(生活轶事是什么意思)这样也行？

小叙事时代

 

宇宙在不断地膨胀，而且处于加速膨胀状态【包含20亿个天体的巨幅宇宙地图来了！】继国际斯隆数字巡天调查（SDSS）项目发布迄今最大的宇宙3D地图（包含100多万个星系、距地球最远达60亿光年）之后，1月14日，暗能量光谱巡天（DESI）国际合作项目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北京-亚利桑那巡天（BASS）团队联合发布最新的巨幅宇宙二维地图。

它约为全天球面积的一半，包含20亿个天体，容纳10万亿数码像素，由近200名科研人员历时6年进行联合观测和数据分析，并对观测图像拼接打造而成大规模星系的红移测量能够准确刻画出宇宙物质的三维分布，精确勾勒出暗能量对宇宙膨胀的影响。

DESI被称为继斯隆光谱巡天之后的第四代宇宙学巡天项目，计划利用5年的时间，获取数千万星系的红移，构建当前最大的三维宇宙，有望揭露暗能量的神秘面纱

霍金心目中的宇宙：无边界设想更重要比黑洞更重要当我们谈论大事，比如政治形势、全球变暖、世界贫困时，一切看起来都很糟糕，没有什么能变得更好，更没有什么值得期待但当我思考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的时候——比如你知道我刚刚认识了一个女孩，或者这首我们要和查斯（Chas）一起唱的歌，又或者下个月的滑雪，一切看起来都很棒。

所以这将是我的座右铭——想想还是小的好（Think Small）——作家Ian McEwan

《发展叙事理论：生活史与个人表征》[英]艾沃·古德森 著屠莉娅 赵康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内容简介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古德森教授（Ivor F. Goodson）以运用生活史方法研究课程和教师闻名。

生活史研究和叙事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特色《发展叙事理论》一书，基于他多年来在欧美各国主持和参与的以生活史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大型研究项目，通过呈现和深入分析大量一手访谈资料，归纳出了当代西方社会中人们的四种叙事类型或生活故事种类。

这本书揭示了现代人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持续地建构他们的生活故事的他深度挖掘了这些叙事类型与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份认同、学习和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古德森强调，在所谓的后现代的状况中，虽然灵活应对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是必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把个人的生活叙事与更广阔的社会目的相联接起来。

其研究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环境下开展的，但是书中处理的现代人的身份、学习和能动性等问题，对于同样经历科技跃进、人口迁移和新经济发展及其影响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而言，有着极高的相似性这些问题常常会以故事的形式而呈现出来。

我们是如何讲故事的？故事会牵涉到什么样的认知方式？故事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生活故事又是如何与身份、能动性与学习相互关联？《发展叙事理论：生活史与个人表征》一书作者艾沃·古德森坚信“故事是人类日常生存的最重要的特征”。

但故事也不仅仅止于故事，它更是生活史的一部分，艾沃·古德森提出：“把生活故事作为理解的起点，作为认识过程的开始，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故事的意义……生活故事是可以个性化和私人化地讲述的但是超越生活故事，生活史的意图是为了理解嵌入了鲜活的男男女女生活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和历史建构的模型。

”而对生活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的故事放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机会结构中去理解，而这种社会机会结构又反过来“允许我们在特定的时空中以特定的方式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在对叙事及其理解的追寻中，有必要从生活故事走向生活史，即“在情境理论中拥抱行动故事”艾沃·古德森《发展叙事理论：生活史与个人表征》引言我们是如何讲故事的？从我生命的早期开始，我就被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建构和呈现方式所吸引。

那些生活故事栩栩如生，伴随着轶事、笑话和家庭照片，经常在家庭聚会中被讲述，这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在一个非常注重口头文化的、有着广泛的社区根基的工人阶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经验，也毫无疑问地增加了我对生活故事的着迷。

我的家庭是一个讲故事的家庭，故事是我们日常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主要的交流手段，也是我们家庭互动中持久快乐的源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通过我们彼此分享的故事来建构和调和的我的世界并不是以书籍为中心的。

我的祖父母并不能读写，我的爸爸是一名煤气工，他用他所倡导的“手推车法”（Wheel Barrow Method）来阅读虽然有很多单词不认识（他在13岁就离开了学校），但是每次在遇到不认识的单词时，他就会直接用“手推车”（Wheel Barrow）这个词来代替那个不认识的单词，他坚信这样也可以了解文章大概的意思。

这种“手推车法”是由父亲在校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位也不识字的同学发明的这个男孩以告诉校长他长大后想成为一个“口吐飞沫的园丁”（Gobbing Gardener）而出名事实上他最后果然如愿成了园丁，所以“手推车法”最终也适用于他。

当我在八岁刚刚学会阅读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识字也是高度依赖于故事的在某种程度上，年少时期通过故事来认识世界的这种独特方式并不是一个劣势，事实证明它对我大有裨益正如克里斯多夫·布克（Christopher Booker）在他精彩绝伦的书中指出的，。

故事无处不在。

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全世界都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在从事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中我们最为熟悉的一种活动他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称之为故事的心理意象上我们会在一生中花费大量时间来追随故事：讲述故事，聆听故事，阅读故事，观看电视上、电影或舞台上演绎的故事。

它们是我们日常生存的最重要的特征（Booker，2004：2）我相信布克所宣称的“故事是人类日常生存的最重要的特征”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我们许多的教育活动，不管是教学还是学习，即便不是对故事置之不理，但是对故事的关注也是少之又少时，这总是让我感到惊讶。

为什么教育工作者在运用我们日常生存中最重要的特征时会如此吝啬？这是否同社会秩序的再生产有关？对于一个试图选拔和培养特定群体而排除其他群体的教育系统而言，故事是否太平等、太具有包容性？过去的三年在《叙事学习》（

Narrative Learning；Goodson等，2010）和《叙事教育》（Narrative Pedagogy；Goodson和Gill， 2011）两本书中，我和一群同事一起探索了故事的潜力以及支撑我们故事性存在的叙事技巧，特别探讨了故事与不同社会情境和变迁的社会目的之间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试图去理解故事与读写能力之间复杂的并置关系是来自我成长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坚守着它的本质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奖学金男孩”（Scholarship Boys），我从来没有任何想要摆脱我所来自的劳工阶层文化（Working-class Culture）的愿望。

我想要让这种身份伴随着我的生活历程我“来自边缘”，但却没有强烈的要到达彼岸的愿望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对讲故事的持久着迷和对人们生活故事的日益好奇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是：故事在我们的一生中——在我们制定计划、梦想、情节、任务和目的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简而言之，故事在意义建构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故事牵涉到什么样的认知方式？生活故事如何与身份、能动性与学习相互关联？

但是，在生活中，提出一系列问题是一回事，有机会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我们解决问题的意向和能力因此，我非常幸运能有研究的机会去探索我对于生活故事的意义与状态的持续的追问从1975年开始，我就参与了一系列大学的研究项目。

但是我想这本书的撰写，从一个特殊的意义上而言，是对于我想要亲近普通劳工文化，不希望因为置身于大学的学术圈而最终完全脱离这种文化的内在驱动的回应这本书是一种尝试，试图将我的学术研究转化成一套更广泛的构思和表达的想法，把这些观点通过一本书，不至于过于学术化，但是在证据使用和论证上又是严谨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大部分的早期研究都是在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地区进行的，但1986年我去了加拿大工作那个时候，加拿大政府对于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有着强有力的支持，而英国则似乎有意废除社会服务中重要的部门与此同时，在英国有关公共服务的社会供给和社会分配的研究也受到了阻碍。

这与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在当时的英联邦体制下对政府进行重组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此看来，政府有意抨击或取消公共部门，以及阻碍那些探讨公共部门效用的研究，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采纳了一种更广泛的观点，即研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公共事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获得了专门的项目资助，研究加拿大少数族裔移民教师的生活与工作该研究采用了生活史的研究取向，这一研究方法作为调查和阐明研究主要问题的工具不断发展成熟研究收集了一系列加拿大移民教师的生活史和生活故事，其中有一部分教师来源于少数族裔或少数民族文化群体。

这项研究帮助我理解了生活故事研究中文化语境的重要性对于生活史的探究不应仅仅聚焦于行动的叙事，还要特别重视生活故事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或者是我所说的“情境的谱系”有一项最为细致的叙事来自一位中美洲的移民教师所讲述的故事，既是一个有关文化迁移的故事，也是一个“奖学金男孩”的故事。

这个奖学金男孩的故事（当然，还有奖学金女孩的故事）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它很好地阐释了社会结构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社会结构如何为个人建构自己的生活故事提供可用的脚本或脚本化的资源这个案例将特定的历史时机与被选择的学生群体——有时是劳工阶层或少数文化族裔出身的学生——并置在一起。

这样的故事脉络，只要它在一定社会情境中被使用，就会使得一部分人获得特权，而另一些人沉默无语奖学金男孩的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被普遍地应用于世界各地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提供了一种社会化的脚本和社会认可的讲述生活故事的方式，它承载并支持了特定历史时期以及那一时期有关社会机会和社会结构的特定观点，也是。

那一时期男性明显优于女性的故事直到最近当人们追溯历史时，奖学金女孩的故事才被给予了公平的地位（比如，洛纳·塞奇（Lorna Sage，2001）的精彩绝伦的书《敌对》）（Bad blood）要正确理解这样一种生活故事体裁，就必须在特定故事脉络所特有的历史语境的背景下进行解读。

从生活故事集合走向生活史建构，对历史语境进行质疑和阐释那些仅仅是对主流故事进行润饰或精心设计的故事集合，比如奖学金男孩的故事，在本质上都与先前预设的脚本相接近，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只不过是强化了控制的模式。

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在对叙事及其理解的追寻中，有必要从生活故事（Life Story）走向生活史（Life History），从对行动的叙事走向对语境谱系的分析——简言之，要走向一种研究方式，就是“在情境理论中拥抱行动故事”。

如果我们这样做，这些故事就可以被“定位”，成为特定时空、社会历史和社会地理中的社会建构我们要理解故事和故事脉络，就不能将这些故事仅仅看作个人建构，而是特定历史和文化机遇的表达生活故事研究聚焦在个人故事上，而生活史研究则试图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理解故事。

把生活故事作为理解的起点，作为认识过程的开始，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故事的意义如果我们以它们为起点，我们就会把它们看作一种社会建构，这就让我们能够在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中定位它们通过这种方式，生活故事是可以个性化和私人化地讲述的。

但是超越生活故事，生活史的意图是为了理解嵌入了鲜活的男男女女生活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和历史建构的模型生活史的研究会思考私人问题是否同时也是公共事务生活史的研究将我们对生活故事的理解放置在对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机会结构的理解之中，这种机会结构允许我们在特定时空中以特定的方式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目录中文版致谢中文版引言第一部分  研究生活叙事第一章  引言：研究生活故事和生活史第二章  个人生活故事在当代生活中的成长 第三章  生活故事的当代模式第四章  生活史与个人表征第五章  发展叙事画像

第二部分  叙事性的多种形式第六章  研究故事脉络第七章  脚本型描述者第八章  空想型阐述者第九章  多重型描述者第十章  聚焦型阐述者第十一章  自反性、再塑自我和混杂性 第十二章  叙事性、学习和灵活性：面向叙事的未来

作者介绍艾沃·古德森

艾沃·古德森（Ivor F. Goodson）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英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英国布莱顿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爱沙尼亚塔林大学社会学的国际教授，普利茅斯大学的乔斯·欧文教育学讲席教授以及格雷拉-爱马仕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他主要从事生活史研究和叙事研究，包括课程史、课程社会学、课程生活史、教师生活史、教师生涯和教师专业发展、叙事与教育研究等著作包括《环境教育的诞生——英国学校课程社会史的个案研究》、《课程与学校教育的政治学——历史的视角》等。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在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艾沃·古德森第二章《个人生活故事在当代生活中的成长》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叙事的时代”，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而事实要复杂得多，尽管叙事和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但叙事的规模、范围和理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事实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叙事阶段：生活叙事和小规模叙事正如麦克尤恩（McEwan）所说的，我们越来越偏好“从小处着眼”在过去的时代中，有许多关于人类意图和人类发展的“宏大叙事”海威尔·威廉姆斯（Hywell Williams）在他对世界史的研究中指出，在19世纪中期人类历史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被塑造成宏大叙事，这种叙事方式不断发展，在当时呈指数级增长。

他说，当时出现的发展叙事常常是“轻率和幼稚”的这种发展显然是建立在物质进步的基础之上的——突然带来的更便捷的交通、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疾病的减少，这些都给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时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胜利似乎也意味着真正的道德进步。

没有人认为人类在培养圣人和天才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但人们对于建设一个有序社会的可能性有了新的信心过去只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的知识进步已经进一步传播开来（Williams，2005：18）在谈到与这些变化有关的公共生活时，他说：。

曾经，18世纪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朝臣还嘲笑过八卦小团体中的迷信——一个世纪以后，更多的人们在公共集会中讨论宗教和科学、政治改革和贸易自由等重大问题（Williams, 2005：18）在最后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公众的参与度如今已大不如前——公众讨论社会重大问题的想法在当今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更可能去讨论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令人着迷的隐私生活或者维多利亚·贝克汉姆（Victoria Beckham）的舆论，而不太会去讨论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有严重影响的新的大萧条时代的可能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叙事范围和理想的衰落有关当然，这也与政治谎言的增长有关（或称之为“编造”(Spin))从某一立场来看，这可以算是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一种小型的个性化叙事的新流派，以《你以为你是谁？》（。

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或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的一系列生活访谈类的电视节目为代表我们目睹了20世纪宏大叙事的崩塌威廉姆斯再次提出一个有价值的总结：人类科学中宏大叙事的观念已经不再流行。

基督教的上帝旨意、弗洛伊德心理学、实证主义科学、民族自治、法西斯意志，所有这些观念都曾经试图提供某种用以塑造过去时代的叙事话语但当涉及现实的政治时，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叙事的话语被证明同镇压和死亡相关。

20世纪的历史消解了物质与科学进步同更美好的道德秩序之间的关联技术进步曾两次转向、改革，导致全球战争中的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人们认为物质的进步与道德的倒退交织在一起福特T车型和毒气室都是20世纪标志性的发明。

（Williams, 2005：18）我们可以看到宏大叙事是如何失宠的，它不仅失去了叙事的范围和理想，也同时失去了人们对其总体能力的基本信念，即引导或塑造我们的命运，或提供基本真理或道德指引的能力在宏大叙事崩塌而留下的漩涡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叙事方式的出现，它的叙事范围无限小，通常是个体化的——个人的生活故事。

这反映了人类信仰和理想的巨大变化除了这些小叙事，我们也看到一种向更古老、更原教旨主义的戒律的回归，它们往往基于偏见或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叙事角色和叙事范围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新的叙事流派是如何进行社会化建构的？在1996年的论述中，我提出文学和艺术通常是先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文化载体，它们为我们提供新的社会脚本，并定义我们的个人叙事和“生活政治”。

我曾经说过，我们应该探明“我们对故事的审视，以此表明我们在讲述个人故事时所使用的一般形式、框架和意识形态来自更广泛的文化”（Goodson，2005：215）在这样的审视之后，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当代文化活动中看到，向更微观的、更个性化的生活叙事的转向正在兴起。

有趣的是，这种转向也通常被称为“叙事的时代”，关于叙事政治、叙事故事和叙事身份的时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将这个时代同启蒙时代后的几个世纪相提并论，我们应该把这个时代看作是“小叙事时代”的开始，而不是“叙事时代”的开始。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个性化的社会中，我们的艺术、文化和政治正日益走向高度个性化或反映特殊旨趣的叙事，常常借鉴心理治疗、个人和自我发展方面的文献这些叙事往往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情境完全脱离也许一些来自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偶像作品的例子可以很好地阐释这一观点。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美国摇滚明星，我认为他一直是最优秀、最有洞察力的故事讲述者之一他写歌很认真，他的作品有时是关于人类理想的宏大图景的，比如他的专辑《河流》（The River

）他同鲍勃·迪伦（Bob Dylan）一样，反思了人类梦想的局限性，迪伦在最近写道，他“没有做过一个没有被收回的梦”斯普林斯汀写道，“如果梦想没有实现，那它就是谎言吗？还是更糟糕的事情？”这种对于人类宏大理想引导我们生活叙事能力的反思，已经成为斯普林斯汀作品经久不衰的特征。

他的专辑《汤姆·乔德的幽灵》（The Ghost of Tom Joad），意识到了叙事范围的巨大转变，深刻地反映在专辑的标题上，也反应在其专辑的实质内容上汤姆·乔德（Tom Joad）是斯坦贝克（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中的角色，它的故事情节与当时的群众运动有关，目的是在全球商业萧条时期寻找社会正义一旦个人的故事与集体的理想之间的关联被打破，我们就进入了小叙事的时代，一个个性化的“生活政治”的世界。

在他更新的专辑，比如《魔鬼和尘埃》（Devils and Dust）中，斯普林斯汀不再提及大规模的历史运动肖恩·欧哈根（Sean O’Hagan）写道：“它不像《汤姆·乔德的幽灵》那样具有突出的社会意识；相反地，这个专辑体现了一种亲密的、通常是碎片化的对于普通人困顿生活的窥探。

”（O’Hagan，2005：7）斯普林斯汀阐述道，“在这个专辑中我所做的，就是描绘那些灵魂处在危险之中或灵魂正面临着来自世界威胁的人们——他们独特的叙事故事”（O’Hagan, 2005：7）在某些时候，斯普林斯汀试图将自己的叙事同更广泛的传统联系起来，但这一次这种联系主要是修辞意义上的，因为如今的故事是零碎的、个人化的，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无关（超越了模糊的“民间传统”）。

正如他所说的，他现在写的是关于人的“具体的叙事故事”，对广泛的社会传统的反应的被动性反映在他的措辞中，即这些人“面临着来自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威胁，或承受着这个世界带给他们的危机”这句话很精妙地阐述了叙事的范围和理想，并且描绘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叙事能力在范围和规模上的巨大变化。

同样地，在影视制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叙事能力的重新定义许多电影人在当代电影制作中明确地指出他们运用了特定的生活叙事以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un）为例，这位制作了诸多反响巨大的政治电影的西班牙电影人，在一次访谈中说：。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氛围及其余波引发了人们对于政治电影的兴趣但如今的气氛已经截然不同如果你现在要拍一部政治电影，你就不能从一个国家或民族斗争的角度去拍摄，而要从个人选择的视角去拍摄（Interview with Jorge Semprun，2004：4）。

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文的历史学教授吉尔·特洛伊（Gil Troy）在思考当代世界人类行动的可能性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国家危机中寻找意义，而是在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

”（Troy，1999：A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