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单口相声台词(单口相声台词剧本)干货分享

我正式说相声卖艺，是从一九三零即我十五岁的时侯开始的，掐指算来，五十多个春秋过去了。讲讲我的前半生，作个新旧对比，既是自我教育，也能对青年朋友有

 

二、我的作艺生涯我正式说相声卖艺，是从一九三零即我十五岁的时侯开始的，掐指算来，五十多个春秋过去了酸甜苦辣，荣辱备尝讲讲我的前半生，作个新旧对比，既是自我教育，也能对青年朋友有所启发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我在卖艺的苦海里浸沉了二十年，经历了许多苦难坎坷，也遇合了许多的人和事。

这篇回忆录主要说说这一阶段的事父亲与万人迷搭伴来津作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我三岁的时候，父亲马德禄和他的师兄万人迷李德钖从北京来到天津，我和母亲，哥哥也随着迁居到天津那时候，我的母亲体弱多病，已经不唱大鼓了，父亲和万人迷搭伴在天津杂耍园子说相声。

万人迷实际是父子两代第一代万人迷是李德钖的父亲李广义，他善于说书、演唱，太平歌词、二黄梆子无所不能我没有见过他，听说他以说鬼而达到迷人的地步他说鬼不是完全依据《聊斋志异》或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而是他自己看了大量的神鬼故事，搜罗了许多神神鬼鬼的民间传说，再揉进一些迷信的东西，加以编撰，达到了“自神其术”的地步。

听我的父亲及前辈艺人们传说：李广义说鬼，可以从晌午开场，一直说到午夜他编造的内容，绘声绘色地描述，往往使听众心寒胆战，散场后非跟他一道走不可李广义以这种口头民间艺术的魅力，赢得了“万人迷”的绰号据说，光绪二十年，慈禧六十寿辰，把北京城各行各业的生意人及作艺的，召集到颐和园宫外，摆摊设案，亮地划锅。

叫卖的，唱戏唱歌词的，说相声的，耍大刀的，盘杠子的，应有尽有，为的是供慈禧观赏取乐李广义也被召去，并且以学唱二黄梆子得到封赏，万人迷一时名噪京都李广义死后，他的儿子小锁子继承了乃父的衣钵，继续说书、说笑话。

后来小锁子拜恩绪为师，才取名德钖，艺名“小万人迷”小万人迷初露头角就轰动一时当他和我父亲搭伴到天津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中年人了，因此，将小万人迷的“小”字抹去，承袭了万人迷的艺名万人迷给我的印象是高高的个头，黑苍苍的脸色，两只眼珠子滴溜溜炯炯有神，一上场，逗人发笑，独不见他一丝笑意。

他的“玩艺儿”可称得雅俗共赏南市、鸟市、三不管的市民百姓、劳苦大众十分欢迎他，文人墨客也多有为他捧场的当年天津四大文人名士：严范孙、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都是万人迷的热情听众他们不仅爱听万人迷说相声，而且与万人迷交友，帮助万人迷编创相声段子，调理他的演出本子。

这些名士对万人迷的相声有一定影响，万人迷拿手的段子，属文字游戏的，许多都是经过名士润色、雕琢的他的脍炙人口的单口相声《柳罐上任》（解放后改编为《糊涂县官》），针砭清末卖官鬻爵的腐败时政，讽刺一个暴发户花钱买了个知县，上任以后，不懂官场规矩，闹了许许多多的笑话。

这段单口相声，经过文士笔下加工，把清末腐朽的吏治用漫画手法展现出来，再经万人迷有声有色地演说，这幅漫画中的人物一个个都活跃起来万人迷李德钖为人落拓不羁，颇有几分穷不怕的遗风他嗜赌，经常输得身无分文，无钱吃饭，便把衣物送进当铺；没米下锅，也不见他犯愁，数九寒冬，常常单衣薄衫，蹲在墙角里晒太阳。

不过，在万人迷短暂的一生中，也曾“抖”过一次那是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年代，“长腿将军”张宗昌在天津听万人迷的相声，每有赏钱，总在百元之谱有一回，万人迷在山东济南府说相声，应了一个堂会，赶巧张宗昌是这个堂会上的上宾，一方面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是听相声笑得十分开心，当时正在赌博场上，张宗昌一时乐不可支，就把赌桌上的赌注、赌资，悉扫一光，据说约有千金，全部赏赠给了万人迷。

万人迷得了这笔“重赏”，回到天津，赎了旧当，置了新装，还典了房子，娶了妻子，结束了光棍汉的生活当然，这样一笔钱并不能改变万人迷这样一个旧艺人的命运一九二九年，风靡京津的万人迷，贫困潦倒，溘然而逝，终年不过四十岁，身后十分萧索。

万人迷作古了，我的父亲马德禄失去了搭伴，自己也就被戏园辞退了万人迷的凄凉下场，已经够他寒心的了，加上暂时的失业，日子真不好过辍学作艺，刻苦练功母亲自我出生以后，体弱多病，一九一六年，我三岁那年，我的母亲病死了。

父亲把母亲的衣物和生前卖艺时的服装都变卖了，又卖掉了仅有的几件家具，办理母亲的丧事完了，母亲没了，家也没了父亲带着哥哥住到书场后台去了，我怎么办呢？父亲商得婶母的同意，把我寄养到叔父家这时候，万人迷还健在，他们还搭伴儿演出。

我在婶母跟前寄养了三年多，跟父亲一直也没有见面我六岁多了，开始能记事了，记得有一天父亲来了，猛然一下，我差点不认识他了，因为他衣帽光鲜，不象说相声的马德禄，面团团地象个富翁模样原来这时候，他已是很有些名气的相声演员，挣钱也多了。

我被接回新家，才知道父亲给我们娶了续弦的后母我七岁那年上小学，由初小而高小，又考入了天津汇文中学可是，新家并不是个温暖的家，后母丁氏游手好闲，嘴馋手懒，成天鸡腿鸭翅膀不停地啃，糟果零食不离嘴父亲又赶场，又撂地，拼命挣钱，外加哥哥马桂元也已演出，收入虽不少，可是填不满丁氏后娘的“无底洞”，一年四季没有一季不闹饥荒。

父母兄嫂经常吵嘴打架父亲自己也添了喝大酒、打麻将、斗十胡的嗜好丁氏抓着他的短，胡搅蛮缠，真是弄得“家神不安”，我的书也就念不下去了我是汇文中学第二十一期的学生我父亲看出来我们这样的家境，想供我上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不大可能，所以从我十二岁开始，我一边上着学，一边跟父兄学艺。

他们教给我几个段子如《拴娃娃》、《家堂令》等等，让我练着说父兄对我学艺要求又高又严，无论说个什么段子，单口也好，小笑话也好，都必得词准、尺寸准、“包袱”抖搂准这对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就够难的了，可他们还总要问我，这句词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这里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让我去反复琢磨、理解。

一段“贯口活”的“趟子”，我起早贪黑地记住了，能说下来了，自己以为满可以了，谁知父亲、哥哥一听，说：“不行！”什么“气口不行”，“动作配合不好”，再练，再啄磨相声同行们都说马三立的相声“磁实”，可是个中艰苦，实非局外人所能设想，学活练功，实在叫人受不了。

而最使我受不了的是挨打，尤其是哥哥教活，学不好，动辄就打，藤条打，戒尺打，抄不着家什，左右开弓打嘴巴那种狠打，多年以后想起未，心里还犯哆嗦话说回来，旧社会学艺，有几个不是皮鞭子底下讨生活的呢？父亲失去万人迷这个搭伴被燕乐辞退的那年，我尚在汇文中学念书，没有熬到高中毕业就退学了，帮父亲去挣钱。

那年头，卖艺的规矩很多，要想说相声挣碗饭吃，必须磕头拜师，同时必须加入班社，才算正式的相声艺人不然的话，哪怕你一家子、几辈子都说相声，也不许你干因此，我父亲让我拜周德山（艺名“周蛤蟆”）为师，加人他们的一伙，正式入了说相声的门户。

这时候，南市联兴茶社是相声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父亲和我哥哥马桂元，加上我，还有周德山，结为一伙在联兴说相声的还有高桂清、郭荣起、赵佩茹、刘宝瑞、李德林等人周德山是“相声八德”中的一员，他的活儿好，路子宽。

拜他为师以后，因为他和我父亲是师兄弟，对我很照顾，不象我父兄那么严厉跟周德山学艺的还有刘桂田、李桐文等，他们算是我的师弟九河下梢的天津，是北方的大商埠，消费娱乐行业很发达，各地作艺的人们都到天津赶码头，特别是干曲艺的。

唱戏、唱大鼓、说书、说相声，能在天津站住脚，就算是“挂上号”，“镀上金”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东北的、唐山的、通州的相声艺人荟集天津，展开了业务上的竞争我在当时，技艺上进展不大，拿不出高超的东西去争强斗胜，观众不能老看我的“一道汤”似的演出，我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

自己想来想去，想到：“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些古训，便下定决心，要奋发图强我既然把说相声当作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就要：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凡是技巧高难的段子，我都下苦功夫去学，去练，要求自己必须练得掌握自如，得心应口；对于相声的“包袱”尺寸反复找准，钻研相声这个行当的特色和规律。

就这样，我苦学苦练了好几年一九三三年我十九岁时，娶妻成家了穷作艺的人家，遇到婚丧嫁娶，经济上的困难是很大的为我娶妻．家里借了一笔高利贷、父亲为了早日还清这笔高利贷，和周蛤蟆搭伴到外地去跑码头，简食省用，每月都能寄回一些钱。

钱都落到丁氏后母手里，她就大吃八喝，胡乱挥霍父亲在外地辛苦了一年多，回到天津一看，不但债没有还，而且家也不象个家，连气带累，一病不起一九三五年我二十二岁，父亲弃养，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到我的身上不久，丁氏“演出”了一场“夜奔”，我们在天津遍找而不知其下落。

无奈，我夫妻只好带着四岁的侄儿和一岁的女儿，搬迁到南市三不管，租赁了一间房子住下，我就在南市、鸟市、谦德庄、地道外一切可以说相声的地方，早、中、晚连轴转地说相声，挣钱糊口、还债码头，闯关东，饱尝辛酸年老的观众说：“撂地卖艺最早盖上屋子说相声的，是在天津”。

我估摸着所说的“盖上屋子说相声”，可能指的是在茶园、书场里说相声根据我的经历，说相声的场地有三种：第一种，用行活说叫做“划锅”，就是说相声的人占据一块空地或道边、街沿，用石子、沙土砌出一个大半圆，划得象大锅的样子，听众围着这个圈观看。

听一段，甚至不到一段（单口、笑话居多），说到节骨眼上，就向观众敛钱“划锅”不交地皮钱，只要不遇上巡警、地痞流氓鼓竹杠，挣的钱可以全都装进自己的荷包里第二种叫“撂地”，就是在市场或广场，占一块地方献艺“打钱”（敛钱），而这块地方要交地皮钱，张三花了地皮钱，李四就不能来占用。

但是，一般说来，“划锅”、“撂地”都是名气不大的艺人卖艺的场地，有了书场、茶社、戏园之后，有点名气的人就进屋里说去了，也就有了分账或包银的固定收入了所以，从“划锅”、“撂地”到“入室升堂”，对说相声的艺人来说，也是一种“晋升”。

我带着妻儿搬进南市三不管，以撂地为主，有时也到东兴市场小书场去说一段，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名气别看没有名气，那些地痞流氓、把头恶霸“飞帖打网”却总忘不了我帖子飞来，我就得掏一块钱，少了不行，不出更不行，你不买他的账，等于自找苦吃，轻则挨顿打，弄不好“帽子”一扣，押进大牢也不新鲜。

我胆小怕事，帖子飞来，一家人勒紧肚皮，也要凑上一块钱送上去“杂霸地”的喜庆事还格外多，老太爷的“寿辰”，少爷小姐“满月”，外带老太太做“阴寿”，帖子满天飞，平均一月得花个十块八块的为了多挣几个，只有豁出命去说。

上午说，下午说，晚上说，再赶着*院落灯之前，到侯家后、同庆后*院里去说，说一段混个两角钱生活的重压，真是叫人喘不过气来，妻儿等着我拿钱回家买棒子面，债主等着我的利息，“飞帖打网”的还得应付，我是肉休凡胎的人，没有钢筋铁骨，如何肩得起这样的重压。

在三不管撂地，混了不多日子就一病不起撂地卖艺人的收人，刮风减半，下雨全无，卧病不起，那就分文无有什么“病假工资”、“劳保工资”，没这种新鲜事，也没有这词汇我一病三个月，多亏我的师兄弟、伙伴刘桂田、高桂清、赵佩茹、刘宝瑞、焦少海等人的接济。

三个月，差不多一百天，无论刮风下雨，他们几位天天往我家送煤、送粮，从他们微薄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送到我家，以保我的妻儿不致饿死这种艺人中的江湖义气，实在是难能可贵得很大病不死，还得挣钱养家还债为了想多挣点钱，我决定和刘桂田搭伴，出去跑跑码头。

我们是飞不远的家雀，离天津太远的码头去不了，没有那么多盘缠钱所以我们头趟外出，也就是搭小船去到咸水沽、葛沽、塘沽一带这些地方虽然码头下大，但来来往往的过客不少我们在行人比较熙攘的街上“划锅”，或在小酒馆里借地，说一场相声，还很受欢迎，新鲜嘛！敛钱的时候，不掏钱白听的人也比天津卫里少。

我们觉得有点甜头接着，我又带着我的徒弟阎笑儒，走得远一点，从唐山、古冶、开平、昌黎，一直去到了秦皇岛白天撂地，晚上串*院，因为从上海到天津的海船都要经过秦皇岛，又有铁路线经过，是个比较大而繁华的水陆码头，*院很多。

有一晚，在一家二等*院里，碰到天津名票友王庾生，这个人有点文墨，听了我的几段相声，认为辞意文雅，耐人寻味王庾生也是回民，“他乡遇故旧”，为表示对我的赏识和照顾，每次听完我的相声，给的钱总多于两角钱著名的耀华玻璃公司就在秦皇岛市的车站附近，这是家中外合资经营的阔工厂，有员司俱乐部，俱乐部里还有个国剧社，王庾生就是在国剧社里教京戏。

王庚生叫我星期六到耀华玻璃公司员司俱乐部去说几段相声我带着阎笑儒按时赶到这个员司俱乐部能容二、三百人，有台有座，比小书场茶社强多了员司们有的西装革履，有得绸衫绉褂，讲究得很我说了几个拿手的段子，如《西江月》、《文章会》、《反八扇》等等，听众反映热烈。

从此，每周六去一趟，说几段，俱乐部就给开支三块钱这一趟秦皇岛，我们生意不坏，挣了点钱，把未能偿清的高利贷偿清了，积欠的债也还上了，真是尝到了“无债一身轻”的滋味我又收了两个徒弟，“笑”字排名；一个是张笑勤，一个是金笑天。

一九三七年春节前，我回到天津，仍然在东兴市场撂地这一年“七·七”事变发生了，天津市面萧条，每天宵禁戒严，生意一落千丈，艺人们各弃前程说相声的伙伴们，刘桂田搭戏班，改唱京戏，离开了天津，赵佩茹和常宝堃搭伴去了北京。

刘宝瑞是个单身汉，住到他师傅张寿臣家去了剩下我，怎么办呢？临时在时调班加场，每天固定工资四角钱，暂度燃眉过了些日子，奉天（现在的沈阳）翔云阁茶社来人到天津约请相声，有人介绍我去应约言明来去路费由茶社出，到了奉天，管住不管吃，茶社按收入和我三七分帐，一块钱，我能分七角，这些条件是可称“优惠”的了。

不过下奉天，闯关东，对于在京津两大城市呆过的艺人来说，却不是那么富有吸引力的，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走这条道所以我虽然答应了奉天的约请，但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不知此一去吉凶如何家里把整票零钱凑拢在一起，一共还有八块来钱，妻子泪眼巴巴地对我说，穷家富路，你都带上吧！我想：我一走，妻儿无依无*，我能把八块来钱都拿走吗？我只拿了两块钱，妻子给我烙了四张杂合面饼子，我就上了路。

拿着翔云阁代买的车票就直奔奉天由天津直达奉天的火车，行程是一天一夜头天上车，天亮以后车过山诲关，到了绥中县车站，两个日本宪兵，四、五个伪军上车，逐个地斥问旅客：“干什么的？”“带了什么东西？”旅客必须站起身，戴帽子的必烦脱帽，一一回答。

那时候，火车一过山海关就算是入了“满洲国”境我先是看着同车厢的旅客接受盘查，后来一名伪军问到我头上：“你是什么人？”我起立回答：“我是说相声的”伪军一扬手，啪！打了我一巴掌，问我；“什么说相声的，你是哪国人？”我连忙说；“我是中国人。

”啪！又一巴掌，“什么的中国人？”我忙改口：“我是日本人”啪！这一巴掌打得更重，“这小子冒充日本人”那只手又扬起来了，我说：“我是法国人”“我不是人，行不行？”那家伙乐了，坐在我身旁的一位旅客捅捅我，轻轻给我提词：“你说是满洲国人，满洲国人。

”一场灾祸总算过去了，那家伙喝斥我说：“坐下！”我咽着眼泪说：“谢谢老总”当时我嘴里不敢骂街，可在心里把这班家伙狠狠地骂了一顿本来，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夜，肚子很饿，摸摸腰里还有半张妻子揣给我的饼子，可是，一口也吃不下，抹抹眼泪，心里想：闯关东，历来是穷苦人伤心的事，我算是一出关就尝到了这个滋味了！。

火车中午抵达奉天站，翔云阁茶社派人来接我，还给雇了一辆马车，把我一直拉到小西门翔云阁茶社，并把我安顿在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我感到对我安排得还算周到当晚我就演出，效果很好，头炮打响了奉天人喜好听相声，奉天东南西北四门的市场都有书场、茶社，都上演相声。

翔云阁在小西门，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场子，跟翔云阁差不多的，还有鼓楼南的万泉茶社，也颇具规模北市场还有个专门的相声场子，据说还是*北京天桥老相声艺人“人人乐”当年走奉天开辟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京津相声艺人在奉天留下了好的名声。

不过，就在我到奉天之前，发生了乔立元惨遭汉*特务残杀事件，京津艺人对于下关东不免谈虎色变乔立元与乔清秀，夫妻鬻艺于天津，我们是世交的友好乔氏夫妇同台唱河南坠子，真正的河南腔，乡土气息非常浓厚，极受听众欢迎。

乔清秀相貌十分标致，同行常戏称她为“大美人”，称得上是“色艺双全”乔立元与乔清秀是一对贫贱夫妻，非常恩爱，为人也很正派，梨园、艺苑相识的人们，都敬重他们“七·七”事变之后，也是为生活所逼，乔氏夫妇走奉天。

伪满军警、特务、地痞、流氓，企图侮辱乔清秀，乔立元为保护妻子，被拖入伪警察所，活活地给整死了所以，我实在是提心吊胆地下奉天自从“打炮”开始，每天翔云阁座无虚席，某社的经理和票头（代资本家管理茶社的雇员）到后台来看望我，就茶社生意兴旺而大捧了我一番，并且象算命先生一样，预言我在奉天一定能“火”起夹。

说来说去，绕了半天的弯儿，最后才言归正传，要我从每天的进项中扣出五角钱交柜，因为我由天津到奉天是他们垫付的火车票钱，到达奉天，我又坐了马车，这笔马车费也应由我自付我说：在天津不是谈妥了茶社管我的路费么？怎么又要我付钱呢？票头说：“管么，就是管给你买票，管给你雇车，钱还得自己掏。

”嘿！真没想到相声里面常用的扣住一个字作诡辩的手法，被票头们利用得这么妙：真让人哭笑不得我实在气不过，和他们争论了一番，也无济于事，说什么路费也得要我归还我感到他们言而无信，实在欺人太甚，有心不干了，可是不行，首先拿不出钱打火车票，再说，这里是“满洲国”，我惹不起．忍气吞声，干了三个月，还清路费，攒了回天津的盘缠，不管翔云阁的经理票头如何挽留，我也坚决离开奉天，取道营口，乘船返回天津。

我闯关东的这一段经历，虽然受了一肚子气，但比起乔立元的被迫害致死，还算得“万幸”了沿津浦线南下飘泊我从奉天返回天津，还得走我的老路：三不管撂地一九三八年，日寇的侵略铁蹄已经踏过了华北平原，正集中兵力向东南侵犯，沦为敌人后方的天津，兵荒马乱的情况已经不太明显了，歌场舞榭也吹起了笙箫管笛，有些人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我们这些一日不开口，一日不得食的吃“开口饭”的人，拖家带口，有什么办法呢？我和刘宝瑞、高桂清、杨文华、李少卿几个弟兄搭伴，每天能混上几斤杂合面也就凑合了可是，在旧社会恶人当道，作艺的人苦不堪言在南市三不管，大恶霸、青帮头子袁文会的徒子徒孙，到处横行，凡是在南市一带站脚谋生的，都得“孝敬”他们，南市的什么“花会”赌场、窑子妓院、大烟馆，无不与袁文会有关。

我们撂地卖艺的，自然也惹不起袁文会，要什么钱就得给什么钱就是这样也还不行，青帮老大传下话来，不在青帮的人，一律不许在三不管混饭吃狗腿子们气势汹汹地盘查卖艺的以至做小买卖的，凡是没有在帮的吓得跑的跑，躲的躲，我和刘宝瑞在家躲了五、六天。

可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到市场上去挣钱，吃什么呢？有些在青帮的朋友，动员我去拜个师父，烧个“香堂”，我不干我卖艺吃饭，凭本事，当“混混儿”，我不是那条道上的人再说，拜个师父，光磕头还不行，总得十块八块的送礼，往后一年三节，师父家的生日喜庆，都得送礼，我花不起这份冤枉钱。

我拿定主意不入青帮刘宝瑞也一样，不想去进青帮的山门他跑到在帮的同行家，借来一本讲帮规的书《通漕》照着这个本本念什么：大、通、悟、学、万、象、依、皈，八辈，二十辈，二十八辈，什么正宗有“航三”、“嘉白”，又是什么“清水的”、“浑水的”，等等。

干什么呢？刘宝瑞胆子大，从这个本本里学到了青帮的一些行话，就冒充青帮家里人，打算这样混下去我胆子小，不敢刘宝瑞光棍汉，出了事，撒鸭子一跑，完了，我妻室儿女一大群，“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还得另找出路，离开天津去跑码头。

正好，这时有个开汽车的高少亭，爱好相声，也能说几口在天津开汽车，常被宪兵、警察敲竹杠，他愿意改行说相声，我就搭了高少亭这个新伙伴离开了天津，沿着向南去的铁路线，一站一站朝南走，所经的城镇不论大小，只要能撂地就停下来，赶集市，赶商会，交通路口、大车店、茶棚、*院，只要能有听众，我们就撂地卖艺。

如果生意不惜，我们就找个小客店，住上几天；生意若不好，我们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凑合一夜，天亮再往前赶真是风餐露宿，和乞丐、游方和尚差不多，所差的就是我们不乞讨，不化缘就这佯，一路上也能挣点钱，我自己省得不可再省，积攒到两块钱，赶快往家里寄，怕妻儿挨饿。

冬天离开天津，过了沧州，又到德州，经平原过禹城，入夏以后到达了泉城——济南泉城风物好，不过究竟是沦陷期间，市面上虽然过往行人也熙熙攘攘，但是大明湖上携酒载歌的却不多听说南岗子市场还热闹，我和高少亭赶到那里，果然，这里风光不下于北京的天桥，天津的南市。

路边商店摊棚林立，说书的、唱戏的、变戏法的都有，游人很多可是找不到空闲场地，没法演唱我们踅到一个变戏法的场地上，跟那个变戏法的搭话，这个江湖朋友叫李凤祥，听我们说是从天津来的，想在这里说场相声挣点盘缠，通了姓名、行当之后，他很仗义，愿意穷帮穷，慷慨地说；“没问题，四海之内，都是朋友，你们就在我这里干。

”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为了让我们作几个买卖，下午太阳刚偏西就早早地“推”了（散场了）趁观众还围着的时候，他站到场子中间向观众们推荐我们说：“众位，这是我的师弟，从天津来，侍候众位听几段相声”观众被吸引住了，我和高少亭赶忙拿着扇子、竹板，在场子中间向观众们拱手、鞠躬，说了几句江湖上惯说的客气话，就一连说了四段，挣了一块多钱。

我们向李凤样交两角钱板凳钱，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连十几天，我们就这样借地沾光，每天挣一块多钱，两人住店要花四角，还要吃饭，多少得存下几角寄给妻儿怎么办呢？只有从牙缝里省，在吃上尽量节省我们借地说相声很落好，有的听众每天必到，我们不“推”，他们不散。

有一天，有个每场必到的常客找我，约我到他的茶社去演出原来济南二马路上有家青莲阁茶社曲艺厅，有评书、大鼓、魔术、相声、坠子，拾样杂耍差不多都有，男女演员齐全，是个共和班每天分钱，一个份儿四到五角此人姓杨，可能是个票头，看上了我们的相声，答应给我们每天每人三个份儿，后台可以住，电灯、水、桌椅板凳都不收钱。

这可比撂地强多了青莲阁茶社曲艺厅为我们去演出作了宜传，茶社门前挂起大红纸横幅，上写“特约天津相声艺员马三立每日上演”我站在楼上朝下边座池一看，地方不算大，能坐三百多人，已经都满座了，我沾沾自喜我演出后很受欢迎，来了个开门红，以后也总是场场客满。

可是过了不久，我发现有些观众不是来听演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找女演员解闷，而且还可以随便把女演员带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里是一家“花茶馆”，女演员都是“活门儿”这些女角当中，有的人唱得也还不错，可叹有艺不能养身！青莲阁茶社既是个花茶馆，我在这地方算干什么的呢？真比串*院说相声还别扭。

同时我也发现干花茶馆的人，比一般开茶馆、书场的人更善于坑骗，不讲义气原来经理、票头对我讲得天花乱坠，什么能介绍我上电台去广播，还有堂会可赶，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和高少亭每天每人确实分得三个份几，可是一打听，一般艺员、乐师却不少于六个份儿，只有后台的伙计勤杂才拿三个份儿，这不是欺负人吗？找经理说，我们要回天津，那经理满脸*象，笑眯眯地说：“你们回去不了啦！天津闹大水，火车不通了。

”我慌忙地跑到火车站一看，售票处挂着牌子： “北行各次列车只通德州”听人说，天津果然被大水淹了家中妻儿怎么样了呢？我焦急万分，饮食不下，夜不能眠，病倒了十几天，积攒了几块钱也都花光了不得已又忍气吞声在青莲阁茶社干了一个月，火车通了，我们赶忙买票，挤上火车，回到了天津。

这时，天津的大水退了，到处是淤泥、垃圾，臭气熏天，被大水泡塌了的房子不少三不管我家那间小屋还没倒塌，只是原来就破破烂烂的桌子板凳经水一泡就更扶不起来了妻儿正在室内清除污泥积水，原来他们避到赵家楼本家姐姐家中，也刚刚回来。

我夫妻儿女大难之后，又得团聚，不由得悲喜交加，真是感谢天地！曲艺的畸形发展——反串戏“人往高处走，水住低处流．”撂地的总想登舞台，经一位曲艺界朋友介绍，要我到旧城厢北门外的宝和轩茶社去演“倒二”“攒底”的是林红玉的京韵大鼓。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曲艺班社，艺员有包银（工资），茶社赔赚，我们不管，一搭一挡每月共九十元，还允许出去赶场，条件满可以了从济南回来以后，我的搭伴高少亭感到跑码头吃“开口饭”比开汽车更苦，更担风险，于是又重操旧业，开汽车去了。

我改与耿宝林搭伴一九四零年农历正月初一我和耿宝林上演于宝和轩我到宝和轩正式登场演出，从初一到初三，说的都是拿手的段子：《开粥厂》、《西江月》、《文章会》、《卖五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听众反映非常热烈。

在敌伪政权统治下的天津市，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听“玩艺儿”的自然也少过了春节，宝和轩的生意就淡下来了这时，宝和轩经理桑振奎提出演反串戏曲艺搞反串戏，倒不是什么破天荒的新鲜事但是，始于何年何月，何人首创，我没有考证过。

有人说，曲艺反串戏始于天律，是否如此，我也说不清楚在我来说，桑振奎提出要求之前，我没有演过反串戏，我的父亲和外祖父，他们也没有搞过这门“艺术”我这个人有点保守，所以我总认为曲艺搞反串戏是一种畸形产物，从心里不大赞成。

可是生意不好，为了招徕观众，老板非让我们排反串戏不可，我能说不参加吗？没有办法，只好跟女艺人一起，反串《打面缸》、《一匹布》、《兄妹顶嘴》等闹剧我扮的总是丑婆子、傻楞子一类的脚色，这与我说相声的长短无关，只不过是我天生的相貌不那么俊，所以适宜扮那类丑角。

这种逗乐儿的戏，有些观众爱看，愿意花上一两角钱，买个捧腹大笑宝和轩的生意又回升了我和耿宝林在宝和轩也说相声，也演反串戏，一切服从票房价值我们的包银一直是九十元，两人平分，但是老板还要提成，每月得交八块钱作为后台工友的“辛苦钱”。

挣的包银实在难以维持生活，好在桑振奎有言在先，允许我们赶场那时候，唱戏已经有了“梆子二黄两下锅”的做法，一晚上的戏，可以前面演京戏，后面演梆子；甚至也可以在一出戏里，前半出唱京戏，后半出唱梆子这杆作法无非是图新鲜，找噱头，招徕观众。

除此而外，也多有在大轴前面加段相声的经人介绍，我到东北角大观楼戏院和南市口中华戏院赶场在中华戏院演出的是评戏班，挑大轴的是新凤霞，每天我在她的大轴前面加上一段相声按当时的规矩，我的钱不由戏院负担，而由挑大轴的演员发付。

新凤霞母女很讲义气，她们瞧着我的儿女多，家累重，日子过得苦，所以总多给我一点钱，江湖义气，讲究“穷帮穷”我每天总格外卖力气，拿自己认为最好的段子，压住场，让新凤霞好上大轴有一天，我说完相声，坐在后台歇气，大轴《孔雀东南飞》就要上了，新凤霞的刘兰芝已经扮好了装，刘兰芝的丈夫焦仲卿也上场了，可是演刘兰芝妈焦氏的演员误场，没有来，前台、后台管事的都急了，打帘子的已经喊过“码后”了，怎么办呢？新凤霞一看我愣在一旁，登时有了主意，她招呼我说：“三立过来，扮个彩旦吧！”我说：“什么彩旦？”“恶婆婆焦氏呗！”“我可是‘棒槌’呀”新凤霞说：“没关系，我给你‘攒锅’。

现说现教，救场如救火！”我一边听新凤霞给我说戏，一边开脸儿，擦粉、画眉，丑扮起来，箱官给我穿上彩旦的袄裤，恶婆娘焦氏就登场了有的观众一眼就看出这个丑婆子是马三立，我还没张口，台下观众就哈哈地笑开了虽然，我台词还没有记准，可也不紧张，反串戏呗，就是撇汤露馅，大家也能原谅。

这一场戏我总算给应付下来了曲艺搞反串戏的这种畸形发展，在兄弟曲艺团成立前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曲艺剧团从一九四零年开张，到天津解放时结束，十几年的光阴，在天津留下了许多辛酸的回忆我在这个班社里，进进出出，混了很多年，进也无奈，出也无奈。

兄弟曲艺剧团，名义上负责人是相声演员常宝堃、赵佩茹和魔术演员陈亚南，后台则是大恶霸袁文会袁文会为什么插手曲艺班社？简单扼要的可以用“捞钱取乐”四个字加以概括，细说起来还有一段光棍汉*格斗的过程：一九三八年，天津为日寇占领，青帮、汉*、特务、流氓、戏霸、窑主等等魑魅魍魉都纷纷活动。

青帮张景山的门徒裴毓松和戏班主王洪宾等人合开了燕乐升平茶园，后来由于生意不佳，窑主刘宝珍想把燕乐升平盘去开枪场（大赌博场）正在集资筹办的时候，小汉*特务陈炎和恶棍于嘉麟倚仗日寇宪兵队的势力，组织班社，占据了燕乐升平。

狗咬狗地咬了一阵，窑主刘宝珍败下阵去于嘉麟当了班社经理，收容裴毓松等重新在燕乐升平演曲艺，并从北京约来了白云鹏、戴少甫等一些当时比较有名气的演员戴少甫在北京与于俊波搭档，一逗一捧，可谓珠联璧合他们一到燕乐升平，马上就红得发紫，每场都能上个满座。

袁文会每天占一个包厢“兴之所至”时还要点个曲目一次，袁文会点了戴少甫的拿手段子《打白狼》，偏巧前后台管事的马虎了，戴少甫应了别人的烦请，无意中刮了袁文会的面子这一来可惹祸了，袁文会甩袖离座，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说相声的现打不赊！”在燕乐升平后门“插上旗”（安置打手），就等戴少甫回园子。

戴少甫听说后吓得不敢露面，经过陈炎、于嘉麟等人出面向袁文会说合，事情才算没闹大袁文会对这件“不痛快”的事情，心里很不自在，决定自己干个曲艺园子，跟燕乐升平打对台当即有那个开窑子的刘宝珍，干“白面”（毒品）生意的杜金铭等人趋奉起来，各掏五百元作股金，一共凑了三千多元，把南市慎益大街庆云戏院前后台的经理人找来，决定用庆云戏院作场地。

开张的角儿都约的是一、二流的曲艺名角，如小彩舞的京韵大鼓，陈士和的评书，赵小福的时调，金万昌的梅花大鼓，郭荣山、韩永先的拆唱八角鼓，于德海、冯书田的中国戏法，佫树旺的坛子，谭俊川的翔翎技艺（踢毽），吉评三、荷花女父女俩的太平歌词，常树田的单弦，张寿臣、侯一尘的相声，另外又找来几个漂亮的女演员清唱二黄。

阵容强大，一时无两大轴主角小彩舞原己在小梨园挑大轴，凭着袁文会的势力，小梨园允借两个月庆云开张，班社定名“联义社”在袁文会的淫威之下，全台艺员，唱的也好，说的也好，耍的也好，谁敢不卖力气？但是几个曲艺艺人再卖力气也改变不了上座的不景气，袁文会把庆云当成他自家的银行，随时用钱随时来拿，直弄得包银发不下来。

大家敢怒不敢言，演单弦的王剑云壮着胆子挺身出来问了一句“什么日子能关钱？”就遭到一顿毒打王剑云忍气吞声，日子不多，含屈病死班社为了赚钱，决定搞反串戏以招徕观众袁文会找来曲霸王新槐混名“王十二”的到庆云管事。

王十二是手眼通天、没有人敢惹的混混儿他从小梨园把常宝堃、赵佩茹的相声，陈亚南，陈亚华的魔术拿了过来，曲艺与反串戏同场演出他们反串的戏是《挑帘裁衣》，连上三天六场，场场客满这样一来，袁文会当然不肯放走常宝堃、赵佩茹和陈亚南昆仲，于是他们也就成为联义社的成员，但当时还没有打出兄弟曲艺剧团的旗号。

一九四零年过新年的时候，王十二到东兴市场找我，“约”我到庆云参加反串戏，常宝堃的父亲常连安也劝我去，情不可却，我答应帮一个月的忙没料想“一入侯门深似海，”进了联义让再想出来就“身不由己”了曲艺演员反串京戏，等于变相的改行。

拿说相声的来说，说、学、逗、唱，对京戏、梆子、评戏，一般的能唱几句，甚至学名角儿，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但是要成本大套地唱，可不行班社下本钱，请来几位京戏教师教戏日子不多就排演了大小几十出戏不过都是些闹戏、粉戏，象《双摇会》、《双怕婆》、《打杠子》、《打钢刀》、《打樱桃》、《探亲家》、《顶花砖》、《花田错》、《胭脂虎》、《紫荆树》、《定计化缘》，等等。

这样一些剧目，轮流上演，有些原京剧中没有的笑料，相声演员演来，现场抓彩，插科打诨，观众捧腹当时，京戏舞台上流行《大劈棺》、《纺棉花》，联义社不仅依样搬演，而且运用魔术的手法，变本加厉地找噱头，因而场场满座。

我的第一个反串戏是《莲英被害记》，就是曾经流行一时的时事京剧《枪毙阎瑞生》这原来是二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谋财害命的实事，编成一出京剧便装戏，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轰动一时从上海滩传到天津，由著名京戏女角碧云霞主演，在张园游艺场很红了一阵，后来，天津的赵美英、孟小冬、小爱茹、刘汉臣都排演过这个戏。

时过二十年，这个戏早已失去了号召力，现在联义社又重新设计一番，增加一些魔术套子，渲染闹鬼的恐怖场面我在剧中扮演大烟鬼王长发这场迎合低级趣味的戏，竟连续演四十多天、八十多场而不衰内外行人都认为这实在是怪现象！。

《莲英被害记》是出便装戏，比反串京剧的挑费要小得多庆云前后台老板受到了启发，让我们反串话剧，一来可以省去租戏箱子，二来可以不用文武场这时候，上海滩有个张治儿滑稽剧团来津演出，他们的《一碗饭》、《活僵尸》演得很象相声格调，受到观众的欢迎。

常宝堃与张治儿交上了朋友，在张治儿临走时把《一碗饭》剧本留赠给他常宝堃请忆云馆主（张鹤琴）担任剧本改编和导演，将《一碗饭》改为彩扮相声剧剧中对白采取相声“群活”的套子，在对白中增加笑料，人物相互捧逗，取得喜剧效果。

头场演出，戏票被抢购一空接着又把军阀褚玉璞杀害京剧艺人刘汉臣的冤情公案编成剧本，定名《前台与后台》，以情节、人物与天津有关，更受到天津观众的欢迎，连演一百场为迎合观众心理，又杜撰刘汉臣妻子为夫报仇的情节，作为《前台与后台》的续集，定名《前因后果》，又连续演七、八十场。

此后，编导及演员们又将一些话剧流行剧目，改头换面，如把唐若青主演的《金丝雀》改为《如此歌娘》，顾兰君主演的《爱与罚》改为《爱情与薄情》，上海绿宝话剧团的《啼笑皆非》改为《八点半》，《古塔奇案》改为《笨侦探》，傅威廉主演的《梁上君子》改为《偷》，周曼华主演的电影《桃花潭水》改为《法律与人情》，《秋海棠》改为《断肠歌声》，徐莘园的陈查礼侦探戏改为《谋产奇案》、《黑衣盗》；还有根据北平发生的郭华氏刀杀二子事件编改的《狠》；俄国古典名剧《钦差大臣》也改为中国式的闹剧《按巡大员》。

共得四、五十个本子，差不多都具有笑剧或闹剧的格调这是不是化装相声的起始？我没有考证，只能提供这一点历史情况曲艺剧团唐山、北京之行我们这个班社曾经到北京、济南、唐山等地作过旅行演出到外地去演出，动机还是为了挣钱。

我们来到唐山，在天盛舞台公演，唐山观众很踊跃，剧场座无虚席没有想到戏演到正热闹的时候，全场电灯骤然熄灭，观众哗然究其原因，原来是剧场与剧团对唐山电灯房的招待票送得太少由于“招待不周”，不仅惹恼了电灯房，就连军警宪特机关及车站警务段，也都得罪了。

这样一来，剧团不敢继续停留，只得“走为上计”听说车站警务段还正等候着我们，白天恐怕上不了火车，走不脱，只好化整为零，将服袋道具分给大家装成行李，男女艺人都化装旅客的样子，在凌晨三点多钟到了火车站虽然大家都穿的便服，尽量装得象普通百姓，可是，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都象脑门上刻了字一样，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认出来；尤其是常宝堃、赵佩茹、陈亚南更容易被认出来。

所以我们进站，就如同鱼儿落网警特们挥拳踢脚，从常宝堃到杂务，人人挨了一顿打经过再三央求，许以下次到唐山专门作招待演出，这才被推推搡搡地放行，上了火车一路上，大家有苦无处诉，只有掩面饮泣虽然“夜走唐山”吃了一堑，但找“外穴”（即到外地演出），跑码头，打开财源的念头并没有打消，尤其是想到北京去试一试。

事有巧合，北京京剧界有名的经励科万子和来天津，看了常宝堃和我们的演出，认为反串戏、彩扮相声剧很新鲜，能抓住一部分观众，他和常连安又是旧交，于是就有意约到北京去演出前门外的几家影剧场都由万子和派班社、派演员，所从很顺利地就定妥了去北京演出。

赴北京的前夕，把提了多年而没有“正名”的“天津兄弟曲艺剧园”的牌子正式亮了出来，以常宝堃为这个曲艺剧团的正团长，陈亚南为副团长恶霸袁文会以及曲霸王十二等人，为什么在这时候推出常宝堃、陈亚南来担任正、副团长呢？估计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便于驾驭常宝堃，陈亚南等人，促使他们更加卖力气；第二，表示对赴京演出的郑重，使剧团带有共和班的性质；第三，时至一九四五年春，侵华日军已临绝境，袁文会等已经感到他们依附的“冰山”行将崩溃，想收敛一下手脚。

这就是天津兄弟曲艺剧因成立于一九四零年，而“正名”于五年后的一九四五年的内幕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天津兄弟曲艺剧团”的牌子挂在北京大栅栏大观搂戏院门口，第一场打炮戏的是反串时装戏《前台与后台》这出戏以艺人受官势欺压、毙死冤狱为主要情节，比一般玩笑戏格调高一些，而在戏中串戏《萧何月下追韩信》，陈亚南的萧何，学“南麒”（麒麟童周信芳）堪称维妙维肖；常宝堃的韩信，武生扮相，英俊潇洒，唱做念白都很认真。

演出后果然收到“名满九城”的效果连演二十多场，场场客满梨园界的朋友、京戏界大名鼎鼎的老板们，如：李万春、李少春、侯喜瑞、袁世海、裘盛戎、马富禄、张君秋、艾世菊等，都对我们这种曲艺剧感兴趣他们每次来看戏，准要我在剧前上一段相声。

侯喜瑞先生带头到后台，向大家道辛苦，跟大家一一握手大京班的大老板们很和气，并不对我们拿架子，他们多次把我约到前门外一位老板家里吃夜宵，自家厨师精制的面点，热情的款待，使我很感动我请不起他们，只能说段笑话助兴。

他们对曲艺反串戏不轻易予以评价，但很关心曲艺，嘱咐我们不要丢了本工的节目“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日寇无条伴投降，古城北京沸腾了我们这个受汉*、恶霸压迫至深的曲艺剧团，也开了锅似地欢腾起来我挺挺胸脯，清清嗓子，走到王十二跟前，我说：“经励科！我退出兄弟曲艺剧团了。

”失去了*山的王十二毫无办法，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因为，自入了这个曲艺剧团，虽说没有立下卖身契，但是跟立了卖身契差不多，没有去留的自由，只许人家不要我，不许我不干如一九四二年林红玉组班到济南演出，把我“借出”三个月，“使用”完了，送回剧团；又如一九四三年白云鹏到南京演出，大流氓高登第又向袁文会“借”我，订了三个月的合同，期满我又被送回天津。

我就象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似的，可以听凭他们随意借来借去这时我可以理直气壮地退出汉*恶霸把持的剧团了当时我满以为打败了日寇，打掉了袁文会一伙坏蛋的威风，我们艺人该直直腰、舒舒心了吧！可是，没想到我们的处境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兄弟曲艺剧团的反串戏及彩扮相声剧，一直演到解放后的一九五零年，最后的一出戏是《枪毙袁文会》这出戏是对压迫艺人的恶魔的控诉，也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对袁文会其人其事，其罪孽，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又都身受其害，所以演得很成功。

赵佩茹的袁文会，如实塑造了一个万人唾弃的恶霸形象演完《枪毙袁文会》，全团演职员工告别了旧的舞台生活，在党和政府关怀下，组成新的文艺团体——天津红风曲艺社）金鸡报晓，大地回春我离开兄弟曲艺剧因，回到我最熟悉的南市、鸟市这些贫苦同行撂地卖艺的场地上重操旧业，撂地说相声。

我虽然从台上又落到了地下，可是我高兴，我爱自己的本工行当，我还是要一心一意说我的相声同行撂地的弟兄们也很欢迎我，我参加了刘奎珍、杨少奎一伙，首先在鸟市演出，生意很好，收入比在剧团的包银还多抗战胜利了，光复之初的天津市，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人心畅快，游乐事业得到发展，对于我们艺人，提供了鬻艺的好机会。

我在技艺上也相应地有了一点提高这时，戏园、剧场来邀请，广播电台也来约我可是，我撂地的搭伴刘奎珍不肯离开鸟市，不得已只好从北京（当时称北平）约来侯一尘搭伴，演出于南市燕乐、劝业场、小梨园，同时又接受一家商业电台的约请，说相声兼播广告，每天赶场，忙个不停。

天津的听众对我更熟悉了，眼看着马三立的名字越说越大，入了“流”“成名”对于艺人来说是一个考验，我自己随时唤醒自己，千万不可头脑发昏，不要躺倒在“名角儿”三个字上不求上进我给自己立下规矩：说相声是我鬻艺谋生的手段，我一定要兢兢业业，把相声说好，上园子也好，撂地也好，都必须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要使听众觉得有“特殊风味”。

现在回想当年，可能是对于自己的作艺生涯，产生了一点新的抱负但是，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引路人，社会生活对于我这样的艺人来说，更是茫茫歧路，不知如何迈步才好更何况，随着光复而来的仍然是物价飞涨，恶棍槽行，百姓们叫苦连天，我们这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艺人，苦楚就更多了。

说相声的同行，改行的，搞投机倒把的都有，因为弄几块现大洋到市上去卖，比说相声出息得多我的搭伴侯一尘想回北京，他的家小都在北京，在天津挣不了多少钱，何不回乡呢？正巧，北京的凤凰厅茶社和华声电台约我去演出，我便和侯一尘一道去到北京。

凤凰厅茶社不是什么大茶社，华声电台也只不过是一般的商业电台，给我的钱很少不过，“树不大，少招风”，地方上的军警宪特不大把我们放在眼里，可以少找些麻烦我是一九四八年到北京的，不久解放军围城，日落以后全城戒严，凤凰厅茶社停业，商业电台也停止广播了。

我在北京没有家，可是戏曲界的朋友都照顾我，一点没有让我为难，赵燕侠同志的爱人张钊非常热情恳切地让我到他们家里去，管我住，供我吃，给我很好的待承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这天，北平解放了，古城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被空前的喜悦鼓动了，情不自禁地走上大街，走进了欢庆解放的游行队伍之中，而且破天荒地第一次扭了秧歌解放军入城的当晚就取消了宵禁，平津铁路正常通车了，朋友们从天津来到北京，带来了妻儿的口信，他们平安无恙。

我没有急于返回天津虽然戏院剧场还没有开锣，而电台广播恢复了，我仍到东城华声电台，广播单口、笑话上场前后听安民告示和有关共产党政策的讲活，我听得很仔细，这是我最初的政治学习我的搭伴侯一尘到启明茶社加入常连安他们一伙演出去了，正好东北的相声演员张庆森来到北京，他是相声界经验很丰富的老艺人，便由他给我“捧活”。

我们拿出来一些老段子，因为新鲜，听众反映不错我们情绪也格外饱满，解放了嘛，有多大力气，就得使多大力气这一时期，我们的演出效果很好，听众给电台写信，点我们的节目京戏界的名演员谭富英和他的父亲谭小培很欣赏我的相声，马连良、张君秋、叶盛章、周和桐等人也成了我的知音。

他谈京戏的表演、表现手法，谈京戏的流派，对我启发很大心情舒畅，相声也说得顺当，良师益友也增多日子也过得特别快，冬去春来，夏天又来临了，东单游艺社开幕，我和张庆森应邀参加演出，孙书筠的京韵大鼓大轴，我和张庆森的相声“倒二”。

许多听众长时间收听我广播相声，没有看过我的明场演出，传说我的相貌比我说的笑话更可乐，因此离东单很远的西城、北城、天桥、鼓楼一带的相声爱好者，也赶到东单游艺社看我的演出观众和我交朋友，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

我以自己是回民为由，谢绝了这些邀情有一位朋友，为此购置了一套崭新的锅碗瓢勺，连菜板、菜刀都是新的，让我非去不可，弄得我不能不感到盛情难却还有的观众听说我住在游艺社的后台，以为我还没有成家，要想为我介绍对象，我诚实地向他们说明我的家庭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盛情难却”的。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事情呢？是想自我宣扬么？是我中年交了好运么？都不是这是因为共产党来了，人与人的关系变了，我这个说相声的再不受轻*了，我不再是卖艺人，而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这是翻灭覆地的变化！一九五零年春节，我回天津过年，家里桌椅板凳都有了，年饭、年菜准备得很丰富。

这且不说，我的妻子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如今穿上新皮鞋，咯蹬咯蹬又添了一份热闹我家从来不贴春联，我自父亲死后，差不多每年都是“无柴无米过新年，何有兴味贴春联？”而这一年可大不一样了，我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贴在屋里。

我说不清心头的激动，半辈子的穷愁困苦、艰难、屈辱，真是不堪回首！别的且不说，单说加入兄弟曲艺剧团以后在庆云戏院过的那一个腊月三十除夕之夜吧！我们说相声、唱鼓词的撂地起家，本来没有什么腊月三十“大破台”之类的规矩，可是，我们用了庆云的园子，搞的又是反串戏，不“破台”，不“祭台”，那可了不得，凡是在这个台子上出现过的妖魔鬼怪，凶神恶煞，会一年到头“缠”着我们，什么倒霉的、败兴的事都会“撞”着，所以非得“大破台”不可。

不然，戏园子老板也决不答应我们这些艺人只好不回家，把园子里该收的收好，该封的贴上封条，园子前后门都锁上到了夜深，灯火熄灭，我们把堂鼓咚、咚、咚地击得山响，接着锣鼓齐鸣，张鹤琴、卞励吾等人扮的四个灵官，右手执钢鞭，左手举香火，打出台来。

我天生的长相，决定不能充扮别的什么角色，所以派定我扮“吊吊”（吊死鬼，一切冤死屈死鬼的总代表），脸上抹上灰白粉，眼角嘴角血红，头戴白帽，身穿白箭衣，腰扎黑绦子，四个灵官赶着我这“吊吊”楼上楼下、前台后台奔跑窜跳。

跑够了，跳够了，“吊吊”被赶出园子，我就从后台一个小门窜出去，落到小胡同里，这才能脱去白衣白帽，还要烧几张纸黄钱，才能回后台这时，灵官的“任务”也快完成了，张鹤琴、卞励吾抓一只活公鸡，砍了头，鲜血洒满了簿台。

陈亚南扮的加官，戴着加官脸子，手拿“天官赐福”的折叠布，向四面八方照过，迈着方步下场最后登场的是常宝堃扮的金面武财神，手托道具大元宝，在台上东张西望，寻找那有“福”之人，剧场经理在台下伸开双臂正等着武财神将大元宝朝他一扔，他便连忙抱住，跑入柜房，将这大元宝供在祖师爷神桌上，兴高采烈去做他的“黄金梦”。

我们折腾一夜，又冷又累，又困又饿，回到家里，菜凉饭冷，哪有一点过年的意味第二天，大年初一，“开张宏发”的戏还在等着我，可是我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园子老板还一个劲儿打听；“大破台”的时候，马三立到底见着嘛啦？我见着嘛呢？嘛也没见着。

我是被灵官追得遍身热汗淋漓，在小胡同里脱衣摘帽感冒了后来，戏剧界的朋友告诉我说；“大破台”里的“吊吊”可千万不能干，压运！其实，旧社会，我哪年走过什么好运？年年过的都是丧气年！一九五零年，红风曲艺社成立，我参加了。

在天津曲艺界有一定名声的演员骆玉笙、常宝堃、赵佩茹、陈亚南、陈亚华、石慧儒、史文秀等都参加了这个曲艺社，我们是这个曲艺社的主要演员，也是主人，我们不再是吃“开口饭”的卖艺人，而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翻身的喜悦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

我把老相声段子《百家姓》改为《新百家姓》，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相声从来都是以讽刺为主题，嘻笑怒骂，插科打浑，而现实生活却为我提供了进行歌颂的主题，促使我不能不创新《新百家姓》受到听众的欢迎与赞扬我是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我要为新社会演出，为新社会创作。

在戏曲电影界里，我有一些朋友，富有喜剧表演、导演才华的谢添同志就是我的老朋友之一，他又是相声的内行，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谢添谢添同志很以为然，他给我许多素材，都是具有笑料的，我把它加工，写成相声小段，如《送人上火车》、《所问非所答》、《请客得罪人》等等。

演出以后，都收到较好的效果一九五三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继常宝堃烈士之后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这是解放初期我的最难忘而又最可纪念的一段经历常宝堃和琴师程树棠为抗美援朝正义斗争而献身于朝鲜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卫国保家，死得光荣。

我抹干了眼泪，鼓起勇气，向抗美援朝天津分会提出继宝堃之后到朝鲜前线作慰问演出的请求当时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的曲艺界人士很多经领导批准，我纳人慰问团第六分团演出队，队长是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刘鹏，我担任副队长，全队共有演员三十二人。

渡过鸭绿江之后，我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感到很荣耀经龟城，过球厂到平壤，内心不由得非常紧张，因为自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炮火连天的场面，炮声隆隆真比年三十晚上还热闹，我有些点怕了可是部队首长、战士们却泰然自若，热情欢快地接待我们，为我们安排活动，为我们的安全作周密、细致的布置。

志愿军的炊事员，做出美味细点招待我们在炮火纷飞的战斗前沿，我为最可爱的人演出了一百五十多场从朝鲜前线演出归来，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曲艺团演出不久这个广播曲艺团改组为天津市曲艺团，我荣任副团长五十年代值得回忆的往事非常多，而且许多事回忆起来令人神往！一九五五年，我应邀进北京，在政协礼堂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演出。

周恩来总理听了我说的相声《买猴儿》、《扒马褂》，周总理盛赞古老的笑之艺术，给予我很多鼓励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主席来天津，我为毛主席演出，并且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二楼与天津戏曲界著名的演员鲜灵霞、韩俊卿等一起拜见毛主席。

毛主席那么平易近人地说，“在广播中听过马三立的相声《买猴》，可是没有见过面”毛主席问我说了多少年相声？什么文化程度？经常爱看什么书？我回答了毛主席的问话，当场为毛主席说了一个小段，毛主席笑了又笑时光流逝，二十多年风雨消磨，自己没有能够从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取得应有的进步与成就，诚属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