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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旬高中语文特级教师吴平安评尔容长篇历史小说《铁血首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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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长篇历史小说《铁血首义路》于2011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该社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六部重点图书之一，其中两部长篇小说之一。获第八届屈原文艺奖。再版中。

《铁血首义路》·尔容

尔容（原名望见蓉）的历史小说创作，是从书写辛亥革命开始的， 《铁血首义路》作为 “中国首部还原武昌起义历史真相的长篇小说，中国文学谨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精彩献礼” （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该书的封面定位语），在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前夕隆重推出。

与商业意识形态覆盖下 “戏说”的历史叙事不同， “严肃”的历史小说作家尔容是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己任的面对武昌起义这一宏伟的参照系，在建立互文性关系时，尔容智慧地选择了自己的叙事立场和叙事策略

一、城市的火炉性格：还原小人物成就的大历史武昌起义的仓促爆发与迅速胜利，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奇特的一页秉承唯物史观的学者，笃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存在，遂历数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诸多方面因素，以佐证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必然性。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张鸣教授，则一语驳开：“武昌起义一举大获成功，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 ‘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①进而强调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偶发性、随机性因素，将其作为现代意识的体现，也不能不说 “还原”了“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

学界之争，在辛亥首义之地的武汉，曾推演出2011年的一场大陆港澳台两岸四地大学生辩论赛，且 “赛事顾问团队阵容强大，由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章开沅，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冯天瑜”诸大家领衔，一时围观者众。

②但文学介入这一伟大历史节点纪念活动的方式，只能是文学的、审美的，而小说 “还原历史真相”，回答偶然必然之辩，则必须在以 “文学是人学”美学原则的烛照下，独具慧眼，去发现被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忽略的地方《铁血首义路》的着眼点，也即是被历史书写疏漏的空白点，即湖北人、武汉人的文化个性。

小说开篇即写道：“武汉这座城自古都是火炉性格一个拳头扔出去，可以在地上砸出一个坑一粒唾沫星子吐出去，可以引爆一座城，一个国家，甚至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这段文字看似寻常，却涵盖了很大的信息量，它不仅提供了调和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的粘合剂，为全书奠定了基调，而且开篇伊始，就预叙了全书的大结局。

正如学者杨义所言：“中国小说擅长于预叙，预叙往往暗示人物和事态在其后的岁月里带命运感，甚至带神秘性的发展和变异”③

（尔容在鄂军都督府（红楼）门口留影）这种 “火炉性格”，集中体现在小说着墨许多的曹新生和熊秉坤身上这一虚一实两个人物出场时都只有15岁，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底层贫民， “不同类，却同道”，由愤青而革命结成了生死兄弟。

曹新生自小桀骜不驯，知子莫若其父：“胆子大，做事喜欢头脑发热”这种性格，在湖北各团体为捍卫国家主权、争取粤汉铁路自办的筹款活动中，以断指明志一节，表现得淋漓尽致熊秉坤的祖父 “早年曾是太平军，随军辗转于长江中下游”， “时常给熊秉坤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教他识字做人”，因此熊秉坤 “从祖父那里早就攒足了勇气和仇恨”，受洋人欺辱时能以头相撞，又能 “飞起一脚，踢倒了祖宗牌位”，因为他不相信 “死人能保佑我们什么”。

为了搭救刘银根，便想用爷爷留下的剑 “去杀官府，杀洋鬼子”，而 “我们要暴动”这句话，就是率先从小小年纪的熊秉坤口里喊出来的不难看出，对这位在众皆惶惶群龙无首的历史紧要关头，能振臂一呼，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英雄，作者探究人物性格其冰山之下的部分，寻找其必然性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这种 “火炉性格”，也成为首义英雄群像性格中的某种共性王汉在小说中只是神龙一现，其行刺满清大员未遂而投井自杀，行前一语，掷地有声，让人想起易水荆轲丙午党狱中朱子龙、张难先、梁钟汉、李亚东、刘静庵、曹新义诸人的大义凛然，首义前夜彭 （楚藩）刘 （复基）杨洪胜三烈士的慷慨赴死，这些都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在“火炉性格”人身上的闪光——革命团体中湖北籍人士占了大部，这是史实的实录，而汉口人力车夫、苦力、商民因车夫吴一狗被英国人打死激起的反英大示威事件，就 “像一堆干草积薪，大有一颗火星即可点爆的气势”，无异于是辛亥首义的预热，所谓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此言不虚。

要展示出这种 “火炉性格”，就必须描写独特的地域风情，如黑格尔所言 “地方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们的性格有密切的联系”④，中国俗语表达得更简洁直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原清末老武汉这一方水土的历史面貌，包括自然面貌和社会面貌，是还原历史必不可少的内容，此即所谓典型环境描写，小说 《铁血首义路》在这方面是十分成功的。

（红馆里关于武昌首义的简介）汉口大码头、五国租界、武昌昙华林胭脂巷，是小说着墨最多的地方码头江湖的生态，租界工部局的运作，胭脂巷妓院的门道，张之洞力推 “新政”的气象，雨后春笋般兴办的新式学堂，应时而起的众多会党，五音喧哗可闻，斑斓杂色可见，营造出氤氲全书流布篇页的氛围性存在，而胭脂巷妓院在某种程度起到了结构上的纽结作用，成为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活动的凝聚点和发散点。

许多保留至今的旧地名，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小说的距离当小说渐次展开作者设定的人物画廊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那些从历史舞台的边缘，因种种机缘巧合而登上舞台中心的人物，都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号令天下革命党人的孙中山 （彼时远在海外筹款）、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章太炎先生联）的黄兴等人不但没有出现，而且武昌首义的成功完全在其预料之外。

西方新历史主义把大历史 （History）和小历史（history）作了泾渭分明的切割，提倡对被大历史遗忘的小人物、普通人物、边缘人物的书写，这一倡导客观上与告别了宏大叙事的某些中国作家产生了共鸣，出于对国家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的反拨，注目书写隐没于符号化的 “大我”中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 “小我”，蔚成一时风尚，于是历史变成了一种背景性存在，小人物裹挟在历史风暴中，只能像沙粒般与世沉浮便成为常态。

反观辛亥首义中的小人物，我们不能不为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看到的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惊赞，这些小人物干成了大事情，他们在俯仰之间，走进了历史，参与了历史，书写了历史，这或许可以视作新历史主义中国化，建立中国文化诗学的一个生动例证。

二、风月与风云：还原革命者的情感世界鲁迅先生写了大量关于辛亥革命的中短篇小说，多属于侧面书写，这给选择长篇小说体式的写作者预留了再叙述的广阔空间简而言之，就是采用一种全景式的、正面强攻式的书写，而创造巨大社会历史含量和审美精神含量，史诗性地为这场伟大革命存留一份文学记忆，似乎成了尔容追求的最高境界。

正因如此，若要 “还原历史”，则不仅要还原革命者金戈铁马的斗争生活，还要还原其儿女情长的情感世界，用刘银根那句犹如贾府焦大的一声叫骂，就是 “个斑马儿的，是革命重要，还是过日子重要？”对革命者而言，两者其实是很难分割的，而以往革命文学尤其是样板戏中，把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为地切割了。

尔容在小说的后记中说道：“既要考虑男性读者对军事历史小说的口味需要，又要关注女性读者的审美情趣于是，我把这部小说的基调定位为四个字 ‘铁血柔情’革命加爱情，战争加生活”其实这也是战争题材小说，尤其是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惯用的套路，再往深里说，这也是编年体式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小说的重要区别。

西方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即奠定了理性化的史学精神，这种传统下的历史叙事要求避免过多的修辞性干扰，平实、白描是其追求的语言风格中国的历史叙事，被赞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文学性色彩显然浓烈了许多，但是无节制地肆意铺张描述性语言，毕竟也是史家之大忌，而为史家回避的许多内容，却恰恰可能是小说的血肉，也是小说家功力的所在。

（冯国璋抵达刘家庙车站，野蛮下令焚烧汉口街市，以迫使革命军退却）一部旨在描绘 “铁血”、再现首义的小说，起笔却在吟咏风月处开篇犹如一组电影镜头：武昌城—蛇山—昙华林—胭脂巷—桃花坞—人物出场，由远及近，画面感极强。

首章便围绕妓女胭脂红，使刘银根与曹玉林构成情敌关系，这一矛盾因曹玉林阴差阳错卷入宜昌教案而受刑讯之灾，误认为系刘银根从中作梗而加深；刘、曹两家儿女登场，冤家儿女由同学关系而结成情侣；胭脂红赴湖北巡警道王士豪酒局，席间听闻杀革命党事，已渐露风云之色。

此后小说由风月而到风云，风云中不时穿插风月，两者交织纠缠“排满、兴汉、灭洋”，风云之色渐浓，遂有花园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间以 “湖北有哥老会、洪江会、三点会、江湖会、红灯会”等众多会党，相互表里，风云际会，终至石破天惊，掀开历史崭新一页，而刘曹两家也十年宿怨，一朝冰释， “冤家转身做亲家”。

小说以阴柔美和阳刚美的交替转换，调节不同叙事单元的组接，以及叙事情景情调的变化，进而兑现了作者 “铁血柔情”、 “革命加爱情，战争加生活”的叙事策略在这条爱情线索中，曹玉林与胭脂红这一对人物占了不少笔墨。

曹玉林本是一身洋服， “眼戴克罗克 （crookes），嘴衔茄力克 （garrick），手持司的克”的买办富商，若按阶级论分析，应该属于革命对象，他也的确对儿子参加革命百般阻扰，但形势发展不由人，他对革命由排斥到同情、由同情到理解，最后发展到 “如果需要带路，或者当当翻译，他就主动凑上去：‘我跟你们走吧’！”读者可以从这一人物心理转化细节中窥见出革命高潮汹涌而来，人心思变的历史面貌。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首义之躯、民国之门）将胭脂红划入革命者行列似乎有些勉强，这位大家闺秀命运多舛而沦落风尘，久锁深院，自然不知何为革命，但 “她有种直觉，凡与官府对着干的，必是好人好人在现在的世道受欺压。

不论这人是谁，她都抱以同情”这是一种出自自身阶级地位而产生的对革命懵懂的、本能的向往，犹如阿Q看到革命 “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不免也有些 ‘神往’了” （鲁迅 《阿Q正传》）不同于阿Q只是准备 “投降”革命而去结交“革命党”假洋鬼子，胭脂红却以一己之身，实实在在地 “介入”了革命活动：当获悉刘银根被捕即将开刀问斩时，她不惜自毁 “守身如玉”之志而搭救他，只为了这个黑脸汉子 “口口声声要赎自己出去”，便将其作 “恩人”看待；曹新义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胭脂红视为 “今生遇到的第二件性命攸关的大事”，立誓 “负石救溺，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而再次忍受 “权色交易的屈辱”，则是为了曹新义系她钟情的曹玉林之子。

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妓女形象层出不穷，可以说，胭脂红以一个有情有义的，不是革命党的革命党形象，丰富了这一人物序列

三、历史与文学：纠缠不清的 “还原真相”对尔容 （望见蓉）这部10年前出版的小说，今日 “旧书”重读，其价值何在呢？历史小说是小说家族的一大门类，关于它的现状与未来的可能性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而重读旧作引发新见原本就是批评常态。

所谓历史小说，按约定俗成的认识，是以真实历史人物、真实历史事件，加以作家的想象性虚构创作的叙事性作品一个显性的标志是，它通常都是以主人公的名字作为书名的，比如 《李自成》、《张之洞》、 《曾国藩》，二月河的 “落霞系列”等等，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约翰王》、 《亨利六世 》（上中下）、 《理查三世》、 《理查二世》、 《亨利四世》 （上下）、 《亨利五世》，阿·托尔斯泰的 《彼得大帝》等，也可作如是观。

至于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在作品中所占比例，虽无一定之规，但大都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问题是作为 “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正史，大量的笔墨是留给大人物的，这使得尔容在书写成就辛亥大事的小人物时，单指望历史对其一鳞半爪的记载，很难支撑起一部体量30万字的长篇，于是虚构人物走向前台，承担起起承转合贯穿首尾、捎带真实历史人物的作用，便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叙事策略的灵活调整。

好在人物的得失成败，并不以其虚实作评判标准， 《亨利四世》中作为伟大典型人物载入文学史的，不是帝王，而是那个叫福斯塔夫的破落骑士《铁血首义路》的创作也告诉我们，并不存在格式化的历史叙事方法

（尔容在武昌蛇山炮台留影）《铁血首义路》时间跨度15年，以沉实厚重见长作者写刘静庵在狱中组织中华铁血军，办报宣传革命，而 “狱卒任他们将报纸传递出去”，狱中5年病逝，狱卒和受难囚犯 “都抚尸痛哭”， “人人都叫他 ‘铁汉’”，并集资托狱吏将其死讯告知圣公会。

胡瑛身陷狱中，却与党人联系密切，还被狱卒看中，许配爱女，对比 《药》中夏瑜遭际，可谓天壤之别小人物的这些举动有受到革命者宣传鼓动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要从武汉人的城市性格中寻找，即码头文化滋养下的豪侠仗义。

曹新生起草的振武学社宗旨就是 “联络军界同胞振兴湖北武力，推进反满革命”，进而提出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让广大黎民百姓都参加革命”的主张，这也明显与鲁迅先生笔下革命者的 “孤独前行”相左倘若与鲁迅先生的辛亥革命叙事作为参照，将上述内容称为颠覆式的辛亥叙事，当不为过，那么究竟哪一种叙事更 “准确”或者更接近 “还原历史真相”呢？面对无限复杂的社会与人生，面对一场终结了两千年帝制的伟大革命，与其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去做一道单项选择题，倒不如认同其鲜明彰显的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作用，认同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注目历史的焦点更为可靠；与其判定某种书写为对历史真相的 “还原”，还不如将其视为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文本可靠，这就是克罗齐强调的历史阐释的当代性。

但这实际上也不是西方独有的新见，中国古人早就说过，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变” （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 《与元九书》），如此而已鲁迅立足精英立场，秉承五四启蒙主义，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而时移世易，21世纪的方方、尔容等人，肩头已无需背负这副重担了。

（尔容国画作品）尔容还原历史真相的文学野心，在其书写伍子胥这一历史人物时，遇到了更大的挑战比起百年前的辛亥首义，伍子胥的故事则上溯了2500年，巨大的时空落差，足以使沧海变作桑田，而史料的多寡，与年代的远近恰成反比。

作者熊召政为核实《张之洞》的细节，多次到故宫实地踏看而尔容笔下蛇山两侧的老武昌城，其基本格局与百年前并无大变，许多老屋犹存，连老街旧巷名字也未改可以想见，当作家徜徉其间时，其移情作用，足以使人物尽可能近距离地贴近书写对象。

明乎此，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小说取材明清者多，而且成功率高，越往前推数量越少，难度也越大了一言以蔽之，再现式地对历史现场作原生态还原，尤其是上古时代的历史，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具备可行性的，甚至可以说，面对遥远的时空距离，面对复杂的社会人生，对某一方面的 “再现”，就意味着是以另一方面的遮蔽为代价的，换言之，考古式的、实证式的写作方式，不是作家分内之事，那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作家没有必要越俎代庖。

试想如果尔容在写作过程中，注意力都集中在实证上，无一字无出处，则无异于自缚手脚比如我们批判歪曲历史、戏说历史的虚无主义，而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孙皓晖的 《大秦帝国》，显然不在此列，两者都自认为是在书写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正剧，体现的都是国家主义政治观，但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目标指向的并不是一碗一碟的失真，而是作者秉持的历史观。

四、传统与现代：历史叙事的两条路径对重大题材的策划引领，是国家意志在文艺领域的体现，这一中国特色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之中的，深受史传影响的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永远是常写常新的题材尔容（望见蓉）的 《铁血首义路》和方方的 《民的1911》在同一时间推出，彰显了湖北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回应，同时对历史小说的写作也提供了新鲜话题。

不同于西方 （亚里士多德）将诗 （文学）看作高于历史的文类， “史书是中国文化文类等级最高的叙述文类‘六经皆史’，按这说法，史书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文本类型，即所谓 ‘经典化文本（cannonized texts）’，接近许多文化中宗教典籍的地位”。

⑤就历史叙事的文本呈现而言，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是三千年煌煌 “正史”的三种基本书写方式历史小说作为 “小说”，亦即语言艺术的一种门类，向来被古人目为 “假语村言”，按说其享有的自由度，远非被尊为 “高文典册”的史书可比，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被清军纵火焚烧的汉口市区）就小说创作的总体路径而言，中国传统小说向有 “历史癖”，鲁迅先生在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曾讲到 “宋人之 ‘说话’及其影响”，这影响就是 “极多讲古事……多教训”

⑥所谓“讲古事”，用唐代刘知几的话说，是视小说为 “史之余”， “可与正史参行”，以 “补史之阙”；所谓“多教训”，则来自寄寓褒贬、申明王道的史官文化传统除了书写内容方面的影响之外，宋人 “说话”还深刻影响到历史小说的形式结构和语言表达。

直至辛亥百年之后的这部 《铁血首义路》，其流风依然清晰可辨分章分节的线性结构，全知视角的叙事方法，是这部小说的整体面貌；章节之间的衔接过渡，用“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收束，给读者留下悬念；一章之内的叙述转换，用 “却说”如何如何；新人物的出场，必作一番静态的履历和背景介绍，诸如：“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1859年生。

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1884年上书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沿用的是纪传体的标准格式；人物外貌描写，采取的是史传小说的惯用语，比如写刘银根眼中的曹新生：“红唇皓齿，眉如刀锋，目似朗月”，张难先出场，则是 “只见他前额秃顶，目光炯炯。

眉似鸥翅，嘴似月刀”云云《铁血首义路》首先是在网络上发布的，随即受到读者热捧，之后被三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出版，说明传统叙事手法还是有生命力的，从古老的话本、拟话本中吸取营养的文本呈现，居然和最现代的网络传播方式高度契合，如果再加上喜马拉雅、荔枝等网站 “有声小说”的助力，古代勾栏听书的方式似乎又复活了。

当然事物还有另一面，传统历史叙事的巨大惯性，使历史小说在形式创新和语言表达方面明显滞后于非历史题材小说 （戏说、穿越类不在此列），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关注点大都在是否 “还原历史真相”方面，从高阳到姚雪垠、凌力、二月河、刘斯奋、唐浩明、熊召政，等等，再到尔容，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传统演义形式的深入人心，是否会把历史小说演变为一种类型小说，换言之，我们是否需要探索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呢？。

（原载2020年第3期《社会科学动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释：①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②徐金波、王慧红、周芬：《两岸学子激辩武昌首义的偶然与必然》，中国新闻网2011年10月13日。

③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版，第123页⑤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5页。作者简介：

吴平安，武汉市洪山高中特级教师，生于1946年文学评论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作家》《解放军文艺》《文艺评论》《小说评论》《长江文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著有评论集《听那强弓响箭》、传记文学《中国光纤之父》等。

作家简介

（尔容    向斌油画作品）尔容，原名望见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2005年借调中组部2015年挂职湖北省信访局现任湖北省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先后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爱情斑马线》《铁血首义路》《如影相随》《相爱不说再见》《伍子胥》及散文集《景秀华年》等。

获湖北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湖北省第八届屈原文艺奖、湖北省首届电影剧本奖、《啄木鸟》优秀散文奖、湖北省报告文学作品一等奖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剧本，入选数十个选本

（责任编辑：天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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